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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北京的春天迟迟未来，还时不时就刮上一次沙尘暴，远在千里之外的拉萨来的更为夸张，纷纷的大雨中还夹杂着雪花。
我们在中国科技会堂21层的一间办公室里，采访了1995年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对口援藏干部，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主任彭友东。
一天内做出去援藏的决定
遥想15年前，那时候对于未满30岁的彭友东来说是相当幸福的，工作上，作为团中央机关内最年轻的处级干部，生活上，刚刚分到了一居室的房子，彭友 东和妻子结束了“北漂”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安乐小窝，酝酿着他们的“造人”计划。
这样的“二人世界”没有持续几个月就被一个意外打破了。1 995年1月某一天的上午，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王立英找到彭友东，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友东同志，中央刚刚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中最重要一项规划就是实行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新政策，中央国家40多个部委根据对应关系对口支援自治区的各部门。”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对口支援的任务?”彭友东的疑问得到了王立英肯定的答复。王立英说。
“要去几个人?”
“就一个”
“要去多久?”
“三年!”
“组织上是不是希望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王立英点了点头说：“书记处认为你比较合适，因为你很年轻，工作努力能力也强，去了西藏之后会有发挥的空间，当然组织上会考虑到你现今的困难，你提出来后我们会适当解决，如果你不愿意，组织上也会充分尊重你和你家人的意愿，考虑别的人选。你不必马上给我答复，好好考虑—下!”
王立英的谈话让彭友东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与别人相比，他对西藏并不陌生。1 991年，因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军调任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彭友东就曾陪同前往协助工作。那一次两个月的西藏之行对于这个26岁的小伙来说没有害怕，只有新奇，似乎除了缺氧，别的困难都不是问题。
“1991年之所以没有顾虑，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光棍’，只对个_人负责，另外自己也知道在那不会呆太久，但援藏干部的工作期限是三年，这也就意味着：我和结婚未满三年的妻子却要开始长达三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彭友东有些犹豫。
当天中午，彭友东就跑到了妻子单位与其商量，听闻此讯，妻子很意外，不大乐意，彭友东也非常理解，反复讨论之后，当妻子问起他的真实想法时，彭友东说：“既然组织上认为我行，我就应该去。因为这是任务，你不去，别人就要去，那些比你年长，比你更有困难的人就要顶上去。但我也必须尊重你的意见。”看着执着的丈夫，彭友东的妻子知道如果这一次“拦下”了，或许这就成了丈夫心中永远的遗憾。因此她当即表示：单说个人意见，不太愿意，倘若组织上希望去，彭友东自己愿意去，自己也会支持，克服困难。
妻子的这一席话让彭友东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就这样，仅仅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彭友东就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去西藏对口支援。
既然来了就应尽力做些事情
随着援藏日期的日益临近，看着故作平静的妻子彭友东的思绪有些复杂，因为在这几个月里，他和妻子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造人成功”。
1 995年6月，彭友东告别妻子，还有妻子肚子里慢慢长大的孩子，和当时中央、国家多个部委的80余名同志踏上了为期三年的援藏之路。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就走上了自己新的工作岗位——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助理，主要协助书记做些专项工作和文字工作，包括当地希望工程的工作。
因为是第一批对口援藏干部进藏，从对口援藏部委、援藏干部到西藏被支援的单位，都不是很清楚对口支援该怎么进行，对口援藏干部该怎么对待。加上過去来来回回的援藏干部很多，不少援藏干部已在西藏工作几十年，所以对新来的干部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都不太看得准，这无疑增加了援藏干部开展工作的难度。
对于当时的处境，彭友东解释说：“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而且最终是要回去的。所以当地的干部群众对我们的到来不了解，甚至不太接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点在我身上体现的不是太明显，因为西藏团委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而且团委的人很年轻，思维开放一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会强一些，因此我融入得比较快。”
事实也证明，彭友东的工作热情加剧了“融化”速度。刚上任没有几天，他就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除了出谋划策，还承担大量的文字工作。当然，这些对于曾经担任新闻报刊处处长的彭友东来说似乎很“对口”。紧张的工作加上西藏特有的“高原反应”，还是让他头晕，胸闷、气喘，腹胀，晚上难以入睡，但他硬是坚持着不耽误工作。
因为彭友东的倾情投入，这项紧急任务得以圆满完成，而彭友东的表现也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丹增，李立国等的一致肯定，未满三个月，他又被“意外”地调到自治区党委，出任秘书长助理兼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长助理加上秘书处的工作，十分繁忙，彭友东白天需要处理大量事务，晚上经常还有很多文字工作要做，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周末还经常加班加点。由于彭友东很投入，不把自己当外人，因此得到了党委办公厅上上下下的认可，一年后被破格提拔为区党委副秘书长。有人问他干嘛那么“玩命”，他说：“既然来了，就应尽力做一些事情”。
“过林卡”唱响《亲亲我的宝贝》
工作上很是顺利，生活上因为那一群同样来自北京的朋友，也是苦中有乐。或许因为大家的目标责任相同，或许大家都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或许都是远离亲人的“光棍”，所以他们在惺惺相惜，互帮互助，尤其是到了周末，经常会聚在一起，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第一年的中秋节是我最难忘的，那一天是个周末，我们一大帮人在拉萨河边的一块草地上“过林卡”(“林卡”，藏语中的意思为园林；“过林卡”，是指到像园林般美丽的地方happy)。我们喝着啤酒，唱着歌，记得那天我和翟青，郭磊最激动，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快做爸爸了，大家都纷纷向我们送来祝福。他们唱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唱的就是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我就想等我的宝宝出生后，我一定要好好地亲亲我的宝贝。”彭友东笑着说。
的确，远在北京的妻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他最大的牵挂。彭友东在团委的时候，因为没有可以直拨出去的电话，只能等着妻子从北京打过来，两个人的交流不亦乐乎，多数都是围绕未出生的孩子，常常是拿起电话欢声笑语，放下电话就会满心惆怅。对于妻子，彭友东始终是感到歉疚的，虽然在妻子临产时他请假回到了北京，但是女儿尚未满月，他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交给了岳父岳母，回 到西藏。
难忘新年的羊肉炖粉条
谁也不曾想到，彭友东这一次和老婆孩子的分别长达11个月。他也真正开始了自己在西藏的艰苦岁月，
因为工作的缘故，彭友东经常要出差下乡，与内地下乡考察一两天不同的是，西藏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风情，经常一次考察下来就是十天半月，有的甚至长达一个多月。1 996年7月，彭友东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随同时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徐明阳，和自治区党委政府联合工组去阿里的7个县考察，周期长达25天，途中因为下雨，山石塌方导致路况极差，有一次他们从早上8点出发，车子连续开了18个小时才前进了400公里，与目的地相去甚远。凌晨两点的时候，雨越下越大，他们只能在一个卡车司机停靠站休憩，带着浓烈酥油茶味的棉被，一锅加猪肉罐头的面条成了那个寒冷雨夜里最温暖的回忆。
“那一次考察真的很苦，因为颠簸得太厉害，我的头在车顶上撞了两个大包，但是看到偏远地区的群众，为他们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那时候你就会感到值得，虽然路途很艰辛，到达目的地的食宿也很艰苦，但你要知道当地的百姓常年如此。”回忆考察的情景，彭友东有些激动，“在当地，热情的老百姓骑着马打着旗组成马队迎接我们，给你献哈达，倒上青稞酒，為你表演最真挚的舞蹈，唱响最动听的歌声，那时候就会觉得人间的幸福莫过于此。”
因为工作岗位的特点，彭友东成为了极少数留在西藏过了两个春节的援藏干部。有一个春节，或许是怕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染，同为援藏干部的王宗亚亲自下厨“宴请”留下过节的张彭发和彭友东。
“王宗亚说请我们吃饭，我们很高兴，准备大吃一顿。到了他的住处，就看见一个锅在那呼呼地煮着，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什么菜都没有啊?王宗亚把酒拿出来，揭开锅盖，就一个菜——那煮着的一锅羊肉炖粉条。也不知道加了多少辣椒，就看那锅里都是红的，我一看乐了，因为我爱吃辣椒，结果是我和王宗亚吃的不亦乐乎，上海人张彭发辣的满头大汗还是吃不下去!他肯定没吃饱。”彭友东大笑。这样的春节看似简单，回忆起来也满是幸福的画面，但是这样的场景还是难免叫人心疼，或许彭友东三年在西藏的日子里有更多比这还让人心疼的画面，只是他不愿去诉说，而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1998年9月，彭友东援藏期满回到北京。“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经常做梦都梦到西藏，和别人说的最多的也是我在西藏怎么样怎么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适应过来，我是爱上了西藏，而且这种爱应该是一辈子的。”彭友东感慨万千，
2001年4月，中央筹备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藏干部队伍，领导班子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时任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的彭友东被抽调参与此项工作，得以回西藏调研。这也是彭友东援藏回来后惟一一次回到西藏。那山，那水，那人，那地方，那呼吸，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令人感动，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
直至今天，不管是读书看报，电视广播，只要提到西藏，彭友东那根“弦”就会不自主地发生震动，这就是西藏情节，倘若你让他给这种情结定一个期限，他一定希望是永远!
我们在中国科技会堂21层的一间办公室里，采访了1995年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对口援藏干部，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主任彭友东。
一天内做出去援藏的决定
遥想15年前，那时候对于未满30岁的彭友东来说是相当幸福的，工作上，作为团中央机关内最年轻的处级干部，生活上，刚刚分到了一居室的房子，彭友 东和妻子结束了“北漂”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安乐小窝，酝酿着他们的“造人”计划。
这样的“二人世界”没有持续几个月就被一个意外打破了。1 995年1月某一天的上午，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王立英找到彭友东，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友东同志，中央刚刚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中最重要一项规划就是实行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新政策，中央国家40多个部委根据对应关系对口支援自治区的各部门。”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对口支援的任务?”彭友东的疑问得到了王立英肯定的答复。王立英说。
“要去几个人?”
“就一个”
“要去多久?”
“三年!”
“组织上是不是希望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王立英点了点头说：“书记处认为你比较合适，因为你很年轻，工作努力能力也强，去了西藏之后会有发挥的空间，当然组织上会考虑到你现今的困难，你提出来后我们会适当解决，如果你不愿意，组织上也会充分尊重你和你家人的意愿，考虑别的人选。你不必马上给我答复，好好考虑—下!”
王立英的谈话让彭友东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与别人相比，他对西藏并不陌生。1 991年，因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军调任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彭友东就曾陪同前往协助工作。那一次两个月的西藏之行对于这个26岁的小伙来说没有害怕，只有新奇，似乎除了缺氧，别的困难都不是问题。
“1991年之所以没有顾虑，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光棍’，只对个_人负责，另外自己也知道在那不会呆太久，但援藏干部的工作期限是三年，这也就意味着：我和结婚未满三年的妻子却要开始长达三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彭友东有些犹豫。
当天中午，彭友东就跑到了妻子单位与其商量，听闻此讯，妻子很意外，不大乐意，彭友东也非常理解，反复讨论之后，当妻子问起他的真实想法时，彭友东说：“既然组织上认为我行，我就应该去。因为这是任务，你不去，别人就要去，那些比你年长，比你更有困难的人就要顶上去。但我也必须尊重你的意见。”看着执着的丈夫，彭友东的妻子知道如果这一次“拦下”了，或许这就成了丈夫心中永远的遗憾。因此她当即表示：单说个人意见，不太愿意，倘若组织上希望去，彭友东自己愿意去，自己也会支持，克服困难。
妻子的这一席话让彭友东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就这样，仅仅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彭友东就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去西藏对口支援。
既然来了就应尽力做些事情
随着援藏日期的日益临近，看着故作平静的妻子彭友东的思绪有些复杂，因为在这几个月里，他和妻子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造人成功”。
1 995年6月，彭友东告别妻子，还有妻子肚子里慢慢长大的孩子，和当时中央、国家多个部委的80余名同志踏上了为期三年的援藏之路。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就走上了自己新的工作岗位——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助理，主要协助书记做些专项工作和文字工作，包括当地希望工程的工作。
因为是第一批对口援藏干部进藏，从对口援藏部委、援藏干部到西藏被支援的单位，都不是很清楚对口支援该怎么进行，对口援藏干部该怎么对待。加上過去来来回回的援藏干部很多，不少援藏干部已在西藏工作几十年，所以对新来的干部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都不太看得准，这无疑增加了援藏干部开展工作的难度。
对于当时的处境，彭友东解释说：“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而且最终是要回去的。所以当地的干部群众对我们的到来不了解，甚至不太接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点在我身上体现的不是太明显，因为西藏团委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而且团委的人很年轻，思维开放一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会强一些，因此我融入得比较快。”
事实也证明，彭友东的工作热情加剧了“融化”速度。刚上任没有几天，他就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除了出谋划策，还承担大量的文字工作。当然，这些对于曾经担任新闻报刊处处长的彭友东来说似乎很“对口”。紧张的工作加上西藏特有的“高原反应”，还是让他头晕，胸闷、气喘，腹胀，晚上难以入睡，但他硬是坚持着不耽误工作。
因为彭友东的倾情投入，这项紧急任务得以圆满完成，而彭友东的表现也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丹增，李立国等的一致肯定，未满三个月，他又被“意外”地调到自治区党委，出任秘书长助理兼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长助理加上秘书处的工作，十分繁忙，彭友东白天需要处理大量事务，晚上经常还有很多文字工作要做，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周末还经常加班加点。由于彭友东很投入，不把自己当外人，因此得到了党委办公厅上上下下的认可，一年后被破格提拔为区党委副秘书长。有人问他干嘛那么“玩命”，他说：“既然来了，就应尽力做一些事情”。
“过林卡”唱响《亲亲我的宝贝》
工作上很是顺利，生活上因为那一群同样来自北京的朋友，也是苦中有乐。或许因为大家的目标责任相同，或许大家都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或许都是远离亲人的“光棍”，所以他们在惺惺相惜，互帮互助，尤其是到了周末，经常会聚在一起，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第一年的中秋节是我最难忘的，那一天是个周末，我们一大帮人在拉萨河边的一块草地上“过林卡”(“林卡”，藏语中的意思为园林；“过林卡”，是指到像园林般美丽的地方happy)。我们喝着啤酒，唱着歌，记得那天我和翟青，郭磊最激动，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快做爸爸了，大家都纷纷向我们送来祝福。他们唱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唱的就是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我就想等我的宝宝出生后，我一定要好好地亲亲我的宝贝。”彭友东笑着说。
的确，远在北京的妻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他最大的牵挂。彭友东在团委的时候，因为没有可以直拨出去的电话，只能等着妻子从北京打过来，两个人的交流不亦乐乎，多数都是围绕未出生的孩子，常常是拿起电话欢声笑语，放下电话就会满心惆怅。对于妻子，彭友东始终是感到歉疚的，虽然在妻子临产时他请假回到了北京，但是女儿尚未满月，他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交给了岳父岳母，回 到西藏。
难忘新年的羊肉炖粉条
谁也不曾想到，彭友东这一次和老婆孩子的分别长达11个月。他也真正开始了自己在西藏的艰苦岁月，
因为工作的缘故，彭友东经常要出差下乡，与内地下乡考察一两天不同的是，西藏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风情，经常一次考察下来就是十天半月，有的甚至长达一个多月。1 996年7月，彭友东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随同时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徐明阳，和自治区党委政府联合工组去阿里的7个县考察，周期长达25天，途中因为下雨，山石塌方导致路况极差，有一次他们从早上8点出发，车子连续开了18个小时才前进了400公里，与目的地相去甚远。凌晨两点的时候，雨越下越大，他们只能在一个卡车司机停靠站休憩，带着浓烈酥油茶味的棉被，一锅加猪肉罐头的面条成了那个寒冷雨夜里最温暖的回忆。
“那一次考察真的很苦，因为颠簸得太厉害，我的头在车顶上撞了两个大包，但是看到偏远地区的群众，为他们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那时候你就会感到值得，虽然路途很艰辛，到达目的地的食宿也很艰苦，但你要知道当地的百姓常年如此。”回忆考察的情景，彭友东有些激动，“在当地，热情的老百姓骑着马打着旗组成马队迎接我们，给你献哈达，倒上青稞酒，為你表演最真挚的舞蹈，唱响最动听的歌声，那时候就会觉得人间的幸福莫过于此。”
因为工作岗位的特点，彭友东成为了极少数留在西藏过了两个春节的援藏干部。有一个春节，或许是怕受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染，同为援藏干部的王宗亚亲自下厨“宴请”留下过节的张彭发和彭友东。
“王宗亚说请我们吃饭，我们很高兴，准备大吃一顿。到了他的住处，就看见一个锅在那呼呼地煮着，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什么菜都没有啊?王宗亚把酒拿出来，揭开锅盖，就一个菜——那煮着的一锅羊肉炖粉条。也不知道加了多少辣椒，就看那锅里都是红的，我一看乐了，因为我爱吃辣椒，结果是我和王宗亚吃的不亦乐乎，上海人张彭发辣的满头大汗还是吃不下去!他肯定没吃饱。”彭友东大笑。这样的春节看似简单，回忆起来也满是幸福的画面，但是这样的场景还是难免叫人心疼，或许彭友东三年在西藏的日子里有更多比这还让人心疼的画面，只是他不愿去诉说，而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1998年9月，彭友东援藏期满回到北京。“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经常做梦都梦到西藏，和别人说的最多的也是我在西藏怎么样怎么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适应过来，我是爱上了西藏，而且这种爱应该是一辈子的。”彭友东感慨万千，
2001年4月，中央筹备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西藏干部队伍，领导班子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时任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的彭友东被抽调参与此项工作，得以回西藏调研。这也是彭友东援藏回来后惟一一次回到西藏。那山，那水，那人，那地方，那呼吸，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令人感动，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
直至今天，不管是读书看报，电视广播，只要提到西藏，彭友东那根“弦”就会不自主地发生震动，这就是西藏情节，倘若你让他给这种情结定一个期限，他一定希望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