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我已是有六十年烟龄的烟民。虽已过了耄耋之年，仍在烟民之列。这很有点儿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意思。想起前些年去医院探望一位我所尊敬的比我更老的老同志、老领导，也是老烟民，向我们这些探望者索烟，并说：“不断气，不断烟。”当时在我这个烟民听来，竟然有一种豪言壮语的感觉。
　　我的吸烟，自1953年始，那年冬天，在开封县农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天冷，疲累，就吸上了烟，似乎觉得那点着了的明明暗暗的烟火，可以取暖，可以缓解疲累。这大约是种心理作用。1953年始，供给制尚未改为工资制，我只有不多的津贴，口袋里钱少，只能吸包装异常简陋的大包烟，记得大约是航海牌的，一包50支。
　　中间也曾尝试过戒烟。1955年夏天，我们河南省文联这个单位已随着省会迁郑，由开封迁来郑州，在行政区24号楼也办公也住宿。我与李準相约，互相监督戒烟，如果发现，就给予相应的处罚。后来，互相发现了，都躲在卫生间里吸。既然互相发现，处罚也就两免，戒烟也就此作罢。1954年时改为工资制，吸烟也升级，改吸黄金叶牌了。那时的黄金叶香烟，是河南的当家品牌，在全国也颇有名气。开始时好像是两毛钱一包，后来是两毛五，就长期稳定在这个价格上。如同一日三餐，每天一包黄金叶，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后来，反右派，我也“被”右派，工资由92元降到46元。那时，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有赡养、抚养义务。92元时，每月给老小各汇去20元，我留下52元生活费；46元时，给老小每月各汇去15元，我留下16元生活费。黄金叶对于当时的我，就是奢侈品了，吸不起。在农村劳动改造时，我就被迫与农民吸一样的旱烟。仅就吸烟这一点来说，首先就农民化了。
　　我改造的地方在大别山区的新县，算是南方。那地方旱烟不叫旱烟，叫作毛烟，将烟叶切得像毛发一样细，好像用油料浸泡过，有点湿润，捏一小撮放在烟锅里，吸起来很是滋润。仅就吸烟，也可看出南方与北方农民的异同。北方直接将烟叶揉碎就吸，简单豪放；南方则要经过加工，细致讲究。
　　1960年春节时，我向改造地新县五马公社余冲大队夏咀生产队的干部请假，回安徽蚌埠老家探亲，看望父母和姐妹。那次探亲，逛新华书店，看到刚出版的北京大学集体编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一咬牙买下了，准备带回改造地慢慢阅读。回程时，在郑州火车站转车，等车的间隙在车站广场转悠，有人前来兜售香烟。问：什么牌子？答：黄金叶。就亮出那鲜红的底色上面印着的一片金黄的烟叶。好熟悉亲切的面孔。久违了的黄金叶。那是物质短缺的年代，商店里几乎看不到这烟的尊容。问多少钱一包，答两块五。这当然是黑市，高价。也只能认了。虽然心动，奈何囊中羞涩。忽然发现，手腕上还有块表，上海牌的。经不住黄金叶的诱惑，几乎没有考虑的过渡，就狠了心让售烟者随我去车站不远的一家小拍卖行，将表换了20元，花了5元钱买得两包黄金叶，解我回程时旅途的寂寞。回到改造地，仍以吸毛烟为主，黄金叶则仔细着慢慢享用，作为“细粮”调剂改善。
　　半个多世纪过去，关于黄金叶的这点记忆，竟依然印象清晰。说它苦涩也可以，说它温暖也可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还真是老糊涂了。（编辑/雨马）
　　南丁，原名何南丁，安徽蚌埠人。1949年结业于华东新闻学院。河南省原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家协会顾问，河南省文艺家著作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河南省第七、八届人大常委。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检验工叶英》《在海上》《被告》，中短篇小说集《尾巴》，散文随笔集《水印》，以及《南丁文选》《南丁文集》（五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