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纬是个很棒的聊天对象。
　　譬如，当我跟他回忆起读大二时第一次到上海博物馆的奇妙遭遇——在青铜器馆，一位操着上海普通话的保安爷叔主动为我们导览，带着我们一路参观、讲解，对展厅里的每只鼎和编钟的年代、来路、使用者、铭文内容和铸造工艺，都如数家珍、头头是道。
　　“我也觉得我们的保安很厉害呢。”他笑嘻嘻回复说，“其实，都是寂寞惹的。”
　　“寂寞”二字早已成了白头宫女的往事。我们见面是在周二的正午，上博最热门的“董其昌和他的江南”特展近尾声，张经纬参与的“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已经结束。从底楼的青铜器馆到四楼的少数民族工艺馆等常规展厅，进进出出的人依然不少，不时看到三三两两的来客凑近展柜的玻璃，窃窃私语地讨论着。
　　午餐时间，博物馆对公众开放的餐厅也颇为热闹。
　　“今天已经是人流量最少的日子。”他绕了几个圈，好一会儿才找到一张比较安静的空桌坐下，“观展人数，也是我们每年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近兩三年，借着国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国内各大博物馆成了公众趋之若鹜、游人和旅行团“打卡”的热门圣地，譬如北京故宫，已成为有巨大商业价值的“超级大IP”。
　　2018年，这位就职于博物馆的青年人类学者、活跃于各大媒体的“红人”蹭着这一波热度，上线了自己的音频课程，紧接着推出同名书——《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该书得到知识领域的“超级网红”罗振宇连续三期的推荐。
　　在节目里，张经纬一开始就向听众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但是，我要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可以拍着胸脯保证，你在博物馆里全看明白了吗？”

“冰山”与“一角”

　　“我是一个人类学家，我能解答所有人类的问题。”
　　这是张经纬的微信签名档，表面的“自我标榜”之下带着一种自我调侃。因为言必称人类学，圈中友人送他一个带着几分挤兑意味的美号——“沪上人类学教主”。
　　2018年，在友人牵线下，一家知识付费平台找到张经纬，希望这位经常为媒体写作科普文章的青年学者来做一档人文历史类的付费音频节目。
　　思来想去，他最后决定“刷一波和博物馆有关的存在感”——“证明我来过，我看过，我在这里工作过。”
　　每天早上当太太的脚步声远去，家中仅剩自己一个人，张经纬就开始了他的“小作坊 ”生产——对着iPhone，拿出自己写好的讲稿大纲开始录音。他家附近有一所小学，他必须赶在国歌和早操广播结束到第一堂课下课铃声响起的45分钟空当时间把节目录完、上传，然后匆匆赶去博物馆上班。
　　这档在“小作坊”里炮制出来的音频课程总共有12讲。
　　在每一讲，他选取了博物馆里常见的一个具体藏品门类和一个历史时代对应，上古时代的玉璧、玉琮，商周的青铜器，秦和西汉的博山炉，东汉古墓里的壁画，魏晋的书法，北朝的石窟佛像，唐宋的茶叶和瓷器，宋代的山水画……在每一样器物的故事背后，张经纬为我们揭开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并由此串连起王朝更替和社会变迁的宏观历史。
　　通过这些娓娓道来的故事，我们知道了——穆天子瑶池会西王母的浪漫故事背后，是周王西行，肩负着以玉石为货币向游牧部落买马、保卫国境的重要使命;春秋战国期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吴楚争霸”，实则是对江南铜矿资源的控制、争夺和由此带来的人口挤压。
　　在发掘于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壁画中，我们跟着张经纬发现了中原王朝在匈奴威胁下执行的对外贸易和边境政策，以及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如何培养了自己的对手与“掘墓人”——鲜卑、乌恒等北方部落，最终导致“五胡乱华”的民族大迁移和北朝的崛起。
　　在张经纬看来：人们参观博物馆，首先要摆脱一种“拜物教”的心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想象力”。
　　“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每一件器物，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但如果你有想象力，可以从这一角想象到水面下的巨大冰山。”
　　他称之为“开脑洞”。“这是我很希望分享给公众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只出土的鼎，要想到它背后可能就有一百个铸造制作的人，一百个负责原料运输的人，然后有一万个负责挖矿的矿工。每一件青铜器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生产、运输、交换、消费的网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经纬说自己是教大家如何还原这座“冰山”的。“这中间需要有一套逻辑，我就是把这套逻辑分享出来。有了这套逻辑后，大家就可以摆脱像《鉴宝》栏目一样的心态到博物馆看展览了。”
　　“那时，你跑到博物馆看到一只清代的杯子，不仅仅是看到‘乾隆御制’这四个字，你能欣赏到它的纹饰、材质之美，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生产、交换、消费系统。”

“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大开脑洞”式的思游，伴随着张经纬整个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过程。
　　2009年到博物馆工作后，身为“武侠迷”的张经纬留意起一部李连杰早年主演的港片《方世玉》。在小时迷恋的打斗情节之外，他发现片中方世玉之母苗翠花的服装和配饰很特别，而且，“每一次出场，她的穿戴都不同。”在“少数民族工艺馆”练出的眼力，让他认出她每套行头都带有某个特定地区的苗族、瑶族的服饰元素。
　　莫非方世玉和苗翠花有少数民族背景？
　　他好奇地一路追寻，终于找到方世玉传说的原始出处——一本成于清末的演义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根据书中讲述的广东豪杰间的一段恩怨，他发现了一段被主流历史叙事所遮蔽的清代民间史——存在于两广地区的一个染料植物种植和纺织、印染的民间生产系统，以及以蓝草种植为业的北部山民和从事纺织、印染的平原居民之间因经济利益、人口迁移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洋布的倾销下，这种地方的社会矛盾迅速被激化。而正是在两广地区，爆发了给大清王朝以沉重一击的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

　　苗翠花的穿戴和方世玉在染坊的打斗，成為《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最后一章清代里的一段插曲。
　　在张经纬看来，清代最后的危机，是从一些微小的生产领域开始蔓延的，“比如南方的纺织和印染行业。”他不太认同历史学界对于清代危机爆发原因的一些主流解释，譬如将社会矛盾的焦点归结为鸦片的流入。
　　“在我们头脑中，纺织、染印的生产、销售都是鸡毛蒜皮，但是，对人类学来说，这些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在清末，和鸦片相关的销售、消费，涉及的人可能才20万;但靠染印布吃饭的，可能有2000万。但是，我们往往把历史的视野聚焦到鸦片上，认为那是矛盾的焦点。你想一想，抽鸦片是相对富裕的地区才有的风俗，但是和穿衣有关的轻工纺织业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一个村子里，抽鸦片的人可能也就一两个，但是整个村子里的人都需要穿衣服，逢年过节也都想法子置办一套新衣服。所以，纺织印染是更日常的，但正因为它太日常了，反而会从我们的视野里逃脱出去。”
　　他把这种常见的历史视野称为“灯下黑”——“对远处的东西，我们看得很清楚;但那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反而被我们忽略掉了。”
　　在张经纬这部面向公众的极简史里，我也找到了不少有别于主流史学和考古学的观点。
　　譬如，在占主流的考古学研究里，从墓葬出土的史前玉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一直被视作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礼器”——那是宗教祭祀、王权和国家制度的重要象征。
　　但在张经纬的笔下，这些玉璧、鼎、钟“降格”为更有实际功用的物件——它们是一种“硬通货”，主要用于交换、购买重要物资譬如战马等，以及在战争中用以贿赂别国，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真真实实的财富。
　　张经纬认为，要把这些从商周时期古墓里出土的玉器、青铜重器，包括“九鼎八簋”，还原到原本的墓葬环境里来认识。
　　“如果我们用一种古今同理同心的认识来看，就很明显——那就是墓葬环境下给出的一种纪念方式，这些玉器、青铜器是一种冥器，就像汉唐宋元贵族古墓里有大量金银财宝随葬一样。我们不应该以这些冥器的摆放，来想象商周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楚成王想让身为周王室之后的郑国国君对他服服帖帖的，就采取了送礼行贿的方法。“这个礼，不是送大鼎，而是直接送了一千斤铜料。郑国人收到后很高兴，后来就拿它们铸造了几套钟。”
　　“我还能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张经纬将之归结为人类学训练带给他的视野——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饮食、睡觉、穿衣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抽象的制度、礼教和儒学道德思想”。
　　采访中，这位年轻的人类学者也“吐槽”了诸多权威学术观点，包括“秦人东来说”，某些出土古简的可采信度，以及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潮。
　　“你要相信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直觉，无论面对的是多大的学术权威，除非他真能拿出实质性的、压倒性的证据来推翻你原有的观点。”

一个人类学家的日常：捉虫子，在路上

　　在上海博物馆，张经纬所在的部门是“古代工艺研究部”——主要负责“少数民族工艺馆”的维护，以及藏品的收集、研究和布展。
　　“其实，主要的工作是捉虫子。”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解释说。博物馆有一整套的工作操作流程。安保人员在巡馆时，如果发现毛皮、织物或饰品表面出现了异样物，就轮到张经纬登场了——他取样，鉴别这些异样物到底是虫卵、霉斑还是其他有机或无机渗出物;然后再把有问题的藏品送到馆里的文物保护和科技实验室做进一步的处理。
　　200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上博的“少数民族工艺馆”发生了一起引起数周“骚乱”的毛织物生虫事件。此时正值张经纬被招进上博做馆员，因为时间线如此吻合，同事们都打趣——怀疑是他偷偷把虫子放进博物馆的。
　　博物馆的工作给张经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职业和薪水，和相对自由的时间安排。对付完馆里工作，他把余下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田野调查课题和写作上。
　　2018年3月，张经纬耗时四年完成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一书最终出版面世。这是他个人的第一部著作。
　　这是一部野心很大的历史人类学作品。它立足于地理历史学，以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结合田野考察，试图还原出东亚大陆上不同文化族群从史前到晚近长达万年的迁移史，并尝试解释这背后的趋势和动力，提出了“齿轮模型”说。
　　研究的思考萌发于他读人类学研究生阶段。在厦门大学，张经纬的论文课题是关于闽、粤等地客家人的迁移史。自那时起，他“很死心眼”地一路向上溯源，追溯到唐代之前的中原和东亚，他的研究对象也由此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的人类迁移史。
　　为了完成这本雄心勃勃的著作，张经纬自2010年起花四年间进行了17次地理路线调查，跑遍了除台湾、海南以外的中国全境。

　　他先从上海坐飞机抵达一个目的地，然后从那里出发，搭乘县与县之间的短途客运大巴，沿着老国道和乡间老路行走，没有公交可坐时就包车考察路线。
　　“刚开始坐跨省的大巴，后来发现不行。现在修的高速公路裁弯取直，很多地方都是走隧道、高架桥。古代没有隧道，走的都是盘山小路。”
　　他通常早上6点从A县出发，坐五六个小时到B县。到B县后，午饭也来不及吃，就开始搜索遗留下来的古道和古迹。结束后再坐下一程大巴赶去C县，如果C县的考察能在4点左右结束，那他再买票坐班车赶去D县。到D县，一般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
　　“就这样一个县一个县地跑，这跟走高速公路不同，因为过去修的老路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势修的，和古道很接近甚至重合。这种老路给我很大启发，特别是在走乡和乡之间的老路时。”
　　在路上时，他感觉自己就是电子游戏里那个跑通关的小人，当接近古人的路线时，空中就会掉“金币”下来——可能是一条古道，一段遗址，甚至是当地在旧址上重修的旅游景点。当金币掉得特别快时，他知道自己是听到古人的脚步声了。
　　2011年，他从宁夏出发，在陕西穿过秦岭到达商洛至商南时，他抬头看到国道的山门牌楼上赫然写着“雄秦秀楚”四个大字。他感觉自己被一个大金币砸中了——“那里是古代秦国和楚国的分界地带，过去曾设界碑石，标明那里是从秦到楚的必经之路。”
　　这些田野调查所需的费用，都由张经纬自己承担。
　　博物馆的薪水有限。为了筹措田野调查所需的盘缠，他靠业余时间码字赚稿费，从最早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到为媒体撰写书评、专栏文章，到如今赶上这一趟新媒体和知识付费的班车。
　　在最紧张的巅峰时期，张经纬保持着周一到周五写自己的书稿，周末两天集中为媒体写约稿的频率。
　　这种面向大众媒体的高强度写作生活，也训练了他的写作技巧和文风——通俗，诙谐，擅长以故事切入话题。“用几千字集中把一个点说透、说清楚”，“尽量不让自己做书呆子。”
　　未来20年，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人类学家已经为自己挖好了一排“坑”——在已有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上继续深入、拓展、细化。他的两部学术类书稿正在写作中，一本将在“齿轮模型”上继续探讨人类史，另一本则将探索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观念的形成。
　　“所以，我很感谢合作过的编辑一直约我写书评、给我发稿费，支持我的研究。”这位刚刚在万年时空里谈笑纵横的人类学家瞬间落到了地面上，真诚地致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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