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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夕，少年残酷杀害了同班品学兼优的女生。他极度冷静地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无所谓杀人动机或者目的，只是因为时间太多，没有办法填满。人们习惯了在既定的体制下按部就班地前行，一旦脱离这套程序，你还知道该干些什么吗？
今天，我去买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反而欲盖弥彰，后来挑上一副普通平光眼镜，似乎就好很多，它一点也不招摇，看见我的人又准会以为我是一名由来已久的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相信戴眼镜的人。我还买来透明胶带，我试着将自己的一只手缠绕起来，要用很久才能将之剥离。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添置衣服这一项，然而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来岁，身形矮小，脸很黑，脸颊上长着一颗蓝黑色的痣，其上生长一根细毛。刚有一位顾客对她的容貌嘲笑有加。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行使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就大为后悔。这是一双没办法再低三下四的眼睛，我走到哪儿，那目光就追随到哪儿。我正要走，听见她唤我为叔。她凄惨地说：“外边一千多元的我这里卖几百元。一样的货，都在我这儿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这些能招徕顾客的话她背诵起来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将它扔下。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门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遗憾地跟出来。这时路前方走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身穿西服，脚踏锃光瓦亮的皮鞋，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
未料她低呼道：“有啊，怎么没有？”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时瞅着我，生怕我走掉。她果然都替我找齐，只是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搂着衣服去试衣，出来后照镜子，见有发蜡，问：“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用指头揩出好大一坨，将头发梳得乌亮，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惊惶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出来后，我将新衣丢下，注视她有六七秒（她真是难看啊），问：“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600元，只收580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20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看着她那仍然不曾消退的一脸的兴奋，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200元。”
“本儿都不够，叔。”
“200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400元拿走。”
“我只有200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那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掉。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分明听见两个她在她内心吵架，一个她要急着出来叫住我，另一个她则认为还应该等等，这时谁做出主动的姿态就意味着谁必须让步。我接着往下走，就在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听见她喊：“等等，200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10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学院的家属院，何老儿恰好也回来。院子内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24小时站岗。对学院的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他们四肢并拢，笔直地站着。
我远远跟随何老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打开自家的门。屋内啥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盼望在打开门的同时，有些什么窃贼扑上来。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消磨眼下的时间。据说为用掉过于充足的时间，劳改犯总是劝告自己去做事，以致出狱后变成在行业内呱呱叫的匠人。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卫生间，努力想着某位女生，想她们搔首弄姿的模样，然而什么也想不出。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射精。
随后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得找点事情干。我走进书房，揿亮灯，在角落里有一台不设密码锁的军绿色老式保险柜。上边盖着一层防尘罩，堆放着一樽插着塑料玫瑰的瓷瓶、一捆《大众电影》杂志、一个花盆以及一只纸箱。移开这些东西后，我找出自己钥匙中差不多大小的那把，插进保险柜锁芯，缓慢试探。接着我揿灭灯。黑暗使人专注，并且变得富于耐心。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字画、玉器、美元、子弹壳等玩意儿。
我想，当叔母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一定会愤怒到极点，然而又不敢声张。这是她应得的。我们家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奔叔叔，是两家必须完成的交易的一部分。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是成绩更好的爸爸做出让步，供养叔叔读大学，而自己在煤窑把肺搞坏了。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叔母，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本地人，便觉得我们全都是在沾她的光。妈妈将我送到省城时，拿出老家的土特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嘛，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说：“我妈妈可是比你有钱。”我住进家属院时，叔母和叔叔还没搬走。不得不说，那是我极为难熬的一段岁月。拘谨、压抑、羞愧，脸色总是发红。我无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无法判断她是否如意。记得有一次，她突然说：“难道说我连电视都不让你看了？”我这才想起，因为恐惧于她的指责，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开过电视。她总是反复地擦地，墩布擦过后，还要跪在地上用湿抹布擦，擦得吱吱地响。我曾想去打听与她相识的人，以判断她的洁癖是过去就有，还是从我出现后才有的。 现在她住在另一校区的家属楼，漫长地装修一间复式公寓。叔叔去地方上挂职已久。我一个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自由，现在却觉得自由不过尔尔，总是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时间太富余，我没办法用完。
我捏着钥匙柄，轻轻且反复地去转动它，整个人沉浸于其中。这时从走廊处传来脚步声，停下，又听见钥匙在叮当作响，来者找准一把，粗鲁地插进锁芯，防盗门应声而开。有人回来，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突然意识到什么，往外扯它，可它的齿部却卡死在里边。仓促间我不慎将钥匙扭断。叔母开第二道门时，我凭感觉罩好防尘罩，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杂志呀瓷瓶呀花盆啊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重新布置一次。放花盆时我的手剧烈颤抖，差点让它掉下来。
书房——也可以说是库房——的门是虚掩的。
叔母对着客厅和卧室观望一会儿，来到书房，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着数字：44、45。她推开门，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推开门，让客厅的光漏进来。
“俯卧撑。”我喘着气说。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揿亮灯，示意我离开，于是我站起来，拍打手掌上的灰尘。她拿起瓷瓶看看，将它扔进纸箱。也许她要去查看那台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这时她却回过头来，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吗？”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脸颊的皮都在跳，然而人还是僵立在原地。
“出去。”
直到她再次下达命令，我才走出来。在客厅，我痛苦地等她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什么回来吗？”她说。
“不用。”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头，然而还是开门离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查看断在锁芯里的钥匙，无计可施。也许需要一把钢丝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的阳光过于刺眼，地面都在反光。同学们早早来到教室前的空地，拼命地说话，有时还发出很大的笑声。但是我知道，那种即将迎来命运裁决的紧张，从来没有从他们内心退去。要是就近看，就一定能从他们眼里看见惶恐和不安。只有我置身事外。我站在一旁，没有靠近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照相分两个步骤，先是轮流拍头像照，最后以合影结束。等待时，我窥见孔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她不时去擦汗湿的发梢。她的脖子洁白而长，脸庞娇嫩，在阳光下，她是那么辉煌，又是那么脆弱。因为想到她可能像瓷器一样被无情地摔碎，我禁不住感到揪心。她的母亲总是跟着她。唉，自从她的父亲过世，她就成为她母亲全部的希望，课余时间都用去练习小提琴。每次演出，她的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这当娘的才搂住她，声音难听地哽咽上好一阵子。
难以想象的是，有段时间她还养起狗来。她得躲开母亲与老师的双重监视。养过两天，她就焦虑地找到我，因为只有我是独居。我把她的狗养死了。自从我对着它飞起一脚，它的情况就没好过，直到死在她手里。她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挖坑，泪水滴在泥土上。我充满自责地告诉她，是别人踢的这一脚。
这会儿她看见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是一名哑巴看到另一名哑巴，一名聋子看到另一名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叔母很麻烦。”我说。
我不敢直视她那急别人之所急的充满责任心的眼神，仓促说上一句“没法活”，便走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放着一把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就都看着。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摄影师从照相机后抬起脑袋，说：“我说哥们儿，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不知为何，众人笑得前俯后仰。我面红起来，嘴唇微微痉挛，但我还是抬起脸庞，将蓄好的胡子充分地留在镜头里。结束后，我找到同样是中途转学过来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不停地搂他的肩膀，捏他，然后对他耳语：“兄弟，只要一天是兄弟，一生都是兄弟。”
合影后，我就离开学校，并且再也不会回来。
买到钢丝钳后，我清查余额，不足200元，索性又购来尼龙绳和弹簧刀，这样就不剩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经审批，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那种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开口就说要匕首。他将我引到内间，拖出一只纸箱，里边都是军用弹簧刀。店主问我要自动缩回的还是不能自动缩回的，我要了前者。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塞进包里，向前推动按钮。啪，它弹出去。向后推动按钮。啪，它又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倾向于相信世界在轨道上运行的他们，将很难理解这从天而降的既荒唐又绝望的事。不过逐渐地，冷静回到我身上。我得挑选被害人。是啊，我得挑选。我想，一个人被害是因为他值得被害。眼下这些人都不是很合适。直到走来一名用酒店的一次性梳子梳头的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很难界定。他显得老成。个子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过分，肩宽也就一尺，这让他看起来非常怪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高视阔步，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凄怨地将头枕在寡妇的肚皮上，而今早已然接到升职的电话，将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擦肩而过时，我听见他在对着电话爽朗地大笑。我心想，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后，我用钢丝钳的钳口夹住断裂的匙杆，试图旋转它，好将之扯出，却是吃不上力。眼见着没有希望，我火气上来，操起钢丝钳就敲打柜体，直敲得虎口发麻，方才作罢。我想事情筹划经营如此，耽误在这么一个细节上。 下午一时三十分，楼道那边传来关门的响声。是何老儿出门。我强打着精神跟出来。这是计划里的一部分。何老儿牵着一条猎犬。它抬腿时宛如在沉思，总要经过一两秒才放下来。有时候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抓手臂；它呢，用长满癣疥的脊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在地上不肯走时，他总是连续地踢它的腹部，啐它，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这条老狗只是例行公事地叫几声，从中一点也听不出它有什么痛苦或者恐惧。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在前方撒些食粮。
这是一条你付钱给它它也不会叫的老狗。然而在我代养孔洁那条小狗时，不知为何这条老狗将信息传递过来，引得我这边的小狗用爪子疯狂地刨门，一整天地叫嚷，直到将嗓子叫哑。就是那次，何老儿第一次拍打起我这间房的防盗门来。后来是用脚踹，哐当哐当响。我真想捂死自己家的狗。开门后，我还没看清他的脸，脖子就被他掐住。他开口说话时，我看见他的牙齿全然黑掉。
“吵死人了，都几点了——你他妈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总是吵总是吵——你要是不想住，就他妈滚——滚，知道吗——别总是对不起，对你妈的对不起，赶紧的。”
我承认我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他松手时，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他的同情，有利于事情的结束，不料他意犹未尽，除开掴了我一耳光，还踢了我好几脚。我噙着泪，朝他鞠躬，关好门。我看着小狗，发现它也吓得半死。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将它领走。“惹事了。”我说。它在这时又叫嚷起来，我一脚踢向它的腹部，它轻飘飘地飞向空中，然后噗的一声坠地。
现在我跟踪他，心里却没有什么恨。或者说，有什么恨，也被克制住。我这个人的长处之一，就是不太容易受到情感的左右。我觉得那前头走着的就是一个早已下葬的人，毫无价值。我能理解这名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寂寞。因为年纪的原因，他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总是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不得不归来，仿佛一天的事都已干完。他下厨时用力地使用铲子，有时会用勺子敲打锅沿，敲得当当响。他在固定的时间去岗亭那里取报，要将它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然后又是做午饭。午休一小时，便从家里出来，带着那条高寿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不做饭，一早穿上熨过的军服，佩戴勋章，等在楼下。他踱来踱去，然而直到傍晚，轿车才开进大院。他几乎是小跑着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着那些慰问人员在下车的同时就要转身上车，忍不住想笑。
这会儿他继续朝前走，遇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便背起双手慢慢地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子被对方吃掉，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吵起来，以他孤零零的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看着这闲得发慌的怪物，骑走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靠工地这边，墙下蹲着三五位穿着睡衣，拎着小包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子拎着茶杯或菜篮，徘徊来徘徊去，装着不知道她们是干啥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儿每次都抢答：“想啊，就看玩啥呢。”
“玩啥你还不知道呀？”
“不知道，说说看呢。”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日×。”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儿心满意足。不停吟诵着。日×，日×，日×。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牵着狗去附近公园游荡。我结束跟踪，返回家中，往锁芯里倒肥皂水，用钢丝钳继续夹住匙杆，还是没弄出来。我以前脾气还不错，这会儿却暴躁起来，索性将那凸出来的部分完全敲进去。在卧室休息片刻后，我返回书房，对着保险柜的入口撒尿，又双手抓住它的立脚，用肩顶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嘭的一声，它倒在地上。不可能指望它会散架。但在柜底，我看见一只被透明胶反复粘好的透明包装袋。那是一种一压合就可自动封口的包装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叠好的旧报纸，便看见十枚古币，有的写着太平，有的写着通宝，好几个朝代的。
我差点笑出眼泪来。我真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的谁，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理的。她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值钱的东西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书房，是想蹲下去摸那里，摸到，也就安心地走了。
何老儿回来时，我对时间，是下午六时三十分。我想，你真不愧是一名军人。
次日一早，我来到老杨树古玩市场，阳光照耀在蒙尘的文物上，从店主们端着的碗里冒出早餐的热气，人来人往，气氛一片祥和。然而我知道，在这到处标榜“诚信经营”“假一赔十”的集市里，最容易被牺牲，同时这种牺牲也被广泛默许的品质就是诚实。店家几乎是公开地算计顾客，只因顾客也在竭力地占他们的便宜。我觉得老人家会好一点。年龄让他们意识到体面的重要性。我选中一位正在喝茶的清瘦老者，他要是说个差不多的价，我就收钱走人。他拆开封口，将铜钱倒出来，又戴上类似修表匠才戴的钢丝眼罩，一枚枚地看。而后去翻一本大概有五六百页厚的古钱名录，一边舔着口水翻查，一边比对手中的铜钱。大概比好一枚，就轻蔑地朝柜台扔上一枚。
我问值多少。他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不舒服地看着我。我再三地催促，他才说：“小兄弟，你认为它值多少呢？”
“这得问您啊，您是专家。”我说。
他取过一枚，掰掰，那上面的黏土尚未清理干净。他说：“你要我说真话吗？”
“当然。”
“钱倒是真的，就是出土得太多，有时一出土就是好几百公斤。”
“那你觉得值多少？”
“三十元。”
“一共？”
“一共。”
我取过这小塑料袋，将铜钱抹进去，说：“30元你留着自个儿花吧。”
“那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
我在走的时候听见他这样说。
“起码一万元。”我说。 “小兄弟可真会讲笑。”
“信不信我卖两万元。”
他笑起来。我听出这是对不懂行者的嘲笑，这种笑发出后，也意味着他没什么可遗憾的。然而就在我继续走时，又听见他几乎是在下定决心地说：“三千元吧，三千元是个合理的成交价。”就像是有威望的人在下达一项旨意，我心里产生极大的顺从的欲望。然而我还是说：“一万元。”
“五千元。”
要是他不这么说就好了。结果我说：“一万五千元。”
“你看，你开始说一万元，现在又说一万五千元。”
“两万元。”
他笑笑，表示原谅我的幼稚。我重新走起来。我听到他又开始嗯嗯啊啊地沉吟起来，知道他是在组织合适的词语，便索性走得更快。我藏在一棵树后面，窥视着店门，未过数秒，便看见他果然拖着一条残腿走出来。看见我后，他拼命地招手，“你来，你来。”
“想买了？”
“买，一万元我买。”
“你当我是什么？”
我开始又走动起来。我大概已经知道这些铜钱的价值。卖给谁我都有谱儿。然后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老东西竟然在我身后跑，也许叫跳更好一些。人们都在朝他观望。我停下来，说：“你真要买，回去取钱，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果然又折回去，到门口时回头望望我，确认我没走，才进去。不久他出来，露出下作的笑容，伸出一根手指，我正气凛然地伸出两根，他表示明白。
他过来后，提出一定要先察看铜钱。我将塑料袋交给他，他一枚枚过细地看，才取出一沓人民币。是一万元。我推回去，说：“两万元。”
“你看你，说好的。”他嬉皮笑脸地说。
“两万元就是两万元，我并没有开玩笑。”我说。
然而我还是挡不住他的肉麻，他又是抚摸我的胳臂，又是拍我肩膀，总之软磨硬泡，最后多塞我两千元了事。这时，一名像他一样跛掉的乞丐端着锡皮罐子过来，我见里头都是五毛一角之类，就将那两千元扔进去。乞丐低头看看锡罐，又看看我，眼见就要中风，我踢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如风遁去。老人家不停地拍着大腿叹息。我想他这会儿应该明白，我并不在乎手里的货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元。
中午用餐，我只消费一块面包，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火车站还远时，我拆下手机电池。站前广场有一堵文化宣传墙，一面绘着中国地图。人群挤来挤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墙的前边，有一种站在时间之水中的感觉。一天之后，负责追捕的刑侦大队长或者副大队长也会站在这儿。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罪犯，他要是逃，会往哪里逃？
对我来说，它充满可能性，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而追捕的人则只能努力使自己要做的事符合逻辑，比如设想我逃回老家，或者逃到远亲那儿，还有就是在过去的言论中我表露过要去的地方。为此他绞尽脑汁。我从未向人提及我要去哪儿，想去哪儿。我心里很清楚，这世上没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如果非得去，那就是去一座海拔很高的名山看看日出，我没去过，据说观看日出能治疗人心的衰竭。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姑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戴着口罩，在售票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时三十分离开的票，事到临头我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于是咨询售票员有没有从此地始发的车，她查出有一趟是明天下午四时十分的。我正盘算着，听见后边的人不停地催促，便说好，那就这趟。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站票。此后，我找到一个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接通手机信号，当着摄像头拿出身份证，花几百元订到一张明晚九时出发的折扣机票。后来在看见路边有一处排水口后，我将那张电子客票行程单塞进去。
下午，我找到曾经去过的那间服装店。店主穿着灰色旧连衣裙，扑在收银台前打盹儿，口水流出嘴角，一丝眼白从没有闭严的眼皮中露出来。店前的大功率叫卖喇叭循环播放着清仓处理的消息。我抚摸着她那长着些许白发的头顶，直到她醒来。她看看我，又看看我指点的一只塑料透明手提袋，我上次试过的衣物都放在里头呢，明白过来，说：“200元你都不要。”
“我上次没带钱，我现在来买，而且买两套。”
我从那一沓钱里抽出四张。她的眼睛顷刻放光，是的，突然就闪亮不少。我明白为何那么多人要去做慈善。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上帝的庄严。她摘下保温杯的杯盖，给我倒上一杯盖的水，说：“我就说你看起来不像不诚心的人。”我后来索性将清单交给她，让她从自己店里拿，或者去隔壁店借，将我所需的皮带、鞋油、香水、帽子一并整齐。她将小半盒发蜡馈赠于我。我让她将帽子换顶大檐的，大到可以扇风的那种。她打理好后，搓着手，等待我的奖赏，我又抽出两张钱。她说：“谢谢叔，叔是大老板。”我真想凑过去亲她一下，手却抽回来一张。我眨眨眼，走掉。我想她很开心。
我还买来鼠药、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其中一袋饼干在家拆着吃了，吃剩的，倒在买回没吃完的盖浇饭里，配以鼠药，搅匀。一并装入垃圾袋。洗过手后，我开始收拾行李。是叔叔以前用的一只拉杆旅行包。我将钱塞入内袋，将内裤、牙刷、牙膏、鞋油、肥皂、毛巾、饼干、矿泉水放好，再放置眼镜、公文包、衬衣、西裤、袜子、皮带、皮鞋、梳子、香水以及发蜡。火车票和两张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有一张是假的，是在蓄须前出于好玩，按照办证广告的指示办的，那上边我叫李明，北京市房山区人。
帽子拿在手里，我旋转着它。我在想还有什么遗漏的。我不相信自己，又打开旅行包，一件件地查，果然发现少购买一把一次性的剃须刀。这并不致命，出门买一把就是，但它还是提醒我，这是我人生能主动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了。
此后我开始收拾房间。客厅不大，叔母的东西大多还留在这儿。我关好窗户，将窗帘拉严实，然后将电视柜、椅子、鞋架、盆景等等，全部运到靠窗的一边角落，用被单盖住。我将空出来的客厅拖得一尘不染。随后又将洗衣机从卫生间推出来，推到门边。弹簧刀和尼龙绳就放在洗衣机的盖板上。我将那一卷透明胶带撕开一点，直接粘在墙上。 布置停当，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沉浸在一种即将永别的忧伤里，给妈妈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我们经常吵嘴。爸爸死时，妈妈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流，长期一个人住在家里，也不觉得害怕。妈妈做生意，将饮料卖给别人，自己则用“热得快”烧水喝。有时货物运来，为省下给搬运工的钱，自己一箱箱地搬回来。我要是吃点什么零食，她就说不卫生，都是潲水油炸出来的。我说，这么著名的商标，这么大的厂家，怎么可能想着去毒害消费者呢？她说，那也是钱，你吃掉一袋，我得卖出整整一百袋才能赚回来你知道吗？
“你赚钱是为了什么呢？”我说。
“当然是为了你。”她说。
“为了我你还不让我吃？”
“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
“我将来要是和爸一样，吃一点呕一点，吃的还没有呕的多，你看不是白搭了吗？”
我一边说，一边将那东西扔过去。她赶紧捡起来，掸着尘灰，说：“那你现在也不能吃。”我觉得她是真心地爱钱。每次把钱用出去，她都会目送很久。一度我想，要是在10元和我之间作出选择，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我；但是如果将10元换成1000元，她肯定会犹豫。不过后来我倒是对她充满理解，我想，一名接近是文盲的女人，她懂得的道理不多，尽量将钱攒到手里是怎么也不会错的，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检验过的。
后来我很少和她理会，她爱怎么就怎么。
但现在，当她的声音传来，一想起听说过的一句话，“人只有一个妈呀”，我悲伤得不能自已。我仰望着天花板，听她努力地教训我：“你的人生大事落实了，以后更加要听叔叔、叔母的话，平时放勤快点。”
我说：“嗯。”
等到她没什么可交代的，我问：“叔母去咱们那儿了吗？”
“来了，看得起我，给我带了好几件高级衣服呢。”
“啥时候走？”
“明天下午。”
我觉得就这样，挂掉电话。然后给孔洁发短信，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真想和我的叔母大吵一顿。”她回过来电话，说：“你别急，冷静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上帝真是不公平啊，她人长得那么好看，声音也这么好听。她的声音据说是能唱歌剧的声音。虽然从这样的声音里我听出的是她对世界上所有人的爱，而绝非对我一个人的私密的爱、亲昵的爱，我还是感到战栗。
我哭了一会儿。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哭得很不真实。而后我找出软皮抄，记起日记来，我苦思冥想，只写出几个干巴巴的句子，以后便这样写：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我一页页地写，直到笔芯的油写干。
闹铃定的是上午九时，然而八时我就醒来。我给孔洁发短信：“我和叔母撕破脸，无家可归，下午二时当她的面取东西，你能来吗？”
她回：“不能挽回吗？”
我回：“不能。我已经买好傍晚回老家的火车票。”
许久她才回过来：“你先别着急，看看能挽回不？”
我回：“现在你说话方便吗？”
她回：“方便。”
我打电话过去，说：“到时候你能过来一趟吗？”
话筒那边声音消失。我知道她在犹豫。这种在等待过程中被人拿捏的滋味真不好受。出于自尊，我说：“就当我没说过，就这样。”然后挂掉电话。又过上那么一阵子，她发短信来：“我来，你别灰心，你要相信任何事都是可以挽回的。”
我回：“多谢。”
稍后我又补发：“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自己的这段屈辱经历。”
她回：“好。”
这会儿何老儿在声势浩大地下厨，排气扇明显需要修理，正有规律地发出异响呢。下楼时我穿的是T恤，戴着帽子。快到达岗哨时，我将人字拖趿拉得特别响。哨兵目光前视，双手并拢，站得笔直。我经过时，看见汗水不停地从他的帽子里边流出，淌了一腮帮子，而指尖因为努力贴紧裤缝而微微颤抖。我连咳数声，才想到一个称呼：同学。我说：“同学，你这一趟班是要站到下午吗？”
他转过来，啪地立正，说：“是，下午三时。”
“我有个朋友二时过来，烦劳你届时放行。”我说。
“你的朋友长什么样？”
“是个女的。”
他点点头。我摘下帽子，朝自己扇着，说：“阳光好晒。”他说：“是啊。”他大概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松弛下来，和我聊上那么一阵。他当然知道我是学院学管办主任的侄儿。我傲慢地走掉。我厌恨像他这样的生活，没日没夜地站岗，从早到黑地出操。我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我找到一家没什么人光顾的理发店，大上午的，师傅、徒弟，一个个地在睡觉。发现我后，他们很快搬来椅子和风扇，并用纸杯倒茶。他们问我用什么洗发水，弄什么发型。我翻阅他们递来的发型书，看看他们头上，都是一个鸟样，五颜六色乱染一气，像文身一样让人感觉不安。我摇摇头，他们又拿来好几本册子。我感觉都不对劲。然而我想要的效果，又描述不出来，直到有人打开电视，我看见在播报准点新闻的主持人。我说就要那样的。我想，这位主持人我既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不清楚他来自何方，彼此间可谓素昧平生，然而只要他一张口说话，我就对他充满信任，这其中定有诀窍。因此我索要来纸笔，一边任他们处理我的头发，一边做笔记：
其一，服装应简洁普通，色调稳重；
其二，发型应传统保守，发线最好向后，向右，要一丝不乱；
其三，面部表情不能丰富，要显得庄重；
其四，动作应平和、自然、适度；
其五，与人对视应下颌微收，保持自然诚挚的微笑；
其六，眼神明亮、集中、柔和，应该眼前有人，心中有人；
其七，说话应保持正常语速，音调的起伏保持在一种欢快的状态，绝不能给人以失控的感觉。 我看看镜中的自己，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睛无神，胡子零乱不齐，那些在岁月中养成的冷漠、无聊、懒散、残忍的性格，早已刻画在面庞上，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我没犯什么事，人们也会头一个怀疑我。我想我找到警察为什么总是在车站检查我身份证的理由了。
我对着电视机模仿主持人的仪态，却发现其中分寸极难掌握。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并非没有道理。理发师——啊，他对自己的作品简直是恋恋不舍，起码做过五次返工——弄好发型，解下围布之时，我眼前一亮，都有点认不出目下道貌岸然的自己。他问我要不要将胡子刮掉，我说还是留着吧。他看起来很遗憾。我结过账便走人。
为打发余下的时间，我走进一家台球厅。上午这时间，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正在睡觉，兴许到晚上这里就门庭若市，一进来我就闻到明显是昨夜留下的浓重的烟味，还有人的汗馊味。我从架子上挑出一柄球杆，用巧克粉擦杆头，对斜眼看我的老板做出一个请的手势。他蓄八字胡，穿着白得发亮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配着黄铜纽扣的小马甲。他说：“我不怎么会打啊。”然而手上早已抓住一柄看来是他专用的球杆。
“我也不会打。”我说。
他开球就打出一个空杆。我示意重开，他说：“比赛就是比赛，不讲人情。”我点头，提起球杆也姿势难看地打起来。我想起在A县，我有一个哥们儿，每次出杆后，就会提臀，狠命地跺一下右脚。如今我也尽情模仿他可笑的姿态。第一局赌50元。我不想赢，然而他死活也不肯进球。他总是说自己真不会打。我知道他是在引我上钩，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两局。
第三局他说按规矩赌注应翻倍。我说，好。他说：“我可好好打了。”我说，好。我知道在这一局他会让自己险胜，仅仅是险胜，以让我尽快开始复仇的第四局。他还是装成一副呆瓜的样子，每次出杆前都摸着下嘴唇细细思索，弯下腰后，让杆头在母球前似乎是无休止地试探。他是如此患得患失，但是每一次出杆，准度和力度都不会差。我从冰柜取来一听可乐，喝过一口后，擎着它，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有点烦躁。每次都是这样，没打球时很想打，打过三局就兴致索然。对手总是越来越磨蹭。他打得没什么球可打，做好防守，说：“承让。”我走过去，看着他布下的障碍，对一般人来说这已然是绝路，然而我隐约记得是有公式可解的。我走来走去，叉开大拇指与食指，反复比画，最终让母球走出N形路线，接触到目标球，并幸运地使后者落袋。这可不得了，他竟然踮起脚尖看。于是我用尽全力，甚至打出一杆曲线球，最终逆转得胜。他说，再来。我说，算了，就当请我一听可乐呗。他还想免费切磋几局，对此我予以婉拒。
我一边打着嗝，一边说：“每次我打球时，心里都会涌现一股不如去死的恶心。”
他说：“是啊，可不是嘛。”
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了六千局还是一万局。”
他点点头。想起来他应该打得更多。我进来时他就在一个人练球。有什么比一个人长年守着一间台球厅，看着球子无数次聚散离合，滚进球袋又被从球袋中取出来更痛苦的事情呢？有时候宁愿是死，也不愿承受这样的侮弄呀。
午餐吃的是烤翅和蛋挞。从第一次接触它们起，我就无可救药地爱上它们。有时当我心中涌出还算强烈的自杀念头时，我会这样规劝自己：想想山德士上校家的烤翅和蛋挞吧。本来对花生也会有热爱，但是后来听说爸爸的病与他在井穴里经常吃发霉的瓜子、花生脱不了干系时，我就对它充满厌恶。每次路过肯德基，我都会控制自己不要进去，直到过去几周或者一个月，我才像是不得不那样进去。每次进去，我都会找到盥洗池，用洗手液洗手，而后拿纸巾擦干。在进食时，我耐心而认真，直到将骨髓也嚼吃干净。今天我过于放纵自己，吃到什么味儿也没了，才离开。
我买好简易剃须刀，戴着帽子返回家属院。哨兵未加阻拦，说明他非常清楚，帽子下边的人就是我。何老儿此时正好牵着狗往外走。很多次与他相向而行，我都会感到短暂的手足无措——我是应该向他行注目礼呢，还是装作没看见？直到后来我确信，他根本就不屑于和我打照面，我才自在起来。现在，那条苍老的狗正低着头，像猪一样拿鼻子拱来拱去，有时还用牙齿叼起垃圾堆里的薄膜，一边用爪子按住，一边撕扯。何老儿眼神浑浊，正将整个一只拳头塞进口腔，试图揪出牙间隙内某根细长的肉丝。不知怎么，我想起女人的分娩。这是个早该下葬然而仍然寄生于人世的人，是具行尸，精神与灵魂都已死亡，只剩肉体在听候时钟的指令，在规定的时间出去，在规定的时间回来。如果我不作出点改变，这也是我生命的结局。
回家后，我闭目思量，确信不再有什么遗漏。然后开始手淫。我摆开架势，本意是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过程，然而在某一次套弄中，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用力稍大，从而导致提前射精。没什么快感。我望望房间，到处都很荒凉。我换上另一件T恤以及运动短裤，拿起弹簧刀，演习起来。
啪。啪。
时间越迫近下午二时，我越感到紧张。甚至寄望于它能走慢一点。当这样的时刻终于降临而孔洁并没有到来时，我感到一阵轻松，但几乎同时，一股被羞辱的愤怒也生发出来。女人啊，你总是在出门前极其漫长地梳理，打扮，试穿衣服，试图找到最合适的自己。你们对迟到总是有理。而因为细节上一点点的不合心意，你们还可能就此不打招呼的负约。
二时三十分，我走到走廊处，望着院内。一丝风也没有，明亮的阳光照射着鹅卵石路面和茂密的树冠，叶片过于油亮，哨兵孤零零地站着，大门前不时有车辆飞驰而过，轮胎通过减速带时发出哒哒的声响。我想她不会再来。回房间后，我用粉笔在墙上写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许我只能启动第二套方案，随便找个人对付。我这么呆坐片刻，不知怎么出现预感，打开门，果然看见孔洁在和哨兵说话。她望见我，招手示意。她今天穿着纯白的T恤和蓝色校服裤子，脚蹬运动鞋，扎马尾辫。简简单单的。我想这是她考虑到自己将要去面对的是一位同学的叔母。她的面颊透着红润，头发也很浓密，甚至是那种翻滚的浓密，这些都是茁壮生长的象征。她的家境并不好，但我想她的妈妈在配备她的伙食时是按照富人家的标准。眼下，她越是显得健康和美丽，她就越让人感到痛心。因为我们想到：这样的人会死。我有些慌乱地迎上去，听见她说：“没晚吧？” 我说：“早来晚来还不都一样。”
她说：“我感冒了。”
我心想，就是，就是，我说我怎么会看错呢，她这样性格的人怎么可能放一个可怜的人的鸽子呢？同时我也感到愧疚。我似乎是在针对一个毫无反抗力的弱小者下手，我就是个懦夫。但另一个声音说，事情并不全然是这样。
她说：“你怎么还戴帽子？”
我说：“是内容的一部分。”
她说：“什么？”
我说：“就是内容的一部分。”
我觉得紧张，有点渴望通往二楼的台阶能尽量地延长下去，可是它们却越走越少。我安慰自己说：“没事的，不会有事的。”
她说：“什么叫没事，这么大的事。”
看见我走不太动，她又说：“别怕，不要怕。”然后走在前头的她开始等我。在这闲暇时刻，她用手拢住眼睛，仰望那蓝得可怕，没有一丝白云的天空。来自太阳的火焰仍然炽烈，照耀在她有如象牙一般滑润的脸庞上。没有知了在叫。她露出洁白、紧密、整齐的牙齿，痴痴地笑。随着轻轻的呼吸，她那接近透明的鼻翼微微翕动着，细长的颈项下，锁骨也一起一伏。我几次想叫她滚，滚得越远越好。我甚至怨恨起她的母亲来，你是如此不放心自己女儿的安全，天天尽量跟着，可是又怎么把她教育得如此单纯，以至于让她几乎是不加选择同时是不假思索地去相信一个人？
在门口，她说：“叔母是不是很难说话？”
我说：“水离开盆了，就这样。”
我觉得这是我说给自己听的。我走过去推开虚掩的门，她跟进来时对里头的阴暗表示诧异。我于是揿亮电灯，并关上防盗门和木门。我摘下帽子时，看见她夸张地指着我的新发型，意思是你铰了头发呢。接着她轻声而忐忑地问：“在里边？”我看见她开始闭目，默念着什么，也许在来之前她还准备好一套怎么说服大人的话。“嗯，睡着了。”我说。不知为什么，都这时候了，我还要装得确有其事。我走向卧室，将卧室门轻轻推开一点，就好像叔母真躺在里边休息一样。
“这个要带回老家吗？”她指着旅行包问。我说是。接着她又指指洗衣机，说：“这个也是？”
“是。”我点头。
然后我们开始等，似乎是在等那并不存在的人醒来。有几次我拢起嘴唇向外吹气。事情看起来永不会发生。直到挂钟的卷簧突然弹动，它一下弹中我的心脏，使我痛得几乎弯下腰。接下来是当当当三声。我从倚靠着的墙壁上努力起身，猛然捂住她。从她口鼻里呼出的气息，不停地从我的指缝间冲出。我的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尽量分开，按住她的两边颧骨。她又掐又抓的，身体不停地弹跳。这一刻，通过她仰起的极其苍白的脸，我看见她整个面骨都极为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在她的瞳仁里，显现着那古老的在动物那里才有的惊恐。在所有的情感里，只有惊恐是不会做作的。我显然低估了她反抗的决心和力量。仓促间，我对她耳语：“求求你温顺点，求求你。”
她逐渐停止挣扎，但身体仍然十分僵硬。
我稍许松开手，让她重新呼吸。后来我想，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男人企图占有一个女人，多次强迫未能遂愿，说出这句话，她顿住，准备懊恼地接受就要失贞的现实。但这不是强奸。我取下墙上的透明胶带，用牙齿叼住，扯出一尺余长。她一直在那儿发愣。及至胶带快要封死她的嘴巴，她才撕扯起来。她不停地吐着直到将那玩意儿吐离嘴唇。然后一边朝卧室的方向挣扎（她以为这样可以得到我的叔母的救援），一边发出尖叫。在我重新捂紧她的口唇之前，已经有一声呼喊像炮弹般飞将出去，也许还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可能几分钟后，军人和群众就会操起各种临时找到的工具，黑压压地赶来。她还要喊时，我掏出弹簧刀，弹出刀刃，一刀刺进她的身体。
这是我第一次杀生，这种感觉非常怪异。刀子在刺进皮肉后，既像是它自己在朝里钻，也像是她的脂肪在将它吞吸进去。我的心脏出现失重的感觉。这时，从她的喉腔里发出苍老而囫囵的声响。很无奈的声响。痛苦的声响。我知道有些事再也无法回来。比如一个人被机器卷进去，机器无法再将他完整地吐出来。或者一个年轻人被一共有十个轮子的卡车碾轧。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死者的伯父目睹惨状，一时心慌气短，逢人就说：“掉了，我侄儿掉了。”掉了，这两个字在我们家乡，意思是一件东西，比如自行车，永远地、不可逆地毁坏了。我这一刀扎在她的要害上。我想摆脱这种恐慌的感觉，然而又不听使唤，抽出刀，连续刺杀对方。她的眼睛开始翻白。我将她扔在地上，来到窗前，撩起一点窗帘望外看，哨兵正站在岗哨下，支着耳朵听，他不能确信声音就是从院内发出的，就连是不是人类的叫喊声似乎也不能确定，但他分明是听见过的。没人来印证。他极为遗憾地走回岗哨，自个儿立上一正，重新站直。
她宛如在睡眠中一样翻身，然后才死去。
我不敢直视这被自己弄死的人，但为着让稍后赶来的法医也能感觉到惊悚（他们总是对尸体视若无睹），我蹲下去，握刀朝她的尸身不停地扎刺。血溅到我偏向一边的脸上。有时弹簧刀只能扎进一半，料是扎中骨头。刀刃最终断开。我掀开洗衣机盖板，抱起尸体，倒放进去。在进卫生间前，我回视过去，发现尸体还在朝内桶里钻。
有一段时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扶着卫生间内的瓷砖，烦躁不安，直到哇的一声呕吐出来。随后我打开淋浴喷头，对着自己胡乱冲洗。冷静后，我按照头发、面部、颈部、胸腹、后背、下身、大腿、小腿、脚掌的顺序细心清洗。中间虑及一件事，又跑进客厅，从尸体的裤兜内摸出一部手机。还有信号。我拆下电池，将手机扔进便池，并用清洁刷按压它，直至确信它湿透。
我按程序重新清洗自己，用毛巾将头发揉干，穿上过去常穿的那件T恤及运动短裤，戴上大檐帽，趿拉上备用拖鞋，并将没派上用场的尼龙绳装入旅行包。我撩开窗帘一角，看过去，确信院内无人，方打开门。我的一边胳臂挎着旅行包，一只手提着装有“毒药套餐”的垃圾袋。一边走我一边将袋里混合着鼠药的饼干、米饭抖落在路上，直到手发颤，听见塑料袋在哗哗响，我才将它扔进垃圾桶。 站岗的背对着我。他的腰真瘦啊，我还没见过腰这么瘦的男人。他穿着深绿色的制服。我蹑手蹑脚地走，想就这样走过去。眼见接近时，我透不过气来，想转身回去。很多次在梦中有过的惊慌，如今在现实中出现：我很难确定在我T恤的背部或者旅行包上面就没有血迹，我不知道有没有检查过那里。我的一条腿似乎在抽筋。然后我眼睁睁看着他转过身来。我简直没法控制自己，就任自己光光的两条腿在他面前来回地晃。我的嘴唇也在不受控制地抽动，牙齿上上下下地打架。他认出帽子下的我，露出亲密的笑容。他张开嘴唇，像是要跟我长聊下去。我绵软无力地摇头。他说：“你不舒服呀？”
“是。”
我艰难地回答，勉强走过去。其间他甚至想走下来搀扶我。也许他很孤独，找不到分享秘密的人。来到路边后，热辣辣的汗从我所有的毛孔里冒出来。我尽量压制住想跑的欲望，用快走的方式走离他的视线。也许他还在思索那一声可能是猫叫也可能是人叫的呐喊声。他是换岗上来的，不知道家属院里中午来过一位女孩，否则很快就能在我和一声可怖的尖叫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他一联系起来，就会飞踹向我，并用反关节技术将我的双臂死死锁住。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将旅行包扔进后备厢，自己挤进去。车行数秒，司机问：“去哪儿？”我才急忙说：“火车站。”途中我将手机的电池拆下，并将那顶买来只一天的帽子扔向窗外。我听见司机啧啧叹息，还拍打着大腿。他见我没发言，将车停向路边，自己跑到后边，愣是将帽子捡回来，自己占有之。我翻出剃须刀，将脸刮得一干二净。阳光照耀着车窗，在我腿上留下一块光斑。无论车开到何处，这块光斑都会落在我的腿上。
火车站从内到外行走着脸上凝固着命运的焦虑的贫苦旅客，举着诱人价格的旅店和景点的推销员，以及肆无忌惮的小偷和骗子。沸沸扬扬。很难挤到等待安检的队伍的前头。只有一分钟列车就停止检票。怎么赶都没用，何况安检员还让我旋开发蜡的盖子，让我蘸一点出来，给他嗅嗅。我说我可以不要这玩意儿，但他非得嗅嗅。
我对赶不上列车早有心理准备，时间早已耽搁。
我之所以背着旅行包继续朝候车室走，仅仅是为着将这件事完成。好比身体内有一个齿轮，它要按照程序自行转完，我倒是无所谓。我对死者充满厌恨，要不是她迟误，这会儿我早就坐上车。不过考虑到她已死，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但就在走进去后，我发现，两边的排椅上坐满失望的旅客，本次列车的铁牌仍然插在检票口上方。也是在这时，我注意到广播里其实已经播送多次本趟列车晚点的消息。我们很抱歉地通知，一个庄重的女声在说。不用抱歉，我说。
我在厕所扔掉T恤、运动短裤、拖鞋，换上衬衣、西裤、皮鞋，并打发蜡，梳头发，戴眼镜，朝耳后喷香水。如此这般，方一手拿公文包，一手拉旅行包返回候车室。每当像往常一样要驼下背去时，我就命令自己挺胸收腹，虽然这样会弄得自己浑身不自在。他们主动将行李朝里拉，缩回挡住我路线的腿脚。我站在一个空位前，旁边的中年男人马上拿走他的包裹。坐下前，我大致掸掸。中年男人一直看着我落座，在他眼里我也许是有着稳定工作及美好前途的知识分子。我介绍我是一家公司的全权代表。我不觉得是在说谎。他对我的年轻有为赞赏有加，我想他要是有女儿，一定会许配给我。
俄顷，某人登高一呼，候车室内便应者云集，响起此起彼伏的骂娘声。自过道那边走来两位值班员，打开黄铜色的挂锁，而后当的一声，拉开铁闩，旅客们便互相推搡着挤去。也没人检票。我藏身于队伍，走过过道、水泥台阶和月台，钻入一列绿皮火车的倒数第二节车厢。人们踩着座位——有的褪下鞋，有的就那么踩着——将行李塞上去，或者端着刚泡好开水的方便面，嘴里嘘着气，一路喊着“劳驾”走来。我等他们忙得差不多，穿过过道，来到最后三排。这里全部空着。在车厢中段坐着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农民，额头不停地出汗，双手震颤。他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衬衣，腋下撕开一个大口子，背部则湿透。他不住地呻吟。有位烫发的老妪递给他藿香正气水，被他拒绝。也许他会死。我坐向最后一排。我以为火车这就要开走，它却长时间停着。乘务员走来时，嘴唇嚅动，我们翘首引领，她却啥也不说，打开乘务室，将自己锁在里边，静心阅读一本叫《瑞丽》的杂志。有人擂响那玻璃窗，对她徒劳地喊：“我一切都按照规矩来，但是你们呢，你知道你们会耽误多大的事吗？”他所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有时我感觉火车在移动，甚至能感受到风吹。不一会儿我知道是旁边的火车在开走。四五条轨道只剩我们这一列，月台空荡荡的。也不知道是要等待什么。这么等下去，我注定要被警察带走。倘若被带走，我一定挣扎着大喊：“谢谢你们，铁道部，谢谢你们这些大傻×！”我完全喊得出口。
孔洁的妈兴许已报警。今天是周末。按照她们之间的约定（孔洁曾向我提及，其母曾交代，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事务，也要保证晚上回家吃饭），这会儿孔洁应已返家。然而没有。孔洁的妈应该走来走去，不停地吓唬自己，又不停地安抚自己。如果警方相信她的焦虑，那么根据卫星定位，他们很快能监测到孔洁就在我所寓居的地方。一念及此，我就后悔莫及。我完全可以将那部红色索爱手机捎出门，随便丢在哪里，可我偏偏让它的信号消失于我的房间。我开始说服自己，我要让自己相信。孔母也在说服自己，女儿快毕业，总会有点宴请，比如手机没电，比如难以拒绝同学的挽留。“也不知道借部手机打电话回来，回来看我不骂死你。”她一定这样安慰自己。
我最后允许火车只能停留一千秒。我真的按照一秒钟一下的节奏数下去，数足数。然而这铁皮巨虫该停还是停着，并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拎起包，走到乘务室那里，准备叩门，请对方放我下车。然而就在此时，火车发出一声长鸣。夜幕降临，天空是暗蓝色的，我看见树枝、平房、铁轨旁堆砌的石块、行驶着车辆的公路及整个城市在后退，一轮月亮慢慢追随着。火车驶向旷野。我感到既振奋又哀伤。如今我是一名旅人，将离开此地。
火车那刚清洗过的味道很快消失殆尽，车厢内弥漫着人类释放的各种气味。我斜躺着睡去。在梦中，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一处检查站。把守关隘的是一老一少两名警察。每当有人检验合格，他们就会摁下按钮，让颜色红白相间的闸杆升起。后来轮到我走上有脚印标志的检查墩，我听任老警察推起老花镜查看我的证件，并拍打我全身。他嘴里有浓重的马粪味。这味道让我倍感亲切，因为从这张嘴里传出不耐烦的命令：快走。一俟闸杆升起，我便阔步前行。走着走着，又听见闸杆在短暂下降后猛然上升的声响。它在抖动。年轻的警察摁住机箱上的按钮不放。他皱着眉，盯着我的背部。那真是一双洞穿一切的眼睛呀，那双眼盯得我后背发疼。我凭恃最后的侥幸，勉强挪动步子。眼见要走入浓雾，脱离他的视线时，又几乎是命中注定地听见他喊：等等！ 我的双腿随即一软。
接着我勉力跑起来，如此眼见要被擒获时，忽然腾空，踩着瓦片飞越一座又一座屋顶。大约飞过半个城市，双足刚刚落地，又发现他们自各个角落风驰电掣地冲来，慌乱间我蹿入一幢老楼，楼道内传来脚步声的回响。我越往顶层跑，越知道无路可逃。
完了完了。睁开眼我发现火车在夜色中前行，嘴上仍在说，完了。直到车厢内那些陌生人的身形一个个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才回过神来。我起身去如厕，扭转门把手，没有扭开。我到车厢连接处那儿，一条腿屈膝，脚掌抵着车壁，人就这么靠着，望着车窗外。我回去时，厕所还被人占着。同时我发现在车厢那头站着两名警察。他们手持读卡器，逐一检查乘客的身份证。那些清白人，几乎是欣喜地从包内翻找出它，呈上。我无法判定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检查还是只是例行检查，我甚至连往下考虑的时间也没有，因为他们检查的效率极高，几乎在检查前一排的时候，就已命令后一排的全部准备好证件。我朝厕所走回去，能感觉他们俩都抬起头看我。我捂住腹部，拍打着门，里边传来烦躁的听不懂的方言。我走向下一节车厢。这是最后一节。我坐在近乎是空着的车厢内，整个人接近瘫痪。这种感觉异常绝望。好比是死刑犯意识到最终的时刻将要降临。我想他们只能是将手插在我两边腋下，拖着耷拉双腿的我走。届时我肯定无法站立。
一会儿，那位健康状况很坏的农民走来，肩膀不时撞向摇晃的座椅和车壁。他像我一样走向这最后一节车厢。我低声朝他喊：“滚！”他努力看我，嘴角抽搐着。我重复命令道：“滚回去！”他深叹一口气，很多天后我都在寻思他的这声叹息，这意味着他已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他打起精神，扶着车壁往回走。俄顷，厕所那边传来锁舌弹动的声响。我急匆匆走去，和那一边朝外走一边系腰带的妇女挤来挤去，最终是我进厕所后她才出来。我用肩膀顶住门，转动旋钮，不放心，又转动一次。我想就在这儿待上20分钟半小时，警察看看最后一节车厢没啥人，检查得差不多走人，我就再出来。一时之间，从门外传来慌乱的声响。整个车厢都在骚动。而且声响是朝我这边来的。我紧张地看向车窗，分上下两扇，下边那扇封死，上边为通风计，打开一点，能透过那里看见飞逝的天空。我抓紧把手，试图将它完全推开，却推不动。即使能推动，我其实也爬不出去。
紧接着是咚咚咚的砸向铁门的声音。
我没出声，外边的人踹起门来。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我一天以来遭遇的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之一。可在当时，几乎是他踹一次门，我便拿头撞击一次车壁。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便将颤抖的双手伸到感应水龙头下，等待它哗哗地流出水来。水来了，水来了呀。我颤巍巍地说。我还扯下几张擦手纸，有模有样地擦起来。“死出来！”外边的喊声越来越响亮。最后如不是乘务员用钥匙将门打开，我可能就要由此疯去。是位胡茬雪白的中年汉子，他抓着我往外一拎，我便扑在过道上。然后他闯进去，门尚未关好，便褪下裤子屙起来。我扑在地上，从未闻到过这么富足的空气。没有人来过问我，直到我自己爬起身。我为此甚感失落。从旅客们尚未停息的议论中我获知，那位农民困兽犹斗，然而老警察只是拿手一拍，便将他拍倒在地。老警察踩住他的脖子说：“我就看出你这鬼东西有问题。”
事情很明显：车厢内有两名罪犯，如果乘警先查出我，那么脱围的将是那位农民。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我不知道自己犯下的事是否已败露，即便尚未，我相信以目前的心理素质，我也无法自如地面对警方。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事情。火车在前方停靠后，我选择下车。
这虽然是个小站，下来的人并不少，推着小推车的小贩和拉客的客运司机蜂拥而至。我混迹人流之中，几乎是神鬼不知地隐身于阴影之下的绿化带内。很久后，一列动车驶过，这列绿皮火车才喷着白烟离开。在车门几乎要关上前，最后几名旅客一边拼命吸香烟一边丢掉它，然后跳进车厢。小贩推着车鱼贯离开，值班员拎着一大串钥匙，打着哈欠走向铁门。不一会儿，月台的灯一盏盏熄灭，自铁门处传来铁闩闩上的声响。直到确信月台上不再有一人走动，我才猫腰走出藏身地，跳到铁道上，沿钢轨朝前走。因为挎着包，天色又较为灰暗，我只能用脚去探索。枕木之间距离很近，这使我走得极不痛快，然而又不能跨过中间一根枕木大踏步走过去，因为可能会踏空。有时踩到屎，使我懊恼至极。这样走上半小时，才看见光亮。
光是由一盏悬挂在竹竿上的电灯泡发出的。飞蛾围着它旋转。是家小超市，门前立着冰柜，冷藏着可乐、雪碧、啤酒。在沙堆边上，我反复搓着鞋底，然后兴冲冲地赶过去。他们——包括围着台球桌打球的数名青年、店主以及和他一块儿下棋的朋友——抬起头来，我被他们瞧过来时眼锋里所闪现的那种本地人才有的安然自得、有恃无恐以及最为大胆的鄙夷吓得止步。我一个人不认识，话也一时听不懂。他们说得小声而急切，像是在磋商如何处理掉我。只有一位摇着蒲扇的穿白背心的老人，坐在竹椅上，带着准不会错的表情，张开嘴朝我笑。然而也正是他让我觉得再没有比这地方更瘆人的了。
“走吗？”一名青年走来，跨上他的摩托车。与其说是在问我，还不如说是在下达命令。在飞驰的车上，我大声说我要去的旅社应该是什么样，合多少钱一晚。他一言不发，很诗意地飙着车，遇有转弯，便使出侧挂技术，几乎让路面触碰到膝盖。最终他将我撂在一家叫利民的旅社门前，收费50元。
旅社由三层民居改建而成，外立面没有贴瓷砖，能看见粉刷石灰时刷子所留下的痕迹。厅堂内供着财神爷，像前亮着电灯。一楼的客房，窗外安着防盗栅栏，地面潮湿，被褥散发出馊味。二楼好一些。店主登记身份证时，见我是北京人，颇为恭维。然而当我下楼来提出要更换电视时，他便背着双手，敷衍几句，走到门外去。荧光屏上只有一道白线。我一边转台一边拍打机身，像探视垂危的病人那样说：“听得见不，兄弟，听得见你就吱一声。”床单上残留着经血，枕头发黑。吊扇上积满尘条，不过它旋转时，倒没见着它们飞旋而下。
我睡过头，错过和店主共进早餐的机会。“这很遗憾，给你留了，可惜硬了。”他指着盘内两个明显是放多碱以致发黄的花卷说。院子的矮墙嵌满碎玻璃，我瞅着无人，用砖头敲落一些，将原本丢弃于花盆的浸湿的门垫拿去盖住那儿。倚傍在树上的木梯也被我架在自己所住房间的窗下。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心思缜密的表现，也可以说仅仅只是因为他找不到更多的事去做。在街上，每家商户门前都摆着大功率喇叭，根本听不清喊的内容。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何况里头肯定有摄像头。也没看成电影，因为影院被政府用于开会。邮亭不出售新闻报纸，出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关心，我想看看相关报道，因此我问对方能否进一些这样的报纸。“完全无此必要。”对方说。我买来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竟消耗去7个小时。我另外买来望远镜和一袋水果。经查，只有一个碰伤的苹果还能吃。在将它的黑点一点点抠去时，我想到摊主在接受我提议的价格时那种痛心疾首的样子，禁不住会心一笑。她可是让我掏出5元钱，替她扔走一袋垃圾。 很快我便回到往日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我开始对自己做这一切来摆脱这种状态，对它所获取的效果感到怀疑。我觉得自己有点想当然。这种可怕的无聊状态表现在：几乎在回到居所的同时，便想出门。或者几乎在离开居所的同时，又想回来。总而言之，无论去哪儿，心里都会想到它是白忙活一场。世界并不需要我，或者说，我和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每天醒来后——无论人怎么抻长睡眠，他总会醒来的对吗——我都要面对一个令自己苦恼的问题：下面，我该干点什么好？
后来的一个正午，我去这个县的人民公园。人工湖上浮着几艘锈迹斑斑的铁船，就是看着湖面上反射的阳光也觉得刺眼。一座弯弯曲曲的桥连接两岸，岸那边是游乐园、门球场和烈士陵园。自陵园拾级而上，便看见耸立于山丘顶上的烈士纪念碑。陵园内杂草丛生，树木葱郁，不时传来老鸦那有如求饶的喊声。纪念碑面朝着一个跳舞的广场，通过生锈的喷头可以想象喷泉喷发时的景象，一定是又高又多，然而也一定是遥远过去的事。有人在这里晒草药，远处停着一辆缺少一只后轮的农用车，用木桩顶着。没有任何人，除开我。
在松柏的荫翳下，我给手机装上电池，按动开机键。这些日子我总是克制着开机的欲望。倒不仅仅是因为开机会暴露位置，同时也因为它可能会以空白、零、没有未接来电等形式来加重自己的失望，使自己分外孤独，觉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个路人。
信号不好，因此我一直朝着陵园最高处走，直到它艰难地弹出一条未读短信：我是世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建设路店二手房置业顾问程庆锋，出售房屋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号码请保存一下，谢谢。
在作案前，很多次我都在想，万一有人过来唤我呢。然而我大概等了有那么几周，也没等到这样一个人。现在仍然是这样。
还是这样。
你等着，我给置业顾问回短信，然后关机，并拆下电池。兵贵神速，我小跑着冲出公园，追上一辆三轮车，潜到一幢废弃的淡绿色的居民楼内。像这样的楼大概有30幢，应该是工厂整体搬迁走后遗留下的。在顶楼的楼道，我掏出望远镜，透过扇形窗口向公园望去。除开游乐园内多出一位拾荒者，和刚才并无区别。接下来几次的观察仍是这样。我坐在地上打盹儿。醒来后照例举起望远镜，却见公园大门那儿停满了车。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人，手执武器，相隔三五米一个，呈拉网式，从山丘那边翻越过来。都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愤怒。可能动员的人只说出一句话就让他们这样。警犬总是试图挣脱驯犬员拉着的皮带，冲向前方。它张开嘴，吐出湿润的舌头，不停地喘着气。
我开始朝下跑。坚硬的梯段将我的脚朝上蹬。牙齿捉对儿撞击。脑壳都要蹬破。我在路边好不容易等到一辆三轮车，钻入后急切地说，去利民旅社。在车上我便付过钱。然而当它驶近目标时，我又令师傅继续朝前开。旅社门前停着一辆白色仪征吉普。根据我的观察，那儿一直不曾停过什么车。开三轮车的瘸子说：“你到底要去哪里，你要我怎么办啊？”我和他争辩不过，选择在公厕处下来，然后躲进屏墙，窥探旅社的动向。好一阵子，自旅社内才走出面红耳赤的两个胖子，他们剔着牙，缓步走向汽车。坐上去时他们龇牙咧嘴，面颊扭曲起来。应该是座椅晒得太烫。然后他们摇上车窗，开上一会儿空调，才驾车离开。我两边张望一番，下定决心，沿一条直线疾步走进旅社。
厅堂内没人，电风扇吹着前台上的账单使之翻动，应该是走掉没多久。一盏电灯已经熄灭。我快步上楼，尽量想轻点，却仍然无法阻挡嚓嚓的声响在楼道内回响。二楼走廊也没人。当我将那把铬黄色的钥匙插入锁芯时，看见晾在竹竿上的被单，其边角朝我翻卷了一下。我轻轻关上门，而后将手机、望远镜丢进旅行包，背着它走到门前。此时外边一片寂静，风吹来扑打着门板，发出轻微的响声，我陡然感到极为惊恐，站着不敢动。一时之间，自楼道果然传来男人的脚步声，他一步一步，不是那么急，然而也绝非无所事事。人分明已走上二楼，脚步声却悄然消失。你不知道他是去三楼，还是就站在二楼这儿静默地远眺，无从知道他要干什么。突然，我意识到他就站在和我一门之隔的对面。门是新造的，用的是枞树板，还能摸到上边油腻的树脂。这是一种直觉。我感觉他和我一样屏住呼吸，等待着对方率先弄出响动。我暗自低头，看底下的门缝，没看见对方留下什么阴影。也许外边啥都没有，只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瞎紧张。
我就这么一直等着。
此时，第二个人上得楼来，印证我的猜想。这是个莽撞的人，他喊叫道：“你在这儿干……”因为看到同事在仓促制止，他就将最后两个字换成极低的声调说出来，“吗呢？”
“我预感他就藏在里边。”头一个上来的人在门前压低声音说。
“神经病。”
“我的预感很强烈。”
我捏起挂钩，轻轻将之扣进圆环。随后又将牛头锁的保险钮朝右旋转90度。我踮起脚掌，让脚跟轻轻落地，就这样一步一步，悄然后退。我一直盯着那把漆黑的旧牛头锁，其中一处螺丝孔是空着的，没钉钉子。在听见他们尝试推门后，我快速来到敞开的窗口。那把梯子还在。我汗如雨下。我从没出过这么多汗。我感觉身上涌出来的都是热乎乎的泥。
在溜出窗口时，我看见那扇门在嘭嘭嘭地震动，连带着门框边的尘土也在往下掉。是后上楼的人在急不可耐地捶它。我转头看向大地，阳光将地面的每一颗颗粒都照得清清楚楚。我想快点儿下到地面，却手忙脚乱起来。最终我将旅行包朝地上一扔，人才利索了。我下来后，仍然没听见厅堂内有什么动静。但在我将旅行包扔出院子，人就要从那块门垫上翻出围墙时，我看见肥胖的厨子，那店主的亲戚，正惊愕地看着我。他的嘴巴洞开，一只手举向半空。楼上传来门板裂开的声音。我将食指竖在嘴前，从衣兜摸出两百元，也不管他，就塞到他手里。他几乎要哭起来。我不知道他因何而痛苦。不过他的手还是将钱捏上几捏。我只用三步便跃上矮墙。跳到院子外后，我背起旅行包，一路奔跑，直到跑到野外。
在鸭塘的棚屋后边，倚傍着十几块石棉瓦。我藏身于石棉瓦下，直到犬吠声和偶尔的枪声消失，漆黑的天空再没有笔直的车灯扫来扫去，才走掉。夜色降临以前，我将生长在附近田埂上的树莓全部采摘食用，我还记得自己看见污泥中有一种体色肉红、像是刚下窝幼崽的爬行动物，它们细长而滑溜，密密麻麻地，在彼此身上翻来滚去。后来我确信它们是蚯蚓的一种。 我沿着山麓行走，白天看这是一座被掘开的铁青色的山脉，现在看它只是黑色中更黑的一幅轮廓。有时前方路绝，我便走进高速公路，但是一旦确信山麓处又有路，便重新回到那儿。后来我来到一条河流边，高速路从桥梁上通过，不时有车辆嗖的一声飞过。一艘铁皮船就系在桥洞下，我用上快一节课的时间才解开绑死的缆绳，然后划走它。偶尔休息时，我才知道不用怎么划，它也会顺流而下。有时能感觉岸两边长满一人高的蒲草，有时会有蠛蠓类的细虫成群扑来。也许不能说是它们扑来，而是我的脸自己撞上它们布下的网阵。
拂晓之时，我望见江潮，浪潮之上尽是白沫。岸边一字排开的违建商户多数尚未开张，只有一家摆出几张桌子，在火炉上垒起蒸笼，并开始炸油条。我一项项地等，他做好什么我就吃什么。没有比在饥肠辘辘的清早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餐更幸福、更令人振奋的事了。我去公厕解过大便，然后登上地板全是泥浆的头班船。船舱散发出的味道比厕所还要腥秽难闻。轮船启航时发出柔和而低沉的鸣笛声。没多久，我就犯困。在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名足智多谋的土匪，逃亡时，为防自己睡死，入睡前在指间点着一根烟。这样便能在它烧疼手指时醒来。我有样学样。但是我是被烈日烤醒的，手里什么也没有，一定是在睡梦中将烟扔掉。那一包拆开的红梅烟被溅入的江水打湿一半。旅行包还在腰下压着。乘客们睡得东倒西歪。太阳已升高，它将我们晒得满身淌油。
我随船来到一座弥漫着白酒味的城市。我用假身份证登记，住入钟点房，鞋也不脱，颓然倒下。醒来时发现天色已近薄暮。我自以为睡过去三十几个小时，结账时才知只睡了四小时不到。我背着包去附近一所学院，在喧嚷的小吃街见到日租房的广告，按图索骥找到它。是在校生转租的，比旅社安全很多。这所学院收的都是三本生，也有专科生，生源想来都是本地区县市的。不过比起我叔叔所在的学院，要有活力得多。在军事学院，学员们从早到晚穿着迷彩服，双手握拳，提至腰际，一二一、一二一，围着田径场慢跑。
我来过几次这所学院的篮球场。起先只是旁观，有一次球跳到界外，我起身，接过，陡然出手，球在空中飞出一道极高的弧线，投篮后我的右手一直蜷缩着留在半空，直到球弹筐而出。很遗憾。不过他们中会打球的都侧目过来看我。他们知道我是多少练过的。在篮球场上，总有一批以篮球为志却不能以它为业——就是连最低级的体校队也不能入选——的悲壮少年，他们就是。而那些不会打球的无知者，几乎每个球都要三步上篮，跨上几步便将球弄丢。我不怎么会搭讪攀谈，只有到他们缺人，我才有机会加入。我注意到一个人总是在别人走后独自投篮。从各个角度练习。练习很久，然后坐在场边，任汗水从下巴颏儿滴落。有时他会掀起球衣擦脸。暮色逐渐笼罩他。我仿佛看见往昔的自己，我用投篮打发走很多时间，直到发现它怎么也打发不完。我在这所学院的逸夫楼前拿走一件别人晾晒的火箭队背心及短裤，另外购置一顶嘻哈帽。然后我搭乘黑车过桥，来到邻省。我让车停在派出所附近，自己走过去，开通手机。办证窗口内有一名女警正一言不发地盖章子。我低头看着手机，问：
“你们什么时候下班？”
“看墙上。”她头也没抬。
我看向墙上贴的告示，果然标注有作息时间。这地方没有装摄像头。这倒是个意外的发现。我关机，取出电池，找到黑车，风驰电掣地回到大桥这边。手机有20条未读短信，都是妈妈发的，只有一句话：儿子，你回来自首吧。
我知道这是警方布下的攻心术，却仍感到悲愤。她完全可以拒绝别人使用她的手机。她怎么能背叛自己唯一的亲人，她算什么妈啊！我甚至觉得都不是别人强迫她这么做，而是她主动要求这样的。她一定恳求别人替她斟酌语言，打好字，然后才发过来。发一次不够，每隔一小时发一次，发他妈20次。她就是这样的人。
也许对岸警方会忙活一阵子，也许他们会怀疑我已潜到他们的对岸。然后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不可能为着没有确切证据的事来商请对岸警方协助。再说，这码子事，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事发地公安局的。我想乘船去下一地，又觉得他们不来我为何要跑，因此又住上一段时间。
我在这儿认识了一名孤儿。他十来岁，上身着一件宽大的保安制服，下身穿女人的糖果色纯棉短裤，脚蹬老三条皮凉鞋，应该都是捡来的，他的腿像鹳腿那样枯瘦且长，膝盖骨格外突出。我当时正在距住处不远的地方吃馄饨，他带着全然的焦急，匆匆跑过，旋即又跑回，藏于我身后的小百货店。紧接着有三四名手提大砍刀的青年跑过，他们胳臂文着字，脸上显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神气。仅仅过去一两分钟，小孩便闪出，东观西望一番，便堂而皇之地坐在我对面，用指尖弹击桌子。我颇感不安，侧过身去，随时准备撤退。他一直羡慕而亲密地看着我。
在使几个眼色不能驱走他后，我开口道：“还不快走？”
“我说呢，我说你就不是本地人。”
他将塑料凳搬到我旁边，笑嘻嘻地摸我干洗过的衬衣。多好的料子啊，我都听见他心里的赞叹。我又害怕又厌恶，匆匆结过账便走，他却一路跟着。我说：“回你自己的家吧。”他不为所动。我说：“我要去办事，你别跟了。”他这才停在原地。我朝着和住处相反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后来却有些遗憾，也许可以带着他，让他像仆人一样做些事，特别是在自己不方便的时候，我却将他轰走。
两日后，我照旧来吃馄饨，抬头间他又坐在我对面。我们都不奇怪。他说：“我就知道你还会来这儿。”然后慢慢看着我吃，我望过一遍街道，给他也叫上一碗。谁知他还是慢慢看着我吃。好像我的吃法和当地人有所不同，是件值得炫耀的事。餐毕，他问我要去哪里，我正犹豫着怎么回答，他抢先道，不如我们去“城中诚”超市吧。这时他全然是个小孩的模样，捉着我的手摇来摇去，不停地说好吗好吗，就不许我说个不字。我同意时，别提他有多兴奋，像个小女孩，一蹦一跳，不时回头看我，将我一径领到这家超市。在超市里他要是看中什么就反复去摸，眼巴巴地望着我。我要走，他便拉住我，又不好意思总是拉，便伪装出哭腔，直到我掏钱。我们买下四五样东西。唉，那把水枪出门100米就被使坏了，他弃若敝屣。而后我们又去游戏厅，玩《雷龙》，只见他左手紧张地摇动手柄，右手间或猛拍按键，眼睛自始至终不眨一下。我实在不会玩，几下便将三条命丢光。这会儿门外起来喧嚷声，很多人围着一名戴红色袖箍的治保会干部，看他仰首涂刷糨糊，将白纸贴到墙上。贴毕，他还伸掌将边沿好生拍打一遍。我要去看，那小孩不理会，我强调数次，他才啪啪啪连拍按键，将积存的炸弹全拍炸了。
一
今天，我去买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反而欲盖弥彰，后来挑上一副普通平光眼镜，似乎就好很多，它一点也不招摇，看见我的人又准会以为我是一名由来已久的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相信戴眼镜的人。我还买来透明胶带，我试着将自己的一只手缠绕起来，要用很久才能将之剥离。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添置衣服这一项，然而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来岁，身形矮小，脸很黑，脸颊上长着一颗蓝黑色的痣，其上生长一根细毛。刚有一位顾客对她的容貌嘲笑有加。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行使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就大为后悔。这是一双没办法再低三下四的眼睛，我走到哪儿，那目光就追随到哪儿。我正要走，听见她唤我为叔。她凄惨地说：“外边一千多元的我这里卖几百元。一样的货，都在我这儿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这些能招徕顾客的话她背诵起来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将它扔下。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门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遗憾地跟出来。这时路前方走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身穿西服，脚踏锃光瓦亮的皮鞋，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
未料她低呼道：“有啊，怎么没有？”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时瞅着我，生怕我走掉。她果然都替我找齐，只是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搂着衣服去试衣，出来后照镜子，见有发蜡，问：“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用指头揩出好大一坨，将头发梳得乌亮，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惊惶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出来后，我将新衣丢下，注视她有六七秒（她真是难看啊），问：“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600元，只收580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20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看着她那仍然不曾消退的一脸的兴奋，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200元。”
“本儿都不够，叔。”
“200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400元拿走。”
“我只有200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那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掉。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分明听见两个她在她内心吵架，一个她要急着出来叫住我，另一个她则认为还应该等等，这时谁做出主动的姿态就意味着谁必须让步。我接着往下走，就在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听见她喊：“等等，200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10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学院的家属院，何老儿恰好也回来。院子内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24小时站岗。对学院的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他们四肢并拢，笔直地站着。
我远远跟随何老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打开自家的门。屋内啥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盼望在打开门的同时，有些什么窃贼扑上来。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消磨眼下的时间。据说为用掉过于充足的时间，劳改犯总是劝告自己去做事，以致出狱后变成在行业内呱呱叫的匠人。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卫生间，努力想着某位女生，想她们搔首弄姿的模样，然而什么也想不出。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射精。
随后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得找点事情干。我走进书房，揿亮灯，在角落里有一台不设密码锁的军绿色老式保险柜。上边盖着一层防尘罩，堆放着一樽插着塑料玫瑰的瓷瓶、一捆《大众电影》杂志、一个花盆以及一只纸箱。移开这些东西后，我找出自己钥匙中差不多大小的那把，插进保险柜锁芯，缓慢试探。接着我揿灭灯。黑暗使人专注，并且变得富于耐心。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字画、玉器、美元、子弹壳等玩意儿。
我想，当叔母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一定会愤怒到极点，然而又不敢声张。这是她应得的。我们家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奔叔叔，是两家必须完成的交易的一部分。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是成绩更好的爸爸做出让步，供养叔叔读大学，而自己在煤窑把肺搞坏了。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叔母，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本地人，便觉得我们全都是在沾她的光。妈妈将我送到省城时，拿出老家的土特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嘛，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说：“我妈妈可是比你有钱。”我住进家属院时，叔母和叔叔还没搬走。不得不说，那是我极为难熬的一段岁月。拘谨、压抑、羞愧，脸色总是发红。我无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无法判断她是否如意。记得有一次，她突然说：“难道说我连电视都不让你看了？”我这才想起，因为恐惧于她的指责，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开过电视。她总是反复地擦地，墩布擦过后，还要跪在地上用湿抹布擦，擦得吱吱地响。我曾想去打听与她相识的人，以判断她的洁癖是过去就有，还是从我出现后才有的。 现在她住在另一校区的家属楼，漫长地装修一间复式公寓。叔叔去地方上挂职已久。我一个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自由，现在却觉得自由不过尔尔，总是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时间太富余，我没办法用完。
我捏着钥匙柄，轻轻且反复地去转动它，整个人沉浸于其中。这时从走廊处传来脚步声，停下，又听见钥匙在叮当作响，来者找准一把，粗鲁地插进锁芯，防盗门应声而开。有人回来，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突然意识到什么，往外扯它，可它的齿部却卡死在里边。仓促间我不慎将钥匙扭断。叔母开第二道门时，我凭感觉罩好防尘罩，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杂志呀瓷瓶呀花盆啊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重新布置一次。放花盆时我的手剧烈颤抖，差点让它掉下来。
书房——也可以说是库房——的门是虚掩的。
叔母对着客厅和卧室观望一会儿，来到书房，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着数字：44、45。她推开门，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推开门，让客厅的光漏进来。
“俯卧撑。”我喘着气说。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揿亮灯，示意我离开，于是我站起来，拍打手掌上的灰尘。她拿起瓷瓶看看，将它扔进纸箱。也许她要去查看那台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这时她却回过头来，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吗？”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脸颊的皮都在跳，然而人还是僵立在原地。
“出去。”
直到她再次下达命令，我才走出来。在客厅，我痛苦地等她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什么回来吗？”她说。
“不用。”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头，然而还是开门离去。
二
第二天上午，我去查看断在锁芯里的钥匙，无计可施。也许需要一把钢丝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的阳光过于刺眼，地面都在反光。同学们早早来到教室前的空地，拼命地说话，有时还发出很大的笑声。但是我知道，那种即将迎来命运裁决的紧张，从来没有从他们内心退去。要是就近看，就一定能从他们眼里看见惶恐和不安。只有我置身事外。我站在一旁，没有靠近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照相分两个步骤，先是轮流拍头像照，最后以合影结束。等待时，我窥见孔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她不时去擦汗湿的发梢。她的脖子洁白而长，脸庞娇嫩，在阳光下，她是那么辉煌，又是那么脆弱。因为想到她可能像瓷器一样被无情地摔碎，我禁不住感到揪心。她的母亲总是跟着她。唉，自从她的父亲过世，她就成为她母亲全部的希望，课余时间都用去练习小提琴。每次演出，她的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这当娘的才搂住她，声音难听地哽咽上好一阵子。
难以想象的是，有段时间她还养起狗来。她得躲开母亲与老师的双重监视。养过两天，她就焦虑地找到我，因为只有我是独居。我把她的狗养死了。自从我对着它飞起一脚，它的情况就没好过，直到死在她手里。她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挖坑，泪水滴在泥土上。我充满自责地告诉她，是别人踢的这一脚。
这会儿她看见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是一名哑巴看到另一名哑巴，一名聋子看到另一名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叔母很麻烦。”我说。
我不敢直视她那急别人之所急的充满责任心的眼神，仓促说上一句“没法活”，便走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放着一把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就都看着。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摄影师从照相机后抬起脑袋，说：“我说哥们儿，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不知为何，众人笑得前俯后仰。我面红起来，嘴唇微微痉挛，但我还是抬起脸庞，将蓄好的胡子充分地留在镜头里。结束后，我找到同样是中途转学过来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不停地搂他的肩膀，捏他，然后对他耳语：“兄弟，只要一天是兄弟，一生都是兄弟。”
合影后，我就离开学校，并且再也不会回来。
买到钢丝钳后，我清查余额，不足200元，索性又购来尼龙绳和弹簧刀，这样就不剩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经审批，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那种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开口就说要匕首。他将我引到内间，拖出一只纸箱，里边都是军用弹簧刀。店主问我要自动缩回的还是不能自动缩回的，我要了前者。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塞进包里，向前推动按钮。啪，它弹出去。向后推动按钮。啪，它又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倾向于相信世界在轨道上运行的他们，将很难理解这从天而降的既荒唐又绝望的事。不过逐渐地，冷静回到我身上。我得挑选被害人。是啊，我得挑选。我想，一个人被害是因为他值得被害。眼下这些人都不是很合适。直到走来一名用酒店的一次性梳子梳头的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很难界定。他显得老成。个子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过分，肩宽也就一尺，这让他看起来非常怪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高视阔步，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凄怨地将头枕在寡妇的肚皮上，而今早已然接到升职的电话，将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擦肩而过时，我听见他在对着电话爽朗地大笑。我心想，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后，我用钢丝钳的钳口夹住断裂的匙杆，试图旋转它，好将之扯出，却是吃不上力。眼见着没有希望，我火气上来，操起钢丝钳就敲打柜体，直敲得虎口发麻，方才作罢。我想事情筹划经营如此，耽误在这么一个细节上。 下午一时三十分，楼道那边传来关门的响声。是何老儿出门。我强打着精神跟出来。这是计划里的一部分。何老儿牵着一条猎犬。它抬腿时宛如在沉思，总要经过一两秒才放下来。有时候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抓手臂；它呢，用长满癣疥的脊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在地上不肯走时，他总是连续地踢它的腹部，啐它，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这条老狗只是例行公事地叫几声，从中一点也听不出它有什么痛苦或者恐惧。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在前方撒些食粮。
这是一条你付钱给它它也不会叫的老狗。然而在我代养孔洁那条小狗时，不知为何这条老狗将信息传递过来，引得我这边的小狗用爪子疯狂地刨门，一整天地叫嚷，直到将嗓子叫哑。就是那次，何老儿第一次拍打起我这间房的防盗门来。后来是用脚踹，哐当哐当响。我真想捂死自己家的狗。开门后，我还没看清他的脸，脖子就被他掐住。他开口说话时，我看见他的牙齿全然黑掉。
“吵死人了，都几点了——你他妈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总是吵总是吵——你要是不想住，就他妈滚——滚，知道吗——别总是对不起，对你妈的对不起，赶紧的。”
我承认我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他松手时，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他的同情，有利于事情的结束，不料他意犹未尽，除开掴了我一耳光，还踢了我好几脚。我噙着泪，朝他鞠躬，关好门。我看着小狗，发现它也吓得半死。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将它领走。“惹事了。”我说。它在这时又叫嚷起来，我一脚踢向它的腹部，它轻飘飘地飞向空中，然后噗的一声坠地。
现在我跟踪他，心里却没有什么恨。或者说，有什么恨，也被克制住。我这个人的长处之一，就是不太容易受到情感的左右。我觉得那前头走着的就是一个早已下葬的人，毫无价值。我能理解这名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寂寞。因为年纪的原因，他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总是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不得不归来，仿佛一天的事都已干完。他下厨时用力地使用铲子，有时会用勺子敲打锅沿，敲得当当响。他在固定的时间去岗亭那里取报，要将它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然后又是做午饭。午休一小时，便从家里出来，带着那条高寿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不做饭，一早穿上熨过的军服，佩戴勋章，等在楼下。他踱来踱去，然而直到傍晚，轿车才开进大院。他几乎是小跑着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着那些慰问人员在下车的同时就要转身上车，忍不住想笑。
这会儿他继续朝前走，遇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便背起双手慢慢地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子被对方吃掉，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吵起来，以他孤零零的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看着这闲得发慌的怪物，骑走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靠工地这边，墙下蹲着三五位穿着睡衣，拎着小包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子拎着茶杯或菜篮，徘徊来徘徊去，装着不知道她们是干啥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儿每次都抢答：“想啊，就看玩啥呢。”
“玩啥你还不知道呀？”
“不知道，说说看呢。”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日×。”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儿心满意足。不停吟诵着。日×，日×，日×。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牵着狗去附近公园游荡。我结束跟踪，返回家中，往锁芯里倒肥皂水，用钢丝钳继续夹住匙杆，还是没弄出来。我以前脾气还不错，这会儿却暴躁起来，索性将那凸出来的部分完全敲进去。在卧室休息片刻后，我返回书房，对着保险柜的入口撒尿，又双手抓住它的立脚，用肩顶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嘭的一声，它倒在地上。不可能指望它会散架。但在柜底，我看见一只被透明胶反复粘好的透明包装袋。那是一种一压合就可自动封口的包装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叠好的旧报纸，便看见十枚古币，有的写着太平，有的写着通宝，好几个朝代的。
我差点笑出眼泪来。我真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的谁，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理的。她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值钱的东西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书房，是想蹲下去摸那里，摸到，也就安心地走了。
何老儿回来时，我对时间，是下午六时三十分。我想，你真不愧是一名军人。
三
次日一早，我来到老杨树古玩市场，阳光照耀在蒙尘的文物上，从店主们端着的碗里冒出早餐的热气，人来人往，气氛一片祥和。然而我知道，在这到处标榜“诚信经营”“假一赔十”的集市里，最容易被牺牲，同时这种牺牲也被广泛默许的品质就是诚实。店家几乎是公开地算计顾客，只因顾客也在竭力地占他们的便宜。我觉得老人家会好一点。年龄让他们意识到体面的重要性。我选中一位正在喝茶的清瘦老者，他要是说个差不多的价，我就收钱走人。他拆开封口，将铜钱倒出来，又戴上类似修表匠才戴的钢丝眼罩，一枚枚地看。而后去翻一本大概有五六百页厚的古钱名录，一边舔着口水翻查，一边比对手中的铜钱。大概比好一枚，就轻蔑地朝柜台扔上一枚。
我问值多少。他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不舒服地看着我。我再三地催促，他才说：“小兄弟，你认为它值多少呢？”
“这得问您啊，您是专家。”我说。
他取过一枚，掰掰，那上面的黏土尚未清理干净。他说：“你要我说真话吗？”
“当然。”
“钱倒是真的，就是出土得太多，有时一出土就是好几百公斤。”
“那你觉得值多少？”
“三十元。”
“一共？”
“一共。”
我取过这小塑料袋，将铜钱抹进去，说：“30元你留着自个儿花吧。”
“那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
我在走的时候听见他这样说。
“起码一万元。”我说。 “小兄弟可真会讲笑。”
“信不信我卖两万元。”
他笑起来。我听出这是对不懂行者的嘲笑，这种笑发出后，也意味着他没什么可遗憾的。然而就在我继续走时，又听见他几乎是在下定决心地说：“三千元吧，三千元是个合理的成交价。”就像是有威望的人在下达一项旨意，我心里产生极大的顺从的欲望。然而我还是说：“一万元。”
“五千元。”
要是他不这么说就好了。结果我说：“一万五千元。”
“你看，你开始说一万元，现在又说一万五千元。”
“两万元。”
他笑笑，表示原谅我的幼稚。我重新走起来。我听到他又开始嗯嗯啊啊地沉吟起来，知道他是在组织合适的词语，便索性走得更快。我藏在一棵树后面，窥视着店门，未过数秒，便看见他果然拖着一条残腿走出来。看见我后，他拼命地招手，“你来，你来。”
“想买了？”
“买，一万元我买。”
“你当我是什么？”
我开始又走动起来。我大概已经知道这些铜钱的价值。卖给谁我都有谱儿。然后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老东西竟然在我身后跑，也许叫跳更好一些。人们都在朝他观望。我停下来，说：“你真要买，回去取钱，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果然又折回去，到门口时回头望望我，确认我没走，才进去。不久他出来，露出下作的笑容，伸出一根手指，我正气凛然地伸出两根，他表示明白。
他过来后，提出一定要先察看铜钱。我将塑料袋交给他，他一枚枚过细地看，才取出一沓人民币。是一万元。我推回去，说：“两万元。”
“你看你，说好的。”他嬉皮笑脸地说。
“两万元就是两万元，我并没有开玩笑。”我说。
然而我还是挡不住他的肉麻，他又是抚摸我的胳臂，又是拍我肩膀，总之软磨硬泡，最后多塞我两千元了事。这时，一名像他一样跛掉的乞丐端着锡皮罐子过来，我见里头都是五毛一角之类，就将那两千元扔进去。乞丐低头看看锡罐，又看看我，眼见就要中风，我踢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如风遁去。老人家不停地拍着大腿叹息。我想他这会儿应该明白，我并不在乎手里的货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元。
中午用餐，我只消费一块面包，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火车站还远时，我拆下手机电池。站前广场有一堵文化宣传墙，一面绘着中国地图。人群挤来挤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墙的前边，有一种站在时间之水中的感觉。一天之后，负责追捕的刑侦大队长或者副大队长也会站在这儿。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罪犯，他要是逃，会往哪里逃？
对我来说，它充满可能性，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而追捕的人则只能努力使自己要做的事符合逻辑，比如设想我逃回老家，或者逃到远亲那儿，还有就是在过去的言论中我表露过要去的地方。为此他绞尽脑汁。我从未向人提及我要去哪儿，想去哪儿。我心里很清楚，这世上没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如果非得去，那就是去一座海拔很高的名山看看日出，我没去过，据说观看日出能治疗人心的衰竭。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姑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戴着口罩，在售票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时三十分离开的票，事到临头我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于是咨询售票员有没有从此地始发的车，她查出有一趟是明天下午四时十分的。我正盘算着，听见后边的人不停地催促，便说好，那就这趟。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站票。此后，我找到一个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接通手机信号，当着摄像头拿出身份证，花几百元订到一张明晚九时出发的折扣机票。后来在看见路边有一处排水口后，我将那张电子客票行程单塞进去。
下午，我找到曾经去过的那间服装店。店主穿着灰色旧连衣裙，扑在收银台前打盹儿，口水流出嘴角，一丝眼白从没有闭严的眼皮中露出来。店前的大功率叫卖喇叭循环播放着清仓处理的消息。我抚摸着她那长着些许白发的头顶，直到她醒来。她看看我，又看看我指点的一只塑料透明手提袋，我上次试过的衣物都放在里头呢，明白过来，说：“200元你都不要。”
“我上次没带钱，我现在来买，而且买两套。”
我从那一沓钱里抽出四张。她的眼睛顷刻放光，是的，突然就闪亮不少。我明白为何那么多人要去做慈善。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上帝的庄严。她摘下保温杯的杯盖，给我倒上一杯盖的水，说：“我就说你看起来不像不诚心的人。”我后来索性将清单交给她，让她从自己店里拿，或者去隔壁店借，将我所需的皮带、鞋油、香水、帽子一并整齐。她将小半盒发蜡馈赠于我。我让她将帽子换顶大檐的，大到可以扇风的那种。她打理好后，搓着手，等待我的奖赏，我又抽出两张钱。她说：“谢谢叔，叔是大老板。”我真想凑过去亲她一下，手却抽回来一张。我眨眨眼，走掉。我想她很开心。
我还买来鼠药、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其中一袋饼干在家拆着吃了，吃剩的，倒在买回没吃完的盖浇饭里，配以鼠药，搅匀。一并装入垃圾袋。洗过手后，我开始收拾行李。是叔叔以前用的一只拉杆旅行包。我将钱塞入内袋，将内裤、牙刷、牙膏、鞋油、肥皂、毛巾、饼干、矿泉水放好，再放置眼镜、公文包、衬衣、西裤、袜子、皮带、皮鞋、梳子、香水以及发蜡。火车票和两张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有一张是假的，是在蓄须前出于好玩，按照办证广告的指示办的，那上边我叫李明，北京市房山区人。
帽子拿在手里，我旋转着它。我在想还有什么遗漏的。我不相信自己，又打开旅行包，一件件地查，果然发现少购买一把一次性的剃须刀。这并不致命，出门买一把就是，但它还是提醒我，这是我人生能主动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了。
此后我开始收拾房间。客厅不大，叔母的东西大多还留在这儿。我关好窗户，将窗帘拉严实，然后将电视柜、椅子、鞋架、盆景等等，全部运到靠窗的一边角落，用被单盖住。我将空出来的客厅拖得一尘不染。随后又将洗衣机从卫生间推出来，推到门边。弹簧刀和尼龙绳就放在洗衣机的盖板上。我将那一卷透明胶带撕开一点，直接粘在墙上。 布置停当，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沉浸在一种即将永别的忧伤里，给妈妈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我们经常吵嘴。爸爸死时，妈妈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流，长期一个人住在家里，也不觉得害怕。妈妈做生意，将饮料卖给别人，自己则用“热得快”烧水喝。有时货物运来，为省下给搬运工的钱，自己一箱箱地搬回来。我要是吃点什么零食，她就说不卫生，都是潲水油炸出来的。我说，这么著名的商标，这么大的厂家，怎么可能想着去毒害消费者呢？她说，那也是钱，你吃掉一袋，我得卖出整整一百袋才能赚回来你知道吗？
“你赚钱是为了什么呢？”我说。
“当然是为了你。”她说。
“为了我你还不让我吃？”
“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
“我将来要是和爸一样，吃一点呕一点，吃的还没有呕的多，你看不是白搭了吗？”
我一边说，一边将那东西扔过去。她赶紧捡起来，掸着尘灰，说：“那你现在也不能吃。”我觉得她是真心地爱钱。每次把钱用出去，她都会目送很久。一度我想，要是在10元和我之间作出选择，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我；但是如果将10元换成1000元，她肯定会犹豫。不过后来我倒是对她充满理解，我想，一名接近是文盲的女人，她懂得的道理不多，尽量将钱攒到手里是怎么也不会错的，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检验过的。
后来我很少和她理会，她爱怎么就怎么。
但现在，当她的声音传来，一想起听说过的一句话，“人只有一个妈呀”，我悲伤得不能自已。我仰望着天花板，听她努力地教训我：“你的人生大事落实了，以后更加要听叔叔、叔母的话，平时放勤快点。”
我说：“嗯。”
等到她没什么可交代的，我问：“叔母去咱们那儿了吗？”
“来了，看得起我，给我带了好几件高级衣服呢。”
“啥时候走？”
“明天下午。”
我觉得就这样，挂掉电话。然后给孔洁发短信，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真想和我的叔母大吵一顿。”她回过来电话，说：“你别急，冷静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上帝真是不公平啊，她人长得那么好看，声音也这么好听。她的声音据说是能唱歌剧的声音。虽然从这样的声音里我听出的是她对世界上所有人的爱，而绝非对我一个人的私密的爱、亲昵的爱，我还是感到战栗。
我哭了一会儿。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哭得很不真实。而后我找出软皮抄，记起日记来，我苦思冥想，只写出几个干巴巴的句子，以后便这样写：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熊芊
我一页页地写，直到笔芯的油写干。
四
闹铃定的是上午九时，然而八时我就醒来。我给孔洁发短信：“我和叔母撕破脸，无家可归，下午二时当她的面取东西，你能来吗？”
她回：“不能挽回吗？”
我回：“不能。我已经买好傍晚回老家的火车票。”
许久她才回过来：“你先别着急，看看能挽回不？”
我回：“现在你说话方便吗？”
她回：“方便。”
我打电话过去，说：“到时候你能过来一趟吗？”
话筒那边声音消失。我知道她在犹豫。这种在等待过程中被人拿捏的滋味真不好受。出于自尊，我说：“就当我没说过，就这样。”然后挂掉电话。又过上那么一阵子，她发短信来：“我来，你别灰心，你要相信任何事都是可以挽回的。”
我回：“多谢。”
稍后我又补发：“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自己的这段屈辱经历。”
她回：“好。”
这会儿何老儿在声势浩大地下厨，排气扇明显需要修理，正有规律地发出异响呢。下楼时我穿的是T恤，戴着帽子。快到达岗哨时，我将人字拖趿拉得特别响。哨兵目光前视，双手并拢，站得笔直。我经过时，看见汗水不停地从他的帽子里边流出，淌了一腮帮子，而指尖因为努力贴紧裤缝而微微颤抖。我连咳数声，才想到一个称呼：同学。我说：“同学，你这一趟班是要站到下午吗？”
他转过来，啪地立正，说：“是，下午三时。”
“我有个朋友二时过来，烦劳你届时放行。”我说。
“你的朋友长什么样？”
“是个女的。”
他点点头。我摘下帽子，朝自己扇着，说：“阳光好晒。”他说：“是啊。”他大概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松弛下来，和我聊上那么一阵。他当然知道我是学院学管办主任的侄儿。我傲慢地走掉。我厌恨像他这样的生活，没日没夜地站岗，从早到黑地出操。我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我找到一家没什么人光顾的理发店，大上午的，师傅、徒弟，一个个地在睡觉。发现我后，他们很快搬来椅子和风扇，并用纸杯倒茶。他们问我用什么洗发水，弄什么发型。我翻阅他们递来的发型书，看看他们头上，都是一个鸟样，五颜六色乱染一气，像文身一样让人感觉不安。我摇摇头，他们又拿来好几本册子。我感觉都不对劲。然而我想要的效果，又描述不出来，直到有人打开电视，我看见在播报准点新闻的主持人。我说就要那样的。我想，这位主持人我既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不清楚他来自何方，彼此间可谓素昧平生，然而只要他一张口说话，我就对他充满信任，这其中定有诀窍。因此我索要来纸笔，一边任他们处理我的头发，一边做笔记：
其一，服装应简洁普通，色调稳重；
其二，发型应传统保守，发线最好向后，向右，要一丝不乱；
其三，面部表情不能丰富，要显得庄重；
其四，动作应平和、自然、适度；
其五，与人对视应下颌微收，保持自然诚挚的微笑；
其六，眼神明亮、集中、柔和，应该眼前有人，心中有人；
其七，说话应保持正常语速，音调的起伏保持在一种欢快的状态，绝不能给人以失控的感觉。 我看看镜中的自己，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睛无神，胡子零乱不齐，那些在岁月中养成的冷漠、无聊、懒散、残忍的性格，早已刻画在面庞上，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我没犯什么事，人们也会头一个怀疑我。我想我找到警察为什么总是在车站检查我身份证的理由了。
我对着电视机模仿主持人的仪态，却发现其中分寸极难掌握。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并非没有道理。理发师——啊，他对自己的作品简直是恋恋不舍，起码做过五次返工——弄好发型，解下围布之时，我眼前一亮，都有点认不出目下道貌岸然的自己。他问我要不要将胡子刮掉，我说还是留着吧。他看起来很遗憾。我结过账便走人。
为打发余下的时间，我走进一家台球厅。上午这时间，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正在睡觉，兴许到晚上这里就门庭若市，一进来我就闻到明显是昨夜留下的浓重的烟味，还有人的汗馊味。我从架子上挑出一柄球杆，用巧克粉擦杆头，对斜眼看我的老板做出一个请的手势。他蓄八字胡，穿着白得发亮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配着黄铜纽扣的小马甲。他说：“我不怎么会打啊。”然而手上早已抓住一柄看来是他专用的球杆。
“我也不会打。”我说。
他开球就打出一个空杆。我示意重开，他说：“比赛就是比赛，不讲人情。”我点头，提起球杆也姿势难看地打起来。我想起在A县，我有一个哥们儿，每次出杆后，就会提臀，狠命地跺一下右脚。如今我也尽情模仿他可笑的姿态。第一局赌50元。我不想赢，然而他死活也不肯进球。他总是说自己真不会打。我知道他是在引我上钩，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两局。
第三局他说按规矩赌注应翻倍。我说，好。他说：“我可好好打了。”我说，好。我知道在这一局他会让自己险胜，仅仅是险胜，以让我尽快开始复仇的第四局。他还是装成一副呆瓜的样子，每次出杆前都摸着下嘴唇细细思索，弯下腰后，让杆头在母球前似乎是无休止地试探。他是如此患得患失，但是每一次出杆，准度和力度都不会差。我从冰柜取来一听可乐，喝过一口后，擎着它，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有点烦躁。每次都是这样，没打球时很想打，打过三局就兴致索然。对手总是越来越磨蹭。他打得没什么球可打，做好防守，说：“承让。”我走过去，看着他布下的障碍，对一般人来说这已然是绝路，然而我隐约记得是有公式可解的。我走来走去，叉开大拇指与食指，反复比画，最终让母球走出N形路线，接触到目标球，并幸运地使后者落袋。这可不得了，他竟然踮起脚尖看。于是我用尽全力，甚至打出一杆曲线球，最终逆转得胜。他说，再来。我说，算了，就当请我一听可乐呗。他还想免费切磋几局，对此我予以婉拒。
我一边打着嗝，一边说：“每次我打球时，心里都会涌现一股不如去死的恶心。”
他说：“是啊，可不是嘛。”
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了六千局还是一万局。”
他点点头。想起来他应该打得更多。我进来时他就在一个人练球。有什么比一个人长年守着一间台球厅，看着球子无数次聚散离合，滚进球袋又被从球袋中取出来更痛苦的事情呢？有时候宁愿是死，也不愿承受这样的侮弄呀。
午餐吃的是烤翅和蛋挞。从第一次接触它们起，我就无可救药地爱上它们。有时当我心中涌出还算强烈的自杀念头时，我会这样规劝自己：想想山德士上校家的烤翅和蛋挞吧。本来对花生也会有热爱，但是后来听说爸爸的病与他在井穴里经常吃发霉的瓜子、花生脱不了干系时，我就对它充满厌恶。每次路过肯德基，我都会控制自己不要进去，直到过去几周或者一个月，我才像是不得不那样进去。每次进去，我都会找到盥洗池，用洗手液洗手，而后拿纸巾擦干。在进食时，我耐心而认真，直到将骨髓也嚼吃干净。今天我过于放纵自己，吃到什么味儿也没了，才离开。
我买好简易剃须刀，戴着帽子返回家属院。哨兵未加阻拦，说明他非常清楚，帽子下边的人就是我。何老儿此时正好牵着狗往外走。很多次与他相向而行，我都会感到短暂的手足无措——我是应该向他行注目礼呢，还是装作没看见？直到后来我确信，他根本就不屑于和我打照面，我才自在起来。现在，那条苍老的狗正低着头，像猪一样拿鼻子拱来拱去，有时还用牙齿叼起垃圾堆里的薄膜，一边用爪子按住，一边撕扯。何老儿眼神浑浊，正将整个一只拳头塞进口腔，试图揪出牙间隙内某根细长的肉丝。不知怎么，我想起女人的分娩。这是个早该下葬然而仍然寄生于人世的人，是具行尸，精神与灵魂都已死亡，只剩肉体在听候时钟的指令，在规定的时间出去，在规定的时间回来。如果我不作出点改变，这也是我生命的结局。
回家后，我闭目思量，确信不再有什么遗漏。然后开始手淫。我摆开架势，本意是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过程，然而在某一次套弄中，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用力稍大，从而导致提前射精。没什么快感。我望望房间，到处都很荒凉。我换上另一件T恤以及运动短裤，拿起弹簧刀，演习起来。
五
啪。啪。
六
时间越迫近下午二时，我越感到紧张。甚至寄望于它能走慢一点。当这样的时刻终于降临而孔洁并没有到来时，我感到一阵轻松，但几乎同时，一股被羞辱的愤怒也生发出来。女人啊，你总是在出门前极其漫长地梳理，打扮，试穿衣服，试图找到最合适的自己。你们对迟到总是有理。而因为细节上一点点的不合心意，你们还可能就此不打招呼的负约。
二时三十分，我走到走廊处，望着院内。一丝风也没有，明亮的阳光照射着鹅卵石路面和茂密的树冠，叶片过于油亮，哨兵孤零零地站着，大门前不时有车辆飞驰而过，轮胎通过减速带时发出哒哒的声响。我想她不会再来。回房间后，我用粉笔在墙上写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许我只能启动第二套方案，随便找个人对付。我这么呆坐片刻，不知怎么出现预感，打开门，果然看见孔洁在和哨兵说话。她望见我，招手示意。她今天穿着纯白的T恤和蓝色校服裤子，脚蹬运动鞋，扎马尾辫。简简单单的。我想这是她考虑到自己将要去面对的是一位同学的叔母。她的面颊透着红润，头发也很浓密，甚至是那种翻滚的浓密，这些都是茁壮生长的象征。她的家境并不好，但我想她的妈妈在配备她的伙食时是按照富人家的标准。眼下，她越是显得健康和美丽，她就越让人感到痛心。因为我们想到：这样的人会死。我有些慌乱地迎上去，听见她说：“没晚吧？” 我说：“早来晚来还不都一样。”
她说：“我感冒了。”
我心想，就是，就是，我说我怎么会看错呢，她这样性格的人怎么可能放一个可怜的人的鸽子呢？同时我也感到愧疚。我似乎是在针对一个毫无反抗力的弱小者下手，我就是个懦夫。但另一个声音说，事情并不全然是这样。
她说：“你怎么还戴帽子？”
我说：“是内容的一部分。”
她说：“什么？”
我说：“就是内容的一部分。”
我觉得紧张，有点渴望通往二楼的台阶能尽量地延长下去，可是它们却越走越少。我安慰自己说：“没事的，不会有事的。”
她说：“什么叫没事，这么大的事。”
看见我走不太动，她又说：“别怕，不要怕。”然后走在前头的她开始等我。在这闲暇时刻，她用手拢住眼睛，仰望那蓝得可怕，没有一丝白云的天空。来自太阳的火焰仍然炽烈，照耀在她有如象牙一般滑润的脸庞上。没有知了在叫。她露出洁白、紧密、整齐的牙齿，痴痴地笑。随着轻轻的呼吸，她那接近透明的鼻翼微微翕动着，细长的颈项下，锁骨也一起一伏。我几次想叫她滚，滚得越远越好。我甚至怨恨起她的母亲来，你是如此不放心自己女儿的安全，天天尽量跟着，可是又怎么把她教育得如此单纯，以至于让她几乎是不加选择同时是不假思索地去相信一个人？
在门口，她说：“叔母是不是很难说话？”
我说：“水离开盆了，就这样。”
我觉得这是我说给自己听的。我走过去推开虚掩的门，她跟进来时对里头的阴暗表示诧异。我于是揿亮电灯，并关上防盗门和木门。我摘下帽子时，看见她夸张地指着我的新发型，意思是你铰了头发呢。接着她轻声而忐忑地问：“在里边？”我看见她开始闭目，默念着什么，也许在来之前她还准备好一套怎么说服大人的话。“嗯，睡着了。”我说。不知为什么，都这时候了，我还要装得确有其事。我走向卧室，将卧室门轻轻推开一点，就好像叔母真躺在里边休息一样。
“这个要带回老家吗？”她指着旅行包问。我说是。接着她又指指洗衣机，说：“这个也是？”
“是。”我点头。
然后我们开始等，似乎是在等那并不存在的人醒来。有几次我拢起嘴唇向外吹气。事情看起来永不会发生。直到挂钟的卷簧突然弹动，它一下弹中我的心脏，使我痛得几乎弯下腰。接下来是当当当三声。我从倚靠着的墙壁上努力起身，猛然捂住她。从她口鼻里呼出的气息，不停地从我的指缝间冲出。我的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尽量分开，按住她的两边颧骨。她又掐又抓的，身体不停地弹跳。这一刻，通过她仰起的极其苍白的脸，我看见她整个面骨都极为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在她的瞳仁里，显现着那古老的在动物那里才有的惊恐。在所有的情感里，只有惊恐是不会做作的。我显然低估了她反抗的决心和力量。仓促间，我对她耳语：“求求你温顺点，求求你。”
她逐渐停止挣扎，但身体仍然十分僵硬。
我稍许松开手，让她重新呼吸。后来我想，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男人企图占有一个女人，多次强迫未能遂愿，说出这句话，她顿住，准备懊恼地接受就要失贞的现实。但这不是强奸。我取下墙上的透明胶带，用牙齿叼住，扯出一尺余长。她一直在那儿发愣。及至胶带快要封死她的嘴巴，她才撕扯起来。她不停地吐着直到将那玩意儿吐离嘴唇。然后一边朝卧室的方向挣扎（她以为这样可以得到我的叔母的救援），一边发出尖叫。在我重新捂紧她的口唇之前，已经有一声呼喊像炮弹般飞将出去，也许还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可能几分钟后，军人和群众就会操起各种临时找到的工具，黑压压地赶来。她还要喊时，我掏出弹簧刀，弹出刀刃，一刀刺进她的身体。
这是我第一次杀生，这种感觉非常怪异。刀子在刺进皮肉后，既像是它自己在朝里钻，也像是她的脂肪在将它吞吸进去。我的心脏出现失重的感觉。这时，从她的喉腔里发出苍老而囫囵的声响。很无奈的声响。痛苦的声响。我知道有些事再也无法回来。比如一个人被机器卷进去，机器无法再将他完整地吐出来。或者一个年轻人被一共有十个轮子的卡车碾轧。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死者的伯父目睹惨状，一时心慌气短，逢人就说：“掉了，我侄儿掉了。”掉了，这两个字在我们家乡，意思是一件东西，比如自行车，永远地、不可逆地毁坏了。我这一刀扎在她的要害上。我想摆脱这种恐慌的感觉，然而又不听使唤，抽出刀，连续刺杀对方。她的眼睛开始翻白。我将她扔在地上，来到窗前，撩起一点窗帘望外看，哨兵正站在岗哨下，支着耳朵听，他不能确信声音就是从院内发出的，就连是不是人类的叫喊声似乎也不能确定，但他分明是听见过的。没人来印证。他极为遗憾地走回岗哨，自个儿立上一正，重新站直。
她宛如在睡眠中一样翻身，然后才死去。
我不敢直视这被自己弄死的人，但为着让稍后赶来的法医也能感觉到惊悚（他们总是对尸体视若无睹），我蹲下去，握刀朝她的尸身不停地扎刺。血溅到我偏向一边的脸上。有时弹簧刀只能扎进一半，料是扎中骨头。刀刃最终断开。我掀开洗衣机盖板，抱起尸体，倒放进去。在进卫生间前，我回视过去，发现尸体还在朝内桶里钻。
有一段时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扶着卫生间内的瓷砖，烦躁不安，直到哇的一声呕吐出来。随后我打开淋浴喷头，对着自己胡乱冲洗。冷静后，我按照头发、面部、颈部、胸腹、后背、下身、大腿、小腿、脚掌的顺序细心清洗。中间虑及一件事，又跑进客厅，从尸体的裤兜内摸出一部手机。还有信号。我拆下电池，将手机扔进便池，并用清洁刷按压它，直至确信它湿透。
我按程序重新清洗自己，用毛巾将头发揉干，穿上过去常穿的那件T恤及运动短裤，戴上大檐帽，趿拉上备用拖鞋，并将没派上用场的尼龙绳装入旅行包。我撩开窗帘一角，看过去，确信院内无人，方打开门。我的一边胳臂挎着旅行包，一只手提着装有“毒药套餐”的垃圾袋。一边走我一边将袋里混合着鼠药的饼干、米饭抖落在路上，直到手发颤，听见塑料袋在哗哗响，我才将它扔进垃圾桶。 站岗的背对着我。他的腰真瘦啊，我还没见过腰这么瘦的男人。他穿着深绿色的制服。我蹑手蹑脚地走，想就这样走过去。眼见接近时，我透不过气来，想转身回去。很多次在梦中有过的惊慌，如今在现实中出现：我很难确定在我T恤的背部或者旅行包上面就没有血迹，我不知道有没有检查过那里。我的一条腿似乎在抽筋。然后我眼睁睁看着他转过身来。我简直没法控制自己，就任自己光光的两条腿在他面前来回地晃。我的嘴唇也在不受控制地抽动，牙齿上上下下地打架。他认出帽子下的我，露出亲密的笑容。他张开嘴唇，像是要跟我长聊下去。我绵软无力地摇头。他说：“你不舒服呀？”
“是。”
我艰难地回答，勉强走过去。其间他甚至想走下来搀扶我。也许他很孤独，找不到分享秘密的人。来到路边后，热辣辣的汗从我所有的毛孔里冒出来。我尽量压制住想跑的欲望，用快走的方式走离他的视线。也许他还在思索那一声可能是猫叫也可能是人叫的呐喊声。他是换岗上来的，不知道家属院里中午来过一位女孩，否则很快就能在我和一声可怖的尖叫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他一联系起来，就会飞踹向我，并用反关节技术将我的双臂死死锁住。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将旅行包扔进后备厢，自己挤进去。车行数秒，司机问：“去哪儿？”我才急忙说：“火车站。”途中我将手机的电池拆下，并将那顶买来只一天的帽子扔向窗外。我听见司机啧啧叹息，还拍打着大腿。他见我没发言，将车停向路边，自己跑到后边，愣是将帽子捡回来，自己占有之。我翻出剃须刀，将脸刮得一干二净。阳光照耀着车窗，在我腿上留下一块光斑。无论车开到何处，这块光斑都会落在我的腿上。
七
火车站从内到外行走着脸上凝固着命运的焦虑的贫苦旅客，举着诱人价格的旅店和景点的推销员，以及肆无忌惮的小偷和骗子。沸沸扬扬。很难挤到等待安检的队伍的前头。只有一分钟列车就停止检票。怎么赶都没用，何况安检员还让我旋开发蜡的盖子，让我蘸一点出来，给他嗅嗅。我说我可以不要这玩意儿，但他非得嗅嗅。
我对赶不上列车早有心理准备，时间早已耽搁。
我之所以背着旅行包继续朝候车室走，仅仅是为着将这件事完成。好比身体内有一个齿轮，它要按照程序自行转完，我倒是无所谓。我对死者充满厌恨，要不是她迟误，这会儿我早就坐上车。不过考虑到她已死，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但就在走进去后，我发现，两边的排椅上坐满失望的旅客，本次列车的铁牌仍然插在检票口上方。也是在这时，我注意到广播里其实已经播送多次本趟列车晚点的消息。我们很抱歉地通知，一个庄重的女声在说。不用抱歉，我说。
我在厕所扔掉T恤、运动短裤、拖鞋，换上衬衣、西裤、皮鞋，并打发蜡，梳头发，戴眼镜，朝耳后喷香水。如此这般，方一手拿公文包，一手拉旅行包返回候车室。每当像往常一样要驼下背去时，我就命令自己挺胸收腹，虽然这样会弄得自己浑身不自在。他们主动将行李朝里拉，缩回挡住我路线的腿脚。我站在一个空位前，旁边的中年男人马上拿走他的包裹。坐下前，我大致掸掸。中年男人一直看着我落座，在他眼里我也许是有着稳定工作及美好前途的知识分子。我介绍我是一家公司的全权代表。我不觉得是在说谎。他对我的年轻有为赞赏有加，我想他要是有女儿，一定会许配给我。
俄顷，某人登高一呼，候车室内便应者云集，响起此起彼伏的骂娘声。自过道那边走来两位值班员，打开黄铜色的挂锁，而后当的一声，拉开铁闩，旅客们便互相推搡着挤去。也没人检票。我藏身于队伍，走过过道、水泥台阶和月台，钻入一列绿皮火车的倒数第二节车厢。人们踩着座位——有的褪下鞋，有的就那么踩着——将行李塞上去，或者端着刚泡好开水的方便面，嘴里嘘着气，一路喊着“劳驾”走来。我等他们忙得差不多，穿过过道，来到最后三排。这里全部空着。在车厢中段坐着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农民，额头不停地出汗，双手震颤。他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衬衣，腋下撕开一个大口子，背部则湿透。他不住地呻吟。有位烫发的老妪递给他藿香正气水，被他拒绝。也许他会死。我坐向最后一排。我以为火车这就要开走，它却长时间停着。乘务员走来时，嘴唇嚅动，我们翘首引领，她却啥也不说，打开乘务室，将自己锁在里边，静心阅读一本叫《瑞丽》的杂志。有人擂响那玻璃窗，对她徒劳地喊：“我一切都按照规矩来，但是你们呢，你知道你们会耽误多大的事吗？”他所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有时我感觉火车在移动，甚至能感受到风吹。不一会儿我知道是旁边的火车在开走。四五条轨道只剩我们这一列，月台空荡荡的。也不知道是要等待什么。这么等下去，我注定要被警察带走。倘若被带走，我一定挣扎着大喊：“谢谢你们，铁道部，谢谢你们这些大傻×！”我完全喊得出口。
孔洁的妈兴许已报警。今天是周末。按照她们之间的约定（孔洁曾向我提及，其母曾交代，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事务，也要保证晚上回家吃饭），这会儿孔洁应已返家。然而没有。孔洁的妈应该走来走去，不停地吓唬自己，又不停地安抚自己。如果警方相信她的焦虑，那么根据卫星定位，他们很快能监测到孔洁就在我所寓居的地方。一念及此，我就后悔莫及。我完全可以将那部红色索爱手机捎出门，随便丢在哪里，可我偏偏让它的信号消失于我的房间。我开始说服自己，我要让自己相信。孔母也在说服自己，女儿快毕业，总会有点宴请，比如手机没电，比如难以拒绝同学的挽留。“也不知道借部手机打电话回来，回来看我不骂死你。”她一定这样安慰自己。
我最后允许火车只能停留一千秒。我真的按照一秒钟一下的节奏数下去，数足数。然而这铁皮巨虫该停还是停着，并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拎起包，走到乘务室那里，准备叩门，请对方放我下车。然而就在此时，火车发出一声长鸣。夜幕降临，天空是暗蓝色的，我看见树枝、平房、铁轨旁堆砌的石块、行驶着车辆的公路及整个城市在后退，一轮月亮慢慢追随着。火车驶向旷野。我感到既振奋又哀伤。如今我是一名旅人，将离开此地。
火车那刚清洗过的味道很快消失殆尽，车厢内弥漫着人类释放的各种气味。我斜躺着睡去。在梦中，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一处检查站。把守关隘的是一老一少两名警察。每当有人检验合格，他们就会摁下按钮，让颜色红白相间的闸杆升起。后来轮到我走上有脚印标志的检查墩，我听任老警察推起老花镜查看我的证件，并拍打我全身。他嘴里有浓重的马粪味。这味道让我倍感亲切，因为从这张嘴里传出不耐烦的命令：快走。一俟闸杆升起，我便阔步前行。走着走着，又听见闸杆在短暂下降后猛然上升的声响。它在抖动。年轻的警察摁住机箱上的按钮不放。他皱着眉，盯着我的背部。那真是一双洞穿一切的眼睛呀，那双眼盯得我后背发疼。我凭恃最后的侥幸，勉强挪动步子。眼见要走入浓雾，脱离他的视线时，又几乎是命中注定地听见他喊：等等！ 我的双腿随即一软。
接着我勉力跑起来，如此眼见要被擒获时，忽然腾空，踩着瓦片飞越一座又一座屋顶。大约飞过半个城市，双足刚刚落地，又发现他们自各个角落风驰电掣地冲来，慌乱间我蹿入一幢老楼，楼道内传来脚步声的回响。我越往顶层跑，越知道无路可逃。
完了完了。睁开眼我发现火车在夜色中前行，嘴上仍在说，完了。直到车厢内那些陌生人的身形一个个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才回过神来。我起身去如厕，扭转门把手，没有扭开。我到车厢连接处那儿，一条腿屈膝，脚掌抵着车壁，人就这么靠着，望着车窗外。我回去时，厕所还被人占着。同时我发现在车厢那头站着两名警察。他们手持读卡器，逐一检查乘客的身份证。那些清白人，几乎是欣喜地从包内翻找出它，呈上。我无法判定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检查还是只是例行检查，我甚至连往下考虑的时间也没有，因为他们检查的效率极高，几乎在检查前一排的时候，就已命令后一排的全部准备好证件。我朝厕所走回去，能感觉他们俩都抬起头看我。我捂住腹部，拍打着门，里边传来烦躁的听不懂的方言。我走向下一节车厢。这是最后一节。我坐在近乎是空着的车厢内，整个人接近瘫痪。这种感觉异常绝望。好比是死刑犯意识到最终的时刻将要降临。我想他们只能是将手插在我两边腋下，拖着耷拉双腿的我走。届时我肯定无法站立。
一会儿，那位健康状况很坏的农民走来，肩膀不时撞向摇晃的座椅和车壁。他像我一样走向这最后一节车厢。我低声朝他喊：“滚！”他努力看我，嘴角抽搐着。我重复命令道：“滚回去！”他深叹一口气，很多天后我都在寻思他的这声叹息，这意味着他已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他打起精神，扶着车壁往回走。俄顷，厕所那边传来锁舌弹动的声响。我急匆匆走去，和那一边朝外走一边系腰带的妇女挤来挤去，最终是我进厕所后她才出来。我用肩膀顶住门，转动旋钮，不放心，又转动一次。我想就在这儿待上20分钟半小时，警察看看最后一节车厢没啥人，检查得差不多走人，我就再出来。一时之间，从门外传来慌乱的声响。整个车厢都在骚动。而且声响是朝我这边来的。我紧张地看向车窗，分上下两扇，下边那扇封死，上边为通风计，打开一点，能透过那里看见飞逝的天空。我抓紧把手，试图将它完全推开，却推不动。即使能推动，我其实也爬不出去。
紧接着是咚咚咚的砸向铁门的声音。
我没出声，外边的人踹起门来。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我一天以来遭遇的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之一。可在当时，几乎是他踹一次门，我便拿头撞击一次车壁。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便将颤抖的双手伸到感应水龙头下，等待它哗哗地流出水来。水来了，水来了呀。我颤巍巍地说。我还扯下几张擦手纸，有模有样地擦起来。“死出来！”外边的喊声越来越响亮。最后如不是乘务员用钥匙将门打开，我可能就要由此疯去。是位胡茬雪白的中年汉子，他抓着我往外一拎，我便扑在过道上。然后他闯进去，门尚未关好，便褪下裤子屙起来。我扑在地上，从未闻到过这么富足的空气。没有人来过问我，直到我自己爬起身。我为此甚感失落。从旅客们尚未停息的议论中我获知，那位农民困兽犹斗，然而老警察只是拿手一拍，便将他拍倒在地。老警察踩住他的脖子说：“我就看出你这鬼东西有问题。”
八
事情很明显：车厢内有两名罪犯，如果乘警先查出我，那么脱围的将是那位农民。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我不知道自己犯下的事是否已败露，即便尚未，我相信以目前的心理素质，我也无法自如地面对警方。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事情。火车在前方停靠后，我选择下车。
这虽然是个小站，下来的人并不少，推着小推车的小贩和拉客的客运司机蜂拥而至。我混迹人流之中，几乎是神鬼不知地隐身于阴影之下的绿化带内。很久后，一列动车驶过，这列绿皮火车才喷着白烟离开。在车门几乎要关上前，最后几名旅客一边拼命吸香烟一边丢掉它，然后跳进车厢。小贩推着车鱼贯离开，值班员拎着一大串钥匙，打着哈欠走向铁门。不一会儿，月台的灯一盏盏熄灭，自铁门处传来铁闩闩上的声响。直到确信月台上不再有一人走动，我才猫腰走出藏身地，跳到铁道上，沿钢轨朝前走。因为挎着包，天色又较为灰暗，我只能用脚去探索。枕木之间距离很近，这使我走得极不痛快，然而又不能跨过中间一根枕木大踏步走过去，因为可能会踏空。有时踩到屎，使我懊恼至极。这样走上半小时，才看见光亮。
光是由一盏悬挂在竹竿上的电灯泡发出的。飞蛾围着它旋转。是家小超市，门前立着冰柜，冷藏着可乐、雪碧、啤酒。在沙堆边上，我反复搓着鞋底，然后兴冲冲地赶过去。他们——包括围着台球桌打球的数名青年、店主以及和他一块儿下棋的朋友——抬起头来，我被他们瞧过来时眼锋里所闪现的那种本地人才有的安然自得、有恃无恐以及最为大胆的鄙夷吓得止步。我一个人不认识，话也一时听不懂。他们说得小声而急切，像是在磋商如何处理掉我。只有一位摇着蒲扇的穿白背心的老人，坐在竹椅上，带着准不会错的表情，张开嘴朝我笑。然而也正是他让我觉得再没有比这地方更瘆人的了。
“走吗？”一名青年走来，跨上他的摩托车。与其说是在问我，还不如说是在下达命令。在飞驰的车上，我大声说我要去的旅社应该是什么样，合多少钱一晚。他一言不发，很诗意地飙着车，遇有转弯，便使出侧挂技术，几乎让路面触碰到膝盖。最终他将我撂在一家叫利民的旅社门前，收费50元。
旅社由三层民居改建而成，外立面没有贴瓷砖，能看见粉刷石灰时刷子所留下的痕迹。厅堂内供着财神爷，像前亮着电灯。一楼的客房，窗外安着防盗栅栏，地面潮湿，被褥散发出馊味。二楼好一些。店主登记身份证时，见我是北京人，颇为恭维。然而当我下楼来提出要更换电视时，他便背着双手，敷衍几句，走到门外去。荧光屏上只有一道白线。我一边转台一边拍打机身，像探视垂危的病人那样说：“听得见不，兄弟，听得见你就吱一声。”床单上残留着经血，枕头发黑。吊扇上积满尘条，不过它旋转时，倒没见着它们飞旋而下。
我睡过头，错过和店主共进早餐的机会。“这很遗憾，给你留了，可惜硬了。”他指着盘内两个明显是放多碱以致发黄的花卷说。院子的矮墙嵌满碎玻璃，我瞅着无人，用砖头敲落一些，将原本丢弃于花盆的浸湿的门垫拿去盖住那儿。倚傍在树上的木梯也被我架在自己所住房间的窗下。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心思缜密的表现，也可以说仅仅只是因为他找不到更多的事去做。在街上，每家商户门前都摆着大功率喇叭，根本听不清喊的内容。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何况里头肯定有摄像头。也没看成电影，因为影院被政府用于开会。邮亭不出售新闻报纸，出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关心，我想看看相关报道，因此我问对方能否进一些这样的报纸。“完全无此必要。”对方说。我买来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竟消耗去7个小时。我另外买来望远镜和一袋水果。经查，只有一个碰伤的苹果还能吃。在将它的黑点一点点抠去时，我想到摊主在接受我提议的价格时那种痛心疾首的样子，禁不住会心一笑。她可是让我掏出5元钱，替她扔走一袋垃圾。 很快我便回到往日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我开始对自己做这一切来摆脱这种状态，对它所获取的效果感到怀疑。我觉得自己有点想当然。这种可怕的无聊状态表现在：几乎在回到居所的同时，便想出门。或者几乎在离开居所的同时，又想回来。总而言之，无论去哪儿，心里都会想到它是白忙活一场。世界并不需要我，或者说，我和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每天醒来后——无论人怎么抻长睡眠，他总会醒来的对吗——我都要面对一个令自己苦恼的问题：下面，我该干点什么好？
后来的一个正午，我去这个县的人民公园。人工湖上浮着几艘锈迹斑斑的铁船，就是看着湖面上反射的阳光也觉得刺眼。一座弯弯曲曲的桥连接两岸，岸那边是游乐园、门球场和烈士陵园。自陵园拾级而上，便看见耸立于山丘顶上的烈士纪念碑。陵园内杂草丛生，树木葱郁，不时传来老鸦那有如求饶的喊声。纪念碑面朝着一个跳舞的广场，通过生锈的喷头可以想象喷泉喷发时的景象，一定是又高又多，然而也一定是遥远过去的事。有人在这里晒草药，远处停着一辆缺少一只后轮的农用车，用木桩顶着。没有任何人，除开我。
在松柏的荫翳下，我给手机装上电池，按动开机键。这些日子我总是克制着开机的欲望。倒不仅仅是因为开机会暴露位置，同时也因为它可能会以空白、零、没有未接来电等形式来加重自己的失望，使自己分外孤独，觉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个路人。
信号不好，因此我一直朝着陵园最高处走，直到它艰难地弹出一条未读短信：我是世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建设路店二手房置业顾问程庆锋，出售房屋请与我联系，这是我的号码请保存一下，谢谢。
在作案前，很多次我都在想，万一有人过来唤我呢。然而我大概等了有那么几周，也没等到这样一个人。现在仍然是这样。
还是这样。
你等着，我给置业顾问回短信，然后关机，并拆下电池。兵贵神速，我小跑着冲出公园，追上一辆三轮车，潜到一幢废弃的淡绿色的居民楼内。像这样的楼大概有30幢，应该是工厂整体搬迁走后遗留下的。在顶楼的楼道，我掏出望远镜，透过扇形窗口向公园望去。除开游乐园内多出一位拾荒者，和刚才并无区别。接下来几次的观察仍是这样。我坐在地上打盹儿。醒来后照例举起望远镜，却见公园大门那儿停满了车。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人，手执武器，相隔三五米一个，呈拉网式，从山丘那边翻越过来。都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愤怒。可能动员的人只说出一句话就让他们这样。警犬总是试图挣脱驯犬员拉着的皮带，冲向前方。它张开嘴，吐出湿润的舌头，不停地喘着气。
我开始朝下跑。坚硬的梯段将我的脚朝上蹬。牙齿捉对儿撞击。脑壳都要蹬破。我在路边好不容易等到一辆三轮车，钻入后急切地说，去利民旅社。在车上我便付过钱。然而当它驶近目标时，我又令师傅继续朝前开。旅社门前停着一辆白色仪征吉普。根据我的观察，那儿一直不曾停过什么车。开三轮车的瘸子说：“你到底要去哪里，你要我怎么办啊？”我和他争辩不过，选择在公厕处下来，然后躲进屏墙，窥探旅社的动向。好一阵子，自旅社内才走出面红耳赤的两个胖子，他们剔着牙，缓步走向汽车。坐上去时他们龇牙咧嘴，面颊扭曲起来。应该是座椅晒得太烫。然后他们摇上车窗，开上一会儿空调，才驾车离开。我两边张望一番，下定决心，沿一条直线疾步走进旅社。
厅堂内没人，电风扇吹着前台上的账单使之翻动，应该是走掉没多久。一盏电灯已经熄灭。我快步上楼，尽量想轻点，却仍然无法阻挡嚓嚓的声响在楼道内回响。二楼走廊也没人。当我将那把铬黄色的钥匙插入锁芯时，看见晾在竹竿上的被单，其边角朝我翻卷了一下。我轻轻关上门，而后将手机、望远镜丢进旅行包，背着它走到门前。此时外边一片寂静，风吹来扑打着门板，发出轻微的响声，我陡然感到极为惊恐，站着不敢动。一时之间，自楼道果然传来男人的脚步声，他一步一步，不是那么急，然而也绝非无所事事。人分明已走上二楼，脚步声却悄然消失。你不知道他是去三楼，还是就站在二楼这儿静默地远眺，无从知道他要干什么。突然，我意识到他就站在和我一门之隔的对面。门是新造的，用的是枞树板，还能摸到上边油腻的树脂。这是一种直觉。我感觉他和我一样屏住呼吸，等待着对方率先弄出响动。我暗自低头，看底下的门缝，没看见对方留下什么阴影。也许外边啥都没有，只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瞎紧张。
我就这么一直等着。
此时，第二个人上得楼来，印证我的猜想。这是个莽撞的人，他喊叫道：“你在这儿干……”因为看到同事在仓促制止，他就将最后两个字换成极低的声调说出来，“吗呢？”
“我预感他就藏在里边。”头一个上来的人在门前压低声音说。
“神经病。”
“我的预感很强烈。”
我捏起挂钩，轻轻将之扣进圆环。随后又将牛头锁的保险钮朝右旋转90度。我踮起脚掌，让脚跟轻轻落地，就这样一步一步，悄然后退。我一直盯着那把漆黑的旧牛头锁，其中一处螺丝孔是空着的，没钉钉子。在听见他们尝试推门后，我快速来到敞开的窗口。那把梯子还在。我汗如雨下。我从没出过这么多汗。我感觉身上涌出来的都是热乎乎的泥。
在溜出窗口时，我看见那扇门在嘭嘭嘭地震动，连带着门框边的尘土也在往下掉。是后上楼的人在急不可耐地捶它。我转头看向大地，阳光将地面的每一颗颗粒都照得清清楚楚。我想快点儿下到地面，却手忙脚乱起来。最终我将旅行包朝地上一扔，人才利索了。我下来后，仍然没听见厅堂内有什么动静。但在我将旅行包扔出院子，人就要从那块门垫上翻出围墙时，我看见肥胖的厨子，那店主的亲戚，正惊愕地看着我。他的嘴巴洞开，一只手举向半空。楼上传来门板裂开的声音。我将食指竖在嘴前，从衣兜摸出两百元，也不管他，就塞到他手里。他几乎要哭起来。我不知道他因何而痛苦。不过他的手还是将钱捏上几捏。我只用三步便跃上矮墙。跳到院子外后，我背起旅行包，一路奔跑，直到跑到野外。
九
在鸭塘的棚屋后边，倚傍着十几块石棉瓦。我藏身于石棉瓦下，直到犬吠声和偶尔的枪声消失，漆黑的天空再没有笔直的车灯扫来扫去，才走掉。夜色降临以前，我将生长在附近田埂上的树莓全部采摘食用，我还记得自己看见污泥中有一种体色肉红、像是刚下窝幼崽的爬行动物，它们细长而滑溜，密密麻麻地，在彼此身上翻来滚去。后来我确信它们是蚯蚓的一种。 我沿着山麓行走，白天看这是一座被掘开的铁青色的山脉，现在看它只是黑色中更黑的一幅轮廓。有时前方路绝，我便走进高速公路，但是一旦确信山麓处又有路，便重新回到那儿。后来我来到一条河流边，高速路从桥梁上通过，不时有车辆嗖的一声飞过。一艘铁皮船就系在桥洞下，我用上快一节课的时间才解开绑死的缆绳，然后划走它。偶尔休息时，我才知道不用怎么划，它也会顺流而下。有时能感觉岸两边长满一人高的蒲草，有时会有蠛蠓类的细虫成群扑来。也许不能说是它们扑来，而是我的脸自己撞上它们布下的网阵。
拂晓之时，我望见江潮，浪潮之上尽是白沫。岸边一字排开的违建商户多数尚未开张，只有一家摆出几张桌子，在火炉上垒起蒸笼，并开始炸油条。我一项项地等，他做好什么我就吃什么。没有比在饥肠辘辘的清早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餐更幸福、更令人振奋的事了。我去公厕解过大便，然后登上地板全是泥浆的头班船。船舱散发出的味道比厕所还要腥秽难闻。轮船启航时发出柔和而低沉的鸣笛声。没多久，我就犯困。在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名足智多谋的土匪，逃亡时，为防自己睡死，入睡前在指间点着一根烟。这样便能在它烧疼手指时醒来。我有样学样。但是我是被烈日烤醒的，手里什么也没有，一定是在睡梦中将烟扔掉。那一包拆开的红梅烟被溅入的江水打湿一半。旅行包还在腰下压着。乘客们睡得东倒西歪。太阳已升高，它将我们晒得满身淌油。
我随船来到一座弥漫着白酒味的城市。我用假身份证登记，住入钟点房，鞋也不脱，颓然倒下。醒来时发现天色已近薄暮。我自以为睡过去三十几个小时，结账时才知只睡了四小时不到。我背着包去附近一所学院，在喧嚷的小吃街见到日租房的广告，按图索骥找到它。是在校生转租的，比旅社安全很多。这所学院收的都是三本生，也有专科生，生源想来都是本地区县市的。不过比起我叔叔所在的学院，要有活力得多。在军事学院，学员们从早到晚穿着迷彩服，双手握拳，提至腰际，一二一、一二一，围着田径场慢跑。
我来过几次这所学院的篮球场。起先只是旁观，有一次球跳到界外，我起身，接过，陡然出手，球在空中飞出一道极高的弧线，投篮后我的右手一直蜷缩着留在半空，直到球弹筐而出。很遗憾。不过他们中会打球的都侧目过来看我。他们知道我是多少练过的。在篮球场上，总有一批以篮球为志却不能以它为业——就是连最低级的体校队也不能入选——的悲壮少年，他们就是。而那些不会打球的无知者，几乎每个球都要三步上篮，跨上几步便将球弄丢。我不怎么会搭讪攀谈，只有到他们缺人，我才有机会加入。我注意到一个人总是在别人走后独自投篮。从各个角度练习。练习很久，然后坐在场边，任汗水从下巴颏儿滴落。有时他会掀起球衣擦脸。暮色逐渐笼罩他。我仿佛看见往昔的自己，我用投篮打发走很多时间，直到发现它怎么也打发不完。我在这所学院的逸夫楼前拿走一件别人晾晒的火箭队背心及短裤，另外购置一顶嘻哈帽。然后我搭乘黑车过桥，来到邻省。我让车停在派出所附近，自己走过去，开通手机。办证窗口内有一名女警正一言不发地盖章子。我低头看着手机，问：
“你们什么时候下班？”
“看墙上。”她头也没抬。
我看向墙上贴的告示，果然标注有作息时间。这地方没有装摄像头。这倒是个意外的发现。我关机，取出电池，找到黑车，风驰电掣地回到大桥这边。手机有20条未读短信，都是妈妈发的，只有一句话：儿子，你回来自首吧。
我知道这是警方布下的攻心术，却仍感到悲愤。她完全可以拒绝别人使用她的手机。她怎么能背叛自己唯一的亲人，她算什么妈啊！我甚至觉得都不是别人强迫她这么做，而是她主动要求这样的。她一定恳求别人替她斟酌语言，打好字，然后才发过来。发一次不够，每隔一小时发一次，发他妈20次。她就是这样的人。
也许对岸警方会忙活一阵子，也许他们会怀疑我已潜到他们的对岸。然后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不可能为着没有确切证据的事来商请对岸警方协助。再说，这码子事，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事发地公安局的。我想乘船去下一地，又觉得他们不来我为何要跑，因此又住上一段时间。
我在这儿认识了一名孤儿。他十来岁，上身着一件宽大的保安制服，下身穿女人的糖果色纯棉短裤，脚蹬老三条皮凉鞋，应该都是捡来的，他的腿像鹳腿那样枯瘦且长，膝盖骨格外突出。我当时正在距住处不远的地方吃馄饨，他带着全然的焦急，匆匆跑过，旋即又跑回，藏于我身后的小百货店。紧接着有三四名手提大砍刀的青年跑过，他们胳臂文着字，脸上显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神气。仅仅过去一两分钟，小孩便闪出，东观西望一番，便堂而皇之地坐在我对面，用指尖弹击桌子。我颇感不安，侧过身去，随时准备撤退。他一直羡慕而亲密地看着我。
在使几个眼色不能驱走他后，我开口道：“还不快走？”
“我说呢，我说你就不是本地人。”
他将塑料凳搬到我旁边，笑嘻嘻地摸我干洗过的衬衣。多好的料子啊，我都听见他心里的赞叹。我又害怕又厌恶，匆匆结过账便走，他却一路跟着。我说：“回你自己的家吧。”他不为所动。我说：“我要去办事，你别跟了。”他这才停在原地。我朝着和住处相反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后来却有些遗憾，也许可以带着他，让他像仆人一样做些事，特别是在自己不方便的时候，我却将他轰走。
两日后，我照旧来吃馄饨，抬头间他又坐在我对面。我们都不奇怪。他说：“我就知道你还会来这儿。”然后慢慢看着我吃，我望过一遍街道，给他也叫上一碗。谁知他还是慢慢看着我吃。好像我的吃法和当地人有所不同，是件值得炫耀的事。餐毕，他问我要去哪里，我正犹豫着怎么回答，他抢先道，不如我们去“城中诚”超市吧。这时他全然是个小孩的模样，捉着我的手摇来摇去，不停地说好吗好吗，就不许我说个不字。我同意时，别提他有多兴奋，像个小女孩，一蹦一跳，不时回头看我，将我一径领到这家超市。在超市里他要是看中什么就反复去摸，眼巴巴地望着我。我要走，他便拉住我，又不好意思总是拉，便伪装出哭腔，直到我掏钱。我们买下四五样东西。唉，那把水枪出门100米就被使坏了，他弃若敝屣。而后我们又去游戏厅，玩《雷龙》，只见他左手紧张地摇动手柄，右手间或猛拍按键，眼睛自始至终不眨一下。我实在不会玩，几下便将三条命丢光。这会儿门外起来喧嚷声，很多人围着一名戴红色袖箍的治保会干部，看他仰首涂刷糨糊，将白纸贴到墙上。贴毕，他还伸掌将边沿好生拍打一遍。我要去看，那小孩不理会，我强调数次，他才啪啪啪连拍按键，将积存的炸弹全拍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