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香卖履独伤神,歌吹声中繐帐陈。到底不知埋骨地,却教台上望何人?”清代诗人查慎行在诗中这样写道。由于没有地面标识而在宋代后逐渐湮灭无踪的曹操墓,成全了众多关于“七十二疑冢”,甚至“竟在七十二冢之外”的传说,也引发了安徽、河北、河南三地的各自寻找陵墓之旅。
　　
　　一块疑似曹操高陵的“风水宝地”
　　
　　从河北省临彰县讲武城乡往西,一直到河北磁县一带,封土状的小丘连绵。这里就是传说中“七十二疑冢”所在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这片墓群已被认定是北朝墓葬群,准确数目为134座。但河北省邯郸市历史研究学会会长刘心长仍然觉得:和河南安阳西高穴区相比,两地都有可能,而河北磁县“这一片更有可能”。
　　曹操去世后被谥“武王”,葬在邺城,这是正史——《晋书·宣帝纪》和《三国志·魏书》中明确记载的。在古邺城以西,刘心长第一次把曹操墓圈定在“河北省磁县讲武城乡西部和时村营乡中南部一带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中”, 还是在1997年。这一地区距离此次河南安阳曹操墓的发现地——安丰乡西高穴村,只有大约2公里,两地隔漳河而相望。
　　对磁县地形,刘心长语带赞叹:“你去过就知道,那一片地形多好啊!岗陵地形明显,符合《终令》中‘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描述。唐代诗人王勃写过‘高台西北望,流泪望清风’,讲武城这边正好是西北,安阳的西高穴则是西南。”
　　除了地形的判断,刘心长的另一支持学说是古代的堪舆学(即指风水理论)——四相、阴阳等学说。时村营乡中南部和讲武城乡西部这一带,“背靠岗陵,前有漳河,西面远临太行山,东边一片由高到低的开阔平原”,不但符合曹操要求文武大臣死后“陪葬”附近的要求,而且是“一块占据了山水形胜之优的风水宝地”。
　　
　　“争夺”魏武之墓
　　
　　和近年来各地围绕“诸葛故里”、“赤壁原址”等历史遗迹展开的激烈争夺战一样,河北磁县并不是唯一的“疑似”地点。直到2007年,“邺西圈儿”久寻未果,安徽亳州则打出了新的观点:根据古人一般的丧葬规律,如果曹操没有葬在封地,那么葬在故里亳州也就“不无可能”。
　　在曹操的老家亳州,曹氏宗族的墓群集中在亳州城南的薛家孤堆。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长女曹宪等数十座陵墓分布在这里。如果说河北磁县、临漳一带还仅仅是划出了曹操墓葬可能所处的大概范围,魏武故乡的亳州专家们则给出了更大胆而明确的推测:墓群中与曹腾墓、曹嵩墓成三角形状的三号墓被推断为“疑似曹操墓”。
　　在当地有“亳州考古第一人”的亳州市博物馆前馆长李灿说:亳州当地的丧葬习俗是:携孙抱子(右为抱,左为携),而曹腾墓、曹嵩墓和疑似曹操墓呈三角形,以曹腾墓为中心,曹嵩墓居右,疑似曹操墓居左,这种布局正好符合。“曹操墓如果不在曹氏宗族墓群里,他的两员大将张辽和许褚的墓又为何会在呢?”李灿提出。
　　曹腾墓附近的三号墓,前室和中室都早已被盗,至今没有进行发掘,也没有考古证据可资支持。这一情况在河北的“邺西圈儿”毫无二致——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就在当地成立了邺城考古队,对古邺城周边的遗址和遗迹进行发掘,以及对部分墓葬进行抢救性保护,但并未发现和曹操墓有关的线索。
　　相比之下,并没有正统史料支持的“漳河水底说”、“许昌说”等说法则更加乏力,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秦汉考古专家刘庆柱甚至认为“不值得争论”。
　　
　　曹操墓仍存疑点?
　　
　　河南安阳的曹操墓“靠谱”吗?证据已经公布,议论之声却甚嚣尘上。尚未来得及去现场研究,刘心长根据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提出了自己的几大质疑。
　　“一是曹操本人的印玺没有随葬,但是如果能找到陪葬的卞氏皇后印玺,那么是最有力的证据;二是,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2月葬高陵,如果‘武王’的谥号不是在1月到2月间做出的,这个墓就一定不是曹操墓;第三,出土的铭牌是什么作用呢?如果是墓葬,是否需要像博物馆的展览一样,在一个物品旁边放一个说明牌子写明这是××物品?”
　　面对多方质疑,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潘伟斌不服,他反问,“什么叫做最直接的证据?刻有本人名号的铭牌还不算是最直接的证据吗?”
　　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这些兵器有没有可能是曹操生前赐给亲信的大臣,并被作为陪葬的呢?”潘伟斌一口否定,“如果这个人死在曹操之前,铭牌不可能出现‘魏武王’的称号;如果是在曹操死后,按照封建仪制那得叫‘先武王’或者‘先武帝’,怎么能直呼‘魏武王’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家郝本性也认为,将如此多的随身物品赐给大臣并被其随葬,这种做法“不合常理”。
　　刘庆柱则说明了“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等铭牌的作用:这些铭牌叫做遣册,主要用于登录随葬品的名目。但并不是说写了的东西就一定有,就像普通老百姓烧的冥钞、纸人纸马,有时候也起一种象征作用。(放个牌子)就算是我随葬了这些东西。
　　“这种遣册在汉朝是惯例,现在发掘的汉墓里经常有出土。马王堆一号墓里就出土了300多块竹简的遣册,二号墓里有400多块。”刘庆柱说。
　　参加认定会的几位考古专家判断,和大块的墓砖、青石一样,石质的遣册与竹简相比,也是证明该汉墓规格之高的又一证据。
　　“考古学是一门比较科学,证据够不够多是相对的,”刘庆柱表示,“我当然推荐他们进一步做更多的碳14、DNA等科学鉴定。而目前以安阳西高穴墓的规模、形制和铭牌来说,曹操墓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
　　
　　古墓“能不挖掘尽量不挖掘”
　　
　　在没有任何出土证据之前,有关曹操墓址的争论,数年来一直在理论与文献的分析推断中循环。在1997年发表的《曹操墓研究》里,刘心长详细论述了自己推断曹操墓位置的六大论据:曹操《终令》的选址,《晋书·宣帝纪》和《三国志·魏书》的记载,曹丕《策文》和曹植《诔文》中关于地貌特征的描述,陆机《吊魏武帝文》中对《终令》的复述,王勃等后代文人的诗文记述,以及魏晋时期已经出现的“四相”等堪舆学理论。
　　而其中的至少前三点,同样的材料此次也同时被安阳方面引用,作为自己确认曹操陵墓的依据。
　　各地方学者和爱好者的自发考证如火如荼,国家文物考古机构却并不肯凑这个热闹,考古界的态度冷静,“我们的原则一向就是:能不挖掘尽量不挖掘。”被问及社会对曹操墓的关注与兴趣,刘庆柱有些无奈:“我们的邺城考古队主要就是在做都城考古,还有古代的建筑、遗迹等。研究手段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去挖墓呢?”
　　河南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同样支持这一说法,他多次强调:“我们是抢救性挖掘。”2008年开始挖掘时,西高穴墓还只被判断为一个“汉魏年间的王侯级大墓”,并被推测“可能与曹操墓有关”,或是“陪葬墓之一”。开挖时也只按照常规的保护措施进行了封闭,远没有如今现场特警的荷枪实弹。
　　刘庆柱说:除非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证据,说明了墓主身份,否则“我们是不做这种工作的”。“这种工作”包括:以某个具体历史人物为目标,在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去主动搜寻、推断并圈定其墓葬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