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经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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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宵佳节这一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报告了政府工作。
  在人大审议和最后表决之前,来自现场的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最直观的就是在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的掌声。这些掌声部分来自于一些具有李克强风格的施政理念宣示,比如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还有一些颇有力度的施政表态,比如无论财政多困难,惠农政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铁腕治理环境问题等“硬话”。
  这反映出人大代表们对这届政府施政理念的普遍认可,并且透露出人大代表们对一个清正廉明、权力边界清晰、施政作为强有力的政府的普遍期望。从这一点看,人大代表们的取向和广大民众、广大选民的基本想法是高度一致的。
  的确,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的情况下,一个这样的政府、一个这样的中央政府,是保证中国这艘巨轮平稳前行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在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进一步调低为7%左右的时候,毫不奇怪的是,整个政府报告的核心就是围绕经济问题展开。
  从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那天起,国务院的基本经济施政理念是非常清晰的,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政府的自我革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同时以社会保障安全网为普通人兜底,让中国经济比较平稳地实现“变轨”。如果简单总结这届政府施政的基本方向,就是改革和市场。
  从这样的施政方向确立开始,这届政府经常性地处于稳增长和促改革的艰难平衡之中。当然,在施政两年之后,再简单重复这样的平衡难题已经不够了。事实上,结合社会经济生活出现的趋势性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出改革的经济逻辑。

一个简单的对比框架


  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关键变化,角度很多,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即一个企业做内需市场和外贸市场的不同。
  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多年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直接造就了中国进出口总值世界第一的地位。如今出口增长降到了个位数,2015年政府的目标是达到6%。虽然,从增量上说数值不小,但显然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做内需市场。以前做出口,企业虽然管理等能力也会得到提高,但更多的是赚辛苦钱,即所谓的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在国外市场的落地,比如物流、渠道、品牌、法治環境等,是不需要中国企业过多操心的。
  而如果是做内需市场,那么企业面临的问题便接踵而至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就暴露了出来,还包括营商环境(“苛捐杂税”)、知识产权保护(抄袭)、统一的全国市场(市场分割)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足可以置企业于死地或者让企业无法长大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多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占有不小的篇幅。此次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些方面的措施就非常细致,比如: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在全国基本实现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坚决打击侵权行为,等等。
  更重要的是,做内需市场,企业竞争的内涵有根本不同。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前者比如报告中提到的“棚改、铁路、水利等投资多箭齐发,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使巨大的内需得到更多释放”,这些仍属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也是政府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最要害的是启动消费。
  在多年的出口导向中,企业也形成一套生存和竞争模式,导致相关行业呈现出比较普遍的同质化竞争、依赖透支消费的营销手段等现象。这在市场一片空白的条件下,尚属可行,但今日消费正在发生转变。2014年执政党几次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会议场合,都曾经指出消费的新特征,核心就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知道,虽然经济下行,但并不代表人们的消费需求萎缩,不然无法解释有的企业仍旧活得很好。关键是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在出口导向时代,这个工作是出口市场当地的企业做的。
  如今要做内需市场,过去有效的竞争模式,没有能力和办法挖掘我们自己市场的消费需求,这与企业的品牌建设、渠道建设、成本控制等更加密切相关。2014年,《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次宣传过极简生活方式。在一个经济社会,这样的生活方式如何落实到产品上,落实到客户体验上,尤其是如何既简约又质量过硬,这很考验企业的能力。
2015年1月4日,李克强在深圳考察柴火创客空间,体验各位年轻“创客”的创意产品。

  比如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搞得红红火火。电商一兴起,大家都很狂热,似乎实体店除了死亡没有别的出路。真实的问题,一是地产地租对于实体经济的压榨,背后当然又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动因;二是实体店的运营本身就是一门需要企业下大功夫的学问,这也是以前出口导向时代没有学透的,需要补课。
  以上这个简单的对比框架,目的是试图理出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变化。现实的确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要求。这是今天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的一个原点。没有这样一个原点,经济改革自身都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

怎么理解市场化


  从这样的原点出发,这届政府施政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市场。和改革这个词汇一样,市场的名声如今变得不如以前好了。提到市场,人们常常会联想到弱肉强食、资本逐利等负面形象。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也的确出现过不少伪市场化改革。
  尤其是涉及产权问题时,人们会立马想到瓜分国资、变相剥夺弱势群体利益这些让人深恶痛绝的事。看看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产权问题,提到非公有制经济的时候,讲要依法保护法人财产权,这一点多年来都是一以贯之;在国企改革部分,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对于经营者的激励是笼统地提要健全机制,而没有具体提到内部持股问题;对于农民的土地权,报告的表述是“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试点”。   人们肯定不欢迎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市场,但今天更需要问的是,改革包括经济改革为什么需要市场。市场之恶无法回避,但改革的方向不应当是放弃掉市场对社会经济生活(通过价格)的调节作用。对于市场之恶的态度和作为,固然体现了一个现代政府的良心,但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划出明晰的界限,才是现代政府面临的最困难问题。
  
  人们谈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习惯性地多是从竞争提高效率的角度着眼。这本没有问题,但效率又和公平是相对立的词汇。其实,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可以发现,即使是对我们追求的一些社会改革目标或社会问题的解决,市场仍会起到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就是提供一种商业化的解决方案(虽然不是全部答案)。
  比如房地产,过去很多企业不夸张地说,只要能拿地皮,雇个施工队,就可以坐等数钱了。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建筑质量的低下、绿色节能的缺失、社区生活的空洞化等问题。经济下行,房地產业风光不再,这个行业不会消失,只是企业竞争的内涵将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设想未来会通过社区服务等挖掘新的市场价值。
  那么,提供这个商业化解决方案就离不开企业家才能。在市场和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之间,桥梁是企业家才能。我们可以有不同于别国的产权制度,也可以先搁置大规模的产权改革,但无法回避如何激励企业家才能的问题。
  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特别提到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说白了,经济增长新动力就是增加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发现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并且能够规模化和集约化提供,从而获得快速增长的能力。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视察浙江的时候,曾经向杭州泰隆商业银行负责人推荐看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的《钱商》,这个书的结论是银行服务小微客户能获得更长久稳定的回报,李克强的意思是希望民营银行也做这样的“钱商”。
  企业家才能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私营企业不用说了,即使是国企的领导者,只要看看对于国有大企业的巡视结果就可知,一方面是企业家才能的激励问题未有效解决,另一方面利益输送、变相瓜分等现象又非常严重。
  大众创业其实也是要发挥企业家才能,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互联网带来的自组织、自商业等潮流,正在把各种潜在的消费需求挖掘出来,企业家才能就是要把这些潜在消费需求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生意的说法很直白,其实一次创业并不简单,发现潜在消费需求只是刚开始,还包括团队搭建、激励安排、内部管理、引进投资等一连串“事件”。

“打掉寻租空间”


  当这届政府的改革的经济逻辑相对清晰以后,那么改革的方法论也自然面目清楚起来,正如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说的,以政府的减法换取市场的加法。打破束缚人们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各种枷锁,克服权力寻租对于人们企业家才能的蚕食,这是本届政府施政最为鲜明的特色。
  反弹是巨大的。在全国“两会”开始后,有论者就说,以前是收了钱才办事,现在是不收钱也不办事。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比较严厉地批评了为官不为问题: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一届政府的施政,首先要做的是管住自己,这绝不简单是领导者个人施政理念的问题。如前所说,这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趋势性变化对于政府提出的本质要求。李克强总理多次阐述过,改革主要通过做大增量来促进利益调整。经过多年的利益固化,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已经纠缠在一起,如果不显著降低权力寻租带来的巨大社会交易成本,那么经济换挡就可能真的成为政府的“独角戏”。无论是鼓励人们创业,还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投资,对于这届政府施政越来越重要,这些都离不开政府行为的“可预期性”。如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所说,要“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否则,即使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但没有进场的;即使搭好了舞台,但没有唱戏的。
  如果再仔细辨析一下,其实对于涉及内部人员等问题的改革,政府基本上是采取一种稳妥渐进的办法。比如政府一直严控编制,原因是政府养人太多,但公务员队伍得稳定,于是就是管住入口,靠时间消化存量。实际上,正式编制虽然控制得很死,但“临时工”的规模却很大,花的还是财政的钱或者直接去社会里面压榨,严控编制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果管不住政府,如果寻租空间仍旧存在,再貌似稳妥又严格的改革步骤也会变成“空城计”。
  因此,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激励人们企业家才能的措施之后,现在就要防止权力寻租从后门潜入甚至从前门大摇大摆进来,让经济换挡有沦为一场徒具外表的虚假游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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