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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神话里将创世简单归结为上帝或者是万能的神不同，中国的“盘古开天”是天人合作下的创世。中国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这样的大IP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上海历来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重镇，具有厚重底蕴和现实力量，有条件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上发挥更大作用。随着“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工程的启动，上海市作协已经编写完成了基本的学术文本和文学故事脚本。这些神话文本从不同的侧面梳理了民族文化源头的气质、精神，也为接下来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据市作协党组书记王伟介绍，史诗版“中华创世神话”正在创作之中，预计将于2018年4月底完成，向社会出版推广。
在写作中重新理解神话
为此，上海市作家协会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负责确定新史诗创作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步骤、力量调配、延伸开发、资源保障等目标任务。
史诗版“中华创世神话”，将依据初步定型的文学本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创作，采用长篇叙事组诗的体裁。同时，鉴于这一题材的史诗创作无先例可循，考虑采用现代诗（白话诗）和古体诗两种不同样式进行同步创作，也为后续转化预留更大空间——现代诗版本，后续可向朗诵、音视频方向延伸开发；古体诗版本，后续可向配画、配书法碑刻等方向延伸开发。
王伟说：“我们想多做尝试。作为现代人，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新诗的形式，但如果能创作出古体诗的版本，将来在后续开发中也有其独特价值。因为古诗更容易吟诵，还能和书法、碑刻结合，拓展传播方式。‘新史诗’创作拟采取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成品均可不限于一个版本，以便最终能通过评审选定最优版本。”
“新史诗”的创作也是为了填补“中华创世神话”文学表达的空白。从各个民族的史诗创作来看，都不是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的，“新史诗”的创作也会符合客观艺术创作规律，经过若干年的积累。
相比学术文本和连环画脚本，文学故事脚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将为接下来的史诗创作提供参考。文学故事脚本的撰写由黄德海、项静、张定浩负责——黄德海撰写开头的部分，项静负责中间，张定浩则是结尾，每一个人根据材料多寡、历史和神话的交叉程度而有不同处理。
“中国古代神话，尽管看起来散碎，却也同样参与了家国的教化，”黄德海说，“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民俗和宗法，中华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从这谣俗里，大约能看出这一共同体人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大禹……就如鲁迅说的那样，始终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一路连绵不绝，接力样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造型。”
因此，黄德海认为，每一代人对原始神话的重写，并根据自己的时代状况不断损益，差不多就是神话保持活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写作中重新理解神话：“神话的‘意蕴’并不是神话创作者一劳永逸地给予的本源意义与历史常量，而是神话研究之中不断生成而趋向于完美形式的蕴育过程。只是，在对神话的创造性重写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或许需要特别注意，即新增的意思最好能够放回（神话和非神话）经典之中而不显突兀。”
对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自鲁迅、茅盾、顾颉刚、闻一多、袁珂以来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大多数的解释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已经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不可改变的既定存在，现代人能做的工作，是辨伪、钩沉、搜集整理，乃至适度的系统化构造。也就是说，默默地用神话学来取代神话，如同用观念史取代观念，用文学史取代文学。以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为发端，随后，因为中国神话与上古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由古史辨派和考古学者接管了神话领域的发言权，神话研究和古史学交融在一起。张定浩说：“以大禹为例，自顾颉刚、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故事》之后，禹至少在汉代已为社神这一说，几为定论，又经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等学者之后，我们会发现，类似大禹治水、合诸侯于涂山等故事可以被还原为一系列先民祷雨神话，禹本身也随着东夷和西羌诸民族在这块陆地上的起伏，经历了一个从雨神到山川之神再到社神的变迁。这里面有两重升格，一是从上古至春秋，禹从传说人物被官方或民间慢慢升至某种社会需要的神格；一是从宋明到现代，禹在被儒家从神坛拉下并赋予圣人之格后，又被现代史学逐渐恢复其更原始的神格。”
而现在，他们要在写作中重新理解创世神话，用史诗或者文学脚本的方式，赋予这些“过去完成时”的神话以新的生命力，这是非常让人期待的事。
神话不是古老的遗迹
寫作创世神话对项静来说是一个挑战，她不是专业的研究者，需要重新去梳理和了解学界的各种观点，在繁复歧异的故事丛林中寻找—个合适的故事：“复原一个看起来合理合情的起承转合和情节冲突，而所谓合适合理合情，也不过是就自己的心智而言，而我们的心智已经被塞满了，都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的知识。无论如何，向远古投去注意，考虑选择一个出发点，都会产生一种紧张而又郑重的心态。”
重述神话，面对史前史的巨大空间，一个现代人尝试写作所依仗的是什么？除了前辈学者们给出的各种考证、材料、想象和结论，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语境中所听到的各种神话故事，严格来说，创世神话中没有一个故事是陌生的，它们无形地潜伏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只不过，它们在我们脑海里的方式是碎片化的自然散落，一旦放置在平台上被审视和衡量，不同神话系统之间扰人的重复，明显的矛盾，彼此的龃龉、重复、对抗……辨析并找到合适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是写作最大的难题。
《神话研究》的作者汉斯·布鲁门伯格认同“神话”的当代性，他说：“谁要认为‘一个终极神话’的种种形式都是陈年旧迹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神话不是古老的遗迹，而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遥远自我，神话之所以不朽，之所以能被不断重写，就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重述創世神话，是一次寻根的旅程。先祖们于混沌中破壳而出，寻找适合居住之所，追逐打闹，逃避野兽。从落脚之地，小心翼翼地跨过河流。从个人走向群体，走向城邦和国家，也走向新的战争与和平……一个文明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都以故事的形式囊括进来，赋予其应有的位置和功能。
重述神话的过程，也是理解人类和社会的一次尝试，理解那些遥远的先民内心的世界。项静说：“在远古的世界，更能感受世界如此苍茫，人是如此渺小，刀耕火作的先祖们，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奔走追逐、上下求索，想象着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会发现那个内心的钟摆摇曳不停，那是内心相通的时刻。”
上海历来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重镇，具有厚重底蕴和现实力量，有条件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上发挥更大作用。随着“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工程的启动，上海市作协已经编写完成了基本的学术文本和文学故事脚本。这些神话文本从不同的侧面梳理了民族文化源头的气质、精神，也为接下来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据市作协党组书记王伟介绍，史诗版“中华创世神话”正在创作之中，预计将于2018年4月底完成，向社会出版推广。
在写作中重新理解神话
为此，上海市作家协会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负责确定新史诗创作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步骤、力量调配、延伸开发、资源保障等目标任务。
史诗版“中华创世神话”，将依据初步定型的文学本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创作，采用长篇叙事组诗的体裁。同时，鉴于这一题材的史诗创作无先例可循，考虑采用现代诗（白话诗）和古体诗两种不同样式进行同步创作，也为后续转化预留更大空间——现代诗版本，后续可向朗诵、音视频方向延伸开发；古体诗版本，后续可向配画、配书法碑刻等方向延伸开发。
王伟说：“我们想多做尝试。作为现代人，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新诗的形式，但如果能创作出古体诗的版本，将来在后续开发中也有其独特价值。因为古诗更容易吟诵，还能和书法、碑刻结合，拓展传播方式。‘新史诗’创作拟采取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成品均可不限于一个版本，以便最终能通过评审选定最优版本。”
“新史诗”的创作也是为了填补“中华创世神话”文学表达的空白。从各个民族的史诗创作来看，都不是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的，“新史诗”的创作也会符合客观艺术创作规律，经过若干年的积累。
相比学术文本和连环画脚本，文学故事脚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将为接下来的史诗创作提供参考。文学故事脚本的撰写由黄德海、项静、张定浩负责——黄德海撰写开头的部分，项静负责中间，张定浩则是结尾，每一个人根据材料多寡、历史和神话的交叉程度而有不同处理。
“中国古代神话，尽管看起来散碎，却也同样参与了家国的教化，”黄德海说，“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民俗和宗法，中华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从这谣俗里，大约能看出这一共同体人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大禹……就如鲁迅说的那样，始终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一路连绵不绝，接力样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造型。”
因此，黄德海认为，每一代人对原始神话的重写，并根据自己的时代状况不断损益，差不多就是神话保持活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写作中重新理解神话：“神话的‘意蕴’并不是神话创作者一劳永逸地给予的本源意义与历史常量，而是神话研究之中不断生成而趋向于完美形式的蕴育过程。只是，在对神话的创造性重写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或许需要特别注意，即新增的意思最好能够放回（神话和非神话）经典之中而不显突兀。”
对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自鲁迅、茅盾、顾颉刚、闻一多、袁珂以来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大多数的解释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已经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不可改变的既定存在，现代人能做的工作，是辨伪、钩沉、搜集整理，乃至适度的系统化构造。也就是说，默默地用神话学来取代神话，如同用观念史取代观念，用文学史取代文学。以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为发端，随后，因为中国神话与上古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由古史辨派和考古学者接管了神话领域的发言权，神话研究和古史学交融在一起。张定浩说：“以大禹为例，自顾颉刚、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故事》之后，禹至少在汉代已为社神这一说，几为定论，又经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等学者之后，我们会发现，类似大禹治水、合诸侯于涂山等故事可以被还原为一系列先民祷雨神话，禹本身也随着东夷和西羌诸民族在这块陆地上的起伏，经历了一个从雨神到山川之神再到社神的变迁。这里面有两重升格，一是从上古至春秋，禹从传说人物被官方或民间慢慢升至某种社会需要的神格；一是从宋明到现代，禹在被儒家从神坛拉下并赋予圣人之格后，又被现代史学逐渐恢复其更原始的神格。”
而现在，他们要在写作中重新理解创世神话，用史诗或者文学脚本的方式，赋予这些“过去完成时”的神话以新的生命力，这是非常让人期待的事。
神话不是古老的遗迹
寫作创世神话对项静来说是一个挑战，她不是专业的研究者，需要重新去梳理和了解学界的各种观点，在繁复歧异的故事丛林中寻找—个合适的故事：“复原一个看起来合理合情的起承转合和情节冲突，而所谓合适合理合情，也不过是就自己的心智而言，而我们的心智已经被塞满了，都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的知识。无论如何，向远古投去注意，考虑选择一个出发点，都会产生一种紧张而又郑重的心态。”
重述神话，面对史前史的巨大空间，一个现代人尝试写作所依仗的是什么？除了前辈学者们给出的各种考证、材料、想象和结论，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语境中所听到的各种神话故事，严格来说，创世神话中没有一个故事是陌生的，它们无形地潜伏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只不过，它们在我们脑海里的方式是碎片化的自然散落，一旦放置在平台上被审视和衡量，不同神话系统之间扰人的重复，明显的矛盾，彼此的龃龉、重复、对抗……辨析并找到合适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是写作最大的难题。
《神话研究》的作者汉斯·布鲁门伯格认同“神话”的当代性，他说：“谁要认为‘一个终极神话’的种种形式都是陈年旧迹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神话不是古老的遗迹，而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遥远自我，神话之所以不朽，之所以能被不断重写，就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重述創世神话，是一次寻根的旅程。先祖们于混沌中破壳而出，寻找适合居住之所，追逐打闹，逃避野兽。从落脚之地，小心翼翼地跨过河流。从个人走向群体，走向城邦和国家，也走向新的战争与和平……一个文明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都以故事的形式囊括进来，赋予其应有的位置和功能。
重述神话的过程，也是理解人类和社会的一次尝试，理解那些遥远的先民内心的世界。项静说：“在远古的世界，更能感受世界如此苍茫，人是如此渺小，刀耕火作的先祖们，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奔走追逐、上下求索，想象着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会发现那个内心的钟摆摇曳不停，那是内心相通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