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学启:从“悍匪”到“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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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庄稼汉到天国“弼天豫”,再摇身一变为清军悍将,程学启逢战请先,杀太平军比当年杀清军还要凶猛。可是,一到半夜时分,他就痛苦得几欲自杀。
  
  这一刻,程学启决定立即投向曾营,叛离天国。
  他的上司叶芸来派来的那8名太平军战士就在面前,他们手持令牌命程学启进安庆城去见叶芸来。这情势下,程学启想,也许自己与湘军暗谋之事败露了。
  还需几日才到与湘军里应外合之时,叶芸来这样一逼,看来是等不到内应曾氏的那一天了。怎么办?见叶芸来,凶多吉少;就此投湘军而去,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此刻是清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861年4月8日)半夜,程学启接下令牌,并未进城,而是借用此令牌招来自己平素近信的300人马(《清史稿》《中兴将帅别传》均记载为300人,陈澹然《桐城孙海岑先生拟请附祀省庆曾忠襄祠节略》中记载为82人)骗开了营门,直奔距安庆北门三里地的曾国葆大营。
  程学启在湘军大营壁门外喊话:我来降,追者在后,故不能释兵。信我,可开壁相迎,不信,就用炮轰了我,不要让我死在贼人手里。这时已是半夜,曾国葆听到传话,光着脚就跑了出来,传令打开正门接程学启等人进营。这时,安庆追兵虽已到营前,也只能无果而归。
  
  降来降去
  
  进了曾国葆大营,程学启成了降将,“悍匪”的身份,从这一夜起,开始发生一系列改变:而他长达8年的太平军生涯,在后来的《清史稿》中,只记载了一句话,“初陷贼中”“自拔来归”。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打到皖地,为了自保,25岁的程学启在家乡入了营。桐城乡下这样年龄的男子,早已娶妻生子,靠手艺或种庄稼养活家室。程学启是个另类,从小不爱读书,成年后不会种地,最喜好跟人家大谈兵事,任气使侠。这些无助生计的爱好,让他一直还是个单身汉。
  就在这一年,程学启的机会来了。1853年秋天,他被委任为千夫长死守庐州西门,但这种乡间的自保之营实在不堪重击。西门被太平军攻破,程学启成了俘虏。俘虏摇身变为太平军,是顺理成章的事,到哪里都是当兵吃粮。
  在太平军中,程学启战功累累,晋至“弼天豫”,他得到自行回乡里招兵买马的权力,募集了500人的一个营。太平军高级将领叶芸来要借重当地人的势力,程学启能征善战又人地两熟,正是人选。叶芸来以其为皖人,人地相宜,对他甚为倚重,还将自己的妻妹嫁给了程学启。
  程学启离开了养母,跟着太平军,浩浩荡荡地到安庆去。在安庆城,程学启结识了许多同好,同馆中就有后来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投太平军,光桐城一地从军者就有五千来人,程学启胆大能战,迅速脱颖而出。
  太平军在南下的过程中,收编了不少程学启这样的士兵,他们并非认同天国理想而加入的信徒。对他们来说,当兵能吃粮,跟谁征战都一样。在安徽、湖南一带,农村破产,大量富余劳动力、科试不举的文人被裹胁成流民,汇成一股流民参军的风潮。
  咸丰十年(1860年),程学启命运中的一大拐点,随着曾国藩、曾国荃率湘军水陆围攻安庆而到来。
  湘军在安庆北门外的屡次强攻都失败了,程学启的坚守使安庆城固若金汤。
  这时桐城名士、湘军幕僚孙云锦向曾氏献计,程学启很孝敬他的养母,不如用计把程惟栋母子拘入湘军大营,再恐吓程母:“学启不降,当诛尔亲子”。
  这招果然使民妇程母惊骇失色,她扮成一个要饭的老妇,混入程学启的阵营,哭诉湘军之计划。程学启感养母恩重,加之他自己明白安庆虽未被攻下,但局势濒危,为个人前途计,他开始考虑如何不露声色地降清。(程母扮作乞妇,在清朝朱孔彰所作《中兴将帅别传》中是有记载的。但据鲁尧臣的考证,却是一大疑问:安庆北门处两军凭壕对峙之地,一位老妇如何能混得进去,而一手促成此事的孙云锦,在其年谱中并未有这一传奇的记载。)
  无论细节如何,程学启显然是经过再三考虑了,他决定与湘军接触,定下约期“里应外合”归投清廷。这时的程学启不得不顾虑自己妻子和儿子尚在安庆城中,所以“犹豫不决”“虑贼杀其家”。
  就在约期未到,程学启还只能在暗中接触湘军的时候,叶芸来听到了风声。4月8日晚招程学启进城,程学启不得不提前行动,夜奔到曾营。
  
  离心离德
  
  1861年程学启举棋不定时,已是天京事变之后,当初锐不可当的太平天国,此时已经是人心惶惶。在太平天国内部,甚至流行起“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的民谣。“心无主则诱惑动摇”,加上清廷的外力,叛降频发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
  实际上,早在太平军成立之初,就开始发生叛降事件。1851年10月,周锡能在永安叛降,阴谋被东王杨秀清察觉后,东王代“天父”“传言”公开审判。那时宗教的神秘力量相当有控制力,周锡能不敢不招供,于是被斩首示众。但这一时期,降清还是极少数。另一名欲谋反时走漏风声被太平军诛杀的叛将,是守仪征的黄德生,他是咸丰三年(1853年)被杀的。
  初期的太平天国内部,“由最高以降至最低阶级者,莫不津津乐道其宗教信条”,在他们心中天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周锡能隐瞒叛降的真相,就是在“天父”的威慑下才招认的。
  然而就在1856年天京内讧之后,叛降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1858年11月李昭寿在滁州叛降、1859年3月薛之元在江浦叛降、1859年9月韦志俊在池州叛降。李昭寿在加入太平军前,是小偷盗匪,和薛之元在家乡同组过捻军,由捻军投太平军,这一点上与程学启有相似之处。这些事件对程学启无疑会有影响。
  程学启观望之中,使他最后下决心的,却是叶芸来要招他问话这样一个突发事件。
  各地太平军将帅降清之事,叶芸来当然有所耳闻。程学启是否有谋反之心,也是他所提防之事。据记载,他每天都派人登上城墙观察程营有何动静。当听说有一名要饭的妇人是化装进营之人后,非常惊慌。叶的惊慌,也使他的做法有些乱了阵脚——派8位壮士手持令牌召程学启进城见他。
  未料,却“吓跑”了程学启。
  
   从“悍匪”到“悍将”
  
  程学启加入清军之初,日子并不好过。曾国荃派他带兵千人抵挡太平军,而提供的米粮以日为计。程学启知道自己无法取信于清军,于是逢战请先,他杀太平军比清军杀太平军还要凶猛。可是,一到夜半时分,他就痛苦得几欲自杀。几个月后,换来了曾国荃的信任,但并未取信于湘军。胡林翼、曾国藩都写信给曾国荃要他提防程学启有变。只有当初设计策反他降清的孙云锦以全家性命保他没有反心。
  安庆城中,叶芸来盛怒之下,杀了当年由他出面许配给程学启的妻妹并其子,头颅挂于城头示众。
  如果说此前程学启奋勇杀“贼”是为了保全自己性命,那么此后,程学启只有破釜沉舟了,他发誓“灭贼以报国家”。
  程学启立下的首功,是献出攻安庆北门之计,并于1861年秋天(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在地雷阵掩护下率兵攻入北门。叶芸来部一万六千多人战死,叶芸来本人坚持巷战到底,死于战场。湘军终于完胜于安庆。
  第一次给湘军效力,程学启立了功、报了仇、取信于曾氏兄弟,这时距他投诚清廷已有半年时间。曾氏兄弟保奏其为从三品游击之职,赐戴花翎。
  在此后几场战役中,程学启又攻城略地,战功卓著,很快就擢升为正三品参将。程学启从此可以自立营头,扩军为“开字营”,由程学启和与他一起降清的何安泰共同管辖开字营下的两个营(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程学启在湘军中的地位本来可由此筑固下来,不料由于在曾国葆攻三河后欲屠城的问题上,阻止了曾氏,而使他与曾氏兄弟间开始有隙。
  
  淮军第一人
  
  程学启呆在湘军,难有上升空间了。他的下一个机遇就在这年冬天很快地来到。
  曾国藩本想让其弟曾国荃东克上海,但曾国荃一心想的是建立“不世之首功”,他志在夺天京。李鸿章没有让老师失望,一口应承组建淮军,两个月便收编了安徽民练四个营。为了强壮淮军,曾国藩调拨湘军十个营给李鸿章,以安徽人为主的程学启开字营的两个营就在其中。
  程学启并不想转到淮军,从当时的军情来看,转入淮军将随李鸿章陷入上海死地。后经孙云锦劝说,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程学启归清以后,认淮军幕僚孙云锦为师,向他学习《战国策》。孙云锦告诉他,一个归降过来的人,是无法真正被湘军认可的,不如投安徽同乡李鸿章。程学启于是明白了“吾辈皖人,于湘军终难自立。大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七,安庆码头上的一幕甚为圆满:曾国籓亲自来到码头上,手扶着程学启的背,说出一番勉励的话:“江南人誉张国梁不去口,汝好为之,亦一国梁也!”
  程学启风光地率部顺江东下。
  对于与西方人接触频繁的上海士绅来说,程学启部是令人陌生和生疑的。这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如何能击退凶悍的太平军?上海乡绅们还是觉得英法联军和华尔的洋枪队更有指望。
  终于让上海人见识淮军威风的战役,从程学启四月二十二日在航头与太平军的遭遇战开始,次第展开。五月初一攻克嘉定,围困青浦,乘胜进攻松江府;五月六日,太平军从英军手中夺回广富林,第二天在漕河泾碰到程学启部,被程学启的洋枪部队迎头击退。十一日,攻破七宝太平军营垒,接着又败太平军于枫泾。新桥激战中,程学启亲燃劈山炮,打开了太平军的营门。淮军各部夺回南汇、川沙、奉贤等地。程学启升为副将,并加“勃勇巴图鲁”勇名。
  程学启的军职也随着战功一路上升,八月攻占七宝解围北新泾之后,被保奏为记名总兵。九月,为被太平军谭绍光部围困的淮军水陆各营解围,杀死淹死太平军二千三百多人,程学启以总兵遇缺提奏,并加记名提督衔。
  程学启就在与老东家的作战中,走向他人生的高峰。
  太平军叛降的高潮中,也有诈降事件发生。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初九,太平军太仓守将会王蔡元隆表示归降清廷,李鹤章和程学启负责受降。不料城中伏兵四起,先期进城受降的李鹤章负重伤,淮军被杀逾千人。西门外的程学启冲入城中拼死掩护李鹤章余部撤退。休养几日后,华尔的常胜军用大炮轰塌城墙,程部攻入城中,屠城万余命。待四月淮军攻占昆山。清廷论功实授程学启江西南赣镇总兵,并予一品封典。
  
  苏州杀降
  
  程学启入淮军后,身份的又一次大变,令时人惊恐。
  这是他入淮军两年后的一天,由一位叛降者变为杀降者。其杀降胆量与决心之大,令李鸿章骇然。
  程学启杀降是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一个午宴上杀了八员降将。此前一两年,太平天国州县守将降清,已成潮水。
  1862年7月,保王单容海率六万部众在广德州叛降;半年后的江苏常熟、昭文两县守将骆国忠叛降;形势发展到1863年10月,奉王古隆贤以皖南石埭、太平、旌德三县降清。显出叛降级别越来越高、归清地域越来越大的趋势。
  1863年底程学启的“苏州杀降”,已到了太平天国的终了阶段。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归降事件在发生,降将开价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经历了半年对于双方来说都十分艰难的攻守之后,十月二十一日夜,李秀成失望地走出胥门作别姑苏城——他劝说谭绍光弃城撤退的计划未能奏效。
  就在李秀城离开苏州城的前后,纳王郜永宽等人也知大势已去,早已暗渡陈仓通过早先投清的原太平军将领、淮军水师副将郑国魁与清军通款输诚。郜永宽与程学启、郑国魁、英国人戈登(常胜军统领)秘密约见于苏州城外阳澄湖上,达成杀掉谭绍光、献出苏州城的交易。这次交易相谈甚欢,郜永宽还跟洋人搭上了姻亲,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常胜军军医马格里。
  郜永宽提出的条件是:李鸿章、程学启必须在其降后满足三件事:“留半城屯其余众”“编定廿营照给饷”和“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双方提出的条件,在商议中各有讨价还价,原来程学启的条件是要郜永宽献李秀成首级,但郜等人感李秀成恩深,实在下不了手,就变成了献谭绍光的首级。考虑到城里城外人数相差太大,城外淮军一万三千多人确实不敌城中的四万太平军,自己又实在无法满足八人的要求,程学启在谈判中已决定了“杀降负盟”。
  程学启骗过戈登,请他居间作保,自己折箭起誓不杀降将诸人。李鸿章对于郜永宽等人要价太高还在犹豫,要饷、要地盘的条件已经不低,还要求“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而眼下湘淮军的将帅还有很多只是“记名”,连程学启都是记了多年的名,才补一实缺。郜永宽他们要那么多指明任职的实缺,岂是李鸿章能落实的?然而他既没有更好的攻城方案,又没有能力兑现八员降将的条件。也只能由着程学启继续表演下去。
  就在李秀成离开的第三天,二十四日,郜永宽等人刺杀了坚决不投降的守城主将谭绍光。谭绍光死后,追随他的亲信有千人被诛。是晚,郜永宽大开城门献谭绍光首级并率兵卒三万余人降清。
  十月二十六日(12月5日)中午,八员降将郜永宽、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到淮军营中见李鸿章。李鸿章开宴前先命左右捧出顶戴、官服,客气地恭送至八个人的面前。喝到微醺,李鸿章借故出帐,突然帐外一声炮响,程学启率精兵百余人涌出,瞬间将八名降将杀死。
  程学启杀降后,提着八人首级入城,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并下令杀了几百名八将的余党。其余数万降兵就遣散了去。一场对苏州城民众的洗劫就此开始。
  
  末路狂奔
  
  太平天国末期,“国”内早已不再太平,又没有了太平天国运动早期的宗教和信仰,尤其是石达开之后,军中再也没有这般忠勇而能文能武之人,只要能保命升官发财,各级将领都会见风使舵。
  这时只有最顶层的洪秀全还沉溺于宗教,其他各天王已不再相信他的宗教,他的将领中已很少有人再有天国的“信仰”,谋私利者“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只要与清廷谈妥条件,一员守将一夜之间能交出几个县。
  就在李程二人与城内八将暗谋投清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天国大势已去的江南各地,叛降事件几乎每个月都有发生。
  频发的叛乱给持观望态度者带来的是示范效应,使得投降成为一种潮流。生活得不到改善的农民、达不到利益要求的官人,发现他们投入的只是少数人的天国,况且少数人之间已经离心离德。
  1864年一二月间,曾经诈降过一次的蔡元隆,这次守浙江海宁时真正地投降了;1864年春上刚刚封了比王的钱桂仁,二三月间在杭州降清,天国不再太平,封王对他来说本是空衔,所以他用杭州城给自己换了个四品武官,都司;1864年4月归王邓光明在石门降清。据罗尔纲统计,在太平天国的晚期,叛降王爵29人,天将、朝将、神将、主将64人,六等爵47人。
  在所有的降将中,程学启无疑是最为风光的。苏州一役得胜,他被授一品封典骑尉世职,赏穿黄马褂。但仅仅20天后,在攻打嘉兴时,程学启被洋枪击中头部,不治身亡。这一天是同治三年三月十三日(1864年4月18日),3年零10天以前的这一天,他投奔清廷;这一天,离洪秀全之死也只有43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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