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在寒风料峭的成都，我采访神话学大家叶舒宪。谈到他早年的一个引起广为议论的观点“诗从寺说”。他说历经二十多年，我至今不改初衷。
　　叶舒宪认为，“寺”上半为“屮一”，下半为“手”，寺是主持祭祀的人。诗、持、寺三字同源，古音同部。也就是说，“寺人之言”是指举行各种原始礼仪时使用的祝辞、颂辞与套话（见《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诗言志当为“诗言寺”，进而释寺人，认为早期无寺庙，故寺当为“阉割之人”主祭祀，故而中国诗多阴柔之美。考察古代、乃至现在的原始民族里，巫祝之人在烟雾缭绕的殿堂里俯仰，与神灵附体，然后代圣立言。他们魂不附体、喃喃自语的声音，并非雄性而昂扬，或者雌性而低回，级别越高的巫祝，发出的声音呈一种中性之声，有去性别意味。
　　我倏然一惊。
　　我甚至觉得，那些尊贵的发声者，左右徘徊，旁若无人，进而浑身战栗，声音的确达到了一种“中道”境界。另外，毕生从事这一灵魂二传手的职业，他们的相貌也在发生变化。
　　记忆里最清晰的一次，是2006年在桑披寺。一早的阳光从天窗涌进来，把一个偌大的经堂铺出一地明媚。地毯上的金莲花在强光下绽开了蓓蕾，呈现地涌金莲的幻象。经堂只有檀香在荡漾。远远看到一个背影，背影发声，我听不懂梵语，但声音分明是从背影下腹蒸腾而上，嗓子为之赋形。背影不断发送而来的声音，在光柱里袅娜，又像金刚杵那样兀立。
　　那是一种熟铜的声音，锃亮而柔韧，毫无阻碍，又没有像蝴蝶那样迎风飞起，而是收敛地低飞，然后收拢，把没有被照透的阴影点亮。当黄铜与金色阳光相遇，呈现为黄金镀金的庄严，与屏声静气。
　　我感到诗就是这样生成的。由于现代汉诗包括散文诗的修辞已被翻译体占领，纸上诗歌是写出来的，古人是吟唱出来的，与其说一些诗人在寻找元写作，不如说是在追忆那种声音。尤其是，那种从头骨缝灌注的中性之声。
　　散文诗首先应是中性之声。其次，汉语散文诗题材近年得到了极大地开掘，但缺失独立思想仍是普遍现状。贫瘠的修辞体现了思想的弱力，我们至今没有承续《野草》的精神血脉，鲁迅自称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对尼采的逼近与采撷，把来自古希腊的理性思辨與东方诗性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可惜这一传统却被泰戈尔的函授学生们以矮化的情书体遮蔽了。
　　所以，将看得见的事物予以虚化，将看不见的事物予以具象，一直是我的诗学文体向度。
　　从起源上看，思想来源于对现状的不满;性质上看，思想肯定是个体性的。它与同道式的思想可以组合成思想的共同体;从语言呈现上看，思想肯定是言语式的，是破碎的，是灵化飞至的反手剑，思想不可能也不需要以地毯式轰炸来铺垫言路。思想是一个反问，它构成的思想话语都是精神世界的晶体成分。也就是说，精神是大于思想的，精神是思想的居所，思想是精神的主宰。精神因为思想的锐利而高贵，思想也因为精神的牢固和敞亮而得以休息和生活。散文诗应该成为呈现、状写、想象这一居所的文体。
　　我最喜欢佩索阿这样的散文诗：“不能成为什么，但能想象什么，这是真正的御座;不能要求什么，但能欲望什么，这是真正的皇冠。”我的双脚带动我的生活与笔触，我的文学世界从来没有被虚构过，但我一直在想象。轻飘而变质的东西灰飞烟灭了，而且我相信的事物从来就没有背叛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