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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我讀到我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
一棵小树上挂着他的外衣
还有他的袜子，还有隐现的马群中
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
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
我读到我父亲头油的气味
他身上的烟草味
还有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
我读到一个男孩子的疑问
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里升起
我读到在我懂事的年龄
晾晒壳粒的红房屋顶开始下雨
种麦季节的犁下托着四条死马的腿
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
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
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
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
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
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
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诗人简介：
多多，诗人，原名粟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任职于《农民日报》。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八十年代末出国，旅居荷兰15年，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驻校作家。2004年回国后被聘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2010年受邀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著有诗集《行礼》《里程》《多多四十年诗选》等。
世宾：回忆及父亲的命运
当我展开对多多《我读着》这首诗的阅读时，我眼前浮现出夏加尔的绘画：天空中因情感热烈而扭曲、倒挂的恋人，羊头，巨大的羊的眼睛，飘浮的鲜花，若隐若现在村庄屋顶上飘扬的小提琴声。马克·夏加尔作为一位现代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被称为“超现实主义”，他的绘画呈现出梦幻和象征的手法和色彩。这一特征，非常吻合多多这首诗的场景和手法。我不知道多多写作这首诗时，他的眼前是否浮现出夏加尔的绘画的画面。在写作这首诗时，多多应该在伦敦，那是他旅居国外的第三年。他开始想念他的父亲。“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十一月的麦地里”不是他想念父亲的地点，是他想念的父亲出现的地点，或者说，父亲的形象浮现在“十一月的麦地里”。他想念父亲的地点另有其它地方，就在英国伦敦，“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异国他乡，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我们读第一段和第二段时会感觉意象的运用有些奇特，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夏加尔;当我想起夏加尔的绘画时，多多的意象一点也不奇怪了，它变得亲切，有强烈的可感性，甚至还隐隐约约闻到一股不知是马还是人的尿骚味。父亲和马的关系肯定是密切的，父亲一生和马紧紧地捆在一起，难分彼此。这就是多多运用夏加尔的超现实的手法表现父亲的一生的现实基础。我读着父亲，也读着自己少年成长的那些时光。当我们流离失所时，回忆着父亲，沉浸在记忆的温水里，是否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我读着》，我读着，仿佛也回到了潮汕的故乡，在夜晚高低不齐的屋顶上飘浮着。不远处低矮的窗口，泄漏出一窗暗淡的灯光……
吴投文：记忆与被重塑的真实
如何呈现记忆中的父亲？这说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要真正涉入诗人生命体验中最深微的那一部分，实非易事。多多的《我读着》写记忆中的父亲，与惯常的写法迥然不同，他注入诗中的细节、意象和氛围可能都让读者感到陌生。这是此诗的写作难度，亦是此诗的阅读难度。确实，初读此诗，读者未免感到一头雾水，但也可能隐隐地受到感动。诗中对记忆与经验的重塑大概来源于记忆与经验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来源于诗人艺术表达的陌生化处理。在现实与经验之间，诗人对时空的处理不是在确定性中找到对称的词句，而是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诗中有一条隐约的线索，诗人是在现时回忆过去，是在异地回忆故园，在时空上有一个较大的间隔，这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也是陌生化的来源。记忆与经验并不可靠，无法确定生命中的原始信息，但可以确定情感的真实性，可以确定诗人与父亲之间的血脉关系。不管隔着多么遥远的时空，不管隔着生与死的界线，诗人的表达都是在确定其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我读着”意味着一个确认的过程，意味着诗人对记忆和经验的辨认与确定，但诗人的辨认和确定仍然是模糊的，这就是现实对记忆的改写，也是经验的重塑和重组。父亲的形象在诗人的记忆中是真实的，却是一种被重塑的真实。因此，“我读着”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是儿子理解父亲作为一个父亲的悲剧人生。诗中的细节有的带着诗人原始记忆的底色，有的细节则是时间沉淀之后的想象，叙述的真实性并不确定，更多的是想象带来的变异。因此，呈现在诗人记忆中的父亲尽管并非一个虚构的形象，却更吻合诗人的记忆。诗人此前并未理解父亲的一生，现在却在回忆中尽力靠近他，这是一种远隔时空的怀念，亦是一种血脉相依的理解。对一般读者而言，诗中的情境可能是相当陌生的，这大概与诗人回忆父亲时的处境有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诗人记忆的投射，既是诗人对父亲的疏离，亦是诗人对父亲的返回。在疏离与返回之间，诗人既在辨认和确定父亲的命运，也在辨认和确定自身的处境。诗中的声音是苍凉的，诗人似乎有意克制温情的流露，但诗中仍有温情的溢出。这就是诗人真实的情感流露，亦是此诗在艺术处理上显出不同于此类题材写作的新异之处。《我读着》一首相当晦涩的诗，需要反复琢磨才能把握诗中的情感流动和隐含在诗中的主题意向。如何看待这种晦涩？既对读者，也对研究者都是一个挑战，这需要阅读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对这类诗歌似乎也难以避免猜谜式的阅读，由于诗人具体的写作情境不为读者所知，导致误读和误解亦在所难免。我倒以为，一首诗作为一个艺术品，其主题意向还是要落实到某种普遍的情境中来，还是要有相对清晰一点的象征与隐喻结构。现在有很多诗读起来全然不可解，需要依靠读者的智商和阅读经验去猜测，恐怕并非诗之为诗的正道。当然，多多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诗人，据闻他的诗往往都要经过苦心修改才拿出来发表，当属另一情形。 向卫国：三重时空中的父亲、与马、与历史
一个来自中国的男人坐在“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上回忆故国、故土与亡父，这是一重时空。诗歌讲诗人自己变成了那条石凳，这不过是一种修辞，其目的不难理解，比如暗示独坐的时间之久，因此，此诗与诗人同时期的其它一些名作如《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英格兰》等具有了同样的“眷恋祖国的情绪”（郭沫若语），不过此诗有更具体地思念对象：父亲。而天下闻名的“伦敦雾”，则使回忆陷入模糊和朦胧，与诗歌中不断闪现的与父亲相关的记忆片断和具体事物的印象相呼应。“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父亲”，这是第二重时空：诗人回忆他曾经来到“麦地”追寻父亲的生命踪迹。这一举动又暗示了，父亲埋葬在“麦地里”（“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也可能是父亲生前与“麦地”有着某种特殊的其它关联，这是第三重时空。第三重时空属于父亲，与“我”无直接关联。在第三重时空里，父亲的个体生命与某种“历史”关联起来，而且从“溜冰”“拉小提琴”等词可看出父亲身份的不一般，与麦地的关系只能解释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对诗歌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将“父亲”与诗歌反复提到的“马”关联起来。这一时空里出现了大量的物象和事象，物象中最突出的就是“父亲”和“马”的形象;事象中最突出的是“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个中原因诗歌亦有间接的交待，“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也就是说父亲曾经因为“左肺”的“结核”离开过这片“麦地”。但后来又回到了“麦地”，且很有可能最终病逝并安葬于此地。也许正是此一关键事件，让“我”从一个“男孩子”成长为男人—到了“懂事的年龄”。由于第三重时空只属于父亲，所以这些物象和事象都带有想象性，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所以“我”来到“麦地”试图重“读”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他的马的故事。由于父亲和马（父亲在此牧马，亦或是用马犁地，或者别的方式的关联，从诗歌文本本身不得而知）关系异常密切，所以诗歌基本上倾向于将“父亲”和“马”作为一种同质关系来处理;甚至诗歌最后还想象“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让作为儿子的“我”也同质于“马”。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儿子为了更好地理解父亲，所以表现出某种化身为马的潜意识冲动。
周瑟瑟：多爷是不是大师？
北京的诗人氛围还是蛮好玩的，有好几年，我们在北京的“老故事频道”餐厅、中关村九头鸟餐厅、三里屯王强餐厅、798艺术区，凡是好玩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吃饭喝酒、读诗聊诗是常态，偶尔喝醉砸酒瓶，头破血流也有过，不欢而散，结下梁子也时有发生。被大家叫作“多爷”的多多，也参与其中，有诗人小弟陪着，他并不多言语，只是看着我们玩，那个时候的多多就是一个北京中年大爷的样子，也好打交道。现在那个叫“多爷”的男人，好多年不见了，他去了哪里？他还在北京，据说躲在某间房子里写诗，很难看到他。近年也很少读到他的新作了，他成了炼金術士，炼词语的金丹，白发白胡须的多爷走在大师的路上。江湖上传来他的消息，有很多个版本，说是饭菜不合口就骂人，他脾气大得吓人，训斥某人的写作之类的。听来觉得很好玩，他成了一个神秘的老头，这些年我不在中关村，也不在北京诗人圈玩。那个年代诗人们的单纯、狂热与爱玩的氛围烟消云散。翻出多多的《我读着》再读，1991年的多多深情而清澈，相对于现在的多多，1991年显然可以划入他的“青春期时写作”。每个人都有青春，青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粹。由此可见，多多是一点点复杂多变起来的。他是朦胧诗人中持续探索的诗人，他在意象、语言上走得很远，远远把同代人抛在后面了。《我读着》是一个站点，他只在那里站了一小会儿就走开了。《我读着》沿着个人情感的历史叙述，将马与父亲混为一体，手法高级，内在统一，气息绵长。马与父亲转换自然流畅，读它是一种享受。此后的多多，越来越深入词语与意象、结构与思想，如果把他与哪个诗歌大师相比，无疑是特朗斯特罗姆，少而精深，不多一词，是一个语言的炼金术士。《我读着》是多多留下来的一首有个人情感温度的杰作，此后的多多虽然在语言的纵深处走得像一个神仙，但少了个人情感与历史的温热，如一条冷冰冰的蛇。他在冬眠，流着凝固的血。春天里苏醒过来，所到之处留下词语与意象的牙痕，读他的人会发痒，会有不适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享受。
宫白云：多视角的魔幻叙事
读完这首诗，我的眼前晃闪着一个画面：诗人坐在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上，当他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时，他的父亲被他反复想起，于是他开始了对父亲的“阅读”，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用的是“读”而不是“回忆”“怀念”等字眼，一个“读”字让诗人的父亲处于了一个客体的被观察的界面，有“读”就有“理解”，就有“阐释”。它不同于“回忆”、“怀念”等，回忆怀念唤起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而“读”最大价值在于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与思考，它呈现的不仅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影响。现在的许多诗歌特别是写父亲的诗歌，单一而平庸，那些被大家熟悉的对父亲的情感过于同质化大众化，而多多的这首《我读着》采用的是多视角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方式，表达方法与语言特征独一无二。他所叙事的不是存在与感情的本身，而是这些本身在诗人魔幻意识中的渗透、消解和再生。“我读着”就像一个开放的空间，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许多事物都汇聚在这个舒缓的“我读着”的这个陈述句中。而这个“读”充满了诗人内心的五味杂陈与一种冥想的气质，他的父亲在他的“读”中走过一生，当然也走过诗人自己对父亲的重新认识与省察。他的父亲在他的心目中，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形象与想象，但始终与“马”不可分割，诗中的“马”与他的父亲是相融重叠的，这是诗人为自己对父亲的情感和形象寻找的一种相同的替代，在诗人的“读”中，他的父亲从“十一月的麦地里”走出，他的“头发”“领带”“裤线”“鞋带”“外衣”“袜子”“头油”“烟草味”“结核”以及“溜着冰”“拉着小提琴”等都在诗人的记忆中复活并深刻起来，但仅仅就这样去回忆、回味，难免又滑向同质化的泥潭，诗人多多高出一筹的地方就是在这些记忆的同时以马的意象“并置、混杂、嫁接”了马的语境，让马的“蹄子”“阴囊”“颈子”“眼睛”“屁股”“左肺”等与父亲魔幻地融合在一起，让人生出父亲就是“马”，“马”就是父亲的幻象，也是对发生在“父亲”生命中的许多让这个“儿子”不能直接道出的东西的变形与暗示。如：“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阴囊紧缩”是否隐喻了父亲在那个时代不能吐露的一些隐私？“过度的理解”是否暗示了一种迷茫？而这种“变形记”在父亲“死后”的怀想中更加深化，隐喻性也更强，也把“一个男孩子的疑问”彻底打开。从“种麦季节的犁下托着四条死马的腿/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到“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这种由马及父的对死亡的揭示，让父亲的一生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还不够，最高潮与惊心动魄的一笔神奇地出现：“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马腹”在这里承担了“拯救”的重任，因此，诗人与他父亲奇异命运的一生都得以重生。 赵思运：我读到，一幅立体主义绘画
多多曾经在外漂泊多年，而其精神之根、文化之根仍在中国大陆。在他移居海外时期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父亲”“马”“ 柿子树”， 即是他精神之根外化出来的人物意象、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这些意象频繁出现，就构成了原型意象。对于男性而言，寻根最容易选择父亲形象，这既是基于生命源头意义的考虑，也是关于民族之父的象征意义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讲，多多的这首《我读着》，具有精神寻根的个体意义和族国意义。多多的表达是十分独特的。他塑造的父亲形象，不再具备传统意义的伟大、尊严、坚毅、忍耐等社会品质，而是碎片化的、日常化的、细节化的、自然主义化的。他为我们呈现了父亲的“领带的颜色”“裤线”“ 他的外衣”“的袜子”“头油的气味”“身上的烟草味”“他的结核”“静静腐烂的历史”“父亲身上的蝗虫”……而且这些意象还杂以变形处理，将父亲形象与马的形象交叉闪回叠映，重组成一个立体主义的视觉形象。“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一个小小的细节，隐喻着时代进展过程中的“磕磕绊绊”。“他”“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成为一个“个体”，但也仅仅是“短暂”，最终仍然是“马群”的集体中的一员。“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是这首诗的诗眼，“照亮”的不仅是肺结核，还有那个蒙昧时代的真相。“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历史的一部分已经结束，而更加隐秘的“负荷”仍在继续。父亲的存在是一个悖论，父亲所代表的的一段历史也是悖论。这种悖论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多多去勘探。当多多“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的时候，他想到的仍是“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多多已经长大，但是“那个男孩子的疑问”，并未找到答案……
高亚斌：颈子永远伸向天空
多多《我读着》这首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也是一匹马的形象。他（它）的出现是在已经开始寒冷的十一月，那是北方的“种麦季节”，父亲是一个农民，他也是一匹辛劳耕作的马，他的身边是玉米、麦地和蝗虫这些事物。于是，父亲成为一个庞大的象征，涵盖了包括土地、祖国在内的一切意象，因为，农业文明是我们永恒的父亲，是乡土中国的精神脐带。
同时，作为一匹马，父亲又是孤独的、孤傲的，他（它）“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有着马的不可驯服的烈性。无论是他的装束，还是他“拉着小提琴”的动作，都从习惯和趣味上昭示，他是一个耽于思考的知識分子形象。他有着知识分子难以抹杀的个体精神，这把他从群体中分别了出来：他“短暂地离开过马群”，成为游离于时代和集体之外的另类。父亲的悲剧也就此地展开：“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他的命运必然是被时代疏离和遗忘。
在诗歌的最后，儿子作为一匹马被父亲“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这也许跟多多本人海外旅居的经历有关，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仿佛感受了一次投胎再生。在这首诗里，多多的叙述方式是朦胧诗人惯用的排比句式，其中有连绵不断的意象叠加，诗歌的空间切换也显得颇为自如，体现出他过人的语言掌控能力。尼采曾把马比作他的兄弟，而多多则视自己的父亲为马，马是我们苦难的亲人和生命的全部奥秘。
徐敬亚：6个阅读点和2个疑问
有人说《我读着》是当代中国现代诗最复杂难懂的诗之一。我倒觉得一旦解开隐喻之后，全诗的主线并不难理解。当然里面的阅读点很多。
1、【小说之诗】诗人使用小说笔法。叙事者在全诗结尾出场，真实场景似乎是他“坐在伦敦石凳上”。2、【时空交错】诗的主体是由回忆构成的两层时空。而父亲一生履历至少又被分成三段以上阶段。“十一月的麦地”“短暂地离开过马群”“一个男孩子的疑问”。3、【人马之间】全诗在人、马相映互换中进行。马有11个意象（蹄子、阴囊、颈子、马眼等），父亲也有11个意象（头发、领带、裤线、鞋带等）。此外，在人与马之间还连接了近30个意象。在一首诗中，多多驾驭着50多个意象。这些意象之间的并列、融合、渗透、交感等多种手法，呈现出离奇、缤纷、溢出等互映效果。读者可细细体会。4、【意象渗透】意象是坚硬的，可怕的—诗人并不能改变词义与词性。他只能找到某些微妙的连接点，并顺势架起不存在的桥梁。我找了两处例子：“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他的结核照亮了马的左肺”—这桥是悬空的，一边是真实，一边是想象，最微弱的相似点被诗人找到，达到了人马融合。这是超现实写作的难度。5、【惊险之语】“阴囊紧缩”，是本诗最醒目、最凶险、最贴切的微观画面。使用直露的生殖器官描写父亲，不仅毫无猥亵之感，而且以此暗示出时代的悲剧，这是多多的大胆与高明。男子阴囊紧缩的生理原因是由于寒冷、惊悸，这几乎是表现男人精神惊恐的唯一的具有存在主义般的肉体映像，被诗人抓住，妙手偶得，足成经典。“阴囊紧缩”除了惊恐之意，似乎还暗含了一点与家庭婚姻不谐和的弦外之语。6、【移情金句】“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是本诗金句。一匹马足够长的脖子，是诗人想象的基础。人类仰起脸或伸长脖子而形成的探求姿态，是想象的第二根据。而“过度的理解”则写出了前辈人自愿的崇拜与服从。合情、合理、合生物学。这又是“移情说”的典型。
【疑问1】：“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知道，过去年代没有肥皂盒，人们把皂放在蛤蜊壳上，北方人叫嘎啦瓢。多多把蛤蜊称为牡蛎，显然是出于欧洲的生活经历。但“屁股像肥皂”这样的比喻，在如此精致的诗中，值得花费19个字饶舌么，是不是写出来后舍不得删掉？
【疑问2】：这首诗最显眼、最难懂的一句是“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超现实画面，同样19字。在它之后就是全诗结尾三行“比喻本体”，最后三行恰恰是小说情节反转的节点，无论是回炉马腹，还是雾中的石凳、散步的男人……这三行“比喻本体”每一句都扑朔迷离，这个比喻没有使喻体清晰反而更加迷离。1991年刚出国的多多头发肯定没有银白，他怎么制造了这么一个奇特的比喻呢。怪异而精致的败笔。 韩庆成：略谈诗句的“转折”
这首诗打动我的句子不少，如“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等等。这首诗也应该被很多人夸过，今天我想通过其中一个句子来挑一挑刺，顺便谈一谈诗句的语气问题。记得之前一期的“十面埋伏”中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唇最终要从人的关系那早年的/蜂巢深处被喂到一滴蜜”，这可能是诗句语气问题的一个极端例子，此前、此后我都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了。但在一首语气大体顺畅的诗中，还是能经常发现因为个别句子的不顺而对整首诗的气流造成的破坏，比如《我读着》第二段中的这两句：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我认为，一句诗的“转折”不能过多，也就是“实词”之前（偶而之后）的“修饰词”不能过多。上述两句诗表达的意思是“屁股”“像”“肥皂”，按照语气来断句应该是这样：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第一句的“实词”是“屁股”，前面的“修饰词”有两个：“那些”—修饰数量，“苍白”—修饰颜色。第二句的“实词”是肥皂，前面的“修饰词”有5个，细分一下是2+3个：2个是修饰“实词”，3个是对“修饰词”的再修饰。先看2个：“盛放”—修饰状态;“洗身”—修饰功能。再看3个，有一个是对“盛放”的再修饰—“牡蛎壳内”;另一个是对再修饰—“牡蛎壳内”的再修饰—“剥去肉的”;第3个是对“洗身”的再修饰—“女人”，经过这5次3级“修饰”，我们于是就读到了“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这样明显“转折”过多的句子。依据我的阅读经验，一个句子的转折，一两个为佳，三个较宜，四个显多，五个以上必然带来语气问题。同样是这一句，如果去掉一个可有可无的“修饰词”，读起来就好得多：像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放回诗中，就成了这样两句：那些苍白的屁股，像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既然是“壳”，当然是“剥去肉的”。用“剥去肉”来强化“屁股”的肉感，实属多余，何况后面接着还有“女人洗身”这更肉感的词。语言繁复是诗歌的硬伤。若论语言简练，古典的老祖宗们仍是值得效法的榜样。
霍俊明：诗人的“哂笑”或“杜甫”重临
多多从来都是修辞和技艺的高手，总是会对阅读者设置不小的障碍，就如当年的杜甫一样。修辞、技艺与诗歌的内质、肌理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表达”带来了“歧义”和复杂性。比如这首《我读着》，“我读着我父亲”不断在开篇、结尾以及当中的主体部分高频率地出现—形成了特殊的节奏、调性以及语感，那么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地认定这就是写给“父亲”的诗。但是，诗人却打破、撕裂了我们的这一认识，甚至我们已经听到了面对我们的“理所当然”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他正嘿嘿地低声笑着。这首诗看起来是经验的叙事，但实质上却是反经验的，也是反常识的。其时间背景及其暗示功能不能被忽视。起句“十一月的麦地”让我们感受到传统的农耕场景，而结尾处的“伦敦雾中”“银行大道”则是异域的、反乡村化的。“十一月”，这一时刻的空间与劳动、诗性以及生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而更多是冬天的肃杀。这时候“我父亲”出现了！随着“一个男孩子”“懂事的年龄”“金色的玉米地”“晾晒谷壳”“种麦季节”等时间线头的一一挑出，我们看到了成长和记忆中的诸多片段—这首诗在整体上是回溯的时间形态。这些片断是错落的，并置的，甚至是变形的，具有强烈的超验成分以及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父亲”和“马”显然是叠加、糅合在一起的复合体，二者在很多时候都是互指的，但是二者的构成“材料”却差异巨大。“父亲”是由头发、领带、裤线、外衣、袜子、头油味、烟草味、结核构成的，而“马”则是由蹄子、阴囊、颈子、眼睛、屁股、左肺、腿、馬皮、马牙、马腹构成的。在前者中主体形象是模糊的、缺失的，是精神性的;后者则是纯生理和器官化的，更加脆弱，所以才会出现“结核”“腐烂”“死亡”。而恰恰是“父亲”“马”融合之后生成了诗歌空间的这一特殊形象“我父亲”，他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器质性的，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是消逝的但是又可以永远记忆的。所以，这一形象对应于“我读着”而不是“我”，这对应了理解以及回忆的难度。当结尾，诗人把我们带向生活的现实处境，比如“伦敦雾中”“银行大道”，以及写作这首诗的1991年，我们就看到了“我”在异域时间中也开始渐渐“腐烂”，产生了越来越浓烈的悲剧气息。“我父亲”“马”以及“我”的精神指向都大于孤独、怀念以及死亡、追悼本身。在时间的麦地、玉米地和异国都市浓雾中，总有人会来到中年，总有人“病着”或者“死亡”，但诗歌起到了照亮的作用，哪怕只是极短的一个瞬间……这是虚无的照亮！阅读多多《我读着》的这一刻，我竟仿若遇到了杜甫，写作《登高》时的病着的沉郁的满眼苍茫的杜甫，语言炉火纯青而技艺臻熟的杜甫……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我讀到我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
一棵小树上挂着他的外衣
还有他的袜子，还有隐现的马群中
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
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
我读到我父亲头油的气味
他身上的烟草味
还有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
我读到一个男孩子的疑问
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里升起
我读到在我懂事的年龄
晾晒壳粒的红房屋顶开始下雨
种麦季节的犁下托着四条死马的腿
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
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
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
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
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
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
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诗人简介：
多多，诗人，原名粟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任职于《农民日报》。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八十年代末出国，旅居荷兰15年，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驻校作家。2004年回国后被聘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2010年受邀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著有诗集《行礼》《里程》《多多四十年诗选》等。
世宾：回忆及父亲的命运
当我展开对多多《我读着》这首诗的阅读时，我眼前浮现出夏加尔的绘画：天空中因情感热烈而扭曲、倒挂的恋人，羊头，巨大的羊的眼睛，飘浮的鲜花，若隐若现在村庄屋顶上飘扬的小提琴声。马克·夏加尔作为一位现代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被称为“超现实主义”，他的绘画呈现出梦幻和象征的手法和色彩。这一特征，非常吻合多多这首诗的场景和手法。我不知道多多写作这首诗时，他的眼前是否浮现出夏加尔的绘画的画面。在写作这首诗时，多多应该在伦敦，那是他旅居国外的第三年。他开始想念他的父亲。“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十一月的麦地里”不是他想念父亲的地点，是他想念的父亲出现的地点，或者说，父亲的形象浮现在“十一月的麦地里”。他想念父亲的地点另有其它地方，就在英国伦敦，“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异国他乡，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我们读第一段和第二段时会感觉意象的运用有些奇特，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夏加尔;当我想起夏加尔的绘画时，多多的意象一点也不奇怪了，它变得亲切，有强烈的可感性，甚至还隐隐约约闻到一股不知是马还是人的尿骚味。父亲和马的关系肯定是密切的，父亲一生和马紧紧地捆在一起，难分彼此。这就是多多运用夏加尔的超现实的手法表现父亲的一生的现实基础。我读着父亲，也读着自己少年成长的那些时光。当我们流离失所时，回忆着父亲，沉浸在记忆的温水里，是否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我读着》，我读着，仿佛也回到了潮汕的故乡，在夜晚高低不齐的屋顶上飘浮着。不远处低矮的窗口，泄漏出一窗暗淡的灯光……
吴投文：记忆与被重塑的真实
如何呈现记忆中的父亲？这说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要真正涉入诗人生命体验中最深微的那一部分，实非易事。多多的《我读着》写记忆中的父亲，与惯常的写法迥然不同，他注入诗中的细节、意象和氛围可能都让读者感到陌生。这是此诗的写作难度，亦是此诗的阅读难度。确实，初读此诗，读者未免感到一头雾水，但也可能隐隐地受到感动。诗中对记忆与经验的重塑大概来源于记忆与经验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来源于诗人艺术表达的陌生化处理。在现实与经验之间，诗人对时空的处理不是在确定性中找到对称的词句，而是在不确定性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诗中有一条隐约的线索，诗人是在现时回忆过去，是在异地回忆故园，在时空上有一个较大的间隔，这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也是陌生化的来源。记忆与经验并不可靠，无法确定生命中的原始信息，但可以确定情感的真实性，可以确定诗人与父亲之间的血脉关系。不管隔着多么遥远的时空，不管隔着生与死的界线，诗人的表达都是在确定其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我读着”意味着一个确认的过程，意味着诗人对记忆和经验的辨认与确定，但诗人的辨认和确定仍然是模糊的，这就是现实对记忆的改写，也是经验的重塑和重组。父亲的形象在诗人的记忆中是真实的，却是一种被重塑的真实。因此，“我读着”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是儿子理解父亲作为一个父亲的悲剧人生。诗中的细节有的带着诗人原始记忆的底色，有的细节则是时间沉淀之后的想象，叙述的真实性并不确定，更多的是想象带来的变异。因此，呈现在诗人记忆中的父亲尽管并非一个虚构的形象，却更吻合诗人的记忆。诗人此前并未理解父亲的一生，现在却在回忆中尽力靠近他，这是一种远隔时空的怀念，亦是一种血脉相依的理解。对一般读者而言，诗中的情境可能是相当陌生的，这大概与诗人回忆父亲时的处境有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诗人记忆的投射，既是诗人对父亲的疏离，亦是诗人对父亲的返回。在疏离与返回之间，诗人既在辨认和确定父亲的命运，也在辨认和确定自身的处境。诗中的声音是苍凉的，诗人似乎有意克制温情的流露，但诗中仍有温情的溢出。这就是诗人真实的情感流露，亦是此诗在艺术处理上显出不同于此类题材写作的新异之处。《我读着》一首相当晦涩的诗，需要反复琢磨才能把握诗中的情感流动和隐含在诗中的主题意向。如何看待这种晦涩？既对读者，也对研究者都是一个挑战，这需要阅读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对这类诗歌似乎也难以避免猜谜式的阅读，由于诗人具体的写作情境不为读者所知，导致误读和误解亦在所难免。我倒以为，一首诗作为一个艺术品，其主题意向还是要落实到某种普遍的情境中来，还是要有相对清晰一点的象征与隐喻结构。现在有很多诗读起来全然不可解，需要依靠读者的智商和阅读经验去猜测，恐怕并非诗之为诗的正道。当然，多多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诗人，据闻他的诗往往都要经过苦心修改才拿出来发表，当属另一情形。 向卫国：三重时空中的父亲、与马、与历史
一个来自中国的男人坐在“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上回忆故国、故土与亡父，这是一重时空。诗歌讲诗人自己变成了那条石凳，这不过是一种修辞，其目的不难理解，比如暗示独坐的时间之久，因此，此诗与诗人同时期的其它一些名作如《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英格兰》等具有了同样的“眷恋祖国的情绪”（郭沫若语），不过此诗有更具体地思念对象：父亲。而天下闻名的“伦敦雾”，则使回忆陷入模糊和朦胧，与诗歌中不断闪现的与父亲相关的记忆片断和具体事物的印象相呼应。“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父亲”，这是第二重时空：诗人回忆他曾经来到“麦地”追寻父亲的生命踪迹。这一举动又暗示了，父亲埋葬在“麦地里”（“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也可能是父亲生前与“麦地”有着某种特殊的其它关联，这是第三重时空。第三重时空属于父亲，与“我”无直接关联。在第三重时空里，父亲的个体生命与某种“历史”关联起来，而且从“溜冰”“拉小提琴”等词可看出父亲身份的不一般，与麦地的关系只能解释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对诗歌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将“父亲”与诗歌反复提到的“马”关联起来。这一时空里出现了大量的物象和事象，物象中最突出的就是“父亲”和“马”的形象;事象中最突出的是“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个中原因诗歌亦有间接的交待，“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也就是说父亲曾经因为“左肺”的“结核”离开过这片“麦地”。但后来又回到了“麦地”，且很有可能最终病逝并安葬于此地。也许正是此一关键事件，让“我”从一个“男孩子”成长为男人—到了“懂事的年龄”。由于第三重时空只属于父亲，所以这些物象和事象都带有想象性，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所以“我”来到“麦地”试图重“读”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他的马的故事。由于父亲和马（父亲在此牧马，亦或是用马犁地，或者别的方式的关联，从诗歌文本本身不得而知）关系异常密切，所以诗歌基本上倾向于将“父亲”和“马”作为一种同质关系来处理;甚至诗歌最后还想象“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让作为儿子的“我”也同质于“马”。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儿子为了更好地理解父亲，所以表现出某种化身为马的潜意识冲动。
周瑟瑟：多爷是不是大师？
北京的诗人氛围还是蛮好玩的，有好几年，我们在北京的“老故事频道”餐厅、中关村九头鸟餐厅、三里屯王强餐厅、798艺术区，凡是好玩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吃饭喝酒、读诗聊诗是常态，偶尔喝醉砸酒瓶，头破血流也有过，不欢而散，结下梁子也时有发生。被大家叫作“多爷”的多多，也参与其中，有诗人小弟陪着，他并不多言语，只是看着我们玩，那个时候的多多就是一个北京中年大爷的样子，也好打交道。现在那个叫“多爷”的男人，好多年不见了，他去了哪里？他还在北京，据说躲在某间房子里写诗，很难看到他。近年也很少读到他的新作了，他成了炼金術士，炼词语的金丹，白发白胡须的多爷走在大师的路上。江湖上传来他的消息，有很多个版本，说是饭菜不合口就骂人，他脾气大得吓人，训斥某人的写作之类的。听来觉得很好玩，他成了一个神秘的老头，这些年我不在中关村，也不在北京诗人圈玩。那个年代诗人们的单纯、狂热与爱玩的氛围烟消云散。翻出多多的《我读着》再读，1991年的多多深情而清澈，相对于现在的多多，1991年显然可以划入他的“青春期时写作”。每个人都有青春，青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粹。由此可见，多多是一点点复杂多变起来的。他是朦胧诗人中持续探索的诗人，他在意象、语言上走得很远，远远把同代人抛在后面了。《我读着》是一个站点，他只在那里站了一小会儿就走开了。《我读着》沿着个人情感的历史叙述，将马与父亲混为一体，手法高级，内在统一，气息绵长。马与父亲转换自然流畅，读它是一种享受。此后的多多，越来越深入词语与意象、结构与思想，如果把他与哪个诗歌大师相比，无疑是特朗斯特罗姆，少而精深，不多一词，是一个语言的炼金术士。《我读着》是多多留下来的一首有个人情感温度的杰作，此后的多多虽然在语言的纵深处走得像一个神仙，但少了个人情感与历史的温热，如一条冷冰冰的蛇。他在冬眠，流着凝固的血。春天里苏醒过来，所到之处留下词语与意象的牙痕，读他的人会发痒，会有不适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享受。
宫白云：多视角的魔幻叙事
读完这首诗，我的眼前晃闪着一个画面：诗人坐在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上，当他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时，他的父亲被他反复想起，于是他开始了对父亲的“阅读”，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用的是“读”而不是“回忆”“怀念”等字眼，一个“读”字让诗人的父亲处于了一个客体的被观察的界面，有“读”就有“理解”，就有“阐释”。它不同于“回忆”、“怀念”等，回忆怀念唤起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而“读”最大价值在于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与思考，它呈现的不仅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影响。现在的许多诗歌特别是写父亲的诗歌，单一而平庸，那些被大家熟悉的对父亲的情感过于同质化大众化，而多多的这首《我读着》采用的是多视角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方式，表达方法与语言特征独一无二。他所叙事的不是存在与感情的本身，而是这些本身在诗人魔幻意识中的渗透、消解和再生。“我读着”就像一个开放的空间，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许多事物都汇聚在这个舒缓的“我读着”的这个陈述句中。而这个“读”充满了诗人内心的五味杂陈与一种冥想的气质，他的父亲在他的“读”中走过一生，当然也走过诗人自己对父亲的重新认识与省察。他的父亲在他的心目中，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形象与想象，但始终与“马”不可分割，诗中的“马”与他的父亲是相融重叠的，这是诗人为自己对父亲的情感和形象寻找的一种相同的替代，在诗人的“读”中，他的父亲从“十一月的麦地里”走出，他的“头发”“领带”“裤线”“鞋带”“外衣”“袜子”“头油”“烟草味”“结核”以及“溜着冰”“拉着小提琴”等都在诗人的记忆中复活并深刻起来，但仅仅就这样去回忆、回味，难免又滑向同质化的泥潭，诗人多多高出一筹的地方就是在这些记忆的同时以马的意象“并置、混杂、嫁接”了马的语境，让马的“蹄子”“阴囊”“颈子”“眼睛”“屁股”“左肺”等与父亲魔幻地融合在一起，让人生出父亲就是“马”，“马”就是父亲的幻象，也是对发生在“父亲”生命中的许多让这个“儿子”不能直接道出的东西的变形与暗示。如：“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阴囊紧缩”是否隐喻了父亲在那个时代不能吐露的一些隐私？“过度的理解”是否暗示了一种迷茫？而这种“变形记”在父亲“死后”的怀想中更加深化，隐喻性也更强，也把“一个男孩子的疑问”彻底打开。从“种麦季节的犁下托着四条死马的腿/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到“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这种由马及父的对死亡的揭示，让父亲的一生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还不够，最高潮与惊心动魄的一笔神奇地出现：“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马腹”在这里承担了“拯救”的重任，因此，诗人与他父亲奇异命运的一生都得以重生。 赵思运：我读到，一幅立体主义绘画
多多曾经在外漂泊多年，而其精神之根、文化之根仍在中国大陆。在他移居海外时期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父亲”“马”“ 柿子树”， 即是他精神之根外化出来的人物意象、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这些意象频繁出现，就构成了原型意象。对于男性而言，寻根最容易选择父亲形象，这既是基于生命源头意义的考虑，也是关于民族之父的象征意义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讲，多多的这首《我读着》，具有精神寻根的个体意义和族国意义。多多的表达是十分独特的。他塑造的父亲形象，不再具备传统意义的伟大、尊严、坚毅、忍耐等社会品质，而是碎片化的、日常化的、细节化的、自然主义化的。他为我们呈现了父亲的“领带的颜色”“裤线”“ 他的外衣”“的袜子”“头油的气味”“身上的烟草味”“他的结核”“静静腐烂的历史”“父亲身上的蝗虫”……而且这些意象还杂以变形处理，将父亲形象与马的形象交叉闪回叠映，重组成一个立体主义的视觉形象。“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一个小小的细节，隐喻着时代进展过程中的“磕磕绊绊”。“他”“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成为一个“个体”，但也仅仅是“短暂”，最终仍然是“马群”的集体中的一员。“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是这首诗的诗眼，“照亮”的不仅是肺结核，还有那个蒙昧时代的真相。“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历史的一部分已经结束，而更加隐秘的“负荷”仍在继续。父亲的存在是一个悖论，父亲所代表的的一段历史也是悖论。这种悖论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多多去勘探。当多多“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的时候，他想到的仍是“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多多已经长大，但是“那个男孩子的疑问”，并未找到答案……
高亚斌：颈子永远伸向天空
多多《我读着》这首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也是一匹马的形象。他（它）的出现是在已经开始寒冷的十一月，那是北方的“种麦季节”，父亲是一个农民，他也是一匹辛劳耕作的马，他的身边是玉米、麦地和蝗虫这些事物。于是，父亲成为一个庞大的象征，涵盖了包括土地、祖国在内的一切意象，因为，农业文明是我们永恒的父亲，是乡土中国的精神脐带。
同时，作为一匹马，父亲又是孤独的、孤傲的，他（它）“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有着马的不可驯服的烈性。无论是他的装束，还是他“拉着小提琴”的动作，都从习惯和趣味上昭示，他是一个耽于思考的知識分子形象。他有着知识分子难以抹杀的个体精神，这把他从群体中分别了出来：他“短暂地离开过马群”，成为游离于时代和集体之外的另类。父亲的悲剧也就此地展开：“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他的命运必然是被时代疏离和遗忘。
在诗歌的最后，儿子作为一匹马被父亲“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这也许跟多多本人海外旅居的经历有关，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仿佛感受了一次投胎再生。在这首诗里，多多的叙述方式是朦胧诗人惯用的排比句式，其中有连绵不断的意象叠加，诗歌的空间切换也显得颇为自如，体现出他过人的语言掌控能力。尼采曾把马比作他的兄弟，而多多则视自己的父亲为马，马是我们苦难的亲人和生命的全部奥秘。
徐敬亚：6个阅读点和2个疑问
有人说《我读着》是当代中国现代诗最复杂难懂的诗之一。我倒觉得一旦解开隐喻之后，全诗的主线并不难理解。当然里面的阅读点很多。
1、【小说之诗】诗人使用小说笔法。叙事者在全诗结尾出场，真实场景似乎是他“坐在伦敦石凳上”。2、【时空交错】诗的主体是由回忆构成的两层时空。而父亲一生履历至少又被分成三段以上阶段。“十一月的麦地”“短暂地离开过马群”“一个男孩子的疑问”。3、【人马之间】全诗在人、马相映互换中进行。马有11个意象（蹄子、阴囊、颈子、马眼等），父亲也有11个意象（头发、领带、裤线、鞋带等）。此外，在人与马之间还连接了近30个意象。在一首诗中，多多驾驭着50多个意象。这些意象之间的并列、融合、渗透、交感等多种手法，呈现出离奇、缤纷、溢出等互映效果。读者可细细体会。4、【意象渗透】意象是坚硬的，可怕的—诗人并不能改变词义与词性。他只能找到某些微妙的连接点，并顺势架起不存在的桥梁。我找了两处例子：“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他的结核照亮了马的左肺”—这桥是悬空的，一边是真实，一边是想象，最微弱的相似点被诗人找到，达到了人马融合。这是超现实写作的难度。5、【惊险之语】“阴囊紧缩”，是本诗最醒目、最凶险、最贴切的微观画面。使用直露的生殖器官描写父亲，不仅毫无猥亵之感，而且以此暗示出时代的悲剧，这是多多的大胆与高明。男子阴囊紧缩的生理原因是由于寒冷、惊悸，这几乎是表现男人精神惊恐的唯一的具有存在主义般的肉体映像，被诗人抓住，妙手偶得，足成经典。“阴囊紧缩”除了惊恐之意，似乎还暗含了一点与家庭婚姻不谐和的弦外之语。6、【移情金句】“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是本诗金句。一匹马足够长的脖子，是诗人想象的基础。人类仰起脸或伸长脖子而形成的探求姿态，是想象的第二根据。而“过度的理解”则写出了前辈人自愿的崇拜与服从。合情、合理、合生物学。这又是“移情说”的典型。
【疑问1】：“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知道，过去年代没有肥皂盒，人们把皂放在蛤蜊壳上，北方人叫嘎啦瓢。多多把蛤蜊称为牡蛎，显然是出于欧洲的生活经历。但“屁股像肥皂”这样的比喻，在如此精致的诗中，值得花费19个字饶舌么，是不是写出来后舍不得删掉？
【疑问2】：这首诗最显眼、最难懂的一句是“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超现实画面，同样19字。在它之后就是全诗结尾三行“比喻本体”，最后三行恰恰是小说情节反转的节点，无论是回炉马腹，还是雾中的石凳、散步的男人……这三行“比喻本体”每一句都扑朔迷离，这个比喻没有使喻体清晰反而更加迷离。1991年刚出国的多多头发肯定没有银白，他怎么制造了这么一个奇特的比喻呢。怪异而精致的败笔。 韩庆成：略谈诗句的“转折”
这首诗打动我的句子不少，如“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等等。这首诗也应该被很多人夸过，今天我想通过其中一个句子来挑一挑刺，顺便谈一谈诗句的语气问题。记得之前一期的“十面埋伏”中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唇最终要从人的关系那早年的/蜂巢深处被喂到一滴蜜”，这可能是诗句语气问题的一个极端例子，此前、此后我都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了。但在一首语气大体顺畅的诗中，还是能经常发现因为个别句子的不顺而对整首诗的气流造成的破坏，比如《我读着》第二段中的这两句：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我认为，一句诗的“转折”不能过多，也就是“实词”之前（偶而之后）的“修饰词”不能过多。上述两句诗表达的意思是“屁股”“像”“肥皂”，按照语气来断句应该是这样：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第一句的“实词”是“屁股”，前面的“修饰词”有两个：“那些”—修饰数量，“苍白”—修饰颜色。第二句的“实词”是肥皂，前面的“修饰词”有5个，细分一下是2+3个：2个是修饰“实词”，3个是对“修饰词”的再修饰。先看2个：“盛放”—修饰状态;“洗身”—修饰功能。再看3个，有一个是对“盛放”的再修饰—“牡蛎壳内”;另一个是对再修饰—“牡蛎壳内”的再修饰—“剥去肉的”;第3个是对“洗身”的再修饰—“女人”，经过这5次3级“修饰”，我们于是就读到了“像剥去肉的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这样明显“转折”过多的句子。依据我的阅读经验，一个句子的转折，一两个为佳，三个较宜，四个显多，五个以上必然带来语气问题。同样是这一句，如果去掉一个可有可无的“修饰词”，读起来就好得多：像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放回诗中，就成了这样两句：那些苍白的屁股，像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既然是“壳”，当然是“剥去肉的”。用“剥去肉”来强化“屁股”的肉感，实属多余，何况后面接着还有“女人洗身”这更肉感的词。语言繁复是诗歌的硬伤。若论语言简练，古典的老祖宗们仍是值得效法的榜样。
霍俊明：诗人的“哂笑”或“杜甫”重临
多多从来都是修辞和技艺的高手，总是会对阅读者设置不小的障碍，就如当年的杜甫一样。修辞、技艺与诗歌的内质、肌理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表达”带来了“歧义”和复杂性。比如这首《我读着》，“我读着我父亲”不断在开篇、结尾以及当中的主体部分高频率地出现—形成了特殊的节奏、调性以及语感，那么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地认定这就是写给“父亲”的诗。但是，诗人却打破、撕裂了我们的这一认识，甚至我们已经听到了面对我们的“理所当然”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他正嘿嘿地低声笑着。这首诗看起来是经验的叙事，但实质上却是反经验的，也是反常识的。其时间背景及其暗示功能不能被忽视。起句“十一月的麦地”让我们感受到传统的农耕场景，而结尾处的“伦敦雾中”“银行大道”则是异域的、反乡村化的。“十一月”，这一时刻的空间与劳动、诗性以及生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而更多是冬天的肃杀。这时候“我父亲”出现了！随着“一个男孩子”“懂事的年龄”“金色的玉米地”“晾晒谷壳”“种麦季节”等时间线头的一一挑出，我们看到了成长和记忆中的诸多片段—这首诗在整体上是回溯的时间形态。这些片断是错落的，并置的，甚至是变形的，具有强烈的超验成分以及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父亲”和“马”显然是叠加、糅合在一起的复合体，二者在很多时候都是互指的，但是二者的构成“材料”却差异巨大。“父亲”是由头发、领带、裤线、外衣、袜子、头油味、烟草味、结核构成的，而“马”则是由蹄子、阴囊、颈子、眼睛、屁股、左肺、腿、馬皮、马牙、马腹构成的。在前者中主体形象是模糊的、缺失的，是精神性的;后者则是纯生理和器官化的，更加脆弱，所以才会出现“结核”“腐烂”“死亡”。而恰恰是“父亲”“马”融合之后生成了诗歌空间的这一特殊形象“我父亲”，他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器质性的，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是消逝的但是又可以永远记忆的。所以，这一形象对应于“我读着”而不是“我”，这对应了理解以及回忆的难度。当结尾，诗人把我们带向生活的现实处境，比如“伦敦雾中”“银行大道”，以及写作这首诗的1991年，我们就看到了“我”在异域时间中也开始渐渐“腐烂”，产生了越来越浓烈的悲剧气息。“我父亲”“马”以及“我”的精神指向都大于孤独、怀念以及死亡、追悼本身。在时间的麦地、玉米地和异国都市浓雾中，总有人会来到中年，总有人“病着”或者“死亡”，但诗歌起到了照亮的作用，哪怕只是极短的一个瞬间……这是虚无的照亮！阅读多多《我读着》的这一刻，我竟仿若遇到了杜甫，写作《登高》时的病着的沉郁的满眼苍茫的杜甫，语言炉火纯青而技艺臻熟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