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人。这是祁立峰给我的第一印象，戴着细长眼镜，身穿笔挺衬衫，走进露天咖啡馆里的他态度热切，一派书生模样，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我真的不是文青”。否定一件事之前，总该有个定义吧？于是他开始细数“文青”应该要有的标签：看艺术电影、泡咖啡馆、会用单眼、读文学书籍……说得头头是道，令人想起他在书里对于“好人”“犀利”等一些热门词汇的剖析，想必他也曾如此分析了自己一番吧。在中文系担任助理教授的祁立峰，钻研六朝文学，是颇受期待的年轻学者，但骨子里却是个地道的“乡民”，网络上的许多笑点和时事梗都能朗朗上口。不断自言“很宅”的他，擅于观察各种网络现象，城市的地景变迁，不断变换的流行文化，他一一透过自身的情感予以记忆、书写，收进散文集《偏安台北》里。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纪念，也是对过往青春的凭吊。
　　不文青的一本书
　　“我没有那种骆以军所言的，文艺青年的教养。”谈起写作之始，祁立峰说得坦白，他崇拜纸本，对铅字印刷自小就有种莫名的迷恋，却不是那种极早就对文学“开窍”的写作者，高中时跃跃欲试，想投稿校内的文学奖，却连初选都没通过，“事后国文老师还叫我到办公室，送了我一本类似解释怎么写小说的书……”这类听来有点好笑的经历，形成了祁立峰书写的基调。如他不停强调他真的“不文青”这件事，也搞不懂为何自己仍持续创作：“除了写作之外，我的生活极端的不文青，没有单眼、不看影展，不会剪齐刘海，电影只看爽片，听的是什么Popu Lady……”谈起自己，祁立峰说得直接：“所以这本书，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文青之书啦。”现在大学任教的祁立峰，生活和普通人没两样，原本喜爱的学术工作在繁杂的事物消磨下，难免也变得无趣起来。但研究已经是工作，不得不做；他说人本来就不能把兴趣当成职业，“那样就没有兴趣了。”他选择将散文、随笔等文字创作当成个人兴趣，是严肃学术生活的调剂，却也为他开辟了一条异于同代人的写作之路。
　　他擅以城市固守回忆，让流行记录青春。《偏安台北》里写了许多台湾人熟悉的时代记忆，广告片、歌词、日剧、跨年烟火，从中森明菜到周杰伦……都是祁立峰成长的脚注，也是岁月的痕迹，文字中难掩感叹，读得出作者的多情，但因为叙事者的人称都是“你”，又隐隐有种与时间面对面的距离感，仿佛对着茫茫人海中，曾一同度过这些岁月的人说话。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曾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集结，篇幅皆不长，多写现代生活所见所感，热门话题或网络流行语。问他会不会怕这样的文章无法“恒久远”？祁立峰说创作对他而言，仅是作为一种标记，一个抒发；无法写进论文里的想法，就归于简短的散文：“况且我也真的就生存在这个新世代，硬要写些很宏大的东西，只会落入虚构的套路里。”他认为写作应该从自身出发，不该特别避讳那种轻薄、日常的时代产物，而是将它们容纳进作品里，“并且呼应自己所处的当下。”这种姿态，其实也正是祁立峰所谓的“偏安”美学。
　　偏安台北城
　　在学术界里，祁立峰专精六朝文学，对“偏安”这个历史名词也有个人的见解。“中国第一个偏安的朝代就是南朝，因为版图比较小，文人所能看见的世界也比较狭窄，文章里面关注的都是一些琐碎细物；他们集体写咏物，咏的都是屏风、蜡烛之类的。而以我们这个岛屿来说，似乎也受限在这个地方。”祁立峰也坦言，这本书所指出的“偏安”观念，让很多人联想到台湾的情势，“我觉得确实也不能说没有。台湾就是一个狭小的世界观，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会有着偏安的美学也是理所当然，例如现在流行的微电影、小清新、小旅行等等，其实是对应到所谓的壮游、史诗片。”祁立峰说：“但‘壮游’最初是谁起的头呢？是少年时的司马迁，他跟着汉文帝第一次到泰山，受到当时壮丽的风景所感动，觉得整个世界都开阔了。但可能在台湾，我们不是也不适合走这个模式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谢旺霖一样去‘转山’，写一本很伟大的书。如我就是比较宅，可能就是去了一个没去过的、很近的地方，像走到温州街，就已经算是我的‘转山’了。”祁立峰也强调，“偏安”仍是一种美学，就跟“肚脐眼文学”同样是这个年代的标志，有种小小的坚持和任性，是属于新时代的态度，更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读这本散文，不难发现祁立峰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在书写台北城。即使这座充满现代感且不断流动的城市，早已被大多数人熟悉，他仍以自己的方式予以捕捉。台北对他而言究竟是什么？“是我的青春记忆。”从陌生到熟悉，那样一来一往的过程，时间在此流逝：“跨年、第一次恋爱、中正纪念堂、新公园；接着是我开始认识西门町、贵阳街，在那和女孩第一次牵手。然后赫哲数学，然后才是东区，还有第一次在信义区跨年，看烟火……”
　　他的青春，其实也正是这座城市的成长史，“就像评论家王德威说的：时间往往是空间的，而历史也会成为地理。台北是我很重要的青春地景，而更重要的是许多时间轴上发生的大事件，可能有点国仇家恨或创伤经验，但都因为我们用无限青春来看待它，让它成为另外一种面貌。”祁立峰说：“小历史批注了大历史，也记录了我们曾经存在的意义。”
　　宅男的逆袭
　　不知是否因“经验丰富”，祁立峰在书中对男女关系的描述也颇有趣味。无论苦情或自嘲，都将这时代的网络恋爱关系写得相当到位，也因过往遭遇使然，他开玩笑地以网络用语“仇女”自称，意指仇视女性。这类“仇女”的男性族群在BBS上相当多，祁立峰自认和这些BBS的“乡民”有些共通点，也善于在文章里使用这类网络用语：“但我可能不只是加入乡民的队伍里，在陪着他们走了一段之后，也会站到外面来观察他们的样态。”谈到这，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补了句：“其实这是本怨念之书。”表情认真，看来背后大有一段辛酸往事之势。其实书中几篇文章，如果不是全盘虚构，便从那情节里可瞧见端倪：曾被当成呼来喝去的“工具人”使用、追求过程的失败、共同养了兔子却无法增进感情、女孩移情别恋等等恋爱血泪史。那么，将这些听闻的、网络上看来的、亲身接触的恋爱故事书写下来，是否也可以说，这是种“宅男的逆袭”呢？
　　祁立峰称两性之间，不善交际的男孩们若想一亲芳泽，只得阿腴吹捧、力求表现、漫天胡诌……最终可能还是落得失败的下场。而他笔下的女孩一贯的古灵精怪、易感善变却又极具魅力，“利落的金发，白皙的后颈散发淡淡柠檬草香……”这些词汇太过美好，明知只是资本主义包装下的陷阱，却叫人忍不住想和她们演一场偶像剧。祁立峰将那种笨拙的男人心事写得如此真实，带点无奈或自嘲，但仍是浪漫的，“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只凭爱与勇气──甚至不用拿出护照机票，就可以闯进登机门？”在他心中始终有个单纯的男孩，即使明白世界如蔡明亮的电影般孤独，仍在爱情的世界里一试再试。书中也有一些篇章以“妳”为叙事者，是他的一种尝试：“希望可以回避主体，甚至扮装、变装，享受不是‘自己’的自己那种快感。且逃避主体，更可以在文章中调度一些不敢说的经验，就像变装派对，在那里人们才敢做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这或许也是他揣测女性心理的另一种方式吧。 　　人是忽然就变老的
　　“如果说人类平均年龄是七十岁，那么三十五岁这样的年纪，就像是游泳池畔的转身时机，不好也不坏，有些疲惫却也还能再游下去。”对于时间的一种界线，村上春树的“转身”隐喻相当精准。跨越青春，紧跟着来到而立之年，书中也不乏这类面对时间的困惑与心境。在《三十自述》里，祁立峰形容那是一条“起跑线”，残忍、没得商量地逼近自己：“坠落，退化或衰老，本身并不可怖，惶恐的在于从壮盛到颓圮的转戾点。”不同于村上春树，祁立风相当古典地借了唐朝盛世，安禄山被任命平卢兵马使，风风光光地穿过繁华的市街，大量商队出入，贩卖高级器皿、贵重金属，那些极讲究的瓷器陶俑被人一一赏玩，盛大的豪奢场面却是败坏的前奏曲──以后人的角度看来，也只能给出“由盛转衰”此一成语，来捕捉这美好却脆如薄翼的“瞬间”了。这是时间毫不留情的巫术，而祁立峰自己呢？已跨越30岁的他，又怎么去面对“由盛转衰”的时刻来临？
　　“我觉得人好像是忽然长大的，忽然就变老了。我上次读到一篇网络文章，作者说他大学时期的女友，原本最喜欢穿星星帆布鞋。出社会之后，她跟男生的话题变了，不再是哪个女生很贱或考试很难，换成了日本的客户、工作的业绩之类。下班后，她穿了高跟鞋跟那男生约会，男生发现穿着套装、坐在小绵羊机车后座的女孩，好像真的长高了，心烦和不安都丢到另一个世界了。”祁立峰说：“但后来男生就发现，女孩跟自己的话题越来越少，她不想出去玩只能坐機车，不想生日收到大眼怪、史迪奇的玩偶；而是想要香奈儿的提包，不再是二十、二十一岁被单纯的惊喜而感动的女孩了……”这样一个随处可见的故事，却触动了祁立峰心底的某个角落，“大概是这个故事里的男孩还在‘偏安’的国度，女生却已经长大了。这件事告诉我们——我们是突然长大的，突然就变老了，所以那一瞬间很难承受，甚至很难察觉。我要怎么应对呢？其实我更希望自己干脆就不要察觉，那样更好。”
　　电影《黑客任务》（大陆译作：《黑客帝国》）里，基诺·利瓦伊（Keanu Reeves）挣开了虚拟的牢笼，选择吃下蓝色药丸，在一无所有的现实里化身英雄与机器搏斗。但祁立峰的选择却截然不同：“我宁可相信一切的虚拟都是真实，选择在那里面，当个继续苟延残喘的角色。”于是我们发现，一直躲在“偏安”国度的男孩或许就是他自己。但即使消极，即使虚假，祁立峰仍是提起笔，“在它如预言般堕坏之前”将这座城市纪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