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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单位，同时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体。如同自由主义将自由奉为至高原则一样，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至上，共同体高于一切，而在自由主义那里被奉为主体的个人，则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个人可以也应该承担责任，甚至牺牲。因此，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必然强调本民族的利益，立足于直接的利益和具体的象征，也就没有完整严密的理论，容易被民众接受，因而具有极强的动员力和煽动力。
关键词：民族主义；利益；文化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民族或者没有民族主义的世界。”足见民族主义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席的独特地位。他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他将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划定为民主主义促进民族利益的目标。并认为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和象征性语言。
同自由主义一样，民族主义自14～16世纪在西欧孕育并萌芽至今，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历经蜕变与发展，在当代更是以各种形式出现，对当今国际政治形势的演变产生着重大影响。
民族主义形形色色，从当前政治内容上看，既有要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如美国独立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也有实施民族奴役的民族主义；甚至民族的统一与分离都可以划入民族主义的范畴。在范围上，有国家層面内的，也有民族国家间的或跨境层面的，以及国际层面的。另外，有狭隘民族主义，也有泛民族主义，以及激进、极端和保守、温和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和自由主义一样，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无论是观点还是影响，民族主义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所以，笔者欲从与民族特征有关的角度出发，以政治、经济、文化三种表现形态来具体阐述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是一个囊括内容异常庞大的范畴。关于民族的不同主张，甚至完全对立的倾向，许多情况下，似乎都被理论家们扣在了“民族主义”这顶帽子下面。比如主张侵略扩张，甚至屠杀压迫其他民族的主张，会被称为“民族主义”；相反，反对侵略压迫，捍卫民族独立的主张，也会被称为“民族主义”。主张严格民族界限，甚至用血统或者政治边界来确定民族归属，以达到所谓“纯化”民族的目的，依旧被称为民族主义。
其实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主义还是有其固有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关心的是主权和疆土，总是与国家相联系，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宗旨。它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关系，把民族问题与政治国家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民主统一、民族分裂、民族解放以及国家独立、国家裂变为表现形式。只要国家存在，政治民族主义就必然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我觉得，这样看来，民族分离主义将其当做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旗帜诉求，以及，泛民族主义以其为说辞来要求建立跨境民族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涉及国家政治和利益，民族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和感情色彩，甚至带有暴力冲突的倾向。“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主要由创立和巩固民族国家的斗争构成；而民族主义激励下的国家增生则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并播下此后暴力冲突的种子。”正如吉登斯所说，“民族——国家的到来，既可能促使民族主义激进情感与现有国家边界的复合，也可能刺激歧义与对立的民族主义。”并认为“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性，另一方面它也引发良善的民主理想。”①而事实也证明，在民族主义走过的几个世纪的岁月中，它既为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做出过贡献，也为政治生活带来了麻烦。尤其在国际层面上，作为西方民族扩张、推行殖民主义的工具，政治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被称为超级民族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地方主义，就是西方民族主义400年来在国际层面上的主要表现。
经济生活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世界或局部性的战争，其实质内容都是在争夺经济利益。“从深层看，民族主义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在国际上的表现就是经济独立和贸易争端。”比如，西方近代史上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主义，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典型形式。经济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获益而不是全球的绝对获益，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民族经济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所以，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发达国家常用经济优惠与经济制裁两种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对付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权利政治学奠基人摩根索就认为，当代名族主义是民族世界大同主义，不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高目标，而是认为有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民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歷史上都是经济民族主义最为坚定的拥护者，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今天，他们却又极力鼓吹与之相反的经济全球主义。我对此现象的理解是，经济一体化并不如很多人所倡导的那样，可以解决世界各民族经济差距的问题。相反，在经济竞争愈来愈激烈的今天，也许经济民族主义更能促进经济实力较弱国家的发展。即使英美等国，在鼓吹全球主义的同时，实际上始终还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正如格林菲尔德在其《资本主义的精神》中所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头”。而中国并没有赶上这个源头，前期准备并不到位。所以，经济民族主义几乎是一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我们不能盲目跟风所谓的全球一体化，必须认识到，一味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技术的“全球主义”，其经济发展必然充满不确定性，依赖民族企业和自主知识的“民族主义”国家，其发展才具稳定性。
格尔纳说，民族主义是当文化主宰命运时人们争取平等待遇的一种方式。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反之，没有独立的国家也很难有完整的文化。如果说民族国家的疆界会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而改变，而民族文化却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运行轨迹。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高级形态。 约翰·哈金森提出，关注国家和推动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通常要由文化民族主义来加以补充，而文化民族主义的目标与前者非常不同，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再生民族的道德共同体。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考虑的是文化认同、社会和谐和道德共同体，而这些都是先于或独立于政治行动和表述的考虑。在实践中，民族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常常相互继承，并且民族主义者们可能会在两者之间摆动。当政治民族主义在其目标上踌躇时，文化民族主义就可能充当临时代理人，发展共同体的集体文化资源；当文化的元气消减时，新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又会显现。哈金森指出了文化民族主义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政治民族主义的关系。
近代至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历程及体现，是这一观点的例证。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4年的国民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从1932年的淞沪会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的“国防文学”口号，到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战文学”；从1938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1939～1940年的“名族形式”讨论，包括1942年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等，一直到80年代的文学“寻根”，90年代的“国学”热等，文化与政治的交替与相融，无不与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当今，伴随着冷战格局、冷战思维模式的消解和全球化浪潮冲击所造成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困惑与焦虑，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世界各民族抵御和对抗经济乃至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利器与精神家园。所以，尽管民族主义在很多场合都是以贬义的词性出现，但这把双刃剑有益的一面亦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毕竟，它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余音犹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指向的矢的其實是共同的，那就是自由。只不过方式和形式不一样。自由主义直接打出自由的口号，由最初的个体自由，逐渐上升到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层面，内涵不断扩大。而民族主义虽是打着民族的旗号，但它追求的也是民族、国家的利益或目标，从某一层面来讲，也可认为其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已不是liberate，而是freedom，在某些方面会伴有强权、侵犯的意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与以民族群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在立场上是相互冲突的。可是在实践中，自由主义却始终摆脱不了民族主义，因而居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总是力求通过容忍民族主义来实现二者的结合，表现出一种用自由主义消弭民族主义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吉登斯.民族——國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68-369.
[3]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63.
关键词：民族主义；利益；文化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民族或者没有民族主义的世界。”足见民族主义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席的独特地位。他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他将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划定为民主主义促进民族利益的目标。并认为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和象征性语言。
同自由主义一样，民族主义自14～16世纪在西欧孕育并萌芽至今，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历经蜕变与发展，在当代更是以各种形式出现，对当今国际政治形势的演变产生着重大影响。
民族主义形形色色，从当前政治内容上看，既有要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如美国独立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也有实施民族奴役的民族主义；甚至民族的统一与分离都可以划入民族主义的范畴。在范围上，有国家層面内的，也有民族国家间的或跨境层面的，以及国际层面的。另外，有狭隘民族主义，也有泛民族主义，以及激进、极端和保守、温和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和自由主义一样，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无论是观点还是影响，民族主义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所以，笔者欲从与民族特征有关的角度出发，以政治、经济、文化三种表现形态来具体阐述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是一个囊括内容异常庞大的范畴。关于民族的不同主张，甚至完全对立的倾向，许多情况下，似乎都被理论家们扣在了“民族主义”这顶帽子下面。比如主张侵略扩张，甚至屠杀压迫其他民族的主张，会被称为“民族主义”；相反，反对侵略压迫，捍卫民族独立的主张，也会被称为“民族主义”。主张严格民族界限，甚至用血统或者政治边界来确定民族归属，以达到所谓“纯化”民族的目的，依旧被称为民族主义。
其实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主义还是有其固有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关心的是主权和疆土，总是与国家相联系，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宗旨。它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关系，把民族问题与政治国家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民主统一、民族分裂、民族解放以及国家独立、国家裂变为表现形式。只要国家存在，政治民族主义就必然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我觉得，这样看来，民族分离主义将其当做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旗帜诉求，以及，泛民族主义以其为说辞来要求建立跨境民族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涉及国家政治和利益，民族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和感情色彩，甚至带有暴力冲突的倾向。“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主要由创立和巩固民族国家的斗争构成；而民族主义激励下的国家增生则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并播下此后暴力冲突的种子。”正如吉登斯所说，“民族——国家的到来，既可能促使民族主义激进情感与现有国家边界的复合，也可能刺激歧义与对立的民族主义。”并认为“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性，另一方面它也引发良善的民主理想。”①而事实也证明，在民族主义走过的几个世纪的岁月中，它既为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做出过贡献，也为政治生活带来了麻烦。尤其在国际层面上，作为西方民族扩张、推行殖民主义的工具，政治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被称为超级民族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地方主义，就是西方民族主义400年来在国际层面上的主要表现。
经济生活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世界或局部性的战争，其实质内容都是在争夺经济利益。“从深层看，民族主义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在国际上的表现就是经济独立和贸易争端。”比如，西方近代史上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主义，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典型形式。经济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获益而不是全球的绝对获益，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民族经济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所以，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发达国家常用经济优惠与经济制裁两种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对付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权利政治学奠基人摩根索就认为，当代名族主义是民族世界大同主义，不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高目标，而是认为有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民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歷史上都是经济民族主义最为坚定的拥护者，而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今天，他们却又极力鼓吹与之相反的经济全球主义。我对此现象的理解是，经济一体化并不如很多人所倡导的那样，可以解决世界各民族经济差距的问题。相反，在经济竞争愈来愈激烈的今天，也许经济民族主义更能促进经济实力较弱国家的发展。即使英美等国，在鼓吹全球主义的同时，实际上始终还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正如格林菲尔德在其《资本主义的精神》中所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头”。而中国并没有赶上这个源头，前期准备并不到位。所以，经济民族主义几乎是一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我们不能盲目跟风所谓的全球一体化，必须认识到，一味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技术的“全球主义”，其经济发展必然充满不确定性，依赖民族企业和自主知识的“民族主义”国家，其发展才具稳定性。
格尔纳说，民族主义是当文化主宰命运时人们争取平等待遇的一种方式。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反之，没有独立的国家也很难有完整的文化。如果说民族国家的疆界会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而改变，而民族文化却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运行轨迹。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高级形态。 约翰·哈金森提出，关注国家和推动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通常要由文化民族主义来加以补充，而文化民族主义的目标与前者非常不同，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再生民族的道德共同体。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考虑的是文化认同、社会和谐和道德共同体，而这些都是先于或独立于政治行动和表述的考虑。在实践中，民族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常常相互继承，并且民族主义者们可能会在两者之间摆动。当政治民族主义在其目标上踌躇时，文化民族主义就可能充当临时代理人，发展共同体的集体文化资源；当文化的元气消减时，新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又会显现。哈金森指出了文化民族主义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政治民族主义的关系。
近代至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历程及体现，是这一观点的例证。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24年的国民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从1932年的淞沪会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的“国防文学”口号，到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战文学”；从1938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1939～1940年的“名族形式”讨论，包括1942年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等，一直到80年代的文学“寻根”，90年代的“国学”热等，文化与政治的交替与相融，无不与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当今，伴随着冷战格局、冷战思维模式的消解和全球化浪潮冲击所造成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困惑与焦虑，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世界各民族抵御和对抗经济乃至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利器与精神家园。所以，尽管民族主义在很多场合都是以贬义的词性出现，但这把双刃剑有益的一面亦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毕竟，它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余音犹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指向的矢的其實是共同的，那就是自由。只不过方式和形式不一样。自由主义直接打出自由的口号，由最初的个体自由，逐渐上升到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层面，内涵不断扩大。而民族主义虽是打着民族的旗号，但它追求的也是民族、国家的利益或目标，从某一层面来讲，也可认为其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已不是liberate，而是freedom，在某些方面会伴有强权、侵犯的意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与以民族群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在立场上是相互冲突的。可是在实践中，自由主义却始终摆脱不了民族主义，因而居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总是力求通过容忍民族主义来实现二者的结合，表现出一种用自由主义消弭民族主义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吉登斯.民族——國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68-369.
[3]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