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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位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培养,渗透了许多教练的心血,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分子。”林丰玉谦逊地说。
林丰玉很看重自己的人生目标,对他来说,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如同誓言一样,再小都不可轻慢,再大也必刀劈斧凿、善始善终。今年已经88岁的他,说起自己的坚持来声若洪钟,谈起过往的成绩云淡风清,喜怒形于色,哀乐溢于言。走近他,仿佛走近那个历史上有名的倔老头——“愚公”。
祖国之名
1957年,35岁的林丰玉开始离开印尼回中国任福建羽毛球队第一任教练。直到临行时,他的亲友对他的选择还是多有不解。在当时的印尼,羽毛球运动员多是业余选手,很多华侨家庭,付出不菲代价,通过培养出擅长羽毛球的子弟在国际比赛中一战成名的方式,来提升整个家庭在主流社会中地位。而在他们眼中,林丰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当时是《新报》资深记者,又是印尼全国羽毛球协会的领导人,抛家离业去“尚且贫穷”的中国师出何名呢?而林丰玉没有向亲友们妥协,也没有和同事商量,独自一人做出了决断。在他看来原因再简单不过:以祖国之名,为中国羽毛球落后现状之故。
“以祖国之名”,这本就是印尼《新报》人最纯正的血统。创立于1922年的《新报》,是当时印尼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在著名报人朱茂山、洪渊源的主导下,立意以“手中的笔去唤醒民众、振兴精神”,抗日战争期间,印尼华侨汇寄中国的捐款达400多万盾,其中将近一半是由《新报》募集的。为此,1942年5月,日本宪兵还逮捕了社长洪渊源,把他关押了三年半之久。一待出狱,洪渊源又把战后复刊的报纸经营得红红火火。1984年,洪渊源病逝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年已90岁的老人,唯一的愿望是将他的骨灰存放在中国。
同为《新报》人的林丰玉,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杀伐果断,是一个认准了路就要走到底的人。他了解国际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历史,更熟悉印尼羽毛球崛起的过程;他知道一个人应当怎样练球,更知道一个羽毛球队应当怎么带。所以1956年,当他看到自己带领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多场比赛,中国各队竟没有赢一场时,他心中的震动与刺痛感是倍于常人的。印尼队的强大他可以理解,祖国羽毛球水平的落后他有信心改变,一切的一切在于自己的抉择,而这个抉择必然会改变自己的一生。辗转反侧之后,平静下来的林丰玉握紧了中国生产的、还有些粗糙的羽毛球拍。
想好就做,当时还是印尼国家队教练的林丰玉深入到广东羽毛球队的日常训练中考察,即时开展训练工作,以至于当时印尼队已经回国了,他还在广州呆足了3个月,直到护照期满。回到印尼,他简单地收拾行装,向父母亲友辞行。林家先辈原籍泉州,早年为生活计,飘洋过海,定居印尼,但他们无时不怀念着家乡故土。当时林丰玉的父母已经年过花甲,一时都舍不得儿子走。但看到儿子已过而立之年的儿子立志报效祖国,二位老人也满心欣喜,不住地嘱咐儿子:“不要忘记去泉州寻根,要忠心报国。”林丰玉在心里发誓:“请二老放心,儿子一定为你们争气!”
世界之巅
1957年,林丰玉回到祖国,他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支专业羽毛球队,用最短的时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根据父母的愿望,他选择落脚在福建,并与早先回来的归侨运动员,共同打造了全国第一支专业队——福建省队,担任了该队的第一任教练。他的思路也很直接,一是人才集中,二是优势互补。为此林丰玉高擎“羽球报国”的大旗,吸引了大批印尼羽坛华人回祖国效力。1958年至1961年间,第二批印尼爱国华侨青年梁小牧、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傅汉洵等先后从印度尼西亚回到祖国。以后的两年中,再有一批印尼归侨青年吴俊盛、张铸成、薛从良、颜存彩等先后加入福建羽毛球队和国家羽毛球队。
林丰玉认为印尼的羽毛球技术多是在室外练成的,因此环境适应能力强,手法灵活多变。因此在带队过程中,林丰玉有意地把印尼和世界各国羽毛球运动的先进技术、新颖打法与中国传统的步法、力量优势结合起来,使福建队的整体水平在很短时间内有突飞猛进的提高。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隆重召开,福建队包揽了羽毛球五个项目的冠军。
这个目标的选择正是时候。当时中国的羽毛球运动虽然开展得晚,但规模很大而且并不闭塞。1956年,第一次全国羽毛球比赛在天津举行,1957年、1958年又接连举办了两次,这三年的比赛极大促进了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到1958年,全国已经成立21支集训队,1958年9月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成立,林丰玉、王文教当选为协会的委员,并积极推动了福建与广东之间的羽毛球技术交流、融合,并且始终关注中国和印尼及欧洲之间的羽坛互动。
到1963年,收获的季节来到了。7月14日,林丰玉执教的中国队在北京的团体赛中打败了世界羽毛球劲旅印尼队,仅用6年的时间就达到了世界羽毛球的巅峰水准。林丰玉和全体队员紧紧地拥抱成一团,大家眼里都噙着激动的泪花。中国队获胜的消息传遍全国,震动了国际羽坛。周总理、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称赞他们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国威。
而在此之前,林丰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备战”,年复一年几乎每天行动路线都是从宿舍到赛场到食堂。他当时还是那样年轻,但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进过一次舞场;即使带队去国外比赛也从来没有游览过一处名胜。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小小的羽毛球,直到1964年,他才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结婚了。
北京胜利之后,林丰玉开始了他的世界羽毛球之旅。1963年11月,林丰玉率队参加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出发前,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全体队员,指示他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林丰玉和队员们不负重托,最后夺得了团体冠军,汤仙虎摘取男单金牌。
1965年10月,林丰玉作为国家队教练,与我国羽毛球队一起应邀访问了号称欧洲的羽毛球王国的丹麦和欧洲羽毛球强国瑞典,并参加了在丹麦举行的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当时一些外国人还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当我国羽毛球队于10月16日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晚,丹麦电视台在体育新闻中介绍中国羽毛球队的题目是:“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林丰玉和队员们对此不屑一顾,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汤仙虎打败了当时的男单世界冠军克普斯(丹麦人),而且在接下来的24场比赛中,每战奏凯,轰动了世界羽坛。当地的各种报刊争先报导,赞不绝口。《贝林时报》评论道:“速度快得像闪电的中国人,把丹麦选手一扫而光。”
转战瑞典时,中国队出战十场,获得全胜。当时的中国队被西方媒体喻为“冠军之冠军”,虽然迫于当时国际政治关系,中国未能参加国际羽联,但带出这样一支“无冕之王”的冠军队,使林丰玉的名字不仅威震国际羽坛,更在祖国的大地上、印尼的华人中广为传颂。
“观众”之乐
“文革”中林丰玉被下放到闽北山区,对吃的苦他毫不在意,但痛苦的是他摸不到羽毛球了。还是周总理先想到了他,总理在1972年接见来访的朝鲜羽毛球队时,深情地说:“我们羽毛球队的同志大部分是归国华侨,他们是有功的,要让他们赶快回来训练。”这样,林丰玉才结束了下放生活,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羽毛球队。1972年,全国举行五项球类运动比赛,辽宁省没有报名参加羽毛球赛。周总理知道了,问陈锡联同志:“辽宁为什么不参加?要搞羽毛球运动。”陈锡联回到沈阳,立即落实总理指示,组织全省范围选拔,林丰玉带了自己的两个学生去那里当教练。后来经过层层筛选,辽宁省组织了14人的羽毛球队。林丰玉亲自挑选的韩健、陈昌杰,经过艰苦训练,先后成为世界冠军。
“我国多位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培养,渗透了许多教练的心血,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分子。”林丰玉谦逊地说。他列举了“冠军”的姓名有:50年代末的王文教、陈福寿、陈家炎;60年代的汤仙虎、陈天翔、吴俊盛、林建成、林小玉、张铸成;70年代的栾劲、林江历、陈天龙、陈跃、林义雄、李志锋、韩健、陈昌杰……林老最年轻的弟子是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羽毛球单打世界冠军的吉新鹏。吉新鹏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看了我打了一阵球之后,林老告诉教练和我父母:这孩子会是他的关门弟子”。伯乐知遇千里马。吉新鹏在林老和众多顶级教练的指导下,历经十几年的磨练和拼搏,终于在悉尼奥运会上战胜年少轻狂的印尼羽毛球“天才”陶菲克、颠覆了叶诚万获得冠军。改写了中国羽毛球男单从未获奥运金牌的历史。
在林丰玉的80大寿上,几乎所有来自印尼的老队员和国家羽毛球队历任教练都来贺寿,媒体在报道中称他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泰斗,他也只是一笑了之。
但在改革开放后教练员的评级体制中,由于年龄过大,林丰玉止步于“高级教练”的称号,离“国家级教练”只有一步之遥。别人看来他已经功成名就,无需在意一个职称评定,可他却偏偏较上了真,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认同,是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后需要的一种认同。弟子们劝他他也不听,他在等。
林老近来心脏状况不太好,血压也高,但他说,现在他仍然每天锻炼身体,早晨徒步行走到9点半,天天在看电视、看报纸,关注着奥运会和各种大型的羽毛球赛事,留意着中国羽毛球队的最新备战情况。林老感言,中国羽毛球要多拿金牌也确实不容易,韩国、马来西亚、印尼、丹麦的实力都很强。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关键时刻要发挥最好的竞技状态。他相信弟子李永波这些年轻一代教练能带好运动员队伍,打出水平,为国争光。他更相信通往世界羽球巅峰和保持巅峰状态这两座高山其实并不沉重,自己这一辈人已经撬动过,中国新一代的羽球人更应当有永不停歇,永往直前的信心和气魄。
回顾往事,林老深有感触地说:国家强盛,体育才能兴旺发达。他非常高兴在晚年看到中国能成为体育强国,“把昔日‘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老人现在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和印尼的弟弟妹妹,一起作为普通观众观看北京的奥运会比赛时的轻松与惬意。
林丰玉很看重自己的人生目标,对他来说,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如同誓言一样,再小都不可轻慢,再大也必刀劈斧凿、善始善终。今年已经88岁的他,说起自己的坚持来声若洪钟,谈起过往的成绩云淡风清,喜怒形于色,哀乐溢于言。走近他,仿佛走近那个历史上有名的倔老头——“愚公”。
祖国之名
1957年,35岁的林丰玉开始离开印尼回中国任福建羽毛球队第一任教练。直到临行时,他的亲友对他的选择还是多有不解。在当时的印尼,羽毛球运动员多是业余选手,很多华侨家庭,付出不菲代价,通过培养出擅长羽毛球的子弟在国际比赛中一战成名的方式,来提升整个家庭在主流社会中地位。而在他们眼中,林丰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当时是《新报》资深记者,又是印尼全国羽毛球协会的领导人,抛家离业去“尚且贫穷”的中国师出何名呢?而林丰玉没有向亲友们妥协,也没有和同事商量,独自一人做出了决断。在他看来原因再简单不过:以祖国之名,为中国羽毛球落后现状之故。
“以祖国之名”,这本就是印尼《新报》人最纯正的血统。创立于1922年的《新报》,是当时印尼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在著名报人朱茂山、洪渊源的主导下,立意以“手中的笔去唤醒民众、振兴精神”,抗日战争期间,印尼华侨汇寄中国的捐款达400多万盾,其中将近一半是由《新报》募集的。为此,1942年5月,日本宪兵还逮捕了社长洪渊源,把他关押了三年半之久。一待出狱,洪渊源又把战后复刊的报纸经营得红红火火。1984年,洪渊源病逝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年已90岁的老人,唯一的愿望是将他的骨灰存放在中国。
同为《新报》人的林丰玉,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杀伐果断,是一个认准了路就要走到底的人。他了解国际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历史,更熟悉印尼羽毛球崛起的过程;他知道一个人应当怎样练球,更知道一个羽毛球队应当怎么带。所以1956年,当他看到自己带领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多场比赛,中国各队竟没有赢一场时,他心中的震动与刺痛感是倍于常人的。印尼队的强大他可以理解,祖国羽毛球水平的落后他有信心改变,一切的一切在于自己的抉择,而这个抉择必然会改变自己的一生。辗转反侧之后,平静下来的林丰玉握紧了中国生产的、还有些粗糙的羽毛球拍。
想好就做,当时还是印尼国家队教练的林丰玉深入到广东羽毛球队的日常训练中考察,即时开展训练工作,以至于当时印尼队已经回国了,他还在广州呆足了3个月,直到护照期满。回到印尼,他简单地收拾行装,向父母亲友辞行。林家先辈原籍泉州,早年为生活计,飘洋过海,定居印尼,但他们无时不怀念着家乡故土。当时林丰玉的父母已经年过花甲,一时都舍不得儿子走。但看到儿子已过而立之年的儿子立志报效祖国,二位老人也满心欣喜,不住地嘱咐儿子:“不要忘记去泉州寻根,要忠心报国。”林丰玉在心里发誓:“请二老放心,儿子一定为你们争气!”
世界之巅
1957年,林丰玉回到祖国,他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支专业羽毛球队,用最短的时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根据父母的愿望,他选择落脚在福建,并与早先回来的归侨运动员,共同打造了全国第一支专业队——福建省队,担任了该队的第一任教练。他的思路也很直接,一是人才集中,二是优势互补。为此林丰玉高擎“羽球报国”的大旗,吸引了大批印尼羽坛华人回祖国效力。1958年至1961年间,第二批印尼爱国华侨青年梁小牧、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傅汉洵等先后从印度尼西亚回到祖国。以后的两年中,再有一批印尼归侨青年吴俊盛、张铸成、薛从良、颜存彩等先后加入福建羽毛球队和国家羽毛球队。
林丰玉认为印尼的羽毛球技术多是在室外练成的,因此环境适应能力强,手法灵活多变。因此在带队过程中,林丰玉有意地把印尼和世界各国羽毛球运动的先进技术、新颖打法与中国传统的步法、力量优势结合起来,使福建队的整体水平在很短时间内有突飞猛进的提高。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隆重召开,福建队包揽了羽毛球五个项目的冠军。
这个目标的选择正是时候。当时中国的羽毛球运动虽然开展得晚,但规模很大而且并不闭塞。1956年,第一次全国羽毛球比赛在天津举行,1957年、1958年又接连举办了两次,这三年的比赛极大促进了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到1958年,全国已经成立21支集训队,1958年9月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成立,林丰玉、王文教当选为协会的委员,并积极推动了福建与广东之间的羽毛球技术交流、融合,并且始终关注中国和印尼及欧洲之间的羽坛互动。
到1963年,收获的季节来到了。7月14日,林丰玉执教的中国队在北京的团体赛中打败了世界羽毛球劲旅印尼队,仅用6年的时间就达到了世界羽毛球的巅峰水准。林丰玉和全体队员紧紧地拥抱成一团,大家眼里都噙着激动的泪花。中国队获胜的消息传遍全国,震动了国际羽坛。周总理、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称赞他们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国威。
而在此之前,林丰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备战”,年复一年几乎每天行动路线都是从宿舍到赛场到食堂。他当时还是那样年轻,但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进过一次舞场;即使带队去国外比赛也从来没有游览过一处名胜。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小小的羽毛球,直到1964年,他才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结婚了。
北京胜利之后,林丰玉开始了他的世界羽毛球之旅。1963年11月,林丰玉率队参加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出发前,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全体队员,指示他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林丰玉和队员们不负重托,最后夺得了团体冠军,汤仙虎摘取男单金牌。
1965年10月,林丰玉作为国家队教练,与我国羽毛球队一起应邀访问了号称欧洲的羽毛球王国的丹麦和欧洲羽毛球强国瑞典,并参加了在丹麦举行的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当时一些外国人还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当我国羽毛球队于10月16日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晚,丹麦电视台在体育新闻中介绍中国羽毛球队的题目是:“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林丰玉和队员们对此不屑一顾,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汤仙虎打败了当时的男单世界冠军克普斯(丹麦人),而且在接下来的24场比赛中,每战奏凯,轰动了世界羽坛。当地的各种报刊争先报导,赞不绝口。《贝林时报》评论道:“速度快得像闪电的中国人,把丹麦选手一扫而光。”
转战瑞典时,中国队出战十场,获得全胜。当时的中国队被西方媒体喻为“冠军之冠军”,虽然迫于当时国际政治关系,中国未能参加国际羽联,但带出这样一支“无冕之王”的冠军队,使林丰玉的名字不仅威震国际羽坛,更在祖国的大地上、印尼的华人中广为传颂。
“观众”之乐
“文革”中林丰玉被下放到闽北山区,对吃的苦他毫不在意,但痛苦的是他摸不到羽毛球了。还是周总理先想到了他,总理在1972年接见来访的朝鲜羽毛球队时,深情地说:“我们羽毛球队的同志大部分是归国华侨,他们是有功的,要让他们赶快回来训练。”这样,林丰玉才结束了下放生活,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羽毛球队。1972年,全国举行五项球类运动比赛,辽宁省没有报名参加羽毛球赛。周总理知道了,问陈锡联同志:“辽宁为什么不参加?要搞羽毛球运动。”陈锡联回到沈阳,立即落实总理指示,组织全省范围选拔,林丰玉带了自己的两个学生去那里当教练。后来经过层层筛选,辽宁省组织了14人的羽毛球队。林丰玉亲自挑选的韩健、陈昌杰,经过艰苦训练,先后成为世界冠军。
“我国多位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培养,渗透了许多教练的心血,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分子。”林丰玉谦逊地说。他列举了“冠军”的姓名有:50年代末的王文教、陈福寿、陈家炎;60年代的汤仙虎、陈天翔、吴俊盛、林建成、林小玉、张铸成;70年代的栾劲、林江历、陈天龙、陈跃、林义雄、李志锋、韩健、陈昌杰……林老最年轻的弟子是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羽毛球单打世界冠军的吉新鹏。吉新鹏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看了我打了一阵球之后,林老告诉教练和我父母:这孩子会是他的关门弟子”。伯乐知遇千里马。吉新鹏在林老和众多顶级教练的指导下,历经十几年的磨练和拼搏,终于在悉尼奥运会上战胜年少轻狂的印尼羽毛球“天才”陶菲克、颠覆了叶诚万获得冠军。改写了中国羽毛球男单从未获奥运金牌的历史。
在林丰玉的80大寿上,几乎所有来自印尼的老队员和国家羽毛球队历任教练都来贺寿,媒体在报道中称他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泰斗,他也只是一笑了之。
但在改革开放后教练员的评级体制中,由于年龄过大,林丰玉止步于“高级教练”的称号,离“国家级教练”只有一步之遥。别人看来他已经功成名就,无需在意一个职称评定,可他却偏偏较上了真,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认同,是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后需要的一种认同。弟子们劝他他也不听,他在等。
林老近来心脏状况不太好,血压也高,但他说,现在他仍然每天锻炼身体,早晨徒步行走到9点半,天天在看电视、看报纸,关注着奥运会和各种大型的羽毛球赛事,留意着中国羽毛球队的最新备战情况。林老感言,中国羽毛球要多拿金牌也确实不容易,韩国、马来西亚、印尼、丹麦的实力都很强。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关键时刻要发挥最好的竞技状态。他相信弟子李永波这些年轻一代教练能带好运动员队伍,打出水平,为国争光。他更相信通往世界羽球巅峰和保持巅峰状态这两座高山其实并不沉重,自己这一辈人已经撬动过,中国新一代的羽球人更应当有永不停歇,永往直前的信心和气魄。
回顾往事,林老深有感触地说:国家强盛,体育才能兴旺发达。他非常高兴在晚年看到中国能成为体育强国,“把昔日‘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老人现在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和印尼的弟弟妹妹,一起作为普通观众观看北京的奥运会比赛时的轻松与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