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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经历过的三十岁的人生里，总是反复出现这样的梦境：夜幕低垂，母亲推着单车载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田坎，去往山脚下的一方大鱼塘。手电筒笔直的光亮在颠簸中摇晃，被黑夜挤压得近似于平面的空间重新构筑得丰满且立体。在我们身后，父亲低着头默默地走着，并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梦境，总是在别人议论起父亲的某个晚上出现，它就像某种宿命的水井，默许着人们无底线去触探的时候喷薄。梦的结果是，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在反复的梦境里看清山脚下的鱼塘，因为它和田坎之间隔着黑压压的一片稻田，每一次，我都是在無声行走的梦境中醒来。
事实上，真的有这么一个鱼塘——当然，我也只是听说，以至于后来把鱼塘承包给当地的人种田，我每年跟着外婆去收每亩八十斤租粮的时候觉得外婆像个毫不体恤乡邻的地主。那是一个叫那峨的村庄，每年秋粮入仓时，我们要翻过三座大丘陵，穿越两个油茶园和一个煤场才能到达。外婆似乎对租户有一种固执的偏见，她总是对屁颠屁颠跟在身后的我说：每年都按“淹没”来收租粮，他们每年都给些像淹没过的稻谷，今年给的肯定又是旧年的早稻……
我至今弄不明白为什么外婆总让我跟着她去收租粮，即便我是十岁之后才能帮着她把租粮从租户家挑到公路边上的。大多时候我并不情愿受外婆的使唤，比如去地里把收好的花生、玉米挑回家，比如去后山筢松针，比如挑着满满两箩筐的玉米、谷子去村东头络腮胡子的叔公家碾米……我的不乐意，并非怕苦怕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从众性和自卑感让我过于在意别人的想法：见到这样孤苦无依的我，是否有人又开始热衷于谈论奔波在外的母亲和我那不知所终的父亲呢？
二
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契合的，只是，它就像一部纪传体史书，划过灿若星河的时空，让人并不特别去在意这种惊人的相似。当我以一种痴迷的状态打开《米德尔马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这种契合。艾略特很有策略，她把人物一个个装进预先设定好的框架，让人一看便喘不过气来：这些人从此逃不出命运的藩篱了！我再次想起那个梦境：夜幕低垂，母亲推着自行车，年幼的我坐在后座上，两手紧紧地抓住座包。我们要去山脚下的鱼塘，在我们身后，父亲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跟着。
我不敢妄言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多罗西亚一样被最初的那个梦境所牵引，至少，我后来的人生以及母亲的人生似乎都在不断地挣脱那个诡异的梦境所带来的虚无感。
不知道多罗西亚后来的命运会怎样，我急于去证实某种宿命的昭示并认真地去辨析自己的那个梦境。于是我鼓起勇气将那个诡异的梦告诉母亲，并要求她有机会一定带我去当年的那方鱼塘看看。
母亲的平静出乎我的意料。她向我说起了关于鱼塘的往事。于是，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丰满。
说到了命运，我认为我应该避过我的父亲，就像多罗西亚的命运和她的父亲或者伯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一样，我不希望父亲有铸成某个人命运的嫌疑。我只需要明白，父亲曾经借了媒人五十块钱买了一块手表当作结婚礼物送给母亲，母亲曾经认为，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能嫁给大学毕业的“画家”是多么骄傲的。我只需要了解母亲曾经为了维护不善农事的父亲，竟与自己的家人反目。我只需要懂得，父亲和母亲曾经一起披星戴月，穿过一条长长的田坎去守鱼塘……
三
我似乎并未打破诉说命运的桎梏，而在陈述一种境遇的时候喋喋不休。这种喋喋不休除了对破解宿命的构解毫无用处之外，它使得我更加浓墨重彩地回忆起那个无声的夜晚——命运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执意完成它最早设定的起承转合。
子夜一点四十七分，一阵局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乱哄哄的梦中惊醒——那是2009年大年初二的深夜，在这座寂静的城，除了妹妹我想不到谁会给我打电话。在这座城工作的亲人朋友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们的母亲为了节省那点来回的路费没有回家过年（妹妹因此对母亲颇有不满，她觉得母亲应该更多地参与我们的人生，尤其是万家团圆时），也是因为冷清和无趣，大年初二的早晨妹妹便拉着我搭上早班车返回这座小城。
果然是妹妹打来的。那是妹妹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接通，说话的人不是妹妹。
“玉花出事了，你快点过来吧！”
玉花是妹妹的名字，母亲在给我们写信时，总是统一叫我们“玉兰花”。我出生的时候家门前的玉兰花正好开了，随着初夏的风送来阵阵淡雅的香，外公想都没想，就给我起名“玉兰”。妹妹比我小一岁，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外公希望我和妹妹相互依靠，所以两姐妹就应该是“玉兰花”——在妹妹二十岁的生命里，我们确实相互依靠，直到她离世的那个春天的夜晚，她对我说：“姐，以后你不用拼命赚钱供我读书了，我毕业了，能挣钱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和妈……”
可是，意外竟那么巧合地在憧憬的下一秒到达。
那个深夜，我穿着胡乱披上的红色大衣和一双冰冷硌脚的塑料拖鞋奔跑在漆黑的大街上，那个深夜，我抱着妹妹逐渐冰凉的身体瘫坐在小巷深处的出租屋里，那个深夜，我忘了亲人们是怎样陆续包车从老家赶到我的身边哭成一片的，我也忘了那一天的夜色是怎么被涂白又被染黑的。
但是，那个深夜，悲痛和无助把我的那个诡异梦境无限地放大，把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的父亲无限放大：夜幕逼仄、夜凉如水，父亲和母亲要去守鱼塘，走在黑压压的稻田间，他们谁都不说话，远处隐约可见的群山如凶猛的瘦狮般蹲坐着，坐在后座上的我怕得瑟瑟发抖，我感觉到母亲也在发抖，而身后的父亲却一直沉默着，和我们保持着距离，直到最后，父亲从母亲越来越局促的脚步声中消失了，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的父亲确实曾经一起在深夜去守鱼塘，那时候母亲怀我大概有一两个月了，母亲胆子小，身边的父亲时常是沉默着，可是他一说话却总是把母亲吓着了。我时常认为那时的母亲很可笑，那些许的惊吓，怎比得上父亲离开之后二十多年的担惊受怕……而后来，父亲确实是在我出生后的某个深不可测的深夜不告而别。 父亲的“非正常”离开，成了有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致命的是，这在妹妹的心里种下了自卑隐忍的种子，以至于有生之年她时常近乎哀求地苛责我：不要老是让妈妈担心或者生气，万一哪一天我们把妈妈气没了，我们去哪里找个人来疼我们爱我们牵挂我们！不只匆匆离世的妹妹，我也常常困惑：为什么父亲会如此死心塌地地缺席我们的人生？
四
人，总是在走投无路或者悲观绝望的时候想到命运，举步维艰的困境似乎只有“命运”能解释得通。妹妹竟也在深夜匆匆地缺席了我和母亲的人生！于是我开始笃信命运的存在，我甚至偷偷地留下妹妹的一件衣服拿去“散津”（壮语的意思是问鬼，以得知故者的命理以及离世前后的各种细枝末节）。
“娅津”（问鬼的女道师）拿着妹妹穿过的黑色外套若有所思，然后念念有词。这让我想起了外婆跟我讲过的“仙姑”的故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烈盛传着仙姑包解万事、包治百病的故事，人们怀着朝圣般的心情不辞艰辛来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山旮旯，他们穿山越徒步前往山岈子上的“仙姑”家，山路上病恹恹者、失意潦倒者、跟风从众者络绎不绝……人们为“仙姑”趋之若鹜！据说我的母亲也去了。那一年正好恢复高考，母亲和另外一位女同学相邀去看“仙姑”，结果却因为食物耗尽而中途折返——她们不甘心，再一次精心准备了足量的饼干和水，一路节俭最终去到了“仙姑”家，据说是排了一个下午的队才最终见到了十四岁的“仙姑”——“她就坐在那间阴暗的房子里，被几个姐姐当娇嫩的新芽一样地呵护着”，母亲叙述的时候，脸上竟然焕发着青春的光芒，母亲没告诉我那一天她求的是什么，只知道回家后被当时在乡里当干部的外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那一年，母亲中考结束准备升高中，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幻想，那一年，母亲十六岁。
“這女娃才二十多出头啊！可惜白虎拦路，命殒不测，魂丢西北方啊！”乡邻对“娅津”的话深信不疑，大家都劝我们把“道伯”（我们那里给死人做道场超度的大道师）请来“做解”。我们需要德高望重的“道伯”为我们清理命运的现场。这是地方风俗，也是活人的心理慰藉。
那天，“道伯”在岔路口摆下了简易道场：一张草席，上面摆着一碗米酒、一碗大米、一只活鸡、二两淖猪肉，然后点上三炷香便开始打着两瓣贝壳念起来：“达侬”（壮语：妹妹）生在东南方，不幸离世西北向……我今代亲唤魂归，东南方向回不回？话音未落，道伯把两瓣贝壳重重摔在地上：一瓣朝上一瓣朝下——再念，再摔，还是一瓣朝上一瓣朝下——母亲哭肿的双眼一直虔诚地盯着道伯反复的动作，当两瓣贝壳同时朝下落在地上，母亲失声痛哭，道伯如释重负地砍下鸡头往前扔，然后依次斟上三口酒往天喷洒，往来路喷洒，往前方喷洒。
那一年，我再次梦见了父亲，我梦见父亲回来了，肩上背着空空的行囊，我远远地望着低头走来的父亲，当他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脸变成了那个给妹妹做尸检的法医的脸，他沉着脸对我说：要有一个家属在场。于是，我目睹一朵花被一瓣瓣摘下……巨大的悲痛和恐惧把我从梦中惊醒，而睡在身边的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那一年，母亲才四十六岁啊。
五
我坚信我的身上流淌着父亲浓烈的血脉。这在外婆多年来的一句口头禅中得到印证：“接得你父亲。”这使得每每我做错了事，外婆总会在教训我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加上“接得你父亲”这个前缀，比如我吃饭的时候慢条斯理，比如剥三分地的玉米我竟然花了大半天，比如我在耙好的地里洒下玉米种子后不小心踩上去……当然，外婆夸我的时候也用上了这个前缀，我画画画得好，外婆说“接得你父亲”;我的字写得好，外婆说“接得你父亲”;甚至，我“无师自通”会画点画儿外婆也会说：接得你父亲……
“接得你父亲”这个前缀还常常被外婆用在这么一个地方：到访的客人夸赞我的一头又浓又黑的头发、夸我记忆力好的时候，外婆总会习惯性地轻抚着我的头，不厌其烦地对大家说：“是啊，接得她父亲。”
于是我常常对着外婆床头的镜子端详自己：我有一头又粗又硬的黑发，肤色暗黄，额头高又宽，两道眉毛粗黑浓密，大鼻子，一笑起来，眼睛就会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儿……
就这样，“父亲”就像母亲拔罐时用的梅花针一样，硬生生却恰到好处地植入我的血脉、我的骨骼、我的人生……
六
二十四岁的那年，我嫁到了塘角村。
跨火塘，进门给长辈作揖，领过长辈们压在倒放着的碗下的红包后，先生拉着我的手接受着青年男女们的祝福，那晚，我在“咿——呀”的劝酒声中完成了人生的交接：从此，我成了塘角村的女人。
塘角的女人像我的母亲一样坚强、善良、勤劳、节俭，塘角的女人的肤色是常年被阳光关照过才会有的黝黑，塘角的女人一年四季在村庄前的稻田里耕作，塘角女人总有忙不完的农活儿：播种稻谷、插秧施肥、种桑养蚕，四季轮回。塘角的女人只有干完了农活的时候才在村头的大榕树下歇脚、纳凉，闲话家常……
塘角村并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有鱼塘。即便有，那也是过去的事了。塘角村村后有个干涸的鱼塘（我不知道塘角村是不是因此而得名），巡山偶然路过，先生告诉我那是很多年前的“亩产三千万”害得大家忍饥挨饿、食不果腹，无奈的塘角人起早贪黑挖鱼塘，人们盼着这个鱼塘能给全村人带来希望。
我想起了父亲母亲一起守过的那方鱼塘，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外公大笔一挥，跟人签了三十年的合同，并把承包下来的水田开挖成的鱼塘——在外公看来，只要往鱼塘里撒下鱼苗，只要做好养殖和看管工作，养鱼所产生的收益足以让一家八口人过上富足的日子。外公和外婆育有六个子女，母亲排行老大，理所应当地承担起照顾弟妹们和家业的责任，到了结婚的年龄，外公执意要给他的大女儿招个上门女婿，而我的父亲，就是那个愿意上门的人。如果不是后来发大水，父亲和母亲一起起早贪黑去守的那方鱼塘，一定会丰收。
我也曾与先生说起鱼塘的事，我还想在塘角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鱼塘，养鱼养鸭，种花种菜。
责任编辑 韦 露
在我经历过的三十岁的人生里，总是反复出现这样的梦境：夜幕低垂，母亲推着单车载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田坎，去往山脚下的一方大鱼塘。手电筒笔直的光亮在颠簸中摇晃，被黑夜挤压得近似于平面的空间重新构筑得丰满且立体。在我们身后，父亲低着头默默地走着，并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梦境，总是在别人议论起父亲的某个晚上出现，它就像某种宿命的水井，默许着人们无底线去触探的时候喷薄。梦的结果是，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在反复的梦境里看清山脚下的鱼塘，因为它和田坎之间隔着黑压压的一片稻田，每一次，我都是在無声行走的梦境中醒来。
事实上，真的有这么一个鱼塘——当然，我也只是听说，以至于后来把鱼塘承包给当地的人种田，我每年跟着外婆去收每亩八十斤租粮的时候觉得外婆像个毫不体恤乡邻的地主。那是一个叫那峨的村庄，每年秋粮入仓时，我们要翻过三座大丘陵，穿越两个油茶园和一个煤场才能到达。外婆似乎对租户有一种固执的偏见，她总是对屁颠屁颠跟在身后的我说：每年都按“淹没”来收租粮，他们每年都给些像淹没过的稻谷，今年给的肯定又是旧年的早稻……
我至今弄不明白为什么外婆总让我跟着她去收租粮，即便我是十岁之后才能帮着她把租粮从租户家挑到公路边上的。大多时候我并不情愿受外婆的使唤，比如去地里把收好的花生、玉米挑回家，比如去后山筢松针，比如挑着满满两箩筐的玉米、谷子去村东头络腮胡子的叔公家碾米……我的不乐意，并非怕苦怕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从众性和自卑感让我过于在意别人的想法：见到这样孤苦无依的我，是否有人又开始热衷于谈论奔波在外的母亲和我那不知所终的父亲呢？
二
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契合的，只是，它就像一部纪传体史书，划过灿若星河的时空，让人并不特别去在意这种惊人的相似。当我以一种痴迷的状态打开《米德尔马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这种契合。艾略特很有策略，她把人物一个个装进预先设定好的框架，让人一看便喘不过气来：这些人从此逃不出命运的藩篱了！我再次想起那个梦境：夜幕低垂，母亲推着自行车，年幼的我坐在后座上，两手紧紧地抓住座包。我们要去山脚下的鱼塘，在我们身后，父亲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跟着。
我不敢妄言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多罗西亚一样被最初的那个梦境所牵引，至少，我后来的人生以及母亲的人生似乎都在不断地挣脱那个诡异的梦境所带来的虚无感。
不知道多罗西亚后来的命运会怎样，我急于去证实某种宿命的昭示并认真地去辨析自己的那个梦境。于是我鼓起勇气将那个诡异的梦告诉母亲，并要求她有机会一定带我去当年的那方鱼塘看看。
母亲的平静出乎我的意料。她向我说起了关于鱼塘的往事。于是，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丰满。
说到了命运，我认为我应该避过我的父亲，就像多罗西亚的命运和她的父亲或者伯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一样，我不希望父亲有铸成某个人命运的嫌疑。我只需要明白，父亲曾经借了媒人五十块钱买了一块手表当作结婚礼物送给母亲，母亲曾经认为，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能嫁给大学毕业的“画家”是多么骄傲的。我只需要了解母亲曾经为了维护不善农事的父亲，竟与自己的家人反目。我只需要懂得，父亲和母亲曾经一起披星戴月，穿过一条长长的田坎去守鱼塘……
三
我似乎并未打破诉说命运的桎梏，而在陈述一种境遇的时候喋喋不休。这种喋喋不休除了对破解宿命的构解毫无用处之外，它使得我更加浓墨重彩地回忆起那个无声的夜晚——命运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执意完成它最早设定的起承转合。
子夜一点四十七分，一阵局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乱哄哄的梦中惊醒——那是2009年大年初二的深夜，在这座寂静的城，除了妹妹我想不到谁会给我打电话。在这座城工作的亲人朋友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们的母亲为了节省那点来回的路费没有回家过年（妹妹因此对母亲颇有不满，她觉得母亲应该更多地参与我们的人生，尤其是万家团圆时），也是因为冷清和无趣，大年初二的早晨妹妹便拉着我搭上早班车返回这座小城。
果然是妹妹打来的。那是妹妹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接通，说话的人不是妹妹。
“玉花出事了，你快点过来吧！”
玉花是妹妹的名字，母亲在给我们写信时，总是统一叫我们“玉兰花”。我出生的时候家门前的玉兰花正好开了，随着初夏的风送来阵阵淡雅的香，外公想都没想，就给我起名“玉兰”。妹妹比我小一岁，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外公希望我和妹妹相互依靠，所以两姐妹就应该是“玉兰花”——在妹妹二十岁的生命里，我们确实相互依靠，直到她离世的那个春天的夜晚，她对我说：“姐，以后你不用拼命赚钱供我读书了，我毕业了，能挣钱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和妈……”
可是，意外竟那么巧合地在憧憬的下一秒到达。
那个深夜，我穿着胡乱披上的红色大衣和一双冰冷硌脚的塑料拖鞋奔跑在漆黑的大街上，那个深夜，我抱着妹妹逐渐冰凉的身体瘫坐在小巷深处的出租屋里，那个深夜，我忘了亲人们是怎样陆续包车从老家赶到我的身边哭成一片的，我也忘了那一天的夜色是怎么被涂白又被染黑的。
但是，那个深夜，悲痛和无助把我的那个诡异梦境无限地放大，把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的父亲无限放大：夜幕逼仄、夜凉如水，父亲和母亲要去守鱼塘，走在黑压压的稻田间，他们谁都不说话，远处隐约可见的群山如凶猛的瘦狮般蹲坐着，坐在后座上的我怕得瑟瑟发抖，我感觉到母亲也在发抖，而身后的父亲却一直沉默着，和我们保持着距离，直到最后，父亲从母亲越来越局促的脚步声中消失了，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的父亲确实曾经一起在深夜去守鱼塘，那时候母亲怀我大概有一两个月了，母亲胆子小，身边的父亲时常是沉默着，可是他一说话却总是把母亲吓着了。我时常认为那时的母亲很可笑，那些许的惊吓，怎比得上父亲离开之后二十多年的担惊受怕……而后来，父亲确实是在我出生后的某个深不可测的深夜不告而别。 父亲的“非正常”离开，成了有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致命的是，这在妹妹的心里种下了自卑隐忍的种子，以至于有生之年她时常近乎哀求地苛责我：不要老是让妈妈担心或者生气，万一哪一天我们把妈妈气没了，我们去哪里找个人来疼我们爱我们牵挂我们！不只匆匆离世的妹妹，我也常常困惑：为什么父亲会如此死心塌地地缺席我们的人生？
四
人，总是在走投无路或者悲观绝望的时候想到命运，举步维艰的困境似乎只有“命运”能解释得通。妹妹竟也在深夜匆匆地缺席了我和母亲的人生！于是我开始笃信命运的存在，我甚至偷偷地留下妹妹的一件衣服拿去“散津”（壮语的意思是问鬼，以得知故者的命理以及离世前后的各种细枝末节）。
“娅津”（问鬼的女道师）拿着妹妹穿过的黑色外套若有所思，然后念念有词。这让我想起了外婆跟我讲过的“仙姑”的故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烈盛传着仙姑包解万事、包治百病的故事，人们怀着朝圣般的心情不辞艰辛来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山旮旯，他们穿山越徒步前往山岈子上的“仙姑”家，山路上病恹恹者、失意潦倒者、跟风从众者络绎不绝……人们为“仙姑”趋之若鹜！据说我的母亲也去了。那一年正好恢复高考，母亲和另外一位女同学相邀去看“仙姑”，结果却因为食物耗尽而中途折返——她们不甘心，再一次精心准备了足量的饼干和水，一路节俭最终去到了“仙姑”家，据说是排了一个下午的队才最终见到了十四岁的“仙姑”——“她就坐在那间阴暗的房子里，被几个姐姐当娇嫩的新芽一样地呵护着”，母亲叙述的时候，脸上竟然焕发着青春的光芒，母亲没告诉我那一天她求的是什么，只知道回家后被当时在乡里当干部的外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那一年，母亲中考结束准备升高中，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幻想，那一年，母亲十六岁。
“這女娃才二十多出头啊！可惜白虎拦路，命殒不测，魂丢西北方啊！”乡邻对“娅津”的话深信不疑，大家都劝我们把“道伯”（我们那里给死人做道场超度的大道师）请来“做解”。我们需要德高望重的“道伯”为我们清理命运的现场。这是地方风俗，也是活人的心理慰藉。
那天，“道伯”在岔路口摆下了简易道场：一张草席，上面摆着一碗米酒、一碗大米、一只活鸡、二两淖猪肉，然后点上三炷香便开始打着两瓣贝壳念起来：“达侬”（壮语：妹妹）生在东南方，不幸离世西北向……我今代亲唤魂归，东南方向回不回？话音未落，道伯把两瓣贝壳重重摔在地上：一瓣朝上一瓣朝下——再念，再摔，还是一瓣朝上一瓣朝下——母亲哭肿的双眼一直虔诚地盯着道伯反复的动作，当两瓣贝壳同时朝下落在地上，母亲失声痛哭，道伯如释重负地砍下鸡头往前扔，然后依次斟上三口酒往天喷洒，往来路喷洒，往前方喷洒。
那一年，我再次梦见了父亲，我梦见父亲回来了，肩上背着空空的行囊，我远远地望着低头走来的父亲，当他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脸变成了那个给妹妹做尸检的法医的脸，他沉着脸对我说：要有一个家属在场。于是，我目睹一朵花被一瓣瓣摘下……巨大的悲痛和恐惧把我从梦中惊醒，而睡在身边的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那一年，母亲才四十六岁啊。
五
我坚信我的身上流淌着父亲浓烈的血脉。这在外婆多年来的一句口头禅中得到印证：“接得你父亲。”这使得每每我做错了事，外婆总会在教训我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加上“接得你父亲”这个前缀，比如我吃饭的时候慢条斯理，比如剥三分地的玉米我竟然花了大半天，比如我在耙好的地里洒下玉米种子后不小心踩上去……当然，外婆夸我的时候也用上了这个前缀，我画画画得好，外婆说“接得你父亲”;我的字写得好，外婆说“接得你父亲”;甚至，我“无师自通”会画点画儿外婆也会说：接得你父亲……
“接得你父亲”这个前缀还常常被外婆用在这么一个地方：到访的客人夸赞我的一头又浓又黑的头发、夸我记忆力好的时候，外婆总会习惯性地轻抚着我的头，不厌其烦地对大家说：“是啊，接得她父亲。”
于是我常常对着外婆床头的镜子端详自己：我有一头又粗又硬的黑发，肤色暗黄，额头高又宽，两道眉毛粗黑浓密，大鼻子，一笑起来，眼睛就会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儿……
就这样，“父亲”就像母亲拔罐时用的梅花针一样，硬生生却恰到好处地植入我的血脉、我的骨骼、我的人生……
六
二十四岁的那年，我嫁到了塘角村。
跨火塘，进门给长辈作揖，领过长辈们压在倒放着的碗下的红包后，先生拉着我的手接受着青年男女们的祝福，那晚，我在“咿——呀”的劝酒声中完成了人生的交接：从此，我成了塘角村的女人。
塘角的女人像我的母亲一样坚强、善良、勤劳、节俭，塘角的女人的肤色是常年被阳光关照过才会有的黝黑，塘角的女人一年四季在村庄前的稻田里耕作，塘角女人总有忙不完的农活儿：播种稻谷、插秧施肥、种桑养蚕，四季轮回。塘角的女人只有干完了农活的时候才在村头的大榕树下歇脚、纳凉，闲话家常……
塘角村并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有鱼塘。即便有，那也是过去的事了。塘角村村后有个干涸的鱼塘（我不知道塘角村是不是因此而得名），巡山偶然路过，先生告诉我那是很多年前的“亩产三千万”害得大家忍饥挨饿、食不果腹，无奈的塘角人起早贪黑挖鱼塘，人们盼着这个鱼塘能给全村人带来希望。
我想起了父亲母亲一起守过的那方鱼塘，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外公大笔一挥，跟人签了三十年的合同，并把承包下来的水田开挖成的鱼塘——在外公看来，只要往鱼塘里撒下鱼苗，只要做好养殖和看管工作，养鱼所产生的收益足以让一家八口人过上富足的日子。外公和外婆育有六个子女，母亲排行老大，理所应当地承担起照顾弟妹们和家业的责任，到了结婚的年龄，外公执意要给他的大女儿招个上门女婿，而我的父亲，就是那个愿意上门的人。如果不是后来发大水，父亲和母亲一起起早贪黑去守的那方鱼塘，一定会丰收。
我也曾与先生说起鱼塘的事，我还想在塘角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鱼塘，养鱼养鸭，种花种菜。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