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亚，法学硕士，历任外交部国际司三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现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丛军是陈毅元帅的小女儿，曾任驻爱沙尼亚大使，后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这对“伉俪大使”的爱情源于雾都伦敦，绽放于联合国总部。
　　寒门学子
　　王光亚，1950年3月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祖籍江苏阜宁。1963年，他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可是初中还未毕业，“文革”就开始了，被打成“白专”典型的他一发狠决定报名去北大荒当知青。1968年，他千里迢迢地来到黑龙江，开始了他的知青生活。
　　1972年，外交部受命把“文革”前在当时外院附中和外语学校学习了三年的“老初三”都找回来，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些人，送到刚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英国留学。王光亚就是当年被选上，送去英国学习的，先后就读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文化委员会学生中心、威尔士大西洋联合学院、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1975年，王光亚学成归来，被分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不到半年，他便被抽调到了联合国。他曾四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第一次是1977年到1981年，任代表团职员、随员；第二次是1982年到1983年，任代表团随员；第三次则是1988年到1992年，任代表团参赞；第四次是2003年到2008年，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在联合国一共度过了14个春秋。
　　有外媒评价王光亚“处事专业，不卑不亢”。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他的“特殊背景”。他的同学个个不凡：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读书时，曾和杨洁篪是上下铺，同宿舍的还有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此外他还是陈毅元帅的女婿。
　　元帅女儿
　　王光亚的妻子丛军出任过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大使之一。人们都说她眉宇间和她的父亲很是相像。
　　丛军原名陈珊珊，生于1950年，是陈毅元帅的小女儿。当初，母亲张茜希望她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而父亲却认为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让她进入了外语学院附中读书。然而“文革”的爆发，中断了她的求学路，1968年，她改名“丛军”，参军入伍，在北京军区二六一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陈毅元帅一再告诫女儿，工作之余还是要抓紧时间学习外语。丛军对父亲的远见深感佩服。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张茜又被查出患有癌症。外交部干部司司长许寒冰（姬鹏飞的夫人）到医-院来看望张茜，张茜和她谈起了自己的小女儿丛军。许寒冰说：“现在国家想把过去在外语学院附中学习的‘老初三’都招回来送到国外去深造，丛军正好符合条件。”张茜尽管身患重病，但她依然鼓励女儿出国深造。在丛军临行之前，已知自己来日无多的张茜提起笔来，为即将远行的女儿写了一首诗：丹淮（陈毅次子）昔离家，父写送行诗。儿今出国去，父丧母孤凄。临别意怆恻，翻检父遗篇。与儿共吟诵，追思起联绵。汝父叮咛句，句句是真知。
　　就这样，22岁的丛军来到了英国伦敦以后，先在我国驻英大使馆做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员”，后进入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学习。正是这段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学习，为她后来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缘伦敦
　　丛军在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学习8个月后，王光亚也来到了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两个出身迥异的男女青年就这样相识了，并由相识到相知，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两人的心间悄悄地生了根，发了芽，他们彼此都坚信自己已经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另一半。
　　三年以后，王光亚和丛军结束了他们在英国的学业，NN到国内，又一起来到了外交部翻译室英文组工作。与他们同时进入翻译室的，还有杨洁篪、乐爱妹夫妇和周文重等人。
　　1977年2月，丛军和王光亚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们结婚时，丛军的母亲张茜已经病逝了，张茜在逝世前，曾给三个儿子留下遗言，在妹妹没有结婚之前，你们三个人不能分家，一定要把妹妹的婚事办好。她的三个哥哥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齐心协力为这个唯一的妹妹操办了婚事。作为新娘的丛军，选择了一架钢琴和一套父母送给她的四册英语医学课本，作为自己的嫁妆。
　　爱，不需要语言
　　丛军和王光亚两人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出国门，为中国的外交事业鞠躬尽瘁。2001年11月，丛军出任了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2003年，她卸任回京后，即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其时，王光亚正担任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夫妻俩共同为维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权利与尊严，努力工作，不辱使命。
　　在来到联合国总部工作以后，丛军虽不用像在爱沙尼亚当大使时那样，事事都要自己独当一面，但同样不能有半点懈怠和马虎。多年国外生活的阅历和几年驻外大使的历练，让她变得老练、成熟。
　　2005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了7.6级强烈地震。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当年11月16日，亚太地区常驻联合国代表夫人小组就在联合国总部大楼为巴基斯坦灾民举行了一次义卖活动。丛军和中国代表团驻联合国的女外交官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慈善活动。她的积极参与让这次义卖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2006年春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举行了春节联欢会。王光亚由于有外交会晤不能前来出席联欢会，丛军代表他在联欢会上给大家拜年。丛军热情地向每一位同事和雇员送去了新春的祝福，然后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我们驻外人员在海外过节，首先就是觉得远离亲人了，远离了自己的家，好像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小遗憾。如果能够跟家人在一起，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一起，那是最好的。但同时，像我们夫妇驻外已经很多年了，已习惯了在国外过年，而且过得也很愉快，因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中国城，都有一帮子自己的亲人、同胞。”
　　丛军和王光业家庭幸福美满。他们的儿子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如今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老两口有个约定，就是面对媒体，王光亚接受采访时不说丛军，丛军接受采访时不说王光亚。这样的约定，让他们唯一的儿子很是纳闷和好奇，几次询问，父母都是笑而不答，后来还是三个舅舅给出了答案——爱，是不需要语言的。 　　孙淳从被老婆养到养老婆
　　孙淳为什么没有在30年前红起来，因为他长得帅。1982年，孙淳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了，那时他可谓意气风发，因为他在上戏的四年里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表演系历来有排毕业大戏的传统，他们那一届排了三个大戏，男一号都是孙淳。
　　毕业后，孙淳也得到了很多机会，无论是第四代的滕文骥，还是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都在他们导演生涯的鼎盛期，与孙淳有过合作—但是，他就是没红。
　　孙淳解释：“因为80年代是这样的：影视界流行一种文化上的反传统。过去舞台上的形象全都是“高大全”，不美丽，不英俊就不能当主演。也是物极必反，所以到上世纪80年代，大家一下子就抛弃了过去的（对高大全的审美），全让我演一些不属于我的、或者说不是扬我所长的东西，比方说《大阅兵》，让我演一个很冷峻的人，比方说《死期临近》，让我演一个变态的杀人犯。”
　　孙淳和张艺谋早在拍《大阅兵》时就认识了，那是1985年，那年孙淳一共拍了三部电影，这三部电影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没有通过审查。1988年，导演谢洪拍了一部带有商业色彩的电影《死期临近》，孙淳在其中扮演一个精神分裂者，又被毙了。
　　“我妻子傅丽莉在上世纪80年代走穴，80年代的条件你们也知道，有一次，她回来的时候脸特别绿，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她说晚上就让我们住在剧场边上的一个房间里，搭一个板，几个人就挤在那板上睡觉，一连三天，睡得不好。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然说了一句：‘你丫愿意去！’真的，后来一直到1996、1997年，我拿了金鸡奖，得到了认可。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怎么能对我媳妇那样呢？我媳妇实际上是在养我，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你倒是去追求艺术了，你拿什么养老婆’，没有。我非常非常地内疚！所以后来我老婆身体不好，不拍戏了，我就养活她。”
　　傅丽莉是孙淳上戏77级的同班同学，上世纪90年代初，也曾名动一时。她是“红二代”，父亲是皮定均手下的一员战将，两人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傅丽莉在扛着这个家。
　　1997年，胡玫拍《雍正王朝》，找到孙淳，想让他演雍正，他拒绝的理由现在听来十分离谱，甚至有点“90后”：“天太热了，拍古装戏，受不起那罪。”他说他那时不食人间烟火，羞于跟人谈钱，不但如此，他还总是嘲笑傅丽莉接拍烂片。
　　孙淳为他虚无缥缈的理想，蹉跎了不少青春，直到40岁以后，他才在大多数男人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男人：事业有成，魅力犹在，更重要的是，认为自己不再年轻的妻子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真正意义上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走向共和》播出后，虽然从结果上看，这部电视剧遭遇了孙淳在上世纪80年代就遭遇过的封杀，但所幸的是，现在很多时候，人们并不在电视机上看电视了。
　　那个时候，孙淳得了奖，把奖杯丢在床底下；现在他看到妻子傅丽莉把奖杯拿出来，擦净上面的灰尘，放在显眼的柜子里，他会说，凡夫俗子也挺好的。
　　我想，这就是大叔在这个时代，又重新招人疼爱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