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富饶的法兰西旖旎多姿，古典与现代并存，物质与精神共进。时装、香水、葡萄酒和雪铁龙汽车风行天下，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合大街引人入胜，文人墨客雨果、莫泊桑和巴尔扎克享誉世界，大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影响远播。当然，高傲的法国人回首动荡不安的20世纪，往往会不无伤感地认为法兰西衰落了。不过，他们至少在历史学领域可以因一个伟大的学派和一位史学大师而倍感自豪。这个学派便是广为人知的年鉴学派，而这位史学大师便是费尔南·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1902—1985，也译作布劳德)，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长时段理论创立者和实践者，多所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素有“法兰西国宝”之美誉。他一生勤于思考和笔耕，主要围绕地中海、资本主义和法兰西三大主题展开。布罗代尔挥洒自如地运用如椽巨笔，写就三部史诗般的代表巨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未竞之作《法兰西的特性》。他的每部鸿篇巨制几乎都耗时二三十年，读者拜读之时犹如欣赏气势磅礴的历史纪录片。此外，他还著有《资本主义的动力》《论历史》《地中海考古：史前史与古代史》和《文明史纲》等多种，并且留下大量不再出版的文稿。
　　就西方历史学的总体特色而言，18世纪是历史哲学大行其道，19世纪是历史主义风靡一时，20世纪则是新史学横空出世并向全球扩展。年鉴学派是新史学的主流代表，而布罗代尔之名向来与年鉴学派联系在一起。一个学派产生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不外乎拥有一批薪火相传的学者，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撰述一系列的重量级著作，以及建立固定的学术阵地。德国的兰克学派之所以能独领风骚数十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上述因素。年鉴学派的情况也是如此。开山鼻祖马可·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开风气在先，奠定了学派的基本体系。布罗代尔名义上是第二代接班人，实际上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位创始人。因为正是布罗代尔发扬光大年鉴学派，并使之真正走向全世界。第三代的勒华拉杜里和勒高夫等人则锐意进取，扬弃变革。就理论和方法而言，年鉴学派几代学者虽然各有侧重，但是都强调历史研究的整体化，以普通民众为历史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除布罗代尔的大量论著外，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勒高夫的《圣路易传》，无一不是年鉴学派的扛鼎之作。在学术阵地的建设方面，年鉴学派更是提供了成功范例。1929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此举被视为年鉴学派创立之标志。布罗代尔主持时期(1956--1968)，将其从一份精英读物发展成世界性的学术刊物。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担任法兰西实验高等研究院第六部(经济与社会科学部)主任期间(1958--1972)，把它建设成了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中心。凡是法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莫不以在该部工作过为荣。1960年代，布罗代尔又创立了至今存在的“人文科学之家”。这是一个专门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性学术平台，旨在建立“请进来”和“传出去”的双向交流体系，极大促进了年鉴学派的影响和声誉。
　　布罗代尔对于年鉴学派的贡献有目共睹，而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也与年鉴学派的发展相得益彰。他精力过人，在繁重的编辑和行政事务之余，能抽出足够的时间完成卷帙浩繁的论著和大量的论文。布罗代尔的一生可以说是20世纪法国沧海桑田般巨变的缩影。在犹如世界末日的动荡不安中，法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庞大殖民帝国退缩为欧洲联盟体系中的一员，原先大量存在的乡村普遍完成城市化。大批原法属殖民地居民移居法国本土。他的学术研究深受时代变迁的影响，并且在其著作中表现无遗。
　　《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布罗代尔的成名作，由他的博士论文扩展修订而成。布罗代尔在1940年马奇诺防线失守后成为战俘，被关押在德国法西斯的战俘营中达五年之久，他就在战俘营的特殊环境中基本完成该论文。他这篇长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论文于1947年获得通过，1949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支持者盛赞为划时代的史著，因为布罗代尔体系别开生面，视野广阔新颖，资料丰富翔实，行文从容优雅。反对者则尖锐地批评他是地理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因为他没有关注传统史学中最关注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伟人。具体来说，布罗代尔在此书中把历史的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分别称为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地理时间是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历史，其变动极其缓慢，犹如深不可测的海底。社会时间是社会结构和趋势，此类根深蒂固的力量犹如深海暗流，在事件的背后发挥作用。布罗代尔解释说：“‘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说来，结构无疑是建筑和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个体时间是风云变幻的事件与人物，即变动频繁的政治史。这些事件和人物虽然激动人心，但与环境和结构相比则影响有限。有鉴于此，历史学家应该洞穿政治事件的历史外衣，揭示那些深藏不露的影响集体存在的力量。从这样的理论结构出发，他用地中海世界的环境、缓慢变化的结构和形势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个部分，分析了或者说重构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历史。在他看来，人类首先是大地母亲的囚徒，继而是各种社会结构和趋势的囚徒，纵使在事件中强有力的国王们和各色大人物也不过是环境、结构和趋势的囚徒。所以，菲利浦二世所表现出来的才干和获得的伟大勋业，不过是结构和趋势的产物。这样的体悟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战俘经历有深刻联系，没有亲身体会者难以理解他对环境、结构和趋势的独到感受。我们在布罗代尔引人入胜的娓娓道来中，不免体会到若隐若现的历史悲观主义色彩。特殊的写作环境造就布罗代尔独特的思想色彩。他如“哲学皇帝”马可·奥里略一样，竭力思考事件背后的终极动因，反对简单地过分夸大战争和伟人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的描述中，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几乎毫无印迹。他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虽然没有提出明确预测或下论断，但是也同样不抱乐观态度。布罗代尔在该书中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大量应用经济学，如人类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历史研究从单线一元的模式向多线多元的综合模式演变。由此他打通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厚厚的壁垒，也破除了历史学内部的学科界限。所以布罗代尔后来总结说：“很久以来，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科学的经验和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它们的道路能使历史学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方面，也可能给它们提供一点东西。”
　　布罗代尔的另一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 和资本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黄仁宇在他的《资本主义与21世纪》开篇，就曾经大段引用该书对“资本主义”一词的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资本时代，是剑与火的侵略与战争，是赤裸裸的剥削与压迫，是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布罗代尔采用的则是另外一种研究模式。他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长达400年之久的时段，探讨了经济问题的基础部分“日常生活的结构”，即物质生活；讨论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交换”，即一般商业经济活动；描绘了资本主义兴起并影响全球的“世界的时间”，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布罗代尔在该书中既有整体的归纳和概括。也有细节的描述和统计。对读者全面认识资本主义有一定的意义。布罗代尔在该书中同样有意忽略了15到18世纪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等。或许他确实认为这些事件不过是“瞬间即散的尘埃”；或许是因为研究这些事件的著作已经连篇累牍，无需他再浪费时间。当然，我们从布罗代尔旁征博引中不难看出，他并不是十分熟悉中华文明，其中很多观点极为牵强。
　　布罗代尔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学者，但是他没有拿出一副史学权威的面孔，而是在著述中融入了深刻的个人情感和人文关怀。他出身乡村，熟悉并热爱法国乡间生活，并在《法兰西的特性：历史与空间》和《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中用时段理论考察法国历史。他在晚年满怀深情地描绘乡村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曾经的农夫对已经成为历史的田园生活的追忆。于是法兰西的历史犹如蜿蜓曲折的河流，流过布罗代尔的心田。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对法兰西倾注了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热情。在他那里，学术研究可以没有国界，但是历史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也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使得他在论著中常常过多地进行琐碎的描述，影响了思考的连贯。
　　布罗代尔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但是他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常常遇到挫折。例如，他曾经为法国中学生编写教材《文明史纲》，力图按照文明模式研究世界史，推广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结果遭到激烈反对而中道夭折。布罗代尔在美国是最受欢迎的法国历史学家，但是美国的专业历史学家起初对布罗代尔的理论和方法几乎都持否定态度。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年轻一代将他视为正统代表而加以批判，这给他带来极大的震动。在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那里，布罗代尔惯用的宏大研究体系已经不是其主流趋势，曾经备受批判的叙述史和政治史再度焕发了青春。
　　布罗代尔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既有希罗多德那样卓尔不凡的文学才能，也有波利比乌斯一般统揽全局的远见卓识，更继承了兰克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他书写了20世纪历史学浓墨重彩的一段，成为一位难以绕开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一尽管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毕竟，布罗代尔没有也无法超越制约着他的结构和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