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对社会上的各色人物，除了清官，最喜欢和最欢迎的，恐怕就要数侠客了。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期中，总有各种各样的人对侠客提出批判，说是这不好那不好，但从古至今，老百姓的态度似乎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当然跟旧时代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有关，处于无权和孤弱地位的下层群众，不免常常会遇到冤狱和欺凌，这时候清官和侠客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带给他们一定的好处。这是从表层现象就可以看出来的老百姓喜欢侠客的原因。但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生活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变，却仍然喜欢侠客，不仅爱看武侠小说，更在生活中呼唤见义勇为的侠义英雄，这就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与侠客的精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了。
　　侠其实有各种名目，如游侠、儒侠、义侠、豪侠、气侠、节侠等等，各有不同的特点；处于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因其立场和眼光的不同，所看出和所歆慕的侠，也有不同的面目。我们这里想谈的，是侠的共性，侠的精神，或者说是平民心中和眼中的侠。
　　谈到侠的时候，有三个相关的词是出现得很频繁的，一个是“侠义”，一个是“武侠”，一个是“豪侠”。其中与“侠”相连的“义”、“武”、“豪”三个字，很好地体现了“侠客”的共性和精神。
　　“义”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侠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精神品格，是侠的灵魂。司马迁是最早为侠客立传的史家，他在《史记》中写了《游侠列传》，对侠这种人物虽然不无微词，却极精要地概括出他们的基本精神和高贵品质，并表达了他由衷的赞美之情。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不轨于正义”，是指不遵守当时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主要指社会公正的“正义”不完全相同。这与他所信守的儒家思想和立场有关。儒家肯定和赞扬“勇”和“义”，但“勇”和“义”都不能超越和破坏“礼”；而侠的行为却常常是破坏礼的，所以司马迁是在维护礼、亦即维护主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来赞扬侠的。跟司马迁相似，班固对游侠虽也肯定“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却同时批评他们“惜乎不入于道德”（《汉书·游侠传》）。
　　虽然如此，司马迁所谈到的侠的特点和基本精神，确是非常准确，而又值得肯定和称美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言信行果，也就是讲求诚信，说话算话，许诺的事一定付诸实践；二是为解别人的困厄而献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三是施恩不图报，不仅不张扬自己的才德和功劳，而且也不希望得到别人的表彰。他在传中着重介绍的汉代几个“布衣之侠”，无一不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如朱家“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而郭解，则不仅“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而且富于正义感，捍卫社会公道。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郭解姊之子仗势强使人饮酒，其人不堪其辱而杀之，其姊怒而欲令解惩罚杀人者，郭解派人了解到杀人者的逃亡之所，其人惧而被迫回家，将杀人的事实真象告诉了郭解，郭解听后说：“公杀之当，吾儿不直。”认为其姊之子有罪而放走了杀人者。郭解因此义行而名声大振，受到众人的爱戴。
　　民间传说中的侠客，多突出其义，具有崇高的精神品格。《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是古小说中较早的与复仇主题相结合的侠客故事，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小说塑造了一个山中侠客的形象，读者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却被他为正义而献身的侠义精神所深深感动。他与惨遭暴君迫害的干将莫邪之子素不相识，而当得知他的悲惨遭遇和深仇大恨后，就毫不犹豫地主动请求替他报仇，最后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那种见义勇为、热情助人的高贵品质，为伸张正义而献身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就是侠义精神的最光辉的表现。鲁迅先生改编这个故事写成了《铸剑》，山中侠客变成了黑色人（宴之敖者），精神品格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他的心中，“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捍卫正义，为含冤者报仇，成为他的天职，是他行动的惟一动机，除此而外没有别的目的和追求。
　　


　　《水浒传》不是一部写侠客的书，但水浒英雄却体现了侠义精神。读过《水浒传》的人都喜欢鲁智深。鲁智深没有侠客之名，却有侠客之义，他是老百姓心目中爱打抱不平的侠义英雄。他于无意中得知金氏父女被恶霸郑屠欺侮，就出于正义感三拳打死了镇关西。林冲无辜被高俅迫害发配沧州，他一路跟随保护，直到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的一条性命。他爽朗率直，光明磊落，容不得天下任何压迫和不平。他不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且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他的人生信条是：“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
　　唐人李德裕对什么是侠作过一个界定，说：“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义”显然是侠客最突出也最宝贵的精神品格。但义也有“公义”和“私义”之分。“公义”亦称“大义”，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上文提到的《干将莫邪》里的山中侠客和《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坚持的就是这种义。而“私义”或称“小义”，则多出于江湖上的哥们儿义气，其内容主要是个人恩怨，带有很大的褊狭性和盲目性，严重时不免为私义而损公义。《水浒传》中的武松也是一个响当当的英雄，他也曾说过类似鲁智深那样的豪言壮语：“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但这话却是在他醉打蒋门神替施恩报仇时说的。武松在早期时个人恩怨观念极重，只要人对他好，他就要报恩，而常常不论是非曲直。他在景阳岗打虎成了英雄，阳谷县的县尉让他做了一个都头，他就感恩不尽，道谢说：“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县尉要他将自己搜刮掠夺来的金银送去东京亲眷处收藏，他就高高兴兴忠实地去了，丝毫没有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时那种“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义愤。刺配孟州道为施恩打了蒋门神，他还以为是一种义举，实际上却是被利用，成了地方权豪恶霸互相争夺的工具。随后，张都监又以小恩小惠收买了他，终于受骗上当，差一点连性命也丢了，这才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走向梁山，归于扶危济困、替天行道的公义。
　　公义与私义之别，与侠客施义的对象有很大的关系。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般都是素昧平生，没有什么关系的。而私义则一般是主客或主奴关系，大多出于报恩，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唐代传奇小说中所写的侠客行义，多数都是主客或主奴关系。《红线》中的侠女红线，不避艰危，“忘于行役”，只是为了“感知酬德”，为主子效劳，这与战国时代游侠之士的“士为知已者死”的精神一脉相承。《昆仑奴》中的磨勒身份就是一个奴隶，他急人之难，救红绡女于水火之中，表现出一副炽热的侠义心肠，但他的目的主要是帮助自己的主人实现爱情追求。江湖侠客中那种出于哥们儿义气的快意恩仇行为，大都是建立在个人恩怨的基础之上的，有时甚至不讲是非原则，任意杀人，那就不仅不能体现，而且是有悖于侠客之义了。
　　无武不能仗义行侠，所以侠总是尚武，也总是能武的。荀悦认为，所谓侠，应该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汉纪》卷十）。要能“立强于世”，不能武、不用武是不行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引了韩非子的话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突出的就是侠的“武”，不过这是用了统治者的眼光看问题。“犯禁”就是目无王法，因为能武，侠便对现行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所以统治者往往是不欢迎的。
　　“武侠”的“武”，最简单的含义，是指行侠起码要具备勇和力。看早期小说中的侠义人物，行侠仗义时未必有什么了不起的武打功夫。如《干将莫邪》中的山中侠客，替干将莫邪之子复仇，“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凭的主要是从正义感和牺牲精神中产生的勇和力，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技艺。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中那位挟持李益去见负屈含冤的霍小玉的黄衫豪士，虽“挟弓箭”，却并未使用，到头来还是“命奴仆数人，抱持（李益）而进”。《无双传》中那位帮助柳氏与韩翊离而复聚的豪侠之士许俊，“被衽执辔，犯关排闼”，虽为赳赳武夫，靠的也仍然是过人的机智和勇力，而不是超群的武艺。但稍后的小说中，武侠就有了超人的技艺，并逐渐具有神奇甚至神秘的色彩。《昆仑奴》中的磨勒，小说除了写他轩爽的豪气，还特意渲染他神奇的本领：三次反复为红绡女“负其囊橐妆奁”，而后又“负生与姬飞出峻垣十余重”，而“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与此相类的是《红线》中写侠女红线，她能只身进入“侍人四布，兵器森罗”的中军帐中，将元帅头边的金合盗走而不为人所知觉，高强精绝的武艺令人惊叹。而《聂隐娘》中的侠女，除了超人的武艺，更有奇幻的道术，带有更多的神秘色彩。其中与精精儿、空空儿斗法的描写，已开后世武侠小说荒诞不经斗法情节的滥觞。
　　


　　老百姓希望行义的侠客武艺高强，只有这样，惩恶锄奸时才能大快人心。新旧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飞檐走壁、飞剑取人一类的描写，读者当然也很喜欢读，明知其荒诞不经，却可以从中找乐，得到一种在别一种品类小说中得不到的审美愉悦。
　　“豪侠”的豪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豪迈不羁的性格，昂扬奔放的激情，第二个层次是指对人生远大理想和抱负的追求。这两个层次是不可分的，豪情和壮志常常连在一起用，对侠客来说最合适不过。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侠客就只是表现为充满豪情壮志，而与见义勇为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比如唐传奇中的《虬髯客传》，塑造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风尘三侠”，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三位豪侠是指李靖、红拂女和虬髯客。在天下大乱的隋代末年，身为布衣的李靖，敢于去拜谒一个权倾天下、对公卿贵宾都十分倨傲的杨素，大胆地批评他不应该那么高傲，劝他要以安定天下为目的广泛招贤纳士，表现出超人的眼光和不同凡俗的气度。而红拂女，一个出身低贱的侍妓，却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信念，有自己认识人和认识生活的标准，处处表现出过人的眼光、智慧、胆识和勇气。她敢于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既能慧眼识英雄，又能果断坚毅地采取行动，她的所作所为比李靖还要高出一筹。虬髯客这个人物则于俗中见奇，行为举止间处处透出他的粗豪与狂放。他性格刚烈，嫉恶如仇，而作为一个豪侠英雄，最突出的是他的用世之心和帝王之志。他是一个乱世英豪，急切地要实现平定天下的雄心壮志。而当他见到“真命天子”李世民时，虽然一时“顿觉心死”，却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而是别图他方，表现出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果决态度和奋力追求既定目标的进取精神。“风尘三侠”受到读者的喜爱，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豪气和理想。“豪”确实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侠客的精神风貌。
　　“豪”赋予了侠客一种理想的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展示了侠客高远的精神境界。这在文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鲜明。唐代的知识分子好游侠，唐诗中写游侠的作品不少，这与唐代诗人宽广的胸襟、奔放的激情、开阔的目光和远大的理想分不开。李白从年轻时起就好仗剑游侠，一是为了广交游，二是为了寻找实现理想的机会。虽然在不少作品中他都曾表现过功成身退的意向，但建功立业还是第一位的追求。李白作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中写到的侠，所歌颂的游侠精神，无不表现出远大的理想和奔放的激情，表现出一种侠的豪气。
　　一般来说，古往今来的侠客，无论属于什么品类，多数都是豪放派，拘谨柔弱，文质彬彬，目光短浅，气量狭小，就失掉了“侠”应有的气度和风采。
　　“义”、“武”、“豪”，这三个方面既表现了侠客的特点，也表现了侠客的精神。“义”反映的是侠的道德内涵，“武”表现的是侠的功夫技艺，“豪”则展现出侠的精神风貌。在平民眼光中，三者居首的无疑应该是“义”，而且是坚持社会公正的“大义”，而不是“恩仇必报”的“小义”。只有伸张和维护这种“大义”，侠客才具备了作为“侠”的最重要的精神品格。仅有高强的武功，或兼具奔放的豪情，而不顾大义，恃强凌弱，甚至嗜血杀人，虽自诩为“侠客”，实际却是司马迁所称的“暴豪之徒”，不仅老百姓不喜欢，也是真正的“侠客”耻为同伍的。
　　 同时具备或表现出“义”、“武”、“豪”三方面特点的人，人们会承认或称他们为“侠”或“侠客”。但有时候，一个人既无武功，亦少豪气，却能见义勇为，救人于危难之中，而且事后不求回报，不矜德能，人们也会怀着崇敬之意视他们为真正的侠义英雄。唐传奇《柳毅传》中的主人公柳毅，只是一个很不走运的落第书生，但他于回家途中见到遭受虐待的龙女，出于同情和义愤，克服种种困难为她传书到家，终于使龙女得到解救。事成后始终坚持“以义行为之志”，“以操守为志尚”，不为龙女的容色所动，甚至在龙女的叔父钱塘君胁迫求婚时也严辞拒绝，如他对龙女所说：“达君之冤，余无及也。”虽然只是一介文弱书生，其义行与操守却闪射出侠义英雄的思想光彩。《聊斋志异》中《红玉》的女主人公狐女红玉，在冯相如遭受豪绅和官府的迫害时，她奉献给他的不仅是真挚的爱情，而且是赤诚无私的救助。因此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热情地赞美她为“狐侠”。
　　今天的读者还广泛地喜欢阅读金庸、古龙等新武侠小说家的作品，这除了武打场面的精彩，情节的离奇曲折，能从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享受外，从思想层面的原因来看，恐怕与作者赞美和歌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英雄分不开。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等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美品德，是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还有强权、压迫和不公，还有恃强凌弱的现象存在，社会就需要侠义精神，人们就会呼唤侠义英雄的出现。（题图：清任伯年《风尘三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