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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发展,主要是由于人类的经济行为造成的。自然选择令适者生存,对细菌如此,对人也是如此。解决全球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办法与解决早已有之的杀虫剂耐药性问题的办法具有相似之处;要在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
【关键词】抗生素耐药性 生态政治学 政府间合作
导致抗生素耐药性产生的因素
人类为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医护人员往往将抗生素当作是“通过治疗来诊断”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普通人可以随意买到抗生素,用于自我治疗。有些人服用抗生素以预防疾病,如预防感冒、流感或减少患IHV或炭疽热的机会。自然选择的规律决定了使用抗生素带来的筛选压力会增加抗性细菌的数量,但是各利益共同体都只看到自己滥用抗生素带来的部分后果,而并不了解全部真相。细菌也有可能以良性形式存在于人体内,这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用广谱抗生素治疗某一病人,则良性细菌将被暴露,而产生抗性品系。然后这些抗性细菌就会传播开来,影响到其他人。
人们不仅服用抗生素,还在家里使用抗菌产品,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改变其生存环境。抗生素和抗菌产品本来是研发出来供医院使用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商品陈列架上。从1990～2003年,抗菌产品从23种猛增至700多种。使用抗菌产品与抗生素耐药性之间有无直接联系目前尚无定论。但更令人关注的是,由于人们在家中使用抗菌产品,使一些原本相对无害于人体的细菌也对抗生素产生了抗性,这些细菌会将其抗性基因转移至其他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细菌。
从微生物的角度研究,人类应对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困难重重,其原因之一在于:细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抗性和表现抗性的。细菌的复制突变很常见,而细菌种类内部和细菌种类之间的基因交换也很普遍。在压力之下,比如在遭遇抗生素时,细菌突变速度加快,选择速度随之加快,并由此而产生更多的抗性机体。如果在使用某一抗生素时发生的细菌突变使这种细菌对其他抗生素也产生了抗性,就会出现交互抗性。很显然,就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而言,交互抗性更加棘手。尽管人体免疫系统可能会消除抗生素耐药性带来的某些影响,但免疫系统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生理与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作出预见与反应。微生物是否能进化,要看导致抗体产生的基因变化之适应成本是高是低,目前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是对抗izonaid的结核病之研究结果似乎认为,基因变化成本低的微生物,其进化的可能性更大。
抗生素应用于动植物
在美国,每年有800多万公斤抗生素用于动物,22000公斤抗生素用于果树,共计占美国年抗生素生产总量的40%以上,有时甚至可能占到70%。这些用于动物及果树的抗生素中约有80%～90%用于促进生长、饲料转化及预防疾病,但使用量均低于治疗剂量。
除直接接触动物(食用含抗性细菌的动物产品)外,人类感染抗性细菌的途径还很多。人们可能会因为食用了由动物粪便施肥的庄稼或者饮用了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源而感染耐抗生素的细菌;此外,人与人之间也可能传播抗性细菌。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从养猪农户身上采集的菌株中有将近26%的含抗性细菌。尽管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肉类生产商们却往往不愿意改变其使用抗生素的做法,他们担心这样一来经济效益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减少抗生素用量并不会导致生产力下降。
抗生素用于农作物也是人体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的重要原因。农用抗生素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植物,尽管如此,这些抗生素已足以使植物病原体对链霉素产生抗性,也足以使非病原体果树细菌对四环素类药产生抗性。主要的植物细菌病原体都与常见的人类病原体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相关。大范围使用抗生素,还影响到了地下水源及水果的质量,这种滥用抗生素的做法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杀虫剂的耐药性。2001年,食品与农业组织报道称,约有七百多种害虫已对杀虫剂产生耐药性。抗生素在其目标物种中选择抗性的方式与杀虫剂相似。细菌与昆虫产生耐药性的方式往往相同,即一次突变即可产生耐药性。一旦耐药性已经产生,即使不再使用某种药剂(如全球普遍减少使用DDT),也并不一定会令昆虫回到对该药剂的敏感状态;人体一旦对某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之后,情况也是如此。
杀虫剂耐药性问题比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出现得早,有两种方法可以减缓害虫体内耐药性发展的速度:一是轮流使用不同的杀虫剂。二是使用化学合剂。这些方法(与之相似的是抗生素循环使用和多种抗生素结合治疗)能确保个体不会反复接触同一种杀虫剂或抗生素。但是,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与杀虫剂耐药性问题也有不同之处:第一,细菌与昆虫是否具有行为矫正能力;第二,人类是否能为细菌或昆虫创建“残遗种保护区”。昆虫有能力矫正自己的行为(比如,它们会躲在树叶下方,因为树叶下方杀虫剂浓度较低),而细菌却不具备这种能力。人们可以在农田的某些地方不洒农药以刺激对杀虫剂没有抗性的昆虫的生长,但是,创建对抗生素没有耐药性的细菌可以生存的“残遗种保护区”却有悖道德,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不让某些病人使用他们所需的抗生素。但限制滥用抗生素的行为有助于使敏感性细菌量增至最大。
可能有效的解决办法
为使抗生素耐药性减至最小,有生物、社会和进化论三类解决办法,而最有效的当然是将这三者相结合。
生物解决法中,结合疗法效果特佳,因为这种办法让每种药都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对抗细菌,使耐药性最小化。但是,抗生素的循环使用前景并不乐观,因为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的适应性成本并不高,而且真正的循环要求再次使用最初级的抗生剂或抗生类药。一旦如此,对这种原抗生剂的耐药性又会迅速生成。
社会解决法的首要任务是指导病人合理使用抗生素。最新研究表明,在一些国家,某些抗性细菌数量上升,是因为滥用某些抗生素造成的。每次有人服用抗生素,都有可能导致该抗生素在今后的治疗中效果更差——不仅对这次服药的这个人是这样,对其他人也同样如此。病人与医生都将抗生素概念化为一种对所有人都行之有效的药物,却都未考虑过滥用抗生素对人类的危害。
另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励消费者向生产商提出要求,责令他们以更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抗生素。麦当劳公司现在禁止其直接供应商使用“重要的医疗抗生素”作为催生素。但是,如果有少量牲畜生病了,是可以用抗生素对所有牲畜进行治疗的。然而,有关抗生素使用的法律规定效果并不明显。
生态学向生态政治学的转变
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发展,主要是由于许多人与机构的经济行为造成的。这些人和机构使用(或滥用)的抗生素越多,细菌承受的筛选压力就越大,其耐药性就发展得越快。抗生素耐药性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动力让人们关注滥用抗生素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让我们认识了微生物、植物、动物及人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过度依赖于“妙方”往往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我们会被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弄得措手不及。抗生素耐药性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中,不注重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人类的健康。从进化论角度看,自然选择令机体能适应其环境而不会仅仅偏爱某一个物种。导致抗生素耐药性产生的原因很多,因此,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及生态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流行病学,以解释政治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药物使用行为的。必须重视影响药物使用的各种人为因素,尤其应关注各国受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而出现的私人医疗机构中的医护行为。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之所以从一个生态学问题转而成为生态政治学问题,原因有二:第一,随着全球性疾病如肺结核和疟疾等的蔓延,人们已逐渐无法仅利用某一种药物来治疗这类疾病了;各利益共同体都已经明白应该转变原先对抗生素的看法。第二,亚政治鼓励人们认真消费并考察全球商品链,因为亚政治要求在国家的政治机构之外也要有政治参与。这让人们意识到,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会影响这些公司种植和养殖的方式,最终令消费者受益。抗生素耐药性的产生与贫穷和药物使用不当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农业与医疗界的许多人和机构滥用抗生素;某些抗生素产品定价过高,致使那些使用这种药效果明显的人买不起药。这类的生态政治学问题也给人类学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因为全球性的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迫使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为只是某一个体、某个政府或某家跨国公司的行为带来的恶果。
据此,笔者认为:与生态和人类行为有关的许多因素将会导致某些地区耐抗生素的细菌增多;人们可能认为自然选择机制会更有利于人类,但事实上,自然选择令适者生存,对细菌如此,对人也是如此;出于种种原因,全世界的人都在滥用或误用抗生素;家用抗菌产品促进了抗性细菌的发展;至于家用抗菌产品会对人体健康有多大的害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谈到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时,人们往往忽略抗生素用于动植物这一事实。解决全球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办法与解决早已有之的杀虫剂耐药性问题的办法具有相似之处;要在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各国政府高瞻远瞩并通力合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抗生素耐药性 生态政治学 政府间合作
导致抗生素耐药性产生的因素
人类为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医护人员往往将抗生素当作是“通过治疗来诊断”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普通人可以随意买到抗生素,用于自我治疗。有些人服用抗生素以预防疾病,如预防感冒、流感或减少患IHV或炭疽热的机会。自然选择的规律决定了使用抗生素带来的筛选压力会增加抗性细菌的数量,但是各利益共同体都只看到自己滥用抗生素带来的部分后果,而并不了解全部真相。细菌也有可能以良性形式存在于人体内,这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用广谱抗生素治疗某一病人,则良性细菌将被暴露,而产生抗性品系。然后这些抗性细菌就会传播开来,影响到其他人。
人们不仅服用抗生素,还在家里使用抗菌产品,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改变其生存环境。抗生素和抗菌产品本来是研发出来供医院使用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商品陈列架上。从1990～2003年,抗菌产品从23种猛增至700多种。使用抗菌产品与抗生素耐药性之间有无直接联系目前尚无定论。但更令人关注的是,由于人们在家中使用抗菌产品,使一些原本相对无害于人体的细菌也对抗生素产生了抗性,这些细菌会将其抗性基因转移至其他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细菌。
从微生物的角度研究,人类应对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困难重重,其原因之一在于:细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抗性和表现抗性的。细菌的复制突变很常见,而细菌种类内部和细菌种类之间的基因交换也很普遍。在压力之下,比如在遭遇抗生素时,细菌突变速度加快,选择速度随之加快,并由此而产生更多的抗性机体。如果在使用某一抗生素时发生的细菌突变使这种细菌对其他抗生素也产生了抗性,就会出现交互抗性。很显然,就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而言,交互抗性更加棘手。尽管人体免疫系统可能会消除抗生素耐药性带来的某些影响,但免疫系统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生理与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作出预见与反应。微生物是否能进化,要看导致抗体产生的基因变化之适应成本是高是低,目前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是对抗izonaid的结核病之研究结果似乎认为,基因变化成本低的微生物,其进化的可能性更大。
抗生素应用于动植物
在美国,每年有800多万公斤抗生素用于动物,22000公斤抗生素用于果树,共计占美国年抗生素生产总量的40%以上,有时甚至可能占到70%。这些用于动物及果树的抗生素中约有80%～90%用于促进生长、饲料转化及预防疾病,但使用量均低于治疗剂量。
除直接接触动物(食用含抗性细菌的动物产品)外,人类感染抗性细菌的途径还很多。人们可能会因为食用了由动物粪便施肥的庄稼或者饮用了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源而感染耐抗生素的细菌;此外,人与人之间也可能传播抗性细菌。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从养猪农户身上采集的菌株中有将近26%的含抗性细菌。尽管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肉类生产商们却往往不愿意改变其使用抗生素的做法,他们担心这样一来经济效益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减少抗生素用量并不会导致生产力下降。
抗生素用于农作物也是人体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的重要原因。农用抗生素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植物,尽管如此,这些抗生素已足以使植物病原体对链霉素产生抗性,也足以使非病原体果树细菌对四环素类药产生抗性。主要的植物细菌病原体都与常见的人类病原体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相关。大范围使用抗生素,还影响到了地下水源及水果的质量,这种滥用抗生素的做法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杀虫剂的耐药性。2001年,食品与农业组织报道称,约有七百多种害虫已对杀虫剂产生耐药性。抗生素在其目标物种中选择抗性的方式与杀虫剂相似。细菌与昆虫产生耐药性的方式往往相同,即一次突变即可产生耐药性。一旦耐药性已经产生,即使不再使用某种药剂(如全球普遍减少使用DDT),也并不一定会令昆虫回到对该药剂的敏感状态;人体一旦对某种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之后,情况也是如此。
杀虫剂耐药性问题比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出现得早,有两种方法可以减缓害虫体内耐药性发展的速度:一是轮流使用不同的杀虫剂。二是使用化学合剂。这些方法(与之相似的是抗生素循环使用和多种抗生素结合治疗)能确保个体不会反复接触同一种杀虫剂或抗生素。但是,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与杀虫剂耐药性问题也有不同之处:第一,细菌与昆虫是否具有行为矫正能力;第二,人类是否能为细菌或昆虫创建“残遗种保护区”。昆虫有能力矫正自己的行为(比如,它们会躲在树叶下方,因为树叶下方杀虫剂浓度较低),而细菌却不具备这种能力。人们可以在农田的某些地方不洒农药以刺激对杀虫剂没有抗性的昆虫的生长,但是,创建对抗生素没有耐药性的细菌可以生存的“残遗种保护区”却有悖道德,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不让某些病人使用他们所需的抗生素。但限制滥用抗生素的行为有助于使敏感性细菌量增至最大。
可能有效的解决办法
为使抗生素耐药性减至最小,有生物、社会和进化论三类解决办法,而最有效的当然是将这三者相结合。
生物解决法中,结合疗法效果特佳,因为这种办法让每种药都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对抗细菌,使耐药性最小化。但是,抗生素的循环使用前景并不乐观,因为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的适应性成本并不高,而且真正的循环要求再次使用最初级的抗生剂或抗生类药。一旦如此,对这种原抗生剂的耐药性又会迅速生成。
社会解决法的首要任务是指导病人合理使用抗生素。最新研究表明,在一些国家,某些抗性细菌数量上升,是因为滥用某些抗生素造成的。每次有人服用抗生素,都有可能导致该抗生素在今后的治疗中效果更差——不仅对这次服药的这个人是这样,对其他人也同样如此。病人与医生都将抗生素概念化为一种对所有人都行之有效的药物,却都未考虑过滥用抗生素对人类的危害。
另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励消费者向生产商提出要求,责令他们以更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抗生素。麦当劳公司现在禁止其直接供应商使用“重要的医疗抗生素”作为催生素。但是,如果有少量牲畜生病了,是可以用抗生素对所有牲畜进行治疗的。然而,有关抗生素使用的法律规定效果并不明显。
生态学向生态政治学的转变
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发展,主要是由于许多人与机构的经济行为造成的。这些人和机构使用(或滥用)的抗生素越多,细菌承受的筛选压力就越大,其耐药性就发展得越快。抗生素耐药性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动力让人们关注滥用抗生素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让我们认识了微生物、植物、动物及人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过度依赖于“妙方”往往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我们会被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弄得措手不及。抗生素耐药性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中,不注重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人类的健康。从进化论角度看,自然选择令机体能适应其环境而不会仅仅偏爱某一个物种。导致抗生素耐药性产生的原因很多,因此,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及生态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流行病学,以解释政治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药物使用行为的。必须重视影响药物使用的各种人为因素,尤其应关注各国受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而出现的私人医疗机构中的医护行为。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之所以从一个生态学问题转而成为生态政治学问题,原因有二:第一,随着全球性疾病如肺结核和疟疾等的蔓延,人们已逐渐无法仅利用某一种药物来治疗这类疾病了;各利益共同体都已经明白应该转变原先对抗生素的看法。第二,亚政治鼓励人们认真消费并考察全球商品链,因为亚政治要求在国家的政治机构之外也要有政治参与。这让人们意识到,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会影响这些公司种植和养殖的方式,最终令消费者受益。抗生素耐药性的产生与贫穷和药物使用不当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农业与医疗界的许多人和机构滥用抗生素;某些抗生素产品定价过高,致使那些使用这种药效果明显的人买不起药。这类的生态政治学问题也给人类学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因为全球性的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迫使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为只是某一个体、某个政府或某家跨国公司的行为带来的恶果。
据此,笔者认为:与生态和人类行为有关的许多因素将会导致某些地区耐抗生素的细菌增多;人们可能认为自然选择机制会更有利于人类,但事实上,自然选择令适者生存,对细菌如此,对人也是如此;出于种种原因,全世界的人都在滥用或误用抗生素;家用抗菌产品促进了抗性细菌的发展;至于家用抗菌产品会对人体健康有多大的害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谈到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时,人们往往忽略抗生素用于动植物这一事实。解决全球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办法与解决早已有之的杀虫剂耐药性问题的办法具有相似之处;要在解决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各国政府高瞻远瞩并通力合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