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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业锦，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余华小说贯穿了一条暴力的主线和幻化了一个精神病人的世界，透过这个非理性的世界，我们可以窥见“文革”灾难对人性的戕害，人性的残忍与冷漠，以及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从而体现一种颠覆传统秩序、反抗现代文明、释放“爱欲”的美学内涵。
关键词：余华小说；疯癫；暴力；反抗文明
余华是80年代 “先锋小说”的主将，因其小说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的独特、新潮而蜚声文坛。他将人性的暴力、血腥、冷酷推向了极致，用一种极端的不动声色的方式将人性丑恶的一面揭露得淋漓尽致。余华小说贯穿了一条暴力的主线和幻化了一个精神病人的世界，透过这个非理性的世界，我们可以窥见“文革”灾难对人性的戕害、人性的残忍与冷漠以及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从而体现一种反抗传统秩序和现代文明、释放“爱欲”的美学内涵。
一、疯癫的世界：暴力和残忍的化身
在一个文明的时代里，非理性往往被视为不文明和病态，然而在一个文明而疯狂的年代，所谓的正常恰恰是不正常，“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1]疯癫和正常、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是被“想象”出来的，理性通过“愚人船”、大禁闭将非理性放逐，最后由医生和精神病院彻底将理性与疯癫隔绝，从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2]纵观余华小说，疯子形象无处不在。《现实一种》由四岁的皮皮失手摔死襁褓中的婴儿而打开了兄弟互相杀戮的闸门。皮皮是山岗儿子，婴儿是山峰的儿子，这本是一场小孩错手引起的事故，然而却导致了山岗山峰两兄弟疯狂而荒谬的仇杀。山峰强迫皮皮舔地上凝固的血液以发泄丧子的仇恨，这种极度变态的举动将一个疯子的非理性推向了极致，“皮皮趴在那里，望着这摊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种鲜艳的果浆”[3]在这个疯狂血腥的场面中，血的意象不仅给人带来视觉的冲击，使人感到极度恶心，而且使人感觉到一种透彻心扉的人性的悲凉。皮皮作为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在疯狂地舔着堂弟血液的同时，又在吞着自己的血液，并在这种虐他与自虐中获得快感。两兄弟两个家庭随后陷入了一种荒诞的偿命怪圈。山岗诱导山峰将其绑在树下，并把亲自熬好的肉汤涂在他的脚掌之下让狗舔，使山峰在瘙痒的大笑中慢慢断气。在这整个冷酷残忍的过程中，作为亲兄弟的山岗非但没有丝毫恐惧与愧疚之心，反而在这种残杀亲人中获得精神的快感，边笑边戏谑山峰“你高兴得呼吸都不需要了”[4]。这是一个暴力和残忍堆砌起来的疯人的世界，余华将这种暴力和残忍通过两亲兄弟两个家庭演绎到了极致。如果说这种由暴力和残忍组成的痴人世界还只是停留在家庭伦理的杀戮上，那么山岗尸体被解剖的场面则冲破家庭伦理，具有更复杂广泛的含义。山岗被枪毙后，其尸体被各科医生解剖并取走相应有价值的器官，女医生“将皮肤一张一张摊开刮了起来，她用尸体解剖刀像是刷衣服似刮着皮肤上的脂肪组织。”[5]在这里，医生们俨然成为一群精神病人，以理性著称的医生角色在这里变为非理性的残暴和血腥的代名词而受到了彻底的嘲讽，透过这个“疯人”世界，我们可以窥见理性在沦丧，传统道德在败坏，一种压抑人性的文明在崩坏。
《一九八六》通过一个疯子自残反观“文革”灾难，反思传统道德与秩序，反拨压抑人性的现代文明。小说文本讲述一个在“文革”中被迫害至疯失踪多年的历史教师突然出现在昔日的小镇，疯子昔日的妻子从和女儿通过一张废旧的纸条打开历史记忆的闸门。那泛黄的张布满血迹的纸条上赫然写着：
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先秦：炮烙、剖腹、斩、焚……
战国：抽肋、车裂、腰斩……
辽初：活埋、炮掷、悬崖……
金：击脑、棒杀、剥皮……
车裂：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栓在五辆马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躯体。
凌迟：执行时凌刀碎割。
剖腹：剖腹观心。
……
这张字条暗示历史老师对中国古代酷刑的痴迷和深究，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一种人性的残忍，这种残忍在“文革”中再次肆虐并发挥到极致。酷爱古代刑罚且颇有研究的疯子被历史的阴影所控制，在幻想中扮演施刑人和受刑人的双重角色。他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双腿，用石头砸自己的生殖器，这些酷刑分别对应字条上的劓刑、剕刑、宫刑、凌迟。疯子完全沉浸在这种施虐与受虐的幻影里，他既作为施虐的主体，又作为受虐的主体，永远活在“文革”年代整人与被整的恐怖记忆里。疯子的这种虐他与自虐的情结是“文革”带给他的精神创伤，在那个年月，无数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而他的出逃以致变疯自残，恰好是向世人重演“文革”的历史悲剧，通过一个暴力血腥的疯子形象反拨非理性的历史。在世人眼中，疯子的残暴举动是非理性的疯癫，然而现实中的无聊看客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疯子的出现使妻子提心吊胆，疯子从她家经过更是她战栗不安，生怕他会清醒过来破坏她当下宁静而“温馨”的三人之家。然而当他们看到疯子自戕致死被扔进板车拉走时，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油然升起，禁不住麻木地笑了起来。这是一张“看客”缩影图，透过这一家三口，我们仿佛可以窥见鲁迅《示众》里麻木的看客以及《孔乙己》中咸亨酒店愚钝冷漠的酒客。疯子的妻子不敢正视昔日的苦难记忆，极力希望外力毁灭这种记忆的携带者——疯子，然而疯子的死亡消失非但没有彻底解除人们的记忆枷锁，又一个疯子的出现在讽刺看客麻木冷漠的同时也嘲笑了现代文明的荒诞性。
《四月三日事件》通过一个迫害妄想症患者的挣扎和出逃嘲讽了理性世界的非理性，反拨了现代文明现存秩序对人性的压抑。文本讲述一个十八岁的迫害妄想症患者被包围在疯狂的迫害幻觉中，这些迫害和威胁成员包括他的父母、同学、邻居和陌生人等，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置他于死地的阴谋中，而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却是整个小镇公民，在阴谋来临的那一天——四月三日，疯人被迫出逃。《四月三日》和鲁迅《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透过一个非理性的疯癫者形象揭露人性的愚昧、残忍，挑战现存的道德秩序和现代文明。《四月三日事件》以一个精神病人视角建构一个对现代文明逃离的文本，寓示着现代人受现代文明压抑的一种焦虑。 余华极力描摹刻画暴力和残忍，然而暴力和残忍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只是通过暴力来反观批判理性世界中的人性、秩序和文明，疯子就自然而然成为暴力和残忍的载体。当理性开始排斥非理性，文明开始禁闭疯癫时，人性的善与恶、现代文明的合理性也就受到质疑。“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理性与非理性的模糊关系破裂了，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文明与疯癫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最终破裂、分离。余华小说文本中的疯癫者形象无法与现存的文明社会相容，只能用暴力和非理性的疯语与文明对话，因而这种交流变得抽象而不可解；文明社会也通过医生和精神病人所建立的关系与疯子对话，本身也变得无力和虚伪，余华小说的疯癫者形象所反拨的正是这种整齐划一的关系。
二、疯癫世界的建构意义：暴力的文化内涵
余华如此钟情于暴力和冷漠，和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童庆炳曾指出“一个作家的独特的童年经验郁结于心，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对其后来独特的知觉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年的定势最容易变成一种独特的眼光，在这种独特的眼光中，周围的一切都会罩上一种独特的色彩和形态。”[7]一个人的早年尤其是童年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大多心理问题都可以从童年记忆中找到根源。余华对人性残忍、暴力的体会如此深刻，显然与童年经历有关。余华父母均为医生，从小学四年级起，余华全家搬进医院里住，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在自传中回忆，几乎每晚都听到凄惨的哀悼死者的哭声，惨象见得多了，也就也就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他甚至喜欢在炎热的夏夜一个人呆在幽静而冰凉的太平间里，人间的生离死别过早地浸透到他的心灵。此外，他在随笔《最初的现实》里回忆其父母常将他和哥哥所在阁楼上，童年的他缺乏正常的家庭温暖，也就造就了他文风的冷酷、暴力和阴暗。
暴力作为余华小说建构起来的疯癫世界的破坏因子，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首先，它反拨了“文革”苦难对人性的戕害。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能承担对“文革”灾难的控诉时，以余华为首的“先锋小说”便以暴力、冷峻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对其进行透彻的反思与批判，这种以暴力和血腥建构起来的文本唤起民众对“文革”霸权话语的重新思考与警示。毫无疑问，“文革”的留给余华一代人的记忆是痛苦和深刻的，传统秩序在八十年代的失范无疑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冲击，他们被迫站在精神的废墟上思考历史的过往与未来。余华曾说过“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一个世界在某一个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8]这种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他的小说文本中表露无遗。《一九八六》里在“文革”中被迫害至疯的历史教师出现在昔日小镇时精神的创伤非但没有愈合，反而以暴力、血腥、残忍的自戕方式向“后文革”的一代还原与重温“文革”历史现场。然而讽刺的是，如此荒谬的历史记忆并没有唤起世人的警醒，反而衍生出一拨麻木无聊的“看客”。当人们在欢呼疯子的死亡时，又一个疯子的出现就彻底摧毁了理性的现存秩序。
其次，疯癫世界的暴力因子揭示了“人性恶”的普遍性。余华小说文本里疯子的幻觉暴力世界在现实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毅在一篇反思“文革”暴行的论文中记载：
“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失食的惨剧。”[9]
这是血淋淋历史事实，人性中的残忍和暴力在一个非理性的年代发挥到极致。纵观中国历代酷刑，无不充斥着种种残忍血腥的暴行，人们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以官方的面目施行暴力，这种残暴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到处飘扬着“人性恶”的旗帜。余华小说对人性残忍、麻木的一面进行不遗余力的暴露。如《现实一种》中亲兄弟、叔侄之间互相杀戮，在杀戮过程中变态地玩赏，医生对罪犯尸体的残暴解剖，无不显示着心理扭曲的疯子般的嗜血本性。余华如此钟情于暴力描写的原因，正如王彬彬所指出“他之所以那么冷静客观地描写人类之恶，是因为他已经把恶当做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认可了恶的永久性与合理性。”[10]余华小说中疯子和暴力的世界给人一种血淋淋现场感以及现实人性之恶的无处不在。暴力、残忍、冷漠已内化到人性深处，每时每刻威胁、压抑着人们的生存。
再次，疯癫与暴力是反抗现代文明的方式。现代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个体的不自由也在加剧，文明的代价总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或者自由为代价。世界大战、集中营、大屠杀、核武器和恐怖袭击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性的残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杀戮恰好发生在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刻，而人的自由或生命本能想要获得释放，就必须反抗现代文明规范下的现行统治秩序。弗洛伊德深信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他还认为人的本能和文明互相矛盾，文明的发展以牺牲本能为代价。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上述观点，认为文明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压抑恰恰为新的、合乎人性的文明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压抑性文明本身衍生出废除压抑的前提，“现存机构行将废弃，新的文明即将诞生，因为压抑持续得越厉害，就越没有必要存在。”[11]
余华小说文本以一个疯癫和暴力的世界反抗压抑性的现代文明秩序。《一九八六》以一个暴力的承载者——疯子将人们的视线导向“文革”历史的荒谬与残暴，同时嘲弄和反拨现存的文明秩序与人性的冷漠。“文革”后一代“好了伤疤忘了痛”，极力逃避和淡忘那段曾被官方指定为合法的、压抑人性的文明历史。然而余华通过疯子的残暴自戕和又一个疯子的出现，将过去的那段压抑人性的文明史以及当下由麻木“看客”们建构起来的现存秩序一一解构。《四月三日事件》以一个迫害妄想症患者为视角幻化出一个压抑人性的“吃人”的现代文明世界。在疯子的幻觉世界里，整个小镇公民都参与到策划置他于死地的阴谋，文明为了压抑、毁灭疯癫，不惜以亲情和人性为代价，将疯子的兄弟、父母、同学、邻居卷进谋杀的圈套。文明为了维护其道貌岸然的合理秩序，不但拒绝与疯子对话，而且设法将其赶尽杀绝。于是理性开始沦丧，社会秩序开始崩坏，非理性的疯子被迫在四月三日那天出逃，疯癫被文明所放逐。而疯子的被迫出走恰好是压抑性文明达到极致的表征，余华通过一个迫害幻想症者的离去向我们指出现存文明秩序荒谬的同时，也寓言了压抑性的文明注定消亡，新的文明必然来临。由于人的生命本能受到文明的多重压抑，因此只有颠覆现存文明下的社会秩序，个体才能得到解放，但文明本身却是不会被摧毁的。因为“消除这种压抑，彻底解放爱欲，就不会颠覆文明本身，而只会推翻现行社会的统治秩序。在此之后，一种没有压抑的文明就有可能诞生出来。”[12]
三、小结
总之，余华在小说里建构起的暴力与疯癫的世界，不仅颠覆了“文革”那段充满暴力与苦难的历史的合法性，以暴力、冷峻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对其进行透彻的反思与批判，唤起民众对“文革”霸权话语的重新思考与警示；而且揭示了“人性恶”的普遍性，通过小说文本将“看客”的无情与冷漠展露无遗，透过这幅残暴与冷漠的图画，我们感到一种透彻心扉的悲凉，人性恶的一面也在血腥与冷酷中暴露无遗；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余华通过一个疯癫的非理性世界反拨了这个压抑人的生命本能、人性的现代文明秩序，从而寓言一种新的合乎人性的文明的到来。
参考文献
[1] [2][6]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
[3] [4][5]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
[7] 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0.
[8] 余华. 99年余华小说新展示·自序[M].新世纪出版社，1999，7.
[9] 王毅. “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忍性的文化根源[I].北京文学，1998（9）.
[10] 王彬彬.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I].当代作家评论，1992（1）.
[11] [12]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
摘 要：余华小说贯穿了一条暴力的主线和幻化了一个精神病人的世界，透过这个非理性的世界，我们可以窥见“文革”灾难对人性的戕害，人性的残忍与冷漠，以及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从而体现一种颠覆传统秩序、反抗现代文明、释放“爱欲”的美学内涵。
关键词：余华小说；疯癫；暴力；反抗文明
余华是80年代 “先锋小说”的主将，因其小说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的独特、新潮而蜚声文坛。他将人性的暴力、血腥、冷酷推向了极致，用一种极端的不动声色的方式将人性丑恶的一面揭露得淋漓尽致。余华小说贯穿了一条暴力的主线和幻化了一个精神病人的世界，透过这个非理性的世界，我们可以窥见“文革”灾难对人性的戕害、人性的残忍与冷漠以及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从而体现一种反抗传统秩序和现代文明、释放“爱欲”的美学内涵。
一、疯癫的世界：暴力和残忍的化身
在一个文明的时代里，非理性往往被视为不文明和病态，然而在一个文明而疯狂的年代，所谓的正常恰恰是不正常，“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1]疯癫和正常、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是被“想象”出来的，理性通过“愚人船”、大禁闭将非理性放逐，最后由医生和精神病院彻底将理性与疯癫隔绝，从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2]纵观余华小说，疯子形象无处不在。《现实一种》由四岁的皮皮失手摔死襁褓中的婴儿而打开了兄弟互相杀戮的闸门。皮皮是山岗儿子，婴儿是山峰的儿子，这本是一场小孩错手引起的事故，然而却导致了山岗山峰两兄弟疯狂而荒谬的仇杀。山峰强迫皮皮舔地上凝固的血液以发泄丧子的仇恨，这种极度变态的举动将一个疯子的非理性推向了极致，“皮皮趴在那里，望着这摊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种鲜艳的果浆”[3]在这个疯狂血腥的场面中，血的意象不仅给人带来视觉的冲击，使人感到极度恶心，而且使人感觉到一种透彻心扉的人性的悲凉。皮皮作为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在疯狂地舔着堂弟血液的同时，又在吞着自己的血液，并在这种虐他与自虐中获得快感。两兄弟两个家庭随后陷入了一种荒诞的偿命怪圈。山岗诱导山峰将其绑在树下，并把亲自熬好的肉汤涂在他的脚掌之下让狗舔，使山峰在瘙痒的大笑中慢慢断气。在这整个冷酷残忍的过程中，作为亲兄弟的山岗非但没有丝毫恐惧与愧疚之心，反而在这种残杀亲人中获得精神的快感，边笑边戏谑山峰“你高兴得呼吸都不需要了”[4]。这是一个暴力和残忍堆砌起来的疯人的世界，余华将这种暴力和残忍通过两亲兄弟两个家庭演绎到了极致。如果说这种由暴力和残忍组成的痴人世界还只是停留在家庭伦理的杀戮上，那么山岗尸体被解剖的场面则冲破家庭伦理，具有更复杂广泛的含义。山岗被枪毙后，其尸体被各科医生解剖并取走相应有价值的器官，女医生“将皮肤一张一张摊开刮了起来，她用尸体解剖刀像是刷衣服似刮着皮肤上的脂肪组织。”[5]在这里，医生们俨然成为一群精神病人，以理性著称的医生角色在这里变为非理性的残暴和血腥的代名词而受到了彻底的嘲讽，透过这个“疯人”世界，我们可以窥见理性在沦丧，传统道德在败坏，一种压抑人性的文明在崩坏。
《一九八六》通过一个疯子自残反观“文革”灾难，反思传统道德与秩序，反拨压抑人性的现代文明。小说文本讲述一个在“文革”中被迫害至疯失踪多年的历史教师突然出现在昔日的小镇，疯子昔日的妻子从和女儿通过一张废旧的纸条打开历史记忆的闸门。那泛黄的张布满血迹的纸条上赫然写着：
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先秦：炮烙、剖腹、斩、焚……
战国：抽肋、车裂、腰斩……
辽初：活埋、炮掷、悬崖……
金：击脑、棒杀、剥皮……
车裂：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栓在五辆马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躯体。
凌迟：执行时凌刀碎割。
剖腹：剖腹观心。
……
这张字条暗示历史老师对中国古代酷刑的痴迷和深究，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一种人性的残忍，这种残忍在“文革”中再次肆虐并发挥到极致。酷爱古代刑罚且颇有研究的疯子被历史的阴影所控制，在幻想中扮演施刑人和受刑人的双重角色。他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双腿，用石头砸自己的生殖器，这些酷刑分别对应字条上的劓刑、剕刑、宫刑、凌迟。疯子完全沉浸在这种施虐与受虐的幻影里，他既作为施虐的主体，又作为受虐的主体，永远活在“文革”年代整人与被整的恐怖记忆里。疯子的这种虐他与自虐的情结是“文革”带给他的精神创伤，在那个年月，无数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而他的出逃以致变疯自残，恰好是向世人重演“文革”的历史悲剧，通过一个暴力血腥的疯子形象反拨非理性的历史。在世人眼中，疯子的残暴举动是非理性的疯癫，然而现实中的无聊看客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疯子的出现使妻子提心吊胆，疯子从她家经过更是她战栗不安，生怕他会清醒过来破坏她当下宁静而“温馨”的三人之家。然而当他们看到疯子自戕致死被扔进板车拉走时，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油然升起，禁不住麻木地笑了起来。这是一张“看客”缩影图，透过这一家三口，我们仿佛可以窥见鲁迅《示众》里麻木的看客以及《孔乙己》中咸亨酒店愚钝冷漠的酒客。疯子的妻子不敢正视昔日的苦难记忆，极力希望外力毁灭这种记忆的携带者——疯子，然而疯子的死亡消失非但没有彻底解除人们的记忆枷锁，又一个疯子的出现在讽刺看客麻木冷漠的同时也嘲笑了现代文明的荒诞性。
《四月三日事件》通过一个迫害妄想症患者的挣扎和出逃嘲讽了理性世界的非理性，反拨了现代文明现存秩序对人性的压抑。文本讲述一个十八岁的迫害妄想症患者被包围在疯狂的迫害幻觉中，这些迫害和威胁成员包括他的父母、同学、邻居和陌生人等，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置他于死地的阴谋中，而这个阴谋的策划者却是整个小镇公民，在阴谋来临的那一天——四月三日，疯人被迫出逃。《四月三日》和鲁迅《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透过一个非理性的疯癫者形象揭露人性的愚昧、残忍，挑战现存的道德秩序和现代文明。《四月三日事件》以一个精神病人视角建构一个对现代文明逃离的文本，寓示着现代人受现代文明压抑的一种焦虑。 余华极力描摹刻画暴力和残忍，然而暴力和残忍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只是通过暴力来反观批判理性世界中的人性、秩序和文明，疯子就自然而然成为暴力和残忍的载体。当理性开始排斥非理性，文明开始禁闭疯癫时，人性的善与恶、现代文明的合理性也就受到质疑。“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理性与非理性的模糊关系破裂了，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文明与疯癫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最终破裂、分离。余华小说文本中的疯癫者形象无法与现存的文明社会相容，只能用暴力和非理性的疯语与文明对话，因而这种交流变得抽象而不可解；文明社会也通过医生和精神病人所建立的关系与疯子对话，本身也变得无力和虚伪，余华小说的疯癫者形象所反拨的正是这种整齐划一的关系。
二、疯癫世界的建构意义：暴力的文化内涵
余华如此钟情于暴力和冷漠，和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童庆炳曾指出“一个作家的独特的童年经验郁结于心，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对其后来独特的知觉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年的定势最容易变成一种独特的眼光，在这种独特的眼光中，周围的一切都会罩上一种独特的色彩和形态。”[7]一个人的早年尤其是童年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大多心理问题都可以从童年记忆中找到根源。余华对人性残忍、暴力的体会如此深刻，显然与童年经历有关。余华父母均为医生，从小学四年级起，余华全家搬进医院里住，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在自传中回忆，几乎每晚都听到凄惨的哀悼死者的哭声，惨象见得多了，也就也就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他甚至喜欢在炎热的夏夜一个人呆在幽静而冰凉的太平间里，人间的生离死别过早地浸透到他的心灵。此外，他在随笔《最初的现实》里回忆其父母常将他和哥哥所在阁楼上，童年的他缺乏正常的家庭温暖，也就造就了他文风的冷酷、暴力和阴暗。
暴力作为余华小说建构起来的疯癫世界的破坏因子，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首先，它反拨了“文革”苦难对人性的戕害。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能承担对“文革”灾难的控诉时，以余华为首的“先锋小说”便以暴力、冷峻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对其进行透彻的反思与批判，这种以暴力和血腥建构起来的文本唤起民众对“文革”霸权话语的重新思考与警示。毫无疑问，“文革”的留给余华一代人的记忆是痛苦和深刻的，传统秩序在八十年代的失范无疑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冲击，他们被迫站在精神的废墟上思考历史的过往与未来。余华曾说过“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一个世界在某一个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8]这种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他的小说文本中表露无遗。《一九八六》里在“文革”中被迫害至疯的历史教师出现在昔日小镇时精神的创伤非但没有愈合，反而以暴力、血腥、残忍的自戕方式向“后文革”的一代还原与重温“文革”历史现场。然而讽刺的是，如此荒谬的历史记忆并没有唤起世人的警醒，反而衍生出一拨麻木无聊的“看客”。当人们在欢呼疯子的死亡时，又一个疯子的出现就彻底摧毁了理性的现存秩序。
其次，疯癫世界的暴力因子揭示了“人性恶”的普遍性。余华小说文本里疯子的幻觉暴力世界在现实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毅在一篇反思“文革”暴行的论文中记载：
“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失食的惨剧。”[9]
这是血淋淋历史事实，人性中的残忍和暴力在一个非理性的年代发挥到极致。纵观中国历代酷刑，无不充斥着种种残忍血腥的暴行，人们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以官方的面目施行暴力，这种残暴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到处飘扬着“人性恶”的旗帜。余华小说对人性残忍、麻木的一面进行不遗余力的暴露。如《现实一种》中亲兄弟、叔侄之间互相杀戮，在杀戮过程中变态地玩赏，医生对罪犯尸体的残暴解剖，无不显示着心理扭曲的疯子般的嗜血本性。余华如此钟情于暴力描写的原因，正如王彬彬所指出“他之所以那么冷静客观地描写人类之恶，是因为他已经把恶当做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认可了恶的永久性与合理性。”[10]余华小说中疯子和暴力的世界给人一种血淋淋现场感以及现实人性之恶的无处不在。暴力、残忍、冷漠已内化到人性深处，每时每刻威胁、压抑着人们的生存。
再次，疯癫与暴力是反抗现代文明的方式。现代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个体的不自由也在加剧，文明的代价总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或者自由为代价。世界大战、集中营、大屠杀、核武器和恐怖袭击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性的残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杀戮恰好发生在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刻，而人的自由或生命本能想要获得释放，就必须反抗现代文明规范下的现行统治秩序。弗洛伊德深信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他还认为人的本能和文明互相矛盾，文明的发展以牺牲本能为代价。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上述观点，认为文明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压抑恰恰为新的、合乎人性的文明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压抑性文明本身衍生出废除压抑的前提，“现存机构行将废弃，新的文明即将诞生，因为压抑持续得越厉害，就越没有必要存在。”[11]
余华小说文本以一个疯癫和暴力的世界反抗压抑性的现代文明秩序。《一九八六》以一个暴力的承载者——疯子将人们的视线导向“文革”历史的荒谬与残暴，同时嘲弄和反拨现存的文明秩序与人性的冷漠。“文革”后一代“好了伤疤忘了痛”，极力逃避和淡忘那段曾被官方指定为合法的、压抑人性的文明历史。然而余华通过疯子的残暴自戕和又一个疯子的出现，将过去的那段压抑人性的文明史以及当下由麻木“看客”们建构起来的现存秩序一一解构。《四月三日事件》以一个迫害妄想症患者为视角幻化出一个压抑人性的“吃人”的现代文明世界。在疯子的幻觉世界里，整个小镇公民都参与到策划置他于死地的阴谋，文明为了压抑、毁灭疯癫，不惜以亲情和人性为代价，将疯子的兄弟、父母、同学、邻居卷进谋杀的圈套。文明为了维护其道貌岸然的合理秩序，不但拒绝与疯子对话，而且设法将其赶尽杀绝。于是理性开始沦丧，社会秩序开始崩坏，非理性的疯子被迫在四月三日那天出逃，疯癫被文明所放逐。而疯子的被迫出走恰好是压抑性文明达到极致的表征，余华通过一个迫害幻想症者的离去向我们指出现存文明秩序荒谬的同时，也寓言了压抑性的文明注定消亡，新的文明必然来临。由于人的生命本能受到文明的多重压抑，因此只有颠覆现存文明下的社会秩序，个体才能得到解放，但文明本身却是不会被摧毁的。因为“消除这种压抑，彻底解放爱欲，就不会颠覆文明本身，而只会推翻现行社会的统治秩序。在此之后，一种没有压抑的文明就有可能诞生出来。”[12]
三、小结
总之，余华在小说里建构起的暴力与疯癫的世界，不仅颠覆了“文革”那段充满暴力与苦难的历史的合法性，以暴力、冷峻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对其进行透彻的反思与批判，唤起民众对“文革”霸权话语的重新思考与警示；而且揭示了“人性恶”的普遍性，通过小说文本将“看客”的无情与冷漠展露无遗，透过这幅残暴与冷漠的图画，我们感到一种透彻心扉的悲凉，人性恶的一面也在血腥与冷酷中暴露无遗；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余华通过一个疯癫的非理性世界反拨了这个压抑人的生命本能、人性的现代文明秩序，从而寓言一种新的合乎人性的文明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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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5]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
[7] 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0.
[8] 余华. 99年余华小说新展示·自序[M].新世纪出版社，1999，7.
[9] 王毅. “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忍性的文化根源[I].北京文学，1998（9）.
[10] 王彬彬.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I].当代作家评论，1992（1）.
[11] [12]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