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当代知名英美文学专家、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即开始在《时事公报》、《文汇报》等报刊撰稿。1947年赴美，曾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著书有《纽约客书林漫步》、《西窗漫记》等多种。
　　我是在1952年自密苏里来到纽约的。
　　我遇到的第一位谈话投机的少女是纽约大学学生卡洛儿。她娇小玲珑，母亲是犹太裔。也许由于家教关系，她喜爱读书，注意时事，思想“左”倾，与我一谈，即互相发现我们在政治思想与读书方面，兴趣相合，见解相同。不久我就经常于星期日上午去“布鲁克林高地”（高级知识分子集居地）的她的寓所喝咖啡，谈论文艺与时事。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让我一生难忘的琼恩。
　　琼恩身材纤长，金发蓝睛，完全是北欧少女风度。她与卡洛儿合住一个公寓。我首次与她见面的印象是：她俯身在地上拾物，宽大的衬衫下露出半乳，我眼睛一瞟，被她察觉，红了脸向我微笑。就在这一刹那，我突然感到我们心灵相通，触了电似的。此后我们经常约会，也不去顾及卡洛儿的醋意。
　　琼恩祖籍挪威，当时年约23岁，高高身材，颇有模特儿风度，其实她的职业是小学教师，特别喜爱儿童。她有一种相互矛盾的特性，正是这个特性把我迷上：一方面她十分正经，谈起政治与文学来头头是道，令人不得不对她的智慧拜服；另一方面她又十分爱玩，朋友众多，由于她的妩媚，为她倾倒的男友颇不少（等于我的敌手）。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经常于周末相会，赴剧院听古典音乐会，上价廉物美的意大利餐馆，在中央公园散步等等。她也喜欢中国菜，鼓励我替她做菜。我挑了一个洋葱青椒炒牛肉丝试了一下。其实我根本不会烹调，只是因为做此菜方便，切了肉丝、洋葱与青椒，放在一起用酱油与酒一起热炒即成。又煮了白饭，我们席地而食。我在这里细细描写这一段，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青年时期最罗曼蒂克的一个晚上，至今难忘。
　　今日回想，我只能责怪自己当时的天真，一堕入爱河，就想终身偕老，而人家不一定是这么想的。琼恩是个典型的见过世面的纽约女郎，年纪虽还轻，经验却老道，在与我相遇前已交过几次男友。这类社交老练的女郎的想法与男士们相同，要多多结交男子，体验生活后才能安顿下来。一年半后，我们间的感情就冷却下来，我们各自另有所钟，终于决裂。她主张婚前必须交友自由，在这方面我的思想比较守旧。我们仍经常通电话，谈论我们喜爱的文艺话题，有时偶然一遇。但我已不愿继续保持这种关系，某次在热烈争吵中我将电话挂断。她此后当然再不来电了。奇怪的是，50余年后我对她的智慧与美丽仍有深刻印象。
　　在此期间，我在国际学生会活跃，朋友众多，国籍不同，真好似是个小小联合国：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德国人，西欧、北欧、南欧人，以至非洲黑人等等，都在一起交谊，毫无争端，相互和睦得很。可是在找寻对象方面，挪威裔的琼恩已给了我很大影响。
　　我深深记得我与终身伴侣蓓琪初次相遇的印象。在一个朋友的小小公寓的派对中，我与好友汤尼（意大利人）席地靠墙而坐，旁边坐了两位高身材的金发女郎。谈话之间，我与汤尼随便地说：“我口渴了，谁替我们去取啤酒？”这两位女士马上起身说：“我们去取！”简单真爽，毫无忸怩之态。她们的自然大方，立刻吸引了汤尼与我。相谈之下，她们果然是北欧产品，茜茜里亚来自挪威，蓓琪来自瑞典。我们四人一时成为好友，经常一起出游。可惜的是茜茜里亚毕业后不久即回了奥斯陆，汤尼终于娶了来自法国的玛丽安。他于年前因癌症病逝后，我们仍与玛丽安及其三代儿女有接触。
　　蓓琪的故乡是哥本哈根对岸的马尔默，瑞典第二大城市。她的祖籍是马尔默郊外农家，北欧诸国农村往往是产生朴素、大方而美丽少女的大本营，世界顶级模特儿好像很多是北欧出身。我对蓓琪一见钟情，显然是延续了琼恩的影响。我与蓓琪相识时就发现她与琼恩的最大相异处是她从不计较我对她的款待，什么都要为我省钱。某次看了电影出来，我正在犹豫到哪个餐馆进食，她看到附近有家麦当劳，就一溜烟推门进去，其实我并不欣赏那些廉价的汉堡包，宁愿找一家意大利餐馆（我特别喜爱蛤蜊通心粉）或中国菜馆，纽约城中多得是。
　　蓓琪学的是医药化验，在马尔默市立医院实习后，来纽约大学医学院进修。我们相识时她正在纽约一医院当化验师（女儿碧雅就是在那所医院出生），经常在周末与我相会。她不像琼恩那样喜爱出外游乐，甘愿坐在那小小的公寓中静坐闲谈或看书（那时黑白电视尚是新奇事物，我尚未购置，一般知识分子以为看电视太浪费读书的时间）。由于她的工作时间不正常，我索性给她一把钥匙，使她随时可进入我的公寓。不久之后，我每次工作回家，一见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知蓓琪来过，有时还可以在冰箱中发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如此的行为，令我深深感动，但是我们从未论及嫁娶。
　　她有个名叫安特丽的比利时籍好友，曾是她在马尔默医院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分手之后一直通信。某次，蓓琪与我闲谈之时，提起安特丽受非洲某国一所大医院高薪雇佣，要她介绍一些欧美医药化验专家。安特丽问她有没有意向去非洲工作。蓓琪告诉我，她正在考虑，因安特丽乃是她的挚友，非常可靠，前往非洲不是问题。
　　蓓琪此言，把我这个正在享受光棍生活的傻瓜一下子击醒。我已30出头，应该是想到终身伴侣的时候了，如果于此时将一个性格如此善良、简朴、体贴的女性放手，以后还会再有机会遇到同样的福气吗？我听她说后，开始还是无所谓、不在意的态度，而通宵思索之后，我想我不在意的态度一定伤了她的心，第二天马上打电话请她过来，向她道歉，说她不能去非洲，因我无意随她去非洲，而我一心想与她终身偕老，这无异是求婚。她说她要考虑一下。数天后，她告诉我她已通知安特丽，谢绝了她的邀请。那个时期，非洲各国要求独立，乱事众多，很不安宁，我们与安特丽通信数次后，就没有了音信。我们另有一个也是女性的瑞士好友，被联合国派去非洲任事，后来不知去向，音讯全无。
　　1961年4月2日，愚人节后一天，我们在雪花纷飞下，在我家附近一个教堂成婚，只请了几个好友证婚，婚礼后在一朋友家饮香槟庆祝。那恰是肯尼迪当选总统就职的第一年，美国全国充满乐观气象。过去半个世纪来，美国政治与国际时势经过多次变化。屈指一算，写此文时刚进入2011年，也恰是我们的金婚纪念年。
　　友人们半开玩笑似地指我受蓓琪“要去非洲”一言的威胁，被逼上梁山。瑞典亲戚后来告诉我说，她们以为一定是蓓琪怀了孕，叫我无路可退，才放弃了光棍生活。两个揣测当然都是错误的，我一直在庆幸自己的幸福，而碧雅直到我们成婚6年后才出世。
　　（摘自学林出版社《2011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