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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革命、南昌起义和上海早期的工人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乃至解放战争，黄慕兰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和中共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百科全书”与“党的奇兵”!她也曾多次被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小说作品当中。
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黄慕兰一次次别夫离子、含泪上路，在洪流中独自顽强地奋斗，倾己之家业、财产和社会关系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尽管多次入狱，但是丝毫没有动摇她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信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近年来，《潜伏》《风声》《旗袍》《借枪》等谍战片受影视界热捧，引发了人们对谍战英雄的崇敬与怀念。其中许多“女谍”主角身上重叠了多位谍战女英雄的影子。这些热播的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影视作品看起来故事过于戏剧化，其实是曾经许多人，也包括黄慕兰亲身经历的真实历史。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过：“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正是黄慕兰，第一个将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转移，使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样是她，最先向周恩来献策反击“脱党”谣言，而且是具体行动的执行者，委托法国籍律师办理周少山启事，驳斥和揭露了敌人污蔑我党的内幕背景。
“地下奇兵"出自书香名门
“犹忆周南当日景，思源亭畔飘香，红墙碧草柳成行。剑凡堂内外，学子正欢腾。脉脉朝阳桃李意，英才遍布三江，百年磨血励书香。云帆风正足，豪唱起新航。”这是黄慕兰写的《临江仙·母校百年喜赋》，词中对母校长沙周南女校当年校园情景历历在目。
黄慕兰，原名彰定，字淑仪。1907年7月17日，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在我出生的那时，我家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是个贫儒之家。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了两个妹妹、6个弟弟，但有1个妹妹和1个弟弟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没有受过缠小脚之苦。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念唐诗，我很快就能背诵如流。小学时，我的国文、体操以及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好，毕业时荣获第一名。”
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省会长沙周南女校渎书。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进周南后，班主任常把我写的作文张贴到墙上去，向同学们推荐表彰。当时，大家都选我去编写校刊，也就是壁报。”求学时的黄慕兰正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间点上，“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后来，黄慕兰因母病退学在家自学，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
“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环的二世祖。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北伐前夕，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赴汉口投身于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在一次集会上，她充当了宋庆龄的扩音器，宋每说一句话，她都重复一次。1926年黄慕兰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凭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热烈地追求。郭沫若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她的人生经历。
当年，黄慕兰差点被同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因肩负3个职务和10多个头衔而无法脱身。“我如果去了。我就是蒋经国的同学了。”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同年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意见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一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我们到了江西大旅社后，见到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黄慕兰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父母为她保守机密，对外说已出国留学了。
黄慕兰说，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去接头的地点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远，就坐黄包车，回来不能停在机关门口，要在距离稍远处下车，观察一下附近有没有人注意或跟踪自己后才能返回机关。”
交通员工作不但辛苦，而且相当危险，若有意外情况全靠自己随机应变。黄慕兰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如果安全，窗口摆一盆花。“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唉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后悄然离开，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黄慕兰回忆说，当年开会时，做秘书的不做记录，以防敌人突然来搜查而泄露机密。
1928年黄慕兰的儿子出生才3天时，她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 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竞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太像。”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二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积极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夫人，乘游轮，将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从香港运到上海交给了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直到巾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共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此时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遗孤。
最先报告向忠发叛变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同年1月，因“左”倾错误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巾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上海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个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会不会是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潘汉年站了起来：“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中央特科派了两名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
果然，当晚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了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中共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那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印刷所，结果被向忠发领来的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回来汇报了上述情况后，党中央确认就是向忠发叛变了。
第二天，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是周恩来要见她。黄慕兰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一切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 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
黄慕兰说，这样恐怕不太妥当，因为她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她又从哪里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会暴露身份，势必会对营救工作造成不利。当时，周恩来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
黄慕兰说，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周恩来说：“如此很好。”离开前，周恩来还表扬黄慕兰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为党立了一大奇功!他还嘱咐黄慕兰，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
过了几天，黄慕兰就去找陈志皋谈此事，那时黄慕兰和他聊的话题很多，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之外，几乎什么都谈。黄慕兰在他书房里看到书架上有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还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中译本，就谈起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还谈到马克思也当过律师。他们平时的谈话，大都是讨论所看过的书和当时报上的新闻时事，这样谈着谈着，黄慕兰就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哎!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谈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
陈志皋说：“你想知道吗?”黄慕兰说：“当然啦!那天曹炳生好像只说了开头，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像听说书的人一样，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就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陈志皋说：“我打个电话问小曹就知道了。”没几天，他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黄慕兰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发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大人物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处决’。审讯他的人接着发去第二份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暂缓处决’的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份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
黄慕兰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既已叛变投敌，他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肯定还会继续出卖党的机密。他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中共堵住了这个大缺口。得知这些情况后，黄慕兰的心里算是暂时踏实了下来，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向周恩来献策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当时，邓颖超抓到的是1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5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0日、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都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骗人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组织。
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用作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黄慕兰晚年回忆说：“这个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 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那个启事中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年仅38岁的张冲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讯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竞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和陈志皋结为夫妻。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吕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人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到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黄慕兰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文革’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措施，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到了80年代，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移居杭州。
晚年，黄慕兰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她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对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电视剧很有兴趣。有人说，老人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黄慕兰蕙质兰心，常常坐在撒满阳光的书桌旁，写上一两首小诗，字迹隽秀。尽管老人曾经下过狱、受过苦，一生传奇，然而身边的保姆说，心态平和的老人有时可爱得就像个孩子。
责任编辑 万强
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黄慕兰一次次别夫离子、含泪上路，在洪流中独自顽强地奋斗，倾己之家业、财产和社会关系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尽管多次入狱，但是丝毫没有动摇她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信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近年来，《潜伏》《风声》《旗袍》《借枪》等谍战片受影视界热捧，引发了人们对谍战英雄的崇敬与怀念。其中许多“女谍”主角身上重叠了多位谍战女英雄的影子。这些热播的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影视作品看起来故事过于戏剧化，其实是曾经许多人，也包括黄慕兰亲身经历的真实历史。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过：“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正是黄慕兰，第一个将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转移，使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样是她，最先向周恩来献策反击“脱党”谣言，而且是具体行动的执行者，委托法国籍律师办理周少山启事，驳斥和揭露了敌人污蔑我党的内幕背景。
“地下奇兵"出自书香名门
“犹忆周南当日景，思源亭畔飘香，红墙碧草柳成行。剑凡堂内外，学子正欢腾。脉脉朝阳桃李意，英才遍布三江，百年磨血励书香。云帆风正足，豪唱起新航。”这是黄慕兰写的《临江仙·母校百年喜赋》，词中对母校长沙周南女校当年校园情景历历在目。
黄慕兰，原名彰定，字淑仪。1907年7月17日，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在我出生的那时，我家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是个贫儒之家。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了两个妹妹、6个弟弟，但有1个妹妹和1个弟弟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没有受过缠小脚之苦。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念唐诗，我很快就能背诵如流。小学时，我的国文、体操以及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好，毕业时荣获第一名。”
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省会长沙周南女校渎书。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进周南后，班主任常把我写的作文张贴到墙上去，向同学们推荐表彰。当时，大家都选我去编写校刊，也就是壁报。”求学时的黄慕兰正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间点上，“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后来，黄慕兰因母病退学在家自学，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
“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环的二世祖。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北伐前夕，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赴汉口投身于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在一次集会上，她充当了宋庆龄的扩音器，宋每说一句话，她都重复一次。1926年黄慕兰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凭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热烈地追求。郭沫若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她的人生经历。
当年，黄慕兰差点被同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因肩负3个职务和10多个头衔而无法脱身。“我如果去了。我就是蒋经国的同学了。”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同年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意见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一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我们到了江西大旅社后，见到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黄慕兰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父母为她保守机密，对外说已出国留学了。
黄慕兰说，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去接头的地点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远，就坐黄包车，回来不能停在机关门口，要在距离稍远处下车，观察一下附近有没有人注意或跟踪自己后才能返回机关。”
交通员工作不但辛苦，而且相当危险，若有意外情况全靠自己随机应变。黄慕兰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如果安全，窗口摆一盆花。“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唉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后悄然离开，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黄慕兰回忆说，当年开会时，做秘书的不做记录，以防敌人突然来搜查而泄露机密。
1928年黄慕兰的儿子出生才3天时，她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 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竞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太像。”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二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积极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夫人，乘游轮，将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从香港运到上海交给了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直到巾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共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此时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遗孤。
最先报告向忠发叛变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同年1月，因“左”倾错误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巾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上海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个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会不会是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潘汉年站了起来：“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中央特科派了两名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
果然，当晚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了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中共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那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印刷所，结果被向忠发领来的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回来汇报了上述情况后，党中央确认就是向忠发叛变了。
第二天，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是周恩来要见她。黄慕兰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一切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 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
黄慕兰说，这样恐怕不太妥当，因为她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她又从哪里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会暴露身份，势必会对营救工作造成不利。当时，周恩来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
黄慕兰说，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周恩来说：“如此很好。”离开前，周恩来还表扬黄慕兰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为党立了一大奇功!他还嘱咐黄慕兰，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
过了几天，黄慕兰就去找陈志皋谈此事，那时黄慕兰和他聊的话题很多，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之外，几乎什么都谈。黄慕兰在他书房里看到书架上有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还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中译本，就谈起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还谈到马克思也当过律师。他们平时的谈话，大都是讨论所看过的书和当时报上的新闻时事，这样谈着谈着，黄慕兰就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哎!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谈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
陈志皋说：“你想知道吗?”黄慕兰说：“当然啦!那天曹炳生好像只说了开头，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像听说书的人一样，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就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陈志皋说：“我打个电话问小曹就知道了。”没几天，他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黄慕兰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发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大人物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处决’。审讯他的人接着发去第二份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暂缓处决’的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份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
黄慕兰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既已叛变投敌，他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肯定还会继续出卖党的机密。他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中共堵住了这个大缺口。得知这些情况后，黄慕兰的心里算是暂时踏实了下来，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向周恩来献策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当时，邓颖超抓到的是1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5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0日、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都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骗人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组织。
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用作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黄慕兰晚年回忆说：“这个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 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那个启事中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年仅38岁的张冲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讯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竞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和陈志皋结为夫妻。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吕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人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到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黄慕兰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文革’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措施，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到了80年代，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移居杭州。
晚年，黄慕兰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她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对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电视剧很有兴趣。有人说，老人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黄慕兰蕙质兰心，常常坐在撒满阳光的书桌旁，写上一两首小诗，字迹隽秀。尽管老人曾经下过狱、受过苦，一生传奇，然而身边的保姆说，心态平和的老人有时可爱得就像个孩子。
责任编辑 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