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的学问和所做的事情是为中国文化谋长远、谋大局，他的视野没有局限在个人事业当中，这是他事业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他做了三件大事情。第一个是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著述、主编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论》《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佛教史》等重要的著作，这一批具有开创性，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奠定了基础，这是一项工作。第二个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动辄数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纂，保护、抢救了祖国文化遗产，目的是为后人研究留下系统资料。第三个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领导国家图书馆发展，为国家图书馆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是关系中华文化发展长远的大事，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文集》的编纂，对学者来说可谓是个人学术的牺牲，但是任老都承担下来了。这些不但体现了其深厚学术能力功底，而且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
　　任先生既是著名大学问家，也是学术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的研究工作和学术工作是和大量的引导工作和组织工作一起进行的，他在学术过程中参与了一批研究机构、学科的建设、筹建，用很大的精力来做，从头到尾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带出一批学术后来人。他的努力促进了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队伍的形成，他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们几代人。
　　任先生从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始终不渝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著作、全部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宗教、历史学的最高水平。任先生坚持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宗教研究者与无神论者在他那里融成一个有机整体。在任先生那里把宗教的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者非常完美地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唯物主义无神论备受质疑，宗教向党的侵蚀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任先生科学无神论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战斗的光芒。对今后的研究宗教工作以及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来说，我觉得很有现实的、充分的启迪意义。
　　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讲了比较多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的建设，但是需要更多哲学思考。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过程当中，对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见解。在我们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工作的开展过程当中，在宗教统一建设当中，对宗教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这些都需要我们更好的学习、继承前人，包括任继愈先生的研究成果，从中受到教诲和启迪。我认为任继愈先生的著作，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宝库，也是我们实际工作当中，新的研究工作当中的基地。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