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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南民间叙事长诗的生成，是历史因素、地域因素和文化因素三者共同作用后的一个结果，清末小说和戏曲的盛行及其影响扩张为诗歌叙事性的获得提供了基础，封闭的地域使得民间诗歌和叙事艺术有了结合并深入播撒的可能，而鄂南独有的山鼓艺术和民间小调又进一步扩充了其诗歌篇幅，在此综合作用下，鄂南民间叙事长诗得以形成。
关键词：鄂南民间叙事长诗 口传文学 山鼓 民间小调
作为一种文化样式，鄂南民间叙事长诗的特点有三：一、它是叙事诗，这在我国固有的抒情诗传统中显得极为触目，须知我国早在上古年间便确立了“诗言志”的传统，诗歌被认定为是表现情志、表现“心之所之”的文体，与叙事关联不大。虽然也有《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一类的作品，但基本上都是特例存在，而非普遍现象。二、它篇幅极长，中国古诗多为短诗，《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不过几百句便被人惊为巨制，而鄂南民间叙事诗短则数百句，长则近两千句。如篇幅最少的《熬川记》有264句，共1760字，而代表作《双合莲》则有1805句，共12635字。三、它生命力旺盛，直至如今，依然有人在创作、传唱。如《熬川记》所记载的是当地于20世纪80年代真实发生的爱情悲剧，后被歌手创作出来，一直传唱至今，而其内容也在不断的传唱中被不断完善。
那么，鄂南民间叙事长诗是怎么形成的，它为何与中国固有的诗歌传统有如此大的差异？
一、历史因素
叙事性是鄂南民间长诗最大的特点，但从现存的文本遗留上看，叙事长诗并非在历史早期便已出现；相反，大量的事实均证明只是到了清朝末期后，叙事长诗作为一种民间文学样式方始成型，而乾隆五十三年的《小樱桃》手抄本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早的文本遗留。在那之前，五句子的语言特征和长于抒情的风格是鄂南山歌与其他地区的山歌共有的特征。由此可见，鄂南民间长诗的出现是突变性质的而非渐变性质的。问题是，导致这一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不难看出，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源是清朝后期小说和戏曲的盛行。相比诗词歌赋等抒情类的作品，我国的叙事类作品成熟较晚，鲁迅有言“至唐始有意为小说”，即至唐代我国的小说创作才得以成熟，但当时的唐传奇还是一种文言短篇小说，它之所以能成熟在于它能成为精英文人博取科举功名而进行“行卷”的工具，因此它的接受对象只能是精英文人，文言的方式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到妇孺能解。之后的宋元话本虽然在语言上转为了白话，但它的产生依赖于繁荣的城市经济，与话本共生的“说话”活动本身是一种满足了温饱后的娱乐活动，因此其受众虽较唐代为广，却也有其极限，非经济发达地域难以一睹其风采。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到了清朝中期后，随着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的盛行，叙事文学的传播开始深入全国，并影响到传统的口传文学。
而清朝末年，也是地方戏曲开始形成并布满全国并与底层人民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时期。在鄂南，地方戏曲有采茶戏、高腔花鼓戏、提琴戏等。而据今人考证，通山的采茶戏本于黄梅采茶戏，于乾隆、嘉庆年间传入通山。还有咸宁的高腔花鼓戏，也是“我国昆腔、梆子腔、高腔及皮簧四大声腔之一的高腔戏与湖北、湖南一带的民间花鼓戏嫁接、改造演变而来”{1}。其成熟也在清朝嘉庆（1810年左右）年间。至于崇阳的提琴戏与岳阳花鼓戏等的亲缘关系和流传历史就更是为人所熟知了。
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地方戏曲一方面是口头传唱的，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叙事体裁，前者使得它与民间山歌发生了天然联系，而后者则对山歌发生了影响，促使民间山歌在抒情成分外进一步演化出叙事成分，民间叙事诗得以成熟。纵观鄂南的民间叙事诗，除了一些描绘鄂南本土故事的诗歌外，其中的一些故事如《沉香》《梁山伯与祝英台》《乌金记》《四姐闹东京》等均为地方戏曲中的旧有篇目，前两篇在各地的戏曲中均有，而后两篇则是黄梅戏的经典篇目，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戏曲对叙事诗的直接影响。
因此，鄂南民间叙事长诗的出现与小说和戏曲盛行有关，它本身的形成不同于我国文学历史上常见的由世俗走向精英这一历程，而是一种相反化的由精英走向世俗。这一状况与清朝末年这个关键的时期节点密不可分。
二、地域因素
如果说清朝中期小说和戏曲的兴起是影响鄂南民间诗歌出现叙事因素的根本原因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相比民间叙事长诗这种艺术样式，小说和戏曲明显艺术性更足、叙事性更好，为何在小说和戏曲已经高度成熟的情况下，刚刚产生叙事因素不久的民间叙事长诗非但没有在竞争中夭折，反而能一路壮大，成为鄂南地区所特有且不容忽视的艺术存在呢？
应当说这与鄂南地区的地域因素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从艺术的发展状况来看，不能否认小说和戏曲是更为完美也更富有娱乐性的叙事艺术形式，然而这两种艺术样式的生产和接受，也是限制多多。要创作小说，需要创作者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而接受小说，至少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和文化知识。至于戏曲，其限制更多，演员的培养必须从小做起，伴奏班子的技能训练也非旦夕之功，更不提各种行头、道具的花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戏曲显然不可能是贫穷人家的娱乐，唯有吃喝不愁、达到小康标准的人家才可能成为戏曲的欣赏者与消费者。换言之，小说和戏曲这种高级艺术、高等娱乐的发达，与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事实上，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之所以能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与产生这些戏曲的地域的经济繁华状态息息相关。
然而，鄂南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古代它在经济发展上颇为不易，鄂南大部分地区多山，号称“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土地为家园”，且处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交界处，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较远，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长期落后。而浅薄的经济基础反作用于艺术发展之上，便是如小说和戏曲这类在精英文人看来颇为通俗的艺术样式在鄂南难以得到广泛的接受，毕竟它们的接受必须要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较好的家庭收入的人群为基础。相比之下，民间叙事长诗的接受成本极低，它以方言俗语加以演唱，真正是妇孺能解，哪怕接受者没有获得基础教育。它是活在人民群众口头的民间文学，欣赏者不需要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便能获得。也许在“通州大邑”中，有教育基础和经济实力的人们更愿意去欣赏形式上更精巧、更复杂的艺术样式，但对于为重重山脉阻隔的普通鄂南百姓而言，看起来原始的民间长歌更符合他们的要求，也更有接受的基础和天然的亲近感。
关键词：鄂南民间叙事长诗 口传文学 山鼓 民间小调
作为一种文化样式，鄂南民间叙事长诗的特点有三：一、它是叙事诗，这在我国固有的抒情诗传统中显得极为触目，须知我国早在上古年间便确立了“诗言志”的传统，诗歌被认定为是表现情志、表现“心之所之”的文体，与叙事关联不大。虽然也有《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一类的作品，但基本上都是特例存在，而非普遍现象。二、它篇幅极长，中国古诗多为短诗，《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不过几百句便被人惊为巨制，而鄂南民间叙事诗短则数百句，长则近两千句。如篇幅最少的《熬川记》有264句，共1760字，而代表作《双合莲》则有1805句，共12635字。三、它生命力旺盛，直至如今，依然有人在创作、传唱。如《熬川记》所记载的是当地于20世纪80年代真实发生的爱情悲剧，后被歌手创作出来，一直传唱至今，而其内容也在不断的传唱中被不断完善。
那么，鄂南民间叙事长诗是怎么形成的，它为何与中国固有的诗歌传统有如此大的差异？
一、历史因素
叙事性是鄂南民间长诗最大的特点，但从现存的文本遗留上看，叙事长诗并非在历史早期便已出现；相反，大量的事实均证明只是到了清朝末期后，叙事长诗作为一种民间文学样式方始成型，而乾隆五十三年的《小樱桃》手抄本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早的文本遗留。在那之前，五句子的语言特征和长于抒情的风格是鄂南山歌与其他地区的山歌共有的特征。由此可见，鄂南民间长诗的出现是突变性质的而非渐变性质的。问题是，导致这一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不难看出，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源是清朝后期小说和戏曲的盛行。相比诗词歌赋等抒情类的作品，我国的叙事类作品成熟较晚，鲁迅有言“至唐始有意为小说”，即至唐代我国的小说创作才得以成熟，但当时的唐传奇还是一种文言短篇小说，它之所以能成熟在于它能成为精英文人博取科举功名而进行“行卷”的工具，因此它的接受对象只能是精英文人，文言的方式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到妇孺能解。之后的宋元话本虽然在语言上转为了白话，但它的产生依赖于繁荣的城市经济，与话本共生的“说话”活动本身是一种满足了温饱后的娱乐活动，因此其受众虽较唐代为广，却也有其极限，非经济发达地域难以一睹其风采。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到了清朝中期后，随着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的盛行，叙事文学的传播开始深入全国，并影响到传统的口传文学。
而清朝末年，也是地方戏曲开始形成并布满全国并与底层人民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时期。在鄂南，地方戏曲有采茶戏、高腔花鼓戏、提琴戏等。而据今人考证，通山的采茶戏本于黄梅采茶戏，于乾隆、嘉庆年间传入通山。还有咸宁的高腔花鼓戏，也是“我国昆腔、梆子腔、高腔及皮簧四大声腔之一的高腔戏与湖北、湖南一带的民间花鼓戏嫁接、改造演变而来”{1}。其成熟也在清朝嘉庆（1810年左右）年间。至于崇阳的提琴戏与岳阳花鼓戏等的亲缘关系和流传历史就更是为人所熟知了。
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地方戏曲一方面是口头传唱的，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叙事体裁，前者使得它与民间山歌发生了天然联系，而后者则对山歌发生了影响，促使民间山歌在抒情成分外进一步演化出叙事成分，民间叙事诗得以成熟。纵观鄂南的民间叙事诗，除了一些描绘鄂南本土故事的诗歌外，其中的一些故事如《沉香》《梁山伯与祝英台》《乌金记》《四姐闹东京》等均为地方戏曲中的旧有篇目，前两篇在各地的戏曲中均有，而后两篇则是黄梅戏的经典篇目，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戏曲对叙事诗的直接影响。
因此，鄂南民间叙事长诗的出现与小说和戏曲盛行有关，它本身的形成不同于我国文学历史上常见的由世俗走向精英这一历程，而是一种相反化的由精英走向世俗。这一状况与清朝末年这个关键的时期节点密不可分。
二、地域因素
如果说清朝中期小说和戏曲的兴起是影响鄂南民间诗歌出现叙事因素的根本原因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相比民间叙事长诗这种艺术样式，小说和戏曲明显艺术性更足、叙事性更好，为何在小说和戏曲已经高度成熟的情况下，刚刚产生叙事因素不久的民间叙事长诗非但没有在竞争中夭折，反而能一路壮大，成为鄂南地区所特有且不容忽视的艺术存在呢？
应当说这与鄂南地区的地域因素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从艺术的发展状况来看，不能否认小说和戏曲是更为完美也更富有娱乐性的叙事艺术形式，然而这两种艺术样式的生产和接受，也是限制多多。要创作小说，需要创作者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而接受小说，至少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和文化知识。至于戏曲，其限制更多，演员的培养必须从小做起，伴奏班子的技能训练也非旦夕之功，更不提各种行头、道具的花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戏曲显然不可能是贫穷人家的娱乐，唯有吃喝不愁、达到小康标准的人家才可能成为戏曲的欣赏者与消费者。换言之，小说和戏曲这种高级艺术、高等娱乐的发达，与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事实上，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之所以能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与产生这些戏曲的地域的经济繁华状态息息相关。
然而，鄂南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古代它在经济发展上颇为不易，鄂南大部分地区多山，号称“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土地为家园”，且处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交界处，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较远，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长期落后。而浅薄的经济基础反作用于艺术发展之上，便是如小说和戏曲这类在精英文人看来颇为通俗的艺术样式在鄂南难以得到广泛的接受，毕竟它们的接受必须要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较好的家庭收入的人群为基础。相比之下，民间叙事长诗的接受成本极低，它以方言俗语加以演唱，真正是妇孺能解，哪怕接受者没有获得基础教育。它是活在人民群众口头的民间文学，欣赏者不需要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便能获得。也许在“通州大邑”中，有教育基础和经济实力的人们更愿意去欣赏形式上更精巧、更复杂的艺术样式，但对于为重重山脉阻隔的普通鄂南百姓而言，看起来原始的民间长歌更符合他们的要求，也更有接受的基础和天然的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