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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金会洙（Hoisoo Kim）：韩国全南大学（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师范大教育系教授、平生教育院院长、韩国公立大学平生教育协会理事长。曾任韩国教育信息协会（Korean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会长，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MEST，The Korean Ministry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智能教育咨询委员会成员。
他早年在韩国全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在认知神经科学与技术（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E-learning学习、活动理论、教育信息化政策比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年，他研究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泛在学习（U-learning）背景下的教学模型、学习策略等内容的探索与实践。也正是由于他的学术背景，使得他的研究既有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保持着理智与思辨。在国际各类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对话嘉宾：
李伟：副教授，现为温州大学教育技术系教师。曾参与温州大学与韩国全南大学合作项目“对韩汉语网络课程开发与教材制作”，参与多门省级、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制作。是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设计”的主讲教师，浙江省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主讲教师，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聘为《中国基础教育学科年鉴信息技术卷》栏目编辑。主要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学习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她热爱教学，曾获得浙江省青年教师教学设计一等奖，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优秀奖，作为主要成员获得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她关注基础教育信息化，积极参与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的推广和培训工作。
中韩两国电子教材的发展现状
李伟：金教授，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的邀请，参与这场关于电子教材在中韩两国发展与应用的对话。随着电子书技术的发展，电子教材形态的日益丰富，许多国家在电子教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和实验。我知道，韩国是比较早推广和应用电子教材的国家。您能否介绍一下电子教材在韩国中小学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一下您对电子教材的看法。
金会洙：好的，感谢你的邀请。韩国电子教材开发历史可以追溯到1997年。到目前为止，主要经历了三代发展：第一代电子教材如果从使用效果来看，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当时的电子教材更多地类似于将书本转化为电子版本的内容，并以光盘的形式发给学生。由于内容设计方面的问题，它对教师和学生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二代电子教材从内容表现来看，多媒体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常见的有视频、音频、图片等。电子教材的内容被打包到iPad中，学生打开平板电脑就可以使用。但是第二代电子教材的内容开发不是由教育部自己的团队完成的，而是委托企业去开发，教育部只负责提供资金。企业在开发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教育规律不熟悉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效果并不理想，这个时候新一代电子教材也正在酝酿中。所以第二代电子教材使用的时间较短，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期。第三代电子教材与之前的电子教材的概念有所不同，它是以建构主义的理念来指导开发的，将所有教师和学生能用到的资源，如多媒体学习资源、测评材料等都放到网络上，学生可以用任何一种平台使用这些资源支持自主学习，资源的设计方面也从吸引学生的角度考虑，将动画、漫画等融合到教学内容中，以增加电子教材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选取、组织网络上的资源来实施教学。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定义的数字教科书是指，“能够在学校和家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用，可利用视频和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将参考书、习题集和专业词典等合并到现有教科书中，拥有多种多样的互动性，可供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特性、能力等学习的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出现，韩国电子教材的外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电子教材最核心的价值应当是对学生自主学习活动、个性化学习活动、探究学习的支持，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及优秀学习资源的共享。
李伟：听完您的介绍，我感觉韩国电子教材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数字化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广。
金会洙：确实是这样。1996年，韩国制定了在教育中使用ICT政策的国家计划。目前是后续的第四阶段计划的教育信息化政策。韩国提出了“SMART智慧教育”发展战略，即韩国学校的SMART教育（S——self-directed，自我导向；M——motivated，兴趣；A——aptitude，能力与水平；R——resource enriched，丰富的资源；T——technology-embedded，技术应用）。SMART教育提出的策略之一就是“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应用”，即发展数字课本与应用程序，克服印刷课本的限制，提高教学课堂质量，实施个性化学习。在SMART教育中，学生能利用因特网和电子课本提供的海量资源，将教室扩展到地铁、博物馆以及校外任何具备教育功能的公共场所。
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也参观了一些中小学校，看到中国的信息化建设非常快，也非常好。那么电子教材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李伟：近年来，多种形态的电子教材被广泛地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以及学生课后的自主学习活动中。尤其是手持终端设备的快速发展，为电子教材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契机。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相较于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课后利用手机、平板等设备利用电子教材自主学习的情况更加普遍。中国政府在电子教材开发和出版方面也给予了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例如，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研发的手持式电子教材在多所学校开展了实验，千余名学生参与了实验课程；201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基础教育电子教材发展战略的调研，并于2013年8月出版了《中国基础教育电子教材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我国电子教材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从2010年开始，上海、北京、成都、大连、郑州等一些城市的中小学，先后开始了电子课本以及电子书包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正如您所说，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电子教材的内容和学习体验，丰富了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学生可以边学习边做练习，并且能够得到及时反馈以及个性化学习内容推送；从最近开发的一些电子教材来看，它还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社会性体验。学生利用电子教材学习的过程，不再是一个个体的独立学习行为，而是可以随时发起讨论、发表评论。慕特（Massive Open Online Textbook，大范围开放在线教科书）、云教材、立体教材等概念的提出也不断充实着电子教材原有的概念和内涵。
中韩两国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及影响因素
李伟：到目前为止，韩国对电子教材的推广应用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那韩国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对电子教材的认可度以及使用效果如何？
金会洙：事实上，从韩国三代电子教材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韩国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对电子教材有一个适应和认可的过程。目前，由于电子教材中音频、视频等内容的丰富，动漫等趣味表现形式的融合以及教师和学生具有自主选择性，电子教材得到了一定认可。在韩国首尔的一些“智能化学校”中，由于有无线网络覆盖，学生可以直接打开与教学进度同步的多媒体教材，还可以通过手中的平板电脑和教师进行交互，课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水平布置不同程度的学习任务。
针对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韩国共举行过四次效果验证讨论会，特别是在第四次电子教材效果验证讨论会上，对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分学科（如科学、社会等）地进行了验证，如果按照电子教材的逻辑来开展学习，学生的自我探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都能得到一定提高，并且形成一些较为成熟的教学模型和学习模型。
但是韩国学生的学业负担非常重，尤其到了中学阶段就开始面临高考的压力。而目前的高考并不会考查学生的探究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侧重于考察记住了多少知识。因此，在第四次验证讨论会后，虽然给了学校和教师自主选择使用电子教材的权利，但是只有200多所学校选择使用电子教材，这比预期的要少。
李伟：中国同样也存在类似韩国“高考指挥棒”的问题。而且中国家长还会担心孩子在利用电子教材学习的过程中上网、打游戏等，担心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和身体健康。金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韩国的电子教材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受到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限制了教师和学生的使用，是这样吗？
金会洙：高考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进行第三次电子教材效果验证讨论会时，我是审查委员长，负责组织这次效果验证，当时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不比纸质教材的使用效果差”。所以关于第三代电子产品还是有很多遗憾的，我想这些遗憾也可以给中国电子教材的开发和使用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教师和学生可以使用的资源还是有限的，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无法满足需求。这是因为受到著作版权的限制，如EBS（教育广播电视台）的资源可以使用，但是KBS、SBS等的很多优秀资源却不能使用，所以很多较成熟的、很好的资源不能放到网络上供学生使用。再如，一些“问题银行”（类似于“问题库”，就是把学生在学习中常见的问题或者学科中的一些问题收集、整理起来供学生用）中的问题不能使用，需要重新设计，那么数量上自然无法满足教学的需求。资源也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
其次，教学模式的问题。第三代电子教材开发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支持学生的主动学习、小组讨论等教学和学习活动，但是在课堂中却无法完全落实。这既有教师的原因，也有前面介绍的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无法满足的问题。
再次，数字化环境的问题。电子教材的使用需要相配套的数字化环境，如无线网络和硬件设备。虽然政府提供了部分的硬件设备，但是无法保证每所学校、每位学生都能有一个学习终端，有一些学校就需要学生自己准备手机、iPad等学习设备，甚至存在电源插头不足的情况。这显然无法保证电子教材的使用条件。
最后，政府的支持力度问题。由于在第一代、第二代电子教材的开发和推广过程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收效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有研究团队对使用效果进行研究，但是却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证明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事实上在第三代电子教材的开发过程中，政府缩减了预算。而电子教材在研究、设计、开发、推广、使用、后期维护等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的资金缩水自然会影响到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不知道中国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李伟：您说的这些情况，在中国或多或少是存在的。目前，中国电子教材的开发和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种形式的电子教材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由于一些电子教材的开发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尤其是在商业盈利模式下开发的电子教材，只是增加了多媒体或者富媒体的概念，并没有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出发，所以它无法与实际的学习过程和教学过程紧密结合。也有很多质量较好的电子教材，但是教师在使用的过程中并大多不能根据教学的需求以及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动态地组合学习内容模块。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尝试与软件公司合作来开发电子教材，以符合学校的特点和需求。但是这样费用较高，很难开展长期的教学活动。因此，我在和一线教师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电子教材质量的担忧是影响电子教材使用的首要因素，他们更愿意选择开发经验相对成熟的纸质教材，而电子教材只是作为教学辅助材料来使用。
另外，与电子教材相适应的教学模式的构建，也是影响中国电子教材在课堂使用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电子教材起步比韩国晚，与电子教材相适应的课堂教学模式尚未建立，可以说教师还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除了一些实验学校外，中国大部分的学校课堂还是以纸质教材为主。这既有教学模式的适切性问题，也有缺乏在课堂教学中普及电子教材的使用条件的问题。电子教材的使用需要搭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学习环境，尤其是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支持，这在中国的一些学校还存在一定困难。由于手机、Pad等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在家庭环境中使用电子教材反而比在学校环境中使用更方便。因此，电子教材用于支持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课后作业、练习与测试，以及在学生的自主学习方面应用较多。 我想随着翻转课堂在中小学的应用，电子教材会越来越成为这种教学模式的重要支持，在学生课前学习和课后学习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学生利用电子教材在课前完成学习任务，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制作微课等学习材料方面的问题，教师能留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任务的设计、课堂学习活动的设计等。另外，作业的即时反馈也成为学生和教师了解课堂学习效果的快捷途径。
金会洙：是的。电子教材建设的落脚点还是课程设置的改革，要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为中心。从我们几次对电子教材的效果验证的讨论结果可以看出，电子教材更适合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等方面。因此，注重电子教材的内容建设、任务设计，关注用户的体验，关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改善细节非常重要。
李伟：您的观点我非常赞同。的确，根据伊莱休·卡茨的“使用与满足论”（满足需要论），学生是基于某种特定的需求动机来接触电子教材的，并不是被动的，所以会主动地选择自己偏爱和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以达到满足自己需要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首先要关注学习者学习需要的满足。
强调满足学习者的使用需求，是让学习者感觉到电子教材是“有用”的，除此以外还需要增加易用性和良好的认知体验。如果用Davis的技木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来分析教师和学生使用电子教材的行为，就会清晰许多。TAM特别强调了两种行为信念，即“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对技术使用意向和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要降低电子教材的使用难度，增加电子教材的“易用性”和“有用性”，以便影响教师和学生对电子教材的使用态度和使用意向，进而影响实际的使用行为。
金会洙：是的，的确有很多学者使用技术接受模型来分析解决人们使用新技术及其应用的动机、意向、行为等问题，并根据具体问题调整其中的影响因素。例如，在韩国第三代数字教科书中增加了动漫元素，这一方面吸引了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给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愉悦的情感体验。教师在课堂中传授知识更习惯于采用纸质教材，这既有习惯性的问题，也有质量的保证、易用性和使用流畅性的问题。
李伟：是的，如果能有高质量配套的教学资源，且教师又可以自由地组合选取并推送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就可以解决电子教材内容针对性的问题。事实上，影响电子教材使用效果的因素非常多，除了我们谈到的电子教材质量、教学模式、数字化环境等因素外，还有教师、家长、学生的使用意愿，学生与电子教材的交互程度，教师和学生的数字化使用经验等。
应用电子教材的趋势与建议
李伟：从目前的应用情况来看，电子教材既有优势也有不足。您认为，电子教材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呢？
金会洙：从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毫无疑问电子教材会更加多元化、智能化、灵活化和个性化。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教师能够灵活地组织教学内容，能够根据学习者的学习层次推送学习任务、布置练习。学习者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能满足需求的学习内容。当然，前提是内容是有趣的，是能够满足学习者和教师需求的。
李伟：我们也非常期待电子教材未来的发展，希望能给学校教育带来真正的影响。虽然中国的电子教材起步较晚，但是各种装备形态的电子教材也发展了十余年时间，然而从整体上看，我们还是缺少能够满足教学需求和学习需求的电子教材。对于未来中国电子教材的发展，您能提供一些建议吗？
金会洙：首先，从韩国电子教材的推广和实施来看，国家的信息化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内容设计方面，还是在教材开发推广、环境构建方面，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一些实验学校，政府健全了无线网络、学生个人移动设备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中国政府以及一些出版社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经费，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吸引有实力的企业等多样化的经费投入方式，来保证电子教材的研究、建设和实施？
其次，创设良好的学习体验是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程序运行能力还是交互技术，都会使电子教材的功能发挥到最佳水平。因此，发展重点是根据学习者的需要和认知发展特点及规律，设计和组织良好的电子教材内容，让学习者拥有流畅自如的互动体验，在易用、实用的基础上给学习者带来愉悦的认知体验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从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度学习，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而教师也能够快速得到学生整体情况的反馈，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问题讲解和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李伟：看来，电子教材想成为常态课堂的一部分，除了满足自主学习的需求外，还需要解决很多技术层面和教育层面的问题。既需要研究者们研究电子教材的设计与开发的理论、框架、标准，也需要以学习者需求为依托，设计满足学习需要的电子教材内容，同时政府、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大力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纸质教材与电子教材必然是一种共生并存、相互融合的状态。今后，关于电子教材的建设和研究将会更加关注电子教材内容的设计和组织，关注与电子教材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的构建，关注电子教材的支持服务体系的建立。
对学生而言，多种媒体的集成和交互，课堂内与课堂外内容的连接，可以使学生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聚合学习”和“延伸学习”。正如您所说的，“在网络时代谈电子教材、纸质教材谁替代谁的意义不大，因为它们都是一种资源形态”。电子教材能否带来教育的深刻变革，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话印象
金教授非常忙碌，但是当我提出这个对话邀请的时候，金教授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与金教授的初识要回溯到2006年，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合作制作“面向韩国人的汉语网络课程与教材”，他的热情、对学术研究的严谨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2013年，金教授到温州大学访学半年，在这期间，金教授和我们一起参观了浙江省教育技术博物馆，以及一些信息化建设比较典型的学校，并花了大量时间听书法课，练习书法和普通话。这份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学习中国文化的执着都深深感染着我。
金教授多次参与电子教材使用效果论证、电子教材开发企业的审核等工作，对韩国电子教材的发展及其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非常了解。而近几年，我们恰好也在做数字化阅读、电子教材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所以和金教授就韩国电子教材的建设进行过一些交流。此次对话，可以说是在原来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次深入对话。
在将谈话初稿交给《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的编辑时，我正好赶上金教授来温州大学参加“国际文化周”活动。他的行程很紧张，不仅要参加文化周的各项活动，还要在开幕式上做主题发言，然而，他还是抽出了一些时间给我，让我有机会就一些细节问题与他面对面地进行深度交流。在此，非常感谢金教授！
最后，要感谢我的同事池福淑老师，因为与金老师的协调、沟通、翻译等很多事情都是池老师帮我完成的。感激、感谢，铭记于心。
——李伟
金会洙（Hoisoo Kim）：韩国全南大学（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师范大教育系教授、平生教育院院长、韩国公立大学平生教育协会理事长。曾任韩国教育信息协会（Korean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会长，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MEST，The Korean Ministry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智能教育咨询委员会成员。
他早年在韩国全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在认知神经科学与技术（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E-learning学习、活动理论、教育信息化政策比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年，他研究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泛在学习（U-learning）背景下的教学模型、学习策略等内容的探索与实践。也正是由于他的学术背景，使得他的研究既有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保持着理智与思辨。在国际各类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对话嘉宾：
李伟：副教授，现为温州大学教育技术系教师。曾参与温州大学与韩国全南大学合作项目“对韩汉语网络课程开发与教材制作”，参与多门省级、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制作。是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设计”的主讲教师，浙江省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主讲教师，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聘为《中国基础教育学科年鉴信息技术卷》栏目编辑。主要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学习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她热爱教学，曾获得浙江省青年教师教学设计一等奖，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优秀奖，作为主要成员获得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她关注基础教育信息化，积极参与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的推广和培训工作。
中韩两国电子教材的发展现状
李伟：金教授，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的邀请，参与这场关于电子教材在中韩两国发展与应用的对话。随着电子书技术的发展，电子教材形态的日益丰富，许多国家在电子教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和实验。我知道，韩国是比较早推广和应用电子教材的国家。您能否介绍一下电子教材在韩国中小学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一下您对电子教材的看法。
金会洙：好的，感谢你的邀请。韩国电子教材开发历史可以追溯到1997年。到目前为止，主要经历了三代发展：第一代电子教材如果从使用效果来看，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当时的电子教材更多地类似于将书本转化为电子版本的内容，并以光盘的形式发给学生。由于内容设计方面的问题，它对教师和学生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二代电子教材从内容表现来看，多媒体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常见的有视频、音频、图片等。电子教材的内容被打包到iPad中，学生打开平板电脑就可以使用。但是第二代电子教材的内容开发不是由教育部自己的团队完成的，而是委托企业去开发，教育部只负责提供资金。企业在开发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教育规律不熟悉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效果并不理想，这个时候新一代电子教材也正在酝酿中。所以第二代电子教材使用的时间较短，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期。第三代电子教材与之前的电子教材的概念有所不同，它是以建构主义的理念来指导开发的，将所有教师和学生能用到的资源，如多媒体学习资源、测评材料等都放到网络上，学生可以用任何一种平台使用这些资源支持自主学习，资源的设计方面也从吸引学生的角度考虑，将动画、漫画等融合到教学内容中，以增加电子教材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选取、组织网络上的资源来实施教学。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定义的数字教科书是指，“能够在学校和家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用，可利用视频和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将参考书、习题集和专业词典等合并到现有教科书中，拥有多种多样的互动性，可供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特性、能力等学习的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出现，韩国电子教材的外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电子教材最核心的价值应当是对学生自主学习活动、个性化学习活动、探究学习的支持，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及优秀学习资源的共享。
李伟：听完您的介绍，我感觉韩国电子教材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数字化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广。
金会洙：确实是这样。1996年，韩国制定了在教育中使用ICT政策的国家计划。目前是后续的第四阶段计划的教育信息化政策。韩国提出了“SMART智慧教育”发展战略，即韩国学校的SMART教育（S——self-directed，自我导向；M——motivated，兴趣；A——aptitude，能力与水平；R——resource enriched，丰富的资源；T——technology-embedded，技术应用）。SMART教育提出的策略之一就是“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应用”，即发展数字课本与应用程序，克服印刷课本的限制，提高教学课堂质量，实施个性化学习。在SMART教育中，学生能利用因特网和电子课本提供的海量资源，将教室扩展到地铁、博物馆以及校外任何具备教育功能的公共场所。
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也参观了一些中小学校，看到中国的信息化建设非常快，也非常好。那么电子教材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李伟：近年来，多种形态的电子教材被广泛地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以及学生课后的自主学习活动中。尤其是手持终端设备的快速发展，为电子教材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契机。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相较于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课后利用手机、平板等设备利用电子教材自主学习的情况更加普遍。中国政府在电子教材开发和出版方面也给予了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例如，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研发的手持式电子教材在多所学校开展了实验，千余名学生参与了实验课程；201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基础教育电子教材发展战略的调研，并于2013年8月出版了《中国基础教育电子教材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我国电子教材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从2010年开始，上海、北京、成都、大连、郑州等一些城市的中小学，先后开始了电子课本以及电子书包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正如您所说，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电子教材的内容和学习体验，丰富了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学生可以边学习边做练习，并且能够得到及时反馈以及个性化学习内容推送；从最近开发的一些电子教材来看，它还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社会性体验。学生利用电子教材学习的过程，不再是一个个体的独立学习行为，而是可以随时发起讨论、发表评论。慕特（Massive Open Online Textbook，大范围开放在线教科书）、云教材、立体教材等概念的提出也不断充实着电子教材原有的概念和内涵。
中韩两国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及影响因素
李伟：到目前为止，韩国对电子教材的推广应用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那韩国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对电子教材的认可度以及使用效果如何？
金会洙：事实上，从韩国三代电子教材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韩国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对电子教材有一个适应和认可的过程。目前，由于电子教材中音频、视频等内容的丰富，动漫等趣味表现形式的融合以及教师和学生具有自主选择性，电子教材得到了一定认可。在韩国首尔的一些“智能化学校”中，由于有无线网络覆盖，学生可以直接打开与教学进度同步的多媒体教材，还可以通过手中的平板电脑和教师进行交互，课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水平布置不同程度的学习任务。
针对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韩国共举行过四次效果验证讨论会，特别是在第四次电子教材效果验证讨论会上，对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分学科（如科学、社会等）地进行了验证，如果按照电子教材的逻辑来开展学习，学生的自我探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都能得到一定提高，并且形成一些较为成熟的教学模型和学习模型。
但是韩国学生的学业负担非常重，尤其到了中学阶段就开始面临高考的压力。而目前的高考并不会考查学生的探究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侧重于考察记住了多少知识。因此，在第四次验证讨论会后，虽然给了学校和教师自主选择使用电子教材的权利，但是只有200多所学校选择使用电子教材，这比预期的要少。
李伟：中国同样也存在类似韩国“高考指挥棒”的问题。而且中国家长还会担心孩子在利用电子教材学习的过程中上网、打游戏等，担心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和身体健康。金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韩国的电子教材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受到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限制了教师和学生的使用，是这样吗？
金会洙：高考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进行第三次电子教材效果验证讨论会时，我是审查委员长，负责组织这次效果验证，当时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不比纸质教材的使用效果差”。所以关于第三代电子产品还是有很多遗憾的，我想这些遗憾也可以给中国电子教材的开发和使用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教师和学生可以使用的资源还是有限的，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无法满足需求。这是因为受到著作版权的限制，如EBS（教育广播电视台）的资源可以使用，但是KBS、SBS等的很多优秀资源却不能使用，所以很多较成熟的、很好的资源不能放到网络上供学生使用。再如，一些“问题银行”（类似于“问题库”，就是把学生在学习中常见的问题或者学科中的一些问题收集、整理起来供学生用）中的问题不能使用，需要重新设计，那么数量上自然无法满足教学的需求。资源也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
其次，教学模式的问题。第三代电子教材开发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支持学生的主动学习、小组讨论等教学和学习活动，但是在课堂中却无法完全落实。这既有教师的原因，也有前面介绍的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无法满足的问题。
再次，数字化环境的问题。电子教材的使用需要相配套的数字化环境，如无线网络和硬件设备。虽然政府提供了部分的硬件设备，但是无法保证每所学校、每位学生都能有一个学习终端，有一些学校就需要学生自己准备手机、iPad等学习设备，甚至存在电源插头不足的情况。这显然无法保证电子教材的使用条件。
最后，政府的支持力度问题。由于在第一代、第二代电子教材的开发和推广过程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收效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有研究团队对使用效果进行研究，但是却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证明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事实上在第三代电子教材的开发过程中，政府缩减了预算。而电子教材在研究、设计、开发、推广、使用、后期维护等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的资金缩水自然会影响到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不知道中国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李伟：您说的这些情况，在中国或多或少是存在的。目前，中国电子教材的开发和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种形式的电子教材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由于一些电子教材的开发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尤其是在商业盈利模式下开发的电子教材，只是增加了多媒体或者富媒体的概念，并没有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出发，所以它无法与实际的学习过程和教学过程紧密结合。也有很多质量较好的电子教材，但是教师在使用的过程中并大多不能根据教学的需求以及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动态地组合学习内容模块。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尝试与软件公司合作来开发电子教材，以符合学校的特点和需求。但是这样费用较高，很难开展长期的教学活动。因此，我在和一线教师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电子教材质量的担忧是影响电子教材使用的首要因素，他们更愿意选择开发经验相对成熟的纸质教材，而电子教材只是作为教学辅助材料来使用。
另外，与电子教材相适应的教学模式的构建，也是影响中国电子教材在课堂使用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电子教材起步比韩国晚，与电子教材相适应的课堂教学模式尚未建立，可以说教师还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除了一些实验学校外，中国大部分的学校课堂还是以纸质教材为主。这既有教学模式的适切性问题，也有缺乏在课堂教学中普及电子教材的使用条件的问题。电子教材的使用需要搭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学习环境，尤其是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支持，这在中国的一些学校还存在一定困难。由于手机、Pad等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在家庭环境中使用电子教材反而比在学校环境中使用更方便。因此，电子教材用于支持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课后作业、练习与测试，以及在学生的自主学习方面应用较多。 我想随着翻转课堂在中小学的应用，电子教材会越来越成为这种教学模式的重要支持，在学生课前学习和课后学习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学生利用电子教材在课前完成学习任务，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制作微课等学习材料方面的问题，教师能留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任务的设计、课堂学习活动的设计等。另外，作业的即时反馈也成为学生和教师了解课堂学习效果的快捷途径。
金会洙：是的。电子教材建设的落脚点还是课程设置的改革，要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为中心。从我们几次对电子教材的效果验证的讨论结果可以看出，电子教材更适合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等方面。因此，注重电子教材的内容建设、任务设计，关注用户的体验，关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改善细节非常重要。
李伟：您的观点我非常赞同。的确，根据伊莱休·卡茨的“使用与满足论”（满足需要论），学生是基于某种特定的需求动机来接触电子教材的，并不是被动的，所以会主动地选择自己偏爱和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以达到满足自己需要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教材的使用效果首先要关注学习者学习需要的满足。
强调满足学习者的使用需求，是让学习者感觉到电子教材是“有用”的，除此以外还需要增加易用性和良好的认知体验。如果用Davis的技木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来分析教师和学生使用电子教材的行为，就会清晰许多。TAM特别强调了两种行为信念，即“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对技术使用意向和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要降低电子教材的使用难度，增加电子教材的“易用性”和“有用性”，以便影响教师和学生对电子教材的使用态度和使用意向，进而影响实际的使用行为。
金会洙：是的，的确有很多学者使用技术接受模型来分析解决人们使用新技术及其应用的动机、意向、行为等问题，并根据具体问题调整其中的影响因素。例如，在韩国第三代数字教科书中增加了动漫元素，这一方面吸引了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给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愉悦的情感体验。教师在课堂中传授知识更习惯于采用纸质教材，这既有习惯性的问题，也有质量的保证、易用性和使用流畅性的问题。
李伟：是的，如果能有高质量配套的教学资源，且教师又可以自由地组合选取并推送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就可以解决电子教材内容针对性的问题。事实上，影响电子教材使用效果的因素非常多，除了我们谈到的电子教材质量、教学模式、数字化环境等因素外，还有教师、家长、学生的使用意愿，学生与电子教材的交互程度，教师和学生的数字化使用经验等。
应用电子教材的趋势与建议
李伟：从目前的应用情况来看，电子教材既有优势也有不足。您认为，电子教材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呢？
金会洙：从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毫无疑问电子教材会更加多元化、智能化、灵活化和个性化。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教师能够灵活地组织教学内容，能够根据学习者的学习层次推送学习任务、布置练习。学习者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能满足需求的学习内容。当然，前提是内容是有趣的，是能够满足学习者和教师需求的。
李伟：我们也非常期待电子教材未来的发展，希望能给学校教育带来真正的影响。虽然中国的电子教材起步较晚，但是各种装备形态的电子教材也发展了十余年时间，然而从整体上看，我们还是缺少能够满足教学需求和学习需求的电子教材。对于未来中国电子教材的发展，您能提供一些建议吗？
金会洙：首先，从韩国电子教材的推广和实施来看，国家的信息化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内容设计方面，还是在教材开发推广、环境构建方面，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一些实验学校，政府健全了无线网络、学生个人移动设备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中国政府以及一些出版社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经费，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吸引有实力的企业等多样化的经费投入方式，来保证电子教材的研究、建设和实施？
其次，创设良好的学习体验是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程序运行能力还是交互技术，都会使电子教材的功能发挥到最佳水平。因此，发展重点是根据学习者的需要和认知发展特点及规律，设计和组织良好的电子教材内容，让学习者拥有流畅自如的互动体验，在易用、实用的基础上给学习者带来愉悦的认知体验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从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度学习，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而教师也能够快速得到学生整体情况的反馈，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问题讲解和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李伟：看来，电子教材想成为常态课堂的一部分，除了满足自主学习的需求外，还需要解决很多技术层面和教育层面的问题。既需要研究者们研究电子教材的设计与开发的理论、框架、标准，也需要以学习者需求为依托，设计满足学习需要的电子教材内容，同时政府、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大力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纸质教材与电子教材必然是一种共生并存、相互融合的状态。今后，关于电子教材的建设和研究将会更加关注电子教材内容的设计和组织，关注与电子教材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的构建，关注电子教材的支持服务体系的建立。
对学生而言，多种媒体的集成和交互，课堂内与课堂外内容的连接，可以使学生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聚合学习”和“延伸学习”。正如您所说的，“在网络时代谈电子教材、纸质教材谁替代谁的意义不大，因为它们都是一种资源形态”。电子教材能否带来教育的深刻变革，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话印象
金教授非常忙碌，但是当我提出这个对话邀请的时候，金教授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与金教授的初识要回溯到2006年，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合作制作“面向韩国人的汉语网络课程与教材”，他的热情、对学术研究的严谨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2013年，金教授到温州大学访学半年，在这期间，金教授和我们一起参观了浙江省教育技术博物馆，以及一些信息化建设比较典型的学校，并花了大量时间听书法课，练习书法和普通话。这份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学习中国文化的执着都深深感染着我。
金教授多次参与电子教材使用效果论证、电子教材开发企业的审核等工作，对韩国电子教材的发展及其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非常了解。而近几年，我们恰好也在做数字化阅读、电子教材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所以和金教授就韩国电子教材的建设进行过一些交流。此次对话，可以说是在原来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次深入对话。
在将谈话初稿交给《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的编辑时，我正好赶上金教授来温州大学参加“国际文化周”活动。他的行程很紧张，不仅要参加文化周的各项活动，还要在开幕式上做主题发言，然而，他还是抽出了一些时间给我，让我有机会就一些细节问题与他面对面地进行深度交流。在此，非常感谢金教授！
最后，要感谢我的同事池福淑老师，因为与金老师的协调、沟通、翻译等很多事情都是池老师帮我完成的。感激、感谢，铭记于心。
——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