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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社会道德现状？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离世。小悦悦事件的发生，震惊了国人，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讨论，让一些人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彭宇案”，认为是该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遭诬告的现象，有的媒体甚至开始讨论做好人的成本问题。救还是不救，扶还是不扶，俨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道德难题。
从中国当下发生的一些道德事件来看，大多数人并不缺乏正确的道德意识，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而道德行为的发生还有赖于一个前提，即人们要有行善的意愿且可以确定行为的对象也是带有善意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需要帮助时，你帮助了他，他应该感激你这么做。“彭宇案”之所以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是它打破了这种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逻辑，从而打击了人们做道德行为的积极性。在小悦悦事件中，也许部分行人出于害怕被反咬一口的担心而匆忙路过，但18人的匆匆脚步中透出的更是对他人生命的漠不关心和担心惹上麻烦的自保心态。毕竟那是一个身受重伤的小女孩，即便有种种顾虑，在危急时刻难道不应当将救人放在第一位吗？我们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人们无视他人的苦难？是什么样的顾虑让他们甘做冷漠的路人？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普通人的道德勇气不仅来自个体的自觉，更需要社会的呵护和激励。就像自然生态被破坏，最终会惩罚人类自身一样，道德生态一旦被破坏，同样贻害无穷。如果好人流汗流血又流泪，病态的价值观就会由此“立论”，人心的“冷漠症”就会传染开来。
或许小悦悦事件只是当下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疏离、不信任和冷漠的缩影。除了一些负面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外，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社会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从过去那个倡导舍己救人的德性社会向个人权利本位和利益本位的社会转向。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过去被宣扬的牺牲、利他精神受到了一些挑战。现在，将个人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不再被视作是错误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被功利化、工具化的情况。社会竞争放大了人与人的差距，为了追求利益，一些人开始将他人视作获益的手段和工具。食品安全的问题频发，说明一些人为了获利完全不顾他人的生命安危，无视基本的职业道德。虽说这些情况只是发展过程中少量的负面现象，但在媒体的渲染下，它们会进一步放大，成为人们对社会中陌生的他人的基本想象，即将他人想象为缺乏善意的和唯利是图的。在这样的社会想象中，道德冷漠的情况出现就不难理解了。万俊人先生曾著文指出，道德冷漠是一个道德心理学概念，“它是指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隔膜和孤独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方式的相互冷淡、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排斥和否定”。他进一步指出，道德冷漠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淡薄，而是人与人之间道德意识沟通的阻塞、道德心理互感的缺乏、道德情感的丧失以及道德行为上的互不关心。这种冷漠看似与道德无涉，实际上是一种缺乏道德感、缺乏同情心和逃避道德责任的表现，是一种善的缺乏。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将当下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道德冷漠的社会。虽然一些道德冷漠的现象让我们寒心，然而，我们也能看到更多温暖美好的景象，是一位少女在暴雨中为残疾乞丐撑起一把雨伞，是遭遇车祸时推开学生导致自身致残的老师，是伸手接住坠楼婴儿的路人，是在生命最后一刻忍住剧痛也要保障乘客安全的司机。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确信社会的整体氛围仍然是善意美好的。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帮助他人？
道德哲学家们认为，我们对他人行善的义务是一种不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虽然作为义务对我们有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受我们的意愿或其他义务的限制，因而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处境和所面临的情况来选择是否履行这义务，它是一个有选择性的义务。我们不可能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确实有责任与义务去帮助一些人，帮与不帮、帮谁不帮谁取决于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中这种行为有多重要。此外，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以及我们的帮助是否会给他人带来好的后果，也是我们要考虑的。相比较，完全义务具有不容例外的必然性，是每一个人应该服从的义务。例如，每一个人都不应做出虚假的许诺，不应未经他人同意拿走他们合法获得的财产，不应对无辜者采取暴力行为，等等。
尽管帮助他人是一种不完全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成为一种紧迫的道德义务。美国哲学家德沃金在《刺猬的正义》一书中论证说，虽然我们不必对陌生人表现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亲近的人同样的关心，但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命运。当帮助至关重要的时候，当我们付出帮助不会对我们自己的身心造成巨大损害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直接遭遇这种苦难或危险的时候，我们对他人负有帮助的义务。在这些情况下，拒绝帮助会表现出对他人生命的蔑视，也会否认自尊的价值。小悦悦事件就符合德沃金所说的这种情况，小悦悦已经无助地倒在了地上，任何一个路人都可以将她救起或至少大声呼叫其家人。这些出现在事故现场的路人与小悦悦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联，他们可以不费力地挽救她的生命，却选择了逃避这种道德责任。他们的行为透露出的是人性中的冷漠与自私，在此情况下见死不救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不再要求人们不顾一切地舍己救人，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仍是一种被珍视的美德。我们帮助他人是因为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不是为了获得赞扬或奖励。我们在提供这种帮助的同时获得了快乐，一种由道德人格提升而带来的快乐。帮助他人还传播了一种善意，在帮助他人时不光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得到了实现，而且我们的行为还净化了社会的道德风气，让每一个人亲临现场的人感受到了温暖、善意和互信。这样的行为越多，社会氛围就会变得越好，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助就会越简单，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反之，互不信任和恶意讹诈的事情越多，社会氛围就会变得越冷漠，在危急时刻期待人们伸出援手就十分困难。任何一个社会的良序运行都有赖于支持合作和互助的道德的运转，一旦互信互助的道德衰落，那么整个社会就将成为失去凝聚力的一盘散沙。 如何改变道德冷漠的情况？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做道德行为，用高额奖金来奖励见义勇为者。这种做法是一种僭越，它可能使人的道德行为变味，变得动机不纯。事实上，道德生活的健康发展，既要警惕来自公权力的过度干涉，也要警惕市场逻辑的入侵。要改变现存的一些道德冷漠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致力于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在当今中国，冷漠自私不单纯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关的制度性排斥问题。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一些制度造成了公民权利不平等、贫富悬殊、城乡差异、有权者恃强凌弱等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社会成员普遍的道德冷漠。此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社会规则的不透明，也是让人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换言之，正义的政治制度、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创造一个公平合作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会将他的同胞看作共同事业的合作者而非互拆墙角的竞争对手，人们会更乐于去帮助他人。
鼓励发展健康有序的公共生活
创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是第一步，培育互相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的公民文化是第二步。只有公共生活才能将人们联系起来，人与人只有通过接触和了解才能建立信任。公共生活的展开，既可以依赖于小区、街区这类居住环境，也可以在机场、地铁站、市民广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进行，可以采用讲座、音乐会、艺术节、爱心公益活动、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形式。进一步而言，我们更缺乏能让人们进行有效交流的公共生活形式。除了一些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以外，像美国哲学家桑德尔关于“钱不能买什么”的公共讨论也是很好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形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我们应当弘扬一种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格尊严的道德文化。我认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从制度到文化到伦理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的某些社会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或者我们的文化对一部分人带有歧视，那么期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是困难的。文化和制度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了。在伦理方面，我们应当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现在很多负面事件的发生，如食品安全问题，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有人不把别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所以我们应在公共伦理中强化这种意识：人的生命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应当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这包括承认他人生命的重要性、不恶意伤害他人、尊重他人的自主选择以及在他人生命危急的时刻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感
目前学校的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书本。这种理论化的教育模式对于培育人的道德情感有所欠缺。道德教育的重心应从道德规范的灌输转向道德情感的培育。而道德情感的培育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说这部分的努力是看不见的，从父母的言传身教，到老师的以身作则，甚至陌生人之间友好的微笑。这些美好的情感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自然萌生的，何不倡导学生为父母做一次饭，体会下父母的辛劳呢？学校的德育课程中加入为家庭服务和为社区服务的内容，可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与他人的情感联系。道德教育应落实到道德实践而非道德口号上。就社会的道德宣传而言，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道德行为，正面的行为会激励正面的行为，反之亦然。因此宣传和弘扬好人好事也是必须的。媒体有责任去传播“正能量”，且不应当过分夸大一些负面事件的影响，造成整个社会道德败坏的假象。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从制度、公共生活、公共伦理和道德教育各个方面着力改变，那么，一个充满温暖与善意的社会就会慢慢突显，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也会感到安心和幸福。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离世。小悦悦事件的发生，震惊了国人，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讨论，让一些人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彭宇案”，认为是该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遭诬告的现象，有的媒体甚至开始讨论做好人的成本问题。救还是不救，扶还是不扶，俨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道德难题。
从中国当下发生的一些道德事件来看，大多数人并不缺乏正确的道德意识，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而道德行为的发生还有赖于一个前提，即人们要有行善的意愿且可以确定行为的对象也是带有善意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需要帮助时，你帮助了他，他应该感激你这么做。“彭宇案”之所以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是它打破了这种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逻辑，从而打击了人们做道德行为的积极性。在小悦悦事件中，也许部分行人出于害怕被反咬一口的担心而匆忙路过，但18人的匆匆脚步中透出的更是对他人生命的漠不关心和担心惹上麻烦的自保心态。毕竟那是一个身受重伤的小女孩，即便有种种顾虑，在危急时刻难道不应当将救人放在第一位吗？我们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人们无视他人的苦难？是什么样的顾虑让他们甘做冷漠的路人？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普通人的道德勇气不仅来自个体的自觉，更需要社会的呵护和激励。就像自然生态被破坏，最终会惩罚人类自身一样，道德生态一旦被破坏，同样贻害无穷。如果好人流汗流血又流泪，病态的价值观就会由此“立论”，人心的“冷漠症”就会传染开来。
或许小悦悦事件只是当下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疏离、不信任和冷漠的缩影。除了一些负面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外，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社会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从过去那个倡导舍己救人的德性社会向个人权利本位和利益本位的社会转向。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过去被宣扬的牺牲、利他精神受到了一些挑战。现在，将个人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不再被视作是错误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被功利化、工具化的情况。社会竞争放大了人与人的差距，为了追求利益，一些人开始将他人视作获益的手段和工具。食品安全的问题频发，说明一些人为了获利完全不顾他人的生命安危，无视基本的职业道德。虽说这些情况只是发展过程中少量的负面现象，但在媒体的渲染下，它们会进一步放大，成为人们对社会中陌生的他人的基本想象，即将他人想象为缺乏善意的和唯利是图的。在这样的社会想象中，道德冷漠的情况出现就不难理解了。万俊人先生曾著文指出，道德冷漠是一个道德心理学概念，“它是指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隔膜和孤独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方式的相互冷淡、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排斥和否定”。他进一步指出，道德冷漠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淡薄，而是人与人之间道德意识沟通的阻塞、道德心理互感的缺乏、道德情感的丧失以及道德行为上的互不关心。这种冷漠看似与道德无涉，实际上是一种缺乏道德感、缺乏同情心和逃避道德责任的表现，是一种善的缺乏。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将当下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道德冷漠的社会。虽然一些道德冷漠的现象让我们寒心，然而，我们也能看到更多温暖美好的景象，是一位少女在暴雨中为残疾乞丐撑起一把雨伞，是遭遇车祸时推开学生导致自身致残的老师，是伸手接住坠楼婴儿的路人，是在生命最后一刻忍住剧痛也要保障乘客安全的司机。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确信社会的整体氛围仍然是善意美好的。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帮助他人？
道德哲学家们认为，我们对他人行善的义务是一种不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虽然作为义务对我们有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受我们的意愿或其他义务的限制，因而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处境和所面临的情况来选择是否履行这义务，它是一个有选择性的义务。我们不可能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确实有责任与义务去帮助一些人，帮与不帮、帮谁不帮谁取决于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中这种行为有多重要。此外，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以及我们的帮助是否会给他人带来好的后果，也是我们要考虑的。相比较，完全义务具有不容例外的必然性，是每一个人应该服从的义务。例如，每一个人都不应做出虚假的许诺，不应未经他人同意拿走他们合法获得的财产，不应对无辜者采取暴力行为，等等。
尽管帮助他人是一种不完全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成为一种紧迫的道德义务。美国哲学家德沃金在《刺猬的正义》一书中论证说，虽然我们不必对陌生人表现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亲近的人同样的关心，但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命运。当帮助至关重要的时候，当我们付出帮助不会对我们自己的身心造成巨大损害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直接遭遇这种苦难或危险的时候，我们对他人负有帮助的义务。在这些情况下，拒绝帮助会表现出对他人生命的蔑视，也会否认自尊的价值。小悦悦事件就符合德沃金所说的这种情况，小悦悦已经无助地倒在了地上，任何一个路人都可以将她救起或至少大声呼叫其家人。这些出现在事故现场的路人与小悦悦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联，他们可以不费力地挽救她的生命，却选择了逃避这种道德责任。他们的行为透露出的是人性中的冷漠与自私，在此情况下见死不救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不再要求人们不顾一切地舍己救人，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仍是一种被珍视的美德。我们帮助他人是因为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不是为了获得赞扬或奖励。我们在提供这种帮助的同时获得了快乐，一种由道德人格提升而带来的快乐。帮助他人还传播了一种善意，在帮助他人时不光我们人性中的善良得到了实现，而且我们的行为还净化了社会的道德风气，让每一个人亲临现场的人感受到了温暖、善意和互信。这样的行为越多，社会氛围就会变得越好，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助就会越简单，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反之，互不信任和恶意讹诈的事情越多，社会氛围就会变得越冷漠，在危急时刻期待人们伸出援手就十分困难。任何一个社会的良序运行都有赖于支持合作和互助的道德的运转，一旦互信互助的道德衰落，那么整个社会就将成为失去凝聚力的一盘散沙。 如何改变道德冷漠的情况？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做道德行为，用高额奖金来奖励见义勇为者。这种做法是一种僭越，它可能使人的道德行为变味，变得动机不纯。事实上，道德生活的健康发展，既要警惕来自公权力的过度干涉，也要警惕市场逻辑的入侵。要改变现存的一些道德冷漠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致力于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在当今中国，冷漠自私不单纯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关的制度性排斥问题。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一些制度造成了公民权利不平等、贫富悬殊、城乡差异、有权者恃强凌弱等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社会成员普遍的道德冷漠。此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社会规则的不透明，也是让人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换言之，正义的政治制度、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创造一个公平合作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会将他的同胞看作共同事业的合作者而非互拆墙角的竞争对手，人们会更乐于去帮助他人。
鼓励发展健康有序的公共生活
创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是第一步，培育互相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的公民文化是第二步。只有公共生活才能将人们联系起来，人与人只有通过接触和了解才能建立信任。公共生活的展开，既可以依赖于小区、街区这类居住环境，也可以在机场、地铁站、市民广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进行，可以采用讲座、音乐会、艺术节、爱心公益活动、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形式。进一步而言，我们更缺乏能让人们进行有效交流的公共生活形式。除了一些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以外，像美国哲学家桑德尔关于“钱不能买什么”的公共讨论也是很好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形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我们应当弘扬一种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格尊严的道德文化。我认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从制度到文化到伦理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的某些社会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或者我们的文化对一部分人带有歧视，那么期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是困难的。文化和制度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了。在伦理方面，我们应当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现在很多负面事件的发生，如食品安全问题，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有人不把别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所以我们应在公共伦理中强化这种意识：人的生命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应当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这包括承认他人生命的重要性、不恶意伤害他人、尊重他人的自主选择以及在他人生命危急的时刻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感
目前学校的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书本。这种理论化的教育模式对于培育人的道德情感有所欠缺。道德教育的重心应从道德规范的灌输转向道德情感的培育。而道德情感的培育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说这部分的努力是看不见的，从父母的言传身教，到老师的以身作则，甚至陌生人之间友好的微笑。这些美好的情感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自然萌生的，何不倡导学生为父母做一次饭，体会下父母的辛劳呢？学校的德育课程中加入为家庭服务和为社区服务的内容，可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与他人的情感联系。道德教育应落实到道德实践而非道德口号上。就社会的道德宣传而言，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道德行为，正面的行为会激励正面的行为，反之亦然。因此宣传和弘扬好人好事也是必须的。媒体有责任去传播“正能量”，且不应当过分夸大一些负面事件的影响，造成整个社会道德败坏的假象。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从制度、公共生活、公共伦理和道德教育各个方面着力改变，那么，一个充满温暖与善意的社会就会慢慢突显，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也会感到安心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