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30年《消法》理论创新成果总结会在北京举行。
　　从事消费维权工作后，笔者每天都会与一些消费案例打交道。
　　消费者在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时，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让人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相比早几年，如今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敢于拿起维权武器维护正当权益，这应该是一个进步。
　　然而，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消费者们采取挂条幅、驾车巡游妨碍交通等做法，甚至与商家发生肢体接触等过激行为来解决纠纷。
　　历史上就出现过消费者怒砸大奔、马拉宝马、静坐示威、打着条幅要说法，堵着店门要尊严的“中国式”维权方式。
　　同样，在实际接触的一些消费者中，笔者极少会遇到理性维权的消费者。
　　有的消费者开口就侃侃而谈，当被问到产品质量、服务等重要维权要点时磕磕巴巴；有的当即给出维权建议或告知按法律属过度维权时，消费者便大呼“消费者是弱势群体”“只会为企业说话”，遇到稍微激动一些的消费者甚至还会开口大骂，最后维权工作不得不自此中断。当然，偶尔会遇到冷静的消费者，对法律依据和同类案例有深入了解，有理有据，争取权益时井井有条……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主要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在遇到纠纷时，确实很难达成一致。
　　其中也存在消费者对维权认知的差异。一些消费者信奉着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处事原则，认为只要闹得凶，就会得到好的赔偿与解决，让维权行为走在违法边缘。
　　然而，这样的方式极易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危及到公共安全，行为人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新消法出台，一改此前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对等，多少给了消费者维权的底气。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李国光在30年《消法》理论创新成果总结会介绍，深化向消费者适度倾斜的原则就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
　　当然，新消法的执行，靠的不仅仅是消费者自身，也需要组织化维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政府部门，也来自消费者保护组织。
　　那么，在法律不断健全的今天，笔者认为，“中国式”维权方式是市场和消费者尚不成熟的表现。这样的维权方式，只能是一个过渡阶段，迟早要回到理性维权的道路上来。
　　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一部法律条文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不少争议和盲点。比如说，新消法规定，小额商品最低赔500元，消费者买个质量差的牙刷找商家赔款，商家不赔，能怎么办？找法院起诉，谁主张谁举证，消费者得先找专门机构对牙刷进行质量鉴定，付出不菲的鉴定费。
　　因为新消法只规定耐用商品质量才可以举证倒置，到法院起诉，请律师，跑法庭，耗时耗力又耗钱。这样算下来，就算拿到500元，也大大不值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曾说过，消费者权益法的立法改革不是结束，不是终点，恰恰相反这是新的起点。但愿，这也会是消费者“中国式维权”的一个终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