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战略定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蕴含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弘扬。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战略定力的有无与大小，不仅直接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相联系，还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存续与发展有关。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战略定力之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愈益突出。新时代增强党的战略定力，需持续注重中青年干部理想信仰问题，关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战略定力;战略信念;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49-08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范畴，战略定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中国道路频繁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汇，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拥有强大而持久的战略定力，不仅是构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优势。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与战略定力之间关系的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战略定力与党的事业的历史逻辑以及战略定力内在的理论逻辑，而且有助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需要坚持和强化战略定力的理由。事实上，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战略定力之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愈益突出。
一、战略定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种特殊能力
回顾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战略定力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视角。这是因为，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张扬战略定力的精神史。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主义历史事件中，既蕴含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又蕴含战略定力的实践意义。列宁无疑是将战略定力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大师，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时，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重要论断。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异常地加速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使得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1]P226-227正是在“一国胜利论”的指导下，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发起了致命的一击，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书写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传奇，促进了战略定力的形成和运用。
在一定意义上，战略定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特殊能力，联系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这个特殊性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战略定力最深刻的根基。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战略定力的种种问题，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疑是首先需要提出并加以确认的，它是使观念变成现实最深刻的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2]战略定力不是和佛家的定力相一致的范畴，它总是与客观因素现实与趋势的科学分析相联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P585从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们对于历史的辩证法烂熟于心，能够将理想与现实条件具体地结合起来，充分释放在社会主義运动之中。
第二，战略定力的特殊性，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列宁说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容易，继续难。社会主义的现实呈现，使得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获得了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共时性存在。这一状况在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极大光荣的同时，也同时赋予其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维护和巩固新生社会主义这一艰难繁重的历史任务。战略定力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就是在这个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迸发出来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此形容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最贴切又恰当不过了。可以想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遏制、绞杀十月革命成果的过程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顽强的战略定力，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难以巩固，更难以获得发展。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单兵突进的苏联社会主义不仅顽强地存在下来，而且感召和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三，战略定力的特殊性，还在于其非先天性和非永恒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能力，战略定力既非与生俱来，也非永远存在，由此提出了战略定力建设的命题。其有无与大小，不仅直接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相联系，还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存续与发展有关。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既波澜壮阔又波折不断，可以说，无论是高歌猛进还是挫折艰难，战略定力这个变量都体现出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是与苏联共产党战略定力的丧失分不开的。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时出现的“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历史奇观说明，一旦党内高层蜕变，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战略定力就丧失了最根本的支撑。
基于上述分析，战略定力可以表述为在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条件下，基于理想信念的支撑所保持的一种思维能力和一种精神状态。就其内在结构而言，从内到外依次展现为战略信念、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共产主义的战略信念是战略定力的根本支撑。这种超越性力量成为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内在动力，展现为战略思维的能力。这个主体能动性被毛泽东解释为“自觉的能动性”。战略思维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更具有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特点和趋势的能力;战略心态是战略定力的表现形态。价值、能力和心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战略定力内涵的整体性规定。[4] 二、毛泽东的战略定力
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需要联系中国革命的残酷斗争环境。外部环境的残酷性在考验和磨练中国共产党革命意志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战略定力的生成。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最初充分体现为面对逆境时信念的坚定、科学的谋划和乐观必胜的心态。历史事实之所以代代流传，是因为其中蕴含有独特的精神价值。“历史承载了可共同分享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成为解释生活的精神传统。”[5]重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精神力量几乎无处不在，而这种精神力量之所以迸发出灿烂的火花，是革命条件的极端残酷和中国共产党战略定力的无比强大激烈碰撞所致，也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碰撞中革命走向胜利的。
战略定力所具有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需克服的矛盾大小。众所周知，大革命的失败，是尚还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当中国的红色政权在经济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艰难发展时，党内一些同志对革命形势感到悲观，流露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惑。1930年初毛泽东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一个“定海神针”。他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既批判了盲目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的观点，也批判了过高估计反革命力量的观点。越是逆境，越能激发毛泽东的诗情。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6]P106毛泽东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对于克服党内悲观消极情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多地体现为战略上的乐观心态的话，那么，《论持久战》则更为地体现出毛泽东战略上科学谋划的能力。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这篇演讲稿通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总体趋势和方向上的战略思维能力。针对“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的错误论调，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7]P449-450。他还具体地分析了抗战的趋势：“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7]P462这一科学的战略预判，为中国人民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科学的思想指引。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还充分反映为面对顺境时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P1438-1439。
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不仅蕴含党在执政条件下永葆革命本色不变质的深刻思考，提出继续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要求，而且蕴含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战略考量。这是因为，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激发和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40年之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告诫作出了回应。在谈到改革十年中存在的失误时，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这个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9]P290。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涵养出的精神传统，它不仅引领和感召了无数工农群众追随革命，汇聚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赋予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历史是一切精神事实的存在方式，所以历史永远以现在进行时存在着。”[5]这个特殊能力作为领导力，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显著特点，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殊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展现出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
三、邓小平的战略定力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既要深度地與西方资本主义挂钩，也要坚决地保持自身社会主义的底色，换言之，讨论两个基本点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基于两个基本点的统一。这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不仅是邓小平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规定性要求，也构筑和夯实了邓小平的战略定力。
第一，邓小平的战略定力，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标志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基于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战略反思，邓小平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把经济建设尽快搞上去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9]P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 “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是硬道理”等口号，深深烙上了邓小平的特殊印记，反映了他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透彻体悟。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9]P127。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9]P375。他所强调的是，中国这艘大船必须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道前进，须臾不能偏离。 正是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坚定执着，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强调改革开放，认为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关键原因是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他看来，改革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但是，“中国一定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9]P284“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9]P296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鼓励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9]P372。正是在这一战略定力的驱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南方谈话后不久，就迅速汹涌澎湃起来。
第二，邓小平的战略定力，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改革开放是对社会存在的适应性调整，由此带来了社会意识领域的重大变化，从问题的视角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于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困惑和担忧。对于前者，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9]P181。对于后者，邓小平反复解释改革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9]P369
谈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遭遇的最大危机和挑战的话，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个重大事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陷入空前低潮。正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上显示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9]P383“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9]P382-383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邓小平这一安排显然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在十年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塑造出中国道路的基本轮廓。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是战略定力的强大的一个重要来源和表现形式。亨廷顿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认识到，强大的政党之于政治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0]P377。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奇迹，不能忽略這一奇迹的背后，一方面是在经济增长优先的条件下改革涉及了一系列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使得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异常突出的呈现;另一方面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外部环境困难重重。分别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不仅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空前低潮的条件下，转危为安，立住了脚跟，而且还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习近平的战略定力
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分水岭上。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1]时代的风云变幻，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激发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大的战略定力。
第一，习近平的战略定力，集中体现在“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上。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出现必然带来国际格局调整，必然遭到守成大国遏制。这也是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将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战略变化的客观必然性，把握好大国关系演变的特点，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历史铁律，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归根到底是大国力量对比，最终靠的还是实力。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12]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第一次使用“战略定力”的概念，针对的是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在强烈的不确定性面前的一种自我把握。这种不确定性已经使得“冷战”二字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之中。有学者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但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学者认为，新冷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一次的冷战和上一次的冷战可能会有所不同。“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邓小平的晚年告诫。很显然，习近平提出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也是明确要求全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根本立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习近平的战略定力，集中体现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上。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方向的争论日渐激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13]P100。有人就撰文指出，从詹天佑开始，绝大多数铁路科学家、工程师“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与世界接轨”。在浓重的双关意味中，该文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实际上一直是和世界接轨的过程。”“我们现在和世界的接轨就是和由西方国家引领被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体系和秩序接轨。”[14]面对这样似是而非的观点，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就会被牵引进陷阱之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所显示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渐次衰落的情形，历史所终结的只是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问题总体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在现代化水平大幅上升的同时社会主义价值有所削弱。正是基于这一分析，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15]，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问题的实质只在于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13]P99-100。 第三，习近平的战略定力，体现在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上。全面从严治党折射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我革命的政治担当和战略定力。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同志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16]P7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坚决排除了“反腐亡党论”“反腐影响经济增长论”等错误论调的干扰，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自我革命，党的纯洁性得到有力修复，党的执政地位得到有力巩固。
当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联系在一起时，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指向，决不仅仅在于党的自我革命，更在于伟大的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零容忍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打击腐败的力度丝毫不能削减，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17]在“压倒性胜利”到“彻底胜利” 之间，始终坚持两个“丝毫不能动摇”，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
五、新时代强化党的战略定力的两点思考
第一，关于中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仰问题的解决。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是一种再政治化的探索。再政治化的提出，是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信仰缺失、纪律松弛和组织涣散等去政治化倾向的战略反弹。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再政治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党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显著增强。但是，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依然有所存在，党的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战略定力的有无和大小，从根本上往往取决于战略信念的有无和大小。无论是战略定力实际状况的考察还是战略定力的加强，都需要将战略信念作为讨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性内容。这就意味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政治信仰居于核心和突出的位置。进一步而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中青年干部理想信仰问题的解决，居于关键的地位，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对于中青年干部理想信仰状况，习近平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早在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中，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注意并切实解决好的是理想信念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18]
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意义世界”与“利益世界”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一部分中青年干部呈现出从 “意义世界”向“利益世界”的转换。“意义世界”是“存在的目的性”，“超越性正是意义本身，超越性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没有超越性就意味着没有常数，一切皆为不确定之变量。”[19]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性就意味着确定性。理性和现代化不仅不能解决确定性的问题，反而成为不确定性的源头，追求理想的过程，就是追求超越性与确定性的过程。“利益世界”侵淫太久，必然导致超越性和确定性的弱化，活在当下沦为利益之徒就不可避免。以“意义世界”感召广大中青年干部，对于全党增强战略定力而言，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加强。2019年3月1日，习近平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2]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提出新的要求之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中青年干部相疏离的状况却相当程度地存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任务更加紧迫地提了出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不仅赋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战略信念，同时也赋予“通古今之变、知天人之际”的战略思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
辩证法是战略定力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关键是掌握和运用辩证法，拒斥形而上学。如果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仅仅理解为定于一规而不变的话，那就是对战略定力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深刻的程度。在这个世界历史处于重大转折的关头，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坚持辩证法，才能在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获得切实展开新的文明类型的可能;只有坚持辩证法，才能在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只有坚持辩证法，才能强化“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党的理论武装的进展程度，直接决定了战略定力的提升程度。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习近平.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 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N].人民日报，2019-03-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魏荣，吴波.习近平关于战略定力的重要论述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6）.
[5]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J].哲学研究，2019（1）.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1]习近平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6-25.
[12]孙业礼.担当·定力·规矩——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中的新概念、新韬略[J].党的文献，2014（2）.
[1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4]刘戈.不与世界接轨，中国现代化又能向哪走？[N].环球时报，2019-02-07.
[15]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7]习近平.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01-22.
[18]习近平.年轻干部最重要是解决好思想作风问题[N].学习时报，2012-09-10.
[19]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J].哲学研究，2018（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战略定力;战略信念;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49-08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范畴，战略定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中国道路频繁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汇，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拥有强大而持久的战略定力，不仅是构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优势。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与战略定力之间关系的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战略定力与党的事业的历史逻辑以及战略定力内在的理论逻辑，而且有助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需要坚持和强化战略定力的理由。事实上，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战略定力之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愈益突出。
一、战略定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种特殊能力
回顾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战略定力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视角。这是因为，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张扬战略定力的精神史。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主义历史事件中，既蕴含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又蕴含战略定力的实践意义。列宁无疑是将战略定力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大师，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时，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重要论断。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异常地加速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使得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1]P226-227正是在“一国胜利论”的指导下，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发起了致命的一击，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书写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传奇，促进了战略定力的形成和运用。
在一定意义上，战略定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特殊能力，联系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这个特殊性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战略定力最深刻的根基。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战略定力的种种问题，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疑是首先需要提出并加以确认的，它是使观念变成现实最深刻的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2]战略定力不是和佛家的定力相一致的范畴，它总是与客观因素现实与趋势的科学分析相联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P585从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教条主义的敌人，他们对于历史的辩证法烂熟于心，能够将理想与现实条件具体地结合起来，充分释放在社会主義运动之中。
第二，战略定力的特殊性，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列宁说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容易，继续难。社会主义的现实呈现，使得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获得了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共时性存在。这一状况在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极大光荣的同时，也同时赋予其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维护和巩固新生社会主义这一艰难繁重的历史任务。战略定力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就是在这个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迸发出来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此形容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最贴切又恰当不过了。可以想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遏制、绞杀十月革命成果的过程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顽强的战略定力，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难以巩固，更难以获得发展。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单兵突进的苏联社会主义不仅顽强地存在下来，而且感召和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三，战略定力的特殊性，还在于其非先天性和非永恒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能力，战略定力既非与生俱来，也非永远存在，由此提出了战略定力建设的命题。其有无与大小，不仅直接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相联系，还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存续与发展有关。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既波澜壮阔又波折不断，可以说，无论是高歌猛进还是挫折艰难，战略定力这个变量都体现出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是与苏联共产党战略定力的丧失分不开的。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时出现的“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历史奇观说明，一旦党内高层蜕变，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战略定力就丧失了最根本的支撑。
基于上述分析，战略定力可以表述为在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条件下，基于理想信念的支撑所保持的一种思维能力和一种精神状态。就其内在结构而言，从内到外依次展现为战略信念、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共产主义的战略信念是战略定力的根本支撑。这种超越性力量成为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内在动力，展现为战略思维的能力。这个主体能动性被毛泽东解释为“自觉的能动性”。战略思维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更具有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特点和趋势的能力;战略心态是战略定力的表现形态。价值、能力和心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战略定力内涵的整体性规定。[4] 二、毛泽东的战略定力
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需要联系中国革命的残酷斗争环境。外部环境的残酷性在考验和磨练中国共产党革命意志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战略定力的生成。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最初充分体现为面对逆境时信念的坚定、科学的谋划和乐观必胜的心态。历史事实之所以代代流传，是因为其中蕴含有独特的精神价值。“历史承载了可共同分享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成为解释生活的精神传统。”[5]重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精神力量几乎无处不在，而这种精神力量之所以迸发出灿烂的火花，是革命条件的极端残酷和中国共产党战略定力的无比强大激烈碰撞所致，也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碰撞中革命走向胜利的。
战略定力所具有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需克服的矛盾大小。众所周知，大革命的失败，是尚还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当中国的红色政权在经济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艰难发展时，党内一些同志对革命形势感到悲观，流露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惑。1930年初毛泽东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一个“定海神针”。他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既批判了盲目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的观点，也批判了过高估计反革命力量的观点。越是逆境，越能激发毛泽东的诗情。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6]P106毛泽东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对于克服党内悲观消极情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多地体现为战略上的乐观心态的话，那么，《论持久战》则更为地体现出毛泽东战略上科学谋划的能力。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这篇演讲稿通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总体趋势和方向上的战略思维能力。针对“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的错误论调，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7]P449-450。他还具体地分析了抗战的趋势：“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7]P462这一科学的战略预判，为中国人民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科学的思想指引。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还充分反映为面对顺境时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P1438-1439。
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不仅蕴含党在执政条件下永葆革命本色不变质的深刻思考，提出继续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要求，而且蕴含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战略考量。这是因为，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激发和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40年之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告诫作出了回应。在谈到改革十年中存在的失误时，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这个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9]P290。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涵养出的精神传统，它不仅引领和感召了无数工农群众追随革命，汇聚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赋予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历史是一切精神事实的存在方式，所以历史永远以现在进行时存在着。”[5]这个特殊能力作为领导力，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显著特点，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殊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展现出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
三、邓小平的战略定力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既要深度地與西方资本主义挂钩，也要坚决地保持自身社会主义的底色，换言之，讨论两个基本点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基于两个基本点的统一。这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不仅是邓小平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规定性要求，也构筑和夯实了邓小平的战略定力。
第一，邓小平的战略定力，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标志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基于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战略反思，邓小平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把经济建设尽快搞上去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9]P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 “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是硬道理”等口号，深深烙上了邓小平的特殊印记，反映了他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透彻体悟。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9]P127。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9]P375。他所强调的是，中国这艘大船必须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道前进，须臾不能偏离。 正是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坚定执着，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强调改革开放，认为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关键原因是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他看来，改革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但是，“中国一定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9]P284“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9]P296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鼓励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9]P372。正是在这一战略定力的驱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南方谈话后不久，就迅速汹涌澎湃起来。
第二，邓小平的战略定力，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改革开放是对社会存在的适应性调整，由此带来了社会意识领域的重大变化，从问题的视角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于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困惑和担忧。对于前者，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9]P181。对于后者，邓小平反复解释改革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9]P369
谈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遭遇的最大危机和挑战的话，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个重大事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陷入空前低潮。正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上显示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9]P383“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9]P382-383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邓小平这一安排显然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在十年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塑造出中国道路的基本轮廓。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是战略定力的强大的一个重要来源和表现形式。亨廷顿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认识到，强大的政党之于政治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0]P377。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奇迹，不能忽略這一奇迹的背后，一方面是在经济增长优先的条件下改革涉及了一系列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使得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异常突出的呈现;另一方面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外部环境困难重重。分别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不仅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空前低潮的条件下，转危为安，立住了脚跟，而且还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习近平的战略定力
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分水岭上。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1]时代的风云变幻，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激发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大的战略定力。
第一，习近平的战略定力，集中体现在“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上。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出现必然带来国际格局调整，必然遭到守成大国遏制。这也是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将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战略变化的客观必然性，把握好大国关系演变的特点，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历史铁律，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归根到底是大国力量对比，最终靠的还是实力。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12]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第一次使用“战略定力”的概念，针对的是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在强烈的不确定性面前的一种自我把握。这种不确定性已经使得“冷战”二字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之中。有学者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但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学者认为，新冷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一次的冷战和上一次的冷战可能会有所不同。“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邓小平的晚年告诫。很显然，习近平提出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也是明确要求全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根本立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习近平的战略定力，集中体现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上。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方向的争论日渐激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13]P100。有人就撰文指出，从詹天佑开始，绝大多数铁路科学家、工程师“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与世界接轨”。在浓重的双关意味中，该文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实际上一直是和世界接轨的过程。”“我们现在和世界的接轨就是和由西方国家引领被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体系和秩序接轨。”[14]面对这样似是而非的观点，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就会被牵引进陷阱之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所显示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渐次衰落的情形，历史所终结的只是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问题总体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在现代化水平大幅上升的同时社会主义价值有所削弱。正是基于这一分析，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15]，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问题的实质只在于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13]P99-100。 第三，习近平的战略定力，体现在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上。全面从严治党折射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我革命的政治担当和战略定力。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同志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16]P7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坚决排除了“反腐亡党论”“反腐影响经济增长论”等错误论调的干扰，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自我革命，党的纯洁性得到有力修复，党的执政地位得到有力巩固。
当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联系在一起时，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指向，决不仅仅在于党的自我革命，更在于伟大的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零容忍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打击腐败的力度丝毫不能削减，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17]在“压倒性胜利”到“彻底胜利” 之间，始终坚持两个“丝毫不能动摇”，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
五、新时代强化党的战略定力的两点思考
第一，关于中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仰问题的解决。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是一种再政治化的探索。再政治化的提出，是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信仰缺失、纪律松弛和组织涣散等去政治化倾向的战略反弹。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再政治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党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显著增强。但是，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依然有所存在，党的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战略定力的有无和大小，从根本上往往取决于战略信念的有无和大小。无论是战略定力实际状况的考察还是战略定力的加强，都需要将战略信念作为讨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性内容。这就意味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政治信仰居于核心和突出的位置。进一步而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中青年干部理想信仰问题的解决，居于关键的地位，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对于中青年干部理想信仰状况，习近平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早在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中，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注意并切实解决好的是理想信念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18]
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意义世界”与“利益世界”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一部分中青年干部呈现出从 “意义世界”向“利益世界”的转换。“意义世界”是“存在的目的性”，“超越性正是意义本身，超越性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没有超越性就意味着没有常数，一切皆为不确定之变量。”[19]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性就意味着确定性。理性和现代化不仅不能解决确定性的问题，反而成为不确定性的源头，追求理想的过程，就是追求超越性与确定性的过程。“利益世界”侵淫太久，必然导致超越性和确定性的弱化，活在当下沦为利益之徒就不可避免。以“意义世界”感召广大中青年干部，对于全党增强战略定力而言，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加强。2019年3月1日，习近平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2]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提出新的要求之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中青年干部相疏离的状况却相当程度地存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任务更加紧迫地提了出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不仅赋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战略信念，同时也赋予“通古今之变、知天人之际”的战略思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
辩证法是战略定力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关键是掌握和运用辩证法，拒斥形而上学。如果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仅仅理解为定于一规而不变的话，那就是对战略定力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深刻的程度。在这个世界历史处于重大转折的关头，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坚持辩证法，才能在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获得切实展开新的文明类型的可能;只有坚持辩证法，才能在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只有坚持辩证法，才能强化“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党的理论武装的进展程度，直接决定了战略定力的提升程度。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习近平.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 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N].人民日报，2019-03-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魏荣，吴波.习近平关于战略定力的重要论述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6）.
[5]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J].哲学研究，2019（1）.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1]习近平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6-25.
[12]孙业礼.担当·定力·规矩——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中的新概念、新韬略[J].党的文献，2014（2）.
[1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4]刘戈.不与世界接轨，中国现代化又能向哪走？[N].环球时报，2019-02-07.
[15]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7]习近平.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人民日报，2019-01-22.
[18]习近平.年轻干部最重要是解决好思想作风问题[N].学习时报，2012-09-10.
[19]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J].哲学研究，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