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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初以来，近代出版史研究热潮兴起。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之后，随着国人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学习热情的迸发，书刊传播媒介异军突起，民国出版业百花齐放，一度繁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有失偏颇，但学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的出版比以往的各朝各代，更具有某种“当代性”和现实参考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继2008年《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出版之后，近日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武汉大学吴永贵教授独撰的断代出版史著作———《民国出版史》的问世，该书在体例、识见和史料上，对前书成果有所继承，亦有较大的调整和提高。
诠释与议论
出版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社会发展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往往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变迁、个体与群体思想的转换等等密切相关。根据作者的理解，所谓出版近代化，它不完全是一个历史分期层面上的概念，更多的还是寓指近代出版所产生的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质。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都是出版近代化内涵中的重要元素。作者认为，中国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总体来说，是两方面大的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一是近代出版技术的引进与应用。“其动力杠杆般的强劲拉动，成就了从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历史转身。”从传教士开始率先引进的西方近代石印、铅印、排版等技术，到这些技术在国内的改进、本土化与最终广泛应用，作者均要言不烦地一一勾勒出来。二是出版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改善，包括新出版市场的展现所带来的商业前提，知识分子的出版职业化所带来的智力保障，著译作者队伍的扩大所带来的资源基础，版权制度的确立所带来的利益保障，现代经营所带来的组织管理方式调整，硬件设施所带来的商业流通条件改善，以及政府控制力量的薄弱所带来的文化环境宽松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从而将出版变革的“小过程”与社会变革的“大过程”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读来令人信服。
体例与篇章
民国虽然只有短短38年历史，却有着如本书《序》作者王余光先生所说的那样：“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政局上的多变和文化上的多元，都有着与前朝后世不尽相同的状貌。出版作为一种政治舆论的空间，学术文化的载体，以及国民经济的产业，亦有许多为后人所乐道，甚至感到难以企及的地方。”
我们说，出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晴雨表，它的兴衰起伏，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文化的播迁相伴随。民国时期发生的那些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均无一例外地折射进出版发展的脉络中来，因而需要在社会文化的纵向发展背景中，才好明白民国出版的发展阶段特征及总体状貌。像这样的叙述，我们把它称之为“宏观概说”。这是一种从时间维度的纵向把握。其他诸如出版业的空间区域分布，出版物类型的学科结构，出版机构及出版从业人员的规模等，都需要给以“面”上的交待，从而型塑出民国出版业的立体印象。《民国出版史》二、三两章，做的就是这样的整体勾勒工作，多有归纳和总结，亦有统计和分析，所谓历史之“大”，循此可寻踪迹。这两章，可视为民国出版史的总论部分。
不过，我个人更感兴趣的，还是本书从第四章起始的各带有专题性质的分章分论。作者在《后记》中这样说道：“说机构，论人物，举制度，言环境，谈影响，出版史和其他教育史、文学史等专门史一样，在写作的视角和取向上，大致相差不远”。但作者又解释说，他之所以“琐琐细细不厌其烦地写下来，是感慨于那个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也希望读者能从那个时期的书局书人书事中，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至于“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所体现出来的言论空间尺度，“编辑出版工作”与“书业经营与管理”所体现出来的行业特点，“教科书出版”和“各类型图书出版”所体现出来的出版文化，作者不惜笔墨，各为专章，一一详说。写的虽然是过去的历史，却令人掩卷深思。
机巧与笨拙
写好历史，一定要充分地占有史料。由于民国时期距离我们较近，其相关的出版史料和文献也较多。从写作的角度上来说，史料多不见得比史料少就更容易入手。看《民国出版史》书后之参考文献，除传统的各文献类型外，作为学术手段新贵的“网”与“库”，亦赫然在编在列。参考文献涉及的“数据库类”达11种之多。
有理由相信，作者在写作中所应用的诸多“数字化”资料及相关手段，对他提升这部著作的质量，大有帮衬。且举例子来说。在本书第六、七、十三章中，作者分别为118位出版人写了传略。不同于前文列传人物的史论结合，传略的特点是述而不论，其要在于为传主提供简备而又准确的生平史料。如此多的人物，不可能一一细加研究，利用现有的年谱或年表，则是一种可信、可行的捷径。看书中随文的页下注释，作者取的正是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据我的经验，若没有对“读秀”和“知网”的娴熟运用，甚至都很难知道是否有这些年表、年谱存在，更不用说找全找齐了。
不过，让我最为佩服的，还不是作者利用新技术手段检索文献的高超技能，而是他钻故纸堆时表现出来的不计时间成本的披沙拣金功夫。在本书正文的数千条注释中，《申报》的征引使用频率为最高，涉及了《申报》的各个时段。完全可以想见，作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是把《申报》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的。笨，诚则笨矣；拙，诚则拙矣，却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方便之门。
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本书给我的个人阅读体验，平添了几分文字内容之外的愉悦享受。然而，在读完作者情感浓烈又妙趣横生的“后记”，会心、开心一笑之后，也感到了书中存在的些许遗憾与不足。其一，本书只论民国时期中文图书的出版，对以少数民族文字和其他国家文字出版的图书出版情况，基本上没有涉及，因而这本书更确切的书名应该是“民国时期中文图书出版史”。其二，本书以第十一、第十二两章的篇幅，讲述出版物类型，涉及教科书、古籍、工具书、儿童读物、丛书五种类型的重要出版物，其实，照我看，翻译图书和畅销书，亦应该给予同等的章节待遇，同样需要浓墨重写。其三，按一般断代史书的惯例，都应附录“大事记”，以便读者从时间的角度纵向把握行业历史的变迁，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本书却付之阙如了。据闻，作者在写作《民国出版史》的过程中，也编出了50余万字的《民国书业史料长编》，正在修改之中，我们盼望该书早日出版。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
诠释与议论
出版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社会发展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往往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变迁、个体与群体思想的转换等等密切相关。根据作者的理解，所谓出版近代化，它不完全是一个历史分期层面上的概念，更多的还是寓指近代出版所产生的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质。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都是出版近代化内涵中的重要元素。作者认为，中国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总体来说，是两方面大的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一是近代出版技术的引进与应用。“其动力杠杆般的强劲拉动，成就了从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历史转身。”从传教士开始率先引进的西方近代石印、铅印、排版等技术，到这些技术在国内的改进、本土化与最终广泛应用，作者均要言不烦地一一勾勒出来。二是出版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改善，包括新出版市场的展现所带来的商业前提，知识分子的出版职业化所带来的智力保障，著译作者队伍的扩大所带来的资源基础，版权制度的确立所带来的利益保障，现代经营所带来的组织管理方式调整，硬件设施所带来的商业流通条件改善，以及政府控制力量的薄弱所带来的文化环境宽松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从而将出版变革的“小过程”与社会变革的“大过程”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读来令人信服。
体例与篇章
民国虽然只有短短38年历史，却有着如本书《序》作者王余光先生所说的那样：“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政局上的多变和文化上的多元，都有着与前朝后世不尽相同的状貌。出版作为一种政治舆论的空间，学术文化的载体，以及国民经济的产业，亦有许多为后人所乐道，甚至感到难以企及的地方。”
我们说，出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晴雨表，它的兴衰起伏，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文化的播迁相伴随。民国时期发生的那些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均无一例外地折射进出版发展的脉络中来，因而需要在社会文化的纵向发展背景中，才好明白民国出版的发展阶段特征及总体状貌。像这样的叙述，我们把它称之为“宏观概说”。这是一种从时间维度的纵向把握。其他诸如出版业的空间区域分布，出版物类型的学科结构，出版机构及出版从业人员的规模等，都需要给以“面”上的交待，从而型塑出民国出版业的立体印象。《民国出版史》二、三两章，做的就是这样的整体勾勒工作，多有归纳和总结，亦有统计和分析，所谓历史之“大”，循此可寻踪迹。这两章，可视为民国出版史的总论部分。
不过，我个人更感兴趣的，还是本书从第四章起始的各带有专题性质的分章分论。作者在《后记》中这样说道：“说机构，论人物，举制度，言环境，谈影响，出版史和其他教育史、文学史等专门史一样，在写作的视角和取向上，大致相差不远”。但作者又解释说，他之所以“琐琐细细不厌其烦地写下来，是感慨于那个时期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也希望读者能从那个时期的书局书人书事中，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至于“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所体现出来的言论空间尺度，“编辑出版工作”与“书业经营与管理”所体现出来的行业特点，“教科书出版”和“各类型图书出版”所体现出来的出版文化，作者不惜笔墨，各为专章，一一详说。写的虽然是过去的历史，却令人掩卷深思。
机巧与笨拙
写好历史，一定要充分地占有史料。由于民国时期距离我们较近，其相关的出版史料和文献也较多。从写作的角度上来说，史料多不见得比史料少就更容易入手。看《民国出版史》书后之参考文献，除传统的各文献类型外，作为学术手段新贵的“网”与“库”，亦赫然在编在列。参考文献涉及的“数据库类”达11种之多。
有理由相信，作者在写作中所应用的诸多“数字化”资料及相关手段，对他提升这部著作的质量，大有帮衬。且举例子来说。在本书第六、七、十三章中，作者分别为118位出版人写了传略。不同于前文列传人物的史论结合，传略的特点是述而不论，其要在于为传主提供简备而又准确的生平史料。如此多的人物，不可能一一细加研究，利用现有的年谱或年表，则是一种可信、可行的捷径。看书中随文的页下注释，作者取的正是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据我的经验，若没有对“读秀”和“知网”的娴熟运用，甚至都很难知道是否有这些年表、年谱存在，更不用说找全找齐了。
不过，让我最为佩服的，还不是作者利用新技术手段检索文献的高超技能，而是他钻故纸堆时表现出来的不计时间成本的披沙拣金功夫。在本书正文的数千条注释中，《申报》的征引使用频率为最高，涉及了《申报》的各个时段。完全可以想见，作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是把《申报》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的。笨，诚则笨矣；拙，诚则拙矣，却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方便之门。
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本书给我的个人阅读体验，平添了几分文字内容之外的愉悦享受。然而，在读完作者情感浓烈又妙趣横生的“后记”，会心、开心一笑之后，也感到了书中存在的些许遗憾与不足。其一，本书只论民国时期中文图书的出版，对以少数民族文字和其他国家文字出版的图书出版情况，基本上没有涉及，因而这本书更确切的书名应该是“民国时期中文图书出版史”。其二，本书以第十一、第十二两章的篇幅，讲述出版物类型，涉及教科书、古籍、工具书、儿童读物、丛书五种类型的重要出版物，其实，照我看，翻译图书和畅销书，亦应该给予同等的章节待遇，同样需要浓墨重写。其三，按一般断代史书的惯例，都应附录“大事记”，以便读者从时间的角度纵向把握行业历史的变迁，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本书却付之阙如了。据闻，作者在写作《民国出版史》的过程中，也编出了50余万字的《民国书业史料长编》，正在修改之中，我们盼望该书早日出版。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