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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烟草系统工作了近20年的赵新，调任西南某市烟草专卖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长。作为一名“老烟草”，他深知，烟草行业的廉政风险点不仅仅在香烟的生产、销售环节。他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介绍，目前一些烟草企业的制度设计不够合理，偏重于日常经营管理规范性的要求，缺少真正实用的功能性和结果性评价指标。赵新想在单位内部建立一套实用的廉政监察体系。
“监督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
一开始，赵新通过制度指标梳理发现，综合科、业务科、专卖科等相关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中或多或少都涵盖了廉洁规范的内容，但实际执行下来，容易陷入“只管事不管人、只管工作推进不管纪律规矩”的怪圈，指标项形同虚设。
比如，“零售终端建设采购”中“新增设备使用率达80%以上”才是设备采购核心功能指标，但是实际运用中设备使用率如何才算达到了80%？一台标签打印机，今天用了搁置几年不用，不能说这台打印机处于闲置状态，说不定明天又被拿去使用了。
于是，赵新邀请国内的廉政专家一起，开始梳理从产、销到采购、招投标等方面的廉政风险点，并根据风险点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指标和监察制度。半年过后，他们发现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因为任务量实在太大了，人事、党群、财务、审计、专卖等各专业部门都有专项监督和检查的内容，但各个部门之间有效沟通不足，互通信息较少，没有形成定期分析交流机制，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效能未能得到有效加强。”赵新无奈地表示，“有的业务部门认为廉政监管是纪检监察或者其他监督部门的事，一定程度上存在‘重业务、轻规范’，监督管理职能业务还未完全做到同频共振。”如果这些工作完全靠纪检组的几名人员去做，根本不现实。
“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烟草公司内部的纪检组‘监督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别说建章立制，就是人情世故也够他们抓脑袋的。”参与该市烟草专卖局廉政体系建设的一名学者向记者介绍，廉政监管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思想政治、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与企业经营和个人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受到监管人员数量、素质、服务发展核心等因素影响，现状监管方式主要依赖阶段性检查和专项性检查，此类单频或低频的监管行为与系统监管要求不匹配，时效要求也不一致。
最后，他们联想到征信系统。“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抓取一些数据，比如信用卡还款记录、网络消费记录来建立个人的征信，通过违法犯罪和公共场所的违法行为，以结果反推，动态监测个人的征信。”上述廉政专家举例说，比如，发现有人在烟草包装印制的招投标上弄虚作假，除了处理当事人，还要将相应的部门列为监察重点，并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和监察机制。
“以结果倒推虽然一开始是事后监察，但这样建立的廉政体系，在业务上针对性、实用性强。”赵新说，“至于今后的实际效果如何，还需时间检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民间，烟草系统历来被视为“油水多”的行业。近几年，随着烟草系统贪污腐败的案件屡屡被曝光，人事上“近亲繁殖”，行业封闭导致监管难的弊病凸显。“肥缺”上的官员特别是烟草公司一把手落马，同样引起舆论关注。
今年5月至6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进行常规巡视。8月下旬，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推进烟草行业相关改革动力不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措施不够有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够，对关键岗位监督不够到位”。除此之外，“选人用人工作有待加强，党建工作不够扎实。落实整改责任不够到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业内人士与专家认为，对烟草系统腐败风险点进行有效监管，除建章立制“管住人、看住钱”外，更需健全外部监督监察机制，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烟草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不可否认，十八大以来，某些烟草公司确实在提升内部监察力量方面做出了努力，但要根治烟草系统的权力运作不透明的顽疾，还需要加大外部的监察力度。”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向记者表示，目前，一些烟草公司的上下游各个环节都存在腐败风险点，有的地方甚至呈现出“全流域复合型腐败”的特点。
香烟包装、滤嘴等生产外包给特定利益关系人，烟草物流基地建设招投标造假，利用干部职工录用搞利益交换，一把手大搞人事“近亲繁殖”，地方党政领导染指烟草系统，等等。
毛昭晖还提到另外一些不被重视的廉政风险点，某些烟草专卖公司自建培训中心、公款吃喝，还有的以升级“国外新技术”的理由更换设备，采购设备时也存在猫腻。另外，被拆下来的旧设备卖给谁、怎么卖，都是一个问题。某些烟草公司在国外开疆扩土，对跨国资本的监管同样面临难题。
用改革创新方法解决前进中的問题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认为，烟草专营专卖，运行过程比较封闭，外部监管比较难。
“这跟烟草系统政企合一的体制也存在关系。烟草行业既有经营职能又有行政职能，还肩负一定的行政执法职能，手中握有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权力。烟草系统人事任免机制没有公务员严谨、严格，有的地方烟草专卖局一把手长时间执掌一地的烟草帅印，在人事任免上给腐败开了口子。”毛昭晖说，“‘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权力与资金过于集中，权力运作不透明。有的地方烟草税收所占当地财政收入较大，也不排除当地‘网开一面’的嫌疑。”
烟草系统内部人员的观点，也佐证了以上专家的看法。已落马的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周昌贡曾撰文说，“烟草行业开放程度不高，生产经营的对象大都属于专卖品，资金、物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运转，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尤为重要”。
魏昌东认为，封闭系统易发生系统性腐败，治理难度比较大。需要在系统内部保证监督权、决策权、执行权按照规定程序行使，还要公开权力运行的过程。
毛昭晖则认为，垂直管理系统，重点还在于上层需要明晰权力规范，这样监督也更容易;加强廉政风险点的专项巡视巡察，让外部监督发挥作用;此外，可以加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运用。
“外部监督目前面临两个问题：纪检监察机关缺乏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和制度化的指标体系，定期和不定期的监察、巡察，有时会依赖主观经验，通过查阅痕迹化资源完成;而烟草系统上级单位的检查，存在重业务工作轻纪检工作的情况，很多时候难以在共性问题中发现新问题。”赵新认为，这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科学分析，结合不同烟草系统不同层次、不同业务制定出有针对性、可实施的对策，在烟草企业内部和外部建立长效纪检监察机制。
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在谈到“如何加大烟草系统反腐败力度”时，曾提到要推进“制度+科技”，并提出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下沉到相关单位和企业，有针对性地掌握“关键少数”情况，进一步推动烟草系统各级党组织强化管党治党意识和履行主体责任的政治自觉，尤其是督促一把手严格自律、以身作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今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2020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就指出，“坚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有效解决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强调注重日常规范与专项监管有机结合，形成行业规范监督的强大合力，强化问责追责。专家表示，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力量，烟草行业各项改革目标愈加清晰，当然，改革必然带来阵痛，但不改革，恐怕就是长痛？。（应受访人要求，文中赵新为化名）
“监督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
一开始，赵新通过制度指标梳理发现，综合科、业务科、专卖科等相关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中或多或少都涵盖了廉洁规范的内容，但实际执行下来，容易陷入“只管事不管人、只管工作推进不管纪律规矩”的怪圈，指标项形同虚设。
比如，“零售终端建设采购”中“新增设备使用率达80%以上”才是设备采购核心功能指标，但是实际运用中设备使用率如何才算达到了80%？一台标签打印机，今天用了搁置几年不用，不能说这台打印机处于闲置状态，说不定明天又被拿去使用了。
于是，赵新邀请国内的廉政专家一起，开始梳理从产、销到采购、招投标等方面的廉政风险点，并根据风险点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指标和监察制度。半年过后，他们发现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因为任务量实在太大了，人事、党群、财务、审计、专卖等各专业部门都有专项监督和检查的内容，但各个部门之间有效沟通不足，互通信息较少，没有形成定期分析交流机制，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效能未能得到有效加强。”赵新无奈地表示，“有的业务部门认为廉政监管是纪检监察或者其他监督部门的事，一定程度上存在‘重业务、轻规范’，监督管理职能业务还未完全做到同频共振。”如果这些工作完全靠纪检组的几名人员去做，根本不现实。
“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烟草公司内部的纪检组‘监督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别说建章立制，就是人情世故也够他们抓脑袋的。”参与该市烟草专卖局廉政体系建设的一名学者向记者介绍，廉政监管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思想政治、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与企业经营和个人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受到监管人员数量、素质、服务发展核心等因素影响，现状监管方式主要依赖阶段性检查和专项性检查，此类单频或低频的监管行为与系统监管要求不匹配，时效要求也不一致。
最后，他们联想到征信系统。“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抓取一些数据，比如信用卡还款记录、网络消费记录来建立个人的征信，通过违法犯罪和公共场所的违法行为，以结果反推，动态监测个人的征信。”上述廉政专家举例说，比如，发现有人在烟草包装印制的招投标上弄虚作假，除了处理当事人，还要将相应的部门列为监察重点，并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和监察机制。
“以结果倒推虽然一开始是事后监察，但这样建立的廉政体系，在业务上针对性、实用性强。”赵新说，“至于今后的实际效果如何，还需时间检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民间，烟草系统历来被视为“油水多”的行业。近几年，随着烟草系统贪污腐败的案件屡屡被曝光，人事上“近亲繁殖”，行业封闭导致监管难的弊病凸显。“肥缺”上的官员特别是烟草公司一把手落马，同样引起舆论关注。
今年5月至6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进行常规巡视。8月下旬，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推进烟草行业相关改革动力不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措施不够有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够，对关键岗位监督不够到位”。除此之外，“选人用人工作有待加强，党建工作不够扎实。落实整改责任不够到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业内人士与专家认为，对烟草系统腐败风险点进行有效监管，除建章立制“管住人、看住钱”外，更需健全外部监督监察机制，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烟草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不可否认，十八大以来，某些烟草公司确实在提升内部监察力量方面做出了努力，但要根治烟草系统的权力运作不透明的顽疾，还需要加大外部的监察力度。”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向记者表示，目前，一些烟草公司的上下游各个环节都存在腐败风险点，有的地方甚至呈现出“全流域复合型腐败”的特点。
香烟包装、滤嘴等生产外包给特定利益关系人，烟草物流基地建设招投标造假，利用干部职工录用搞利益交换，一把手大搞人事“近亲繁殖”，地方党政领导染指烟草系统，等等。
毛昭晖还提到另外一些不被重视的廉政风险点，某些烟草专卖公司自建培训中心、公款吃喝，还有的以升级“国外新技术”的理由更换设备，采购设备时也存在猫腻。另外，被拆下来的旧设备卖给谁、怎么卖，都是一个问题。某些烟草公司在国外开疆扩土，对跨国资本的监管同样面临难题。
用改革创新方法解决前进中的問题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认为，烟草专营专卖，运行过程比较封闭，外部监管比较难。
“这跟烟草系统政企合一的体制也存在关系。烟草行业既有经营职能又有行政职能，还肩负一定的行政执法职能，手中握有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权力。烟草系统人事任免机制没有公务员严谨、严格，有的地方烟草专卖局一把手长时间执掌一地的烟草帅印，在人事任免上给腐败开了口子。”毛昭晖说，“‘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权力与资金过于集中，权力运作不透明。有的地方烟草税收所占当地财政收入较大，也不排除当地‘网开一面’的嫌疑。”
烟草系统内部人员的观点，也佐证了以上专家的看法。已落马的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周昌贡曾撰文说，“烟草行业开放程度不高，生产经营的对象大都属于专卖品，资金、物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运转，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尤为重要”。
魏昌东认为，封闭系统易发生系统性腐败，治理难度比较大。需要在系统内部保证监督权、决策权、执行权按照规定程序行使，还要公开权力运行的过程。
毛昭晖则认为，垂直管理系统，重点还在于上层需要明晰权力规范，这样监督也更容易;加强廉政风险点的专项巡视巡察，让外部监督发挥作用;此外，可以加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运用。
“外部监督目前面临两个问题：纪检监察机关缺乏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和制度化的指标体系，定期和不定期的监察、巡察，有时会依赖主观经验，通过查阅痕迹化资源完成;而烟草系统上级单位的检查，存在重业务工作轻纪检工作的情况，很多时候难以在共性问题中发现新问题。”赵新认为，这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科学分析，结合不同烟草系统不同层次、不同业务制定出有针对性、可实施的对策，在烟草企业内部和外部建立长效纪检监察机制。
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在谈到“如何加大烟草系统反腐败力度”时，曾提到要推进“制度+科技”，并提出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下沉到相关单位和企业，有针对性地掌握“关键少数”情况，进一步推动烟草系统各级党组织强化管党治党意识和履行主体责任的政治自觉，尤其是督促一把手严格自律、以身作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今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2020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就指出，“坚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有效解决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强调注重日常规范与专项监管有机结合，形成行业规范监督的强大合力，强化问责追责。专家表示，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力量，烟草行业各项改革目标愈加清晰，当然，改革必然带来阵痛，但不改革，恐怕就是长痛？。（应受访人要求，文中赵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