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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妥协。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1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条约呢?
战争失利
甲午战争于1894年夏季正式爆发,几个月下来,几十万清军不仅无法阻止日本军队在朝鲜的进攻,而且举30年国力营造的北洋海军竟然是银样
枪头,中看不中用,一夜之间全军覆没。
清军的一连串失败彻底粉碎了清政府、清军以及统治阶层的信心、信念和勇气。相反,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的激励下,长驱直入,直取大清腹地。清政府一时间陷入两难境地:与日本人继续拼杀,或许能鱼死网破,留下一股正气;后退,像近代以来历次中外冲突一样,屈辱求和,虽然有失大清国的尊严,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呢?
平壤失陷、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1894年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的混乱,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向朝廷建议,起用赋闲10年的恭亲王奕。奕是清廷中著名的主和人物,他在与西方人交往中逐步建立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称号。十几年前,恭亲王被免去一切职务退出政治舞台,现在有人吁请他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开始转变,似乎在寻找与日本和解的可能性。
1894年10月5日,恭亲王密函李鸿章,表示战守均不可恃,应该利用外交斡旋化解危机,看看俄国、英国等友邦能否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劝说日本息兵止争,无伤国体。恭亲王还告诫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和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我大清”安危负责。
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积极活动下,列强确实表示可以居间沟通,但日本就是不愿让列强介入。日本利用在战场上的优势,不停进攻、进攻、再进攻,一点点粉碎清政府寻求和解、寻求停战的希望。日本政府的目的,清政府当然很清楚,但清政府还是要尽量选择中日双边接触,以免给国人造成单方面求和乃至投降的印象。清政府的困境在于,既要尽早停止议和,又不能让人感到是清政府主动求和、投降,否则大清的威严必将随着战争结束而丧失,其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清政府的这些心思都被日本人识破。清政府先是派遣德国雇员德璀琳,稍后派遣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都被日本予以拒绝。日本的目的很明确,中国如果想议和,就派能够做主的重臣如恭亲王、李鸿章前来。
恭亲王刚刚复职,身体似乎也不好,此行落在了李鸿章头上。这确实是李鸿章的尴尬,李鸿章也知道此行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恶评。恭亲王反复告诫李鸿章要从朝廷立场想问题,不要听信风言风语、只顾爱惜自己的“羽毛”。李鸿章的尴尬在于,他在战前竭力主张不要轻启战端,不主张为了朝鲜与日本开战。结果朝廷顶不住开战压力,但朝廷并没有任命主战派主持战争,反而指派他这个不主张开战的人去主持,对李鸿章个人来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议和过程
1895年2月12日,朝廷同意由李鸿章去日本全权议和。2月19日,李鸿章交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月21日,他进京与朝廷及各位大臣共商议和底牌,并与各国公使交涉,争取同情和支持。经过与皇太后、皇上、各位大臣及各国公使连续数天密集会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3月5日,李鸿章出京回津。3月14日,李鸿章离开天津前往日本马关,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那里等着他。
1895年3月20日下午2时许,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罗庚龄等人的陪同下,乘轮登岸,坐轿前往会谈地点马关红石山角下的春帆楼。
此次会议,双方各有7人出席。日本方面有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7人。第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交验文书。这个环节很快完成,没有什么曲折。紧接着,李鸿章出其不意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按理说,这也是议和的一般原则。然而,日军在战场上正处于顺风顺水的状态,伊藤博文当然不愿轻易答应。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
第二天(3月21日)下午,李鸿章、伊藤博文如约在春帆楼举行第二次会谈。伊藤博文就李鸿章昨天提出的停战问题给予答复。大意是,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认为若附有足以担保两国均等便利的条件时,即可允诺休战。根据现在的军事形势,并考虑到因停止彼此交战所发生的后果,日本全权办理大臣声明应附这样的条件:即允许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及在该处的城堡;在上述各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备等一律移交给日本军队。天津、山海关间的铁路,由日本军务官支配管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休战期间日本军队的全部费用。清朝全权大臣如果对这些条件没有不同看法,日本方面就可提出实行休战的日期、期限、中日两军实际控制线等详细内容。
对于日本的停战条件,李鸿章不免大吃一惊,这些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他预先的估计和朝廷预案。在当天的讨论中,李鸿章一遍又一遍陈说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理由,但伊藤博文始终不愿在这些条件上做出任何让步。
3月24日下午,第三次会谈还在春帆楼举行。经向朝廷请示,李鸿章正式向伊藤博文提出撤销先前提出的停战要求,直接议和,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尽快亮出谈判的全部条件,中方再估量能够接受多少。
由于日方以为本次会谈只是讨论停战问题,因此当天的会晤并没有在议和方案上做更多说明,更没有提交方案。正是这次会谈之后,李鸿章突遭枪击。遇刺事件又会给整个谈判带来怎样的转机呢?
李鸿章遇刺 谈判拉锯战
李鸿章的修正案说帖根据日本原案顺序,共分朝鲜自主、让地、兵费与通商权利4项,详细表达了清政府的原则立场。这个说帖长达数千言,笔意精到,仔细周详,不失为一篇好文章。陆奥宗光在阅读后也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聪明、老到,但他并不认为李鸿章讲的都有道理,更不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同意这些说法。
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说帖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朝廷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
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11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博文要求中方第二天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
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够承担得起的事情,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做主。
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谈判要点、细节,他认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可以考虑适度让步。当然他只是请示,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
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他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
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建议朝廷考虑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
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他们认为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认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不必再多说。
《马关条约》最终签订
日方和约修正案的提出时间为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伊藤博文表示,现在已停战多日,留给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
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11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3个方面。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做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
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最后努力,但均被伊藤博文拒绝。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4月17日上午10点签字。
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该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动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得派领事官于各口。
120年过去了,《马关条约》早已成为历史记忆。12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清楚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颠覆了许多既定认知:第一,这场战争不像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不是被动挨打,打中国的也不再是西方列强;第二,这场战争无法证明“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战前,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都看好中国,况且中国的军力、综合实力也不比日本弱;第三,马关讲和证明弱国更需要外交、需要智慧;第四,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逆转,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渐渐形成的那点自信因这场战争丧失殆尽,此后的中国乱了方寸,革命、改良、立宪、共和纷纷出笼,中国在激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可从这场战争中找到其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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