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果我们给所有人只设计一条通道、一个评判标准，就会导致内卷。比如读书通道，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到博士，不同的人、适应不同的工作、读不同的学位不就行了吗？比如，护士要评职称，也得发论文，这就很荒唐了，这已经不单单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是管理高度官僚化、过度行政化导致的，是顶层契约的不合理。

作为契约的离婚冷静期没有外推性

　　南风窗：不久前有一则新闻讲，中国有2亿人单身。选择单身生活之外，也有年轻人对父母辈提出的“物质上的门当户对”提出质疑，有“精神上的门当户对胜过物质上的”这样的表达。在传统大家庭生活方式逐渐隐退的今天，从契约的角度来看，门当户对是否还对现代婚姻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大量优秀的年轻人都是参与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甚至分蛋糕的比做蛋糕的还多，请问谁来创造财富？

　　聂辉华：并不是说精神上的门当户对重要，就意味着物质上的门当户对不重要。我跟大家讲一个现实的证据，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进华教授，他的最新一個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地方的房价越高，男女双方对结婚家庭“物质上的门当户对”意愿更强烈。原因很简单，因为房价越高，婚姻的财产转移价值就越重要；房价越高，越要找更能分担房价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时候，门当户对不是不重要，反而是更重要了。
　　但年轻人对精神上的门当户对、对婚后精神交流的看重，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在古典经济学中，婚姻是一种更经济的生活方式。而对“精神上门当户对”的追求，体现出现代的年轻人结婚、在一起生活，不再只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
　　精神和物质上的门当户对，两者并不矛盾。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收入水平是否有所提高，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婚姻过程中男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旧存在。只要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那么作为“发射信号”的家庭背景，就永远有参考价值。 　　南风窗：如果从契约的角度看，在一片争议声中落地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对维持婚姻稳定来说，是一个更有效的契约吗？
　　聂辉华：我个人不认为这个制度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地方。我们为什么没有听说过谈合同的冷静期？为什么上大学没有冷静期？为什么去上班没有冷静期？为什么法律判决两个主体要毁约的时候没有冷静期？
　　按道理来说，在企业管理、婚姻生活中，每一方都是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就应该作出理性的判断。为什么要专门设一个冷静期呢？
　　从契约角度来看，离婚冷静期这个制度没有外推性：如果婚姻需要冷静，那么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冷静—尤其，结婚本身可能更需要冷静。我不认为这个制度有什么额外的道理，它只不过额外地增加了社会成本。
　　法律法规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本身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如果一个法律法规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就要改。我不太清楚这个立法背后的原因，但确实有一些法律在立法之初，因为没有广泛地征求意见，导致在执行过程中不太容易贯彻下去，甚至会走样。比如说《劳动合同法》—我国至今来说都算是最受争议的法律之一，很多经济学家、法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有点超前了，它用“五险一金”等规定抬高了用人单位的成本。
　　所以我认为，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契约设计，面对可能存在的争议，在制定时应该更多地征求社会的意见，尽可能地使它能够激励相容。能够更好地实施，或者以更低的成本实施—否则的话，后面再修改起来，成本就很高了。

生育难题需要合理的机制设计

　　南风窗：如今在求职市场，对女性存在着一个“鄙视链”，比如“已婚未育”就是这条鄙视链底端。而无论是否婚育，只要尚在育龄，女性在职场总免不了被揣测“何时怀孕”。有些女性入职便怀孕休产假，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有些企业招工时暗中存在歧视，将育龄女性一律淘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女性职场歧视”是如何造成的？我们是否能够建立某种契约缓解这样的矛盾？
　　聂辉华：经济学有一句话叫“竞争，一定会导致歧视”。竞争越激烈，一定会导致劳动力的需求方想各种办法筛选人。但有些筛选，其实是不合法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将过多的商业规则贯穿到各个方面，忽略了公平道德的问题。
　　我们总是只看底层的契约：哪家企业歧视了，哪个个体受到了损害，但忘了应该有一个总的契约，忘了应该树立一种正常的、向上的、服务于现代文明的文化。这也和文化传统有关，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少有保护少数群体、尊重女性的规则。
　　但过去的文化传统不能适应现在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这种歧视也不能用竞争来变革。要在竞争中避免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就是统一制定规则，谁违反就严厉地处罚谁。比如，所有的招工单位都不能要求简历中写性别、写年龄；比如，《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应该含有反就业歧视的相关规则，直接有相应的诉讼通道，让歧视者感受到法律的震慑。举个例子，以前对乙肝患者的歧视其实很严重，后来推行改革之后，不允许在入职体检中做乙肝检查，其实就少多了。
　　我们现在就缺乏这样的调节，为什么不这样调节呢？我觉得除了文化传统中对女性权利的不够尊重，还有劳动力还没有稀缺到某个地步：招工单位总是有足够的人来挑选。如果哪天中国变成日本那样的老龄化国家，没有劳动力，你要不要人？

只要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那么作为“发射信号”的家庭背景，就永远有参考价值。

　　所以总结起来，矛盾的产生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立法比较落后，另一方面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成本还没有到非常缺乏劳动力的地步。但是，我觉得法律应该有前瞻性。中国已经是一个中度老年国家了，我们应该面对这样的现实，并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与管制，不能让那些市场上的主体为所欲为。市场机制作为一种“企业”，它不是完善的，需要别的“企业”相互制约和辅助。
　　南风窗：与这种鄙视链相对的，还有家庭内对女性生育的要求。于是就会出现有些女性职工“入职即怀孕”，给招工单位带来了一些损失，导致企业越发不想招聘女员工。
　　聂辉华：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在这个逻辑下，只能看到企业的局部利益，而没有看到整个市场的利益。一个女性，她为社会生了孩子、增加了人口，是为社会作了贡献。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有人说我作为老板，我肯定不希望招聘来的女员工隔三差五有人怀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把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就实现了两个主体的共同利益。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女性怀孕耽误她工作—我们姑且用“耽误”这个词。国家能不能给补贴？如果国家给这份补贴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为什么国家要给补贴？因为女性为社会作了贡献，为社会生产新人口，帮国家养育了一个公民，难道她不应该得到额外的补偿吗？
　　所以我觉得，生育和工作机会本身并没有冲突，是我们的体制机制没有做到位。所以现在才会出现，国家一方面鼓励生育，一方面年轻人不敢生，因为没有好的制度作为保障。只有好的契约、好的机制设计，才能解决生育难题。

契约是“寻找最优解”

　　南风窗：去年有一篇讲述农民利用国家养牛补贴的漏洞“借牛骗补”的报道引起了许多讨论。“骗补贴”一直是国家基层补助派发时常见的问题。从契约的角度看，基层补贴的甄别机制有哪些漏洞？可以用怎样合适的契约手段规避这种的情况？
　　聂辉华：补贴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政府不知道被补贴人是否符合资格，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争取补贴，很多人就会采取各种方法。我在西北调研的时候，也常碰到这种情况。西北为了鼓励养羊，只要是养羊大户，有3000只羊，就有补贴。很多人没有那么多羊，怎么办？就去借，今天我借给你，明天你借给他，很荒唐。

　　其实打击骗补、减少信息不对称也不难，只要设计恰当的机制就可以了。举例来说，如果所有的补贴都有公示，当地人自然知道谁家有没有这么多羊。但这不够，因为他们可能相互合谋，怎么办？要让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有竞争性，变成零和博弈。
　　假如奖励给合格者补贴的这笔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出的，这部分钱如果没有用到合适的地方，被冒领、滥用，人们就会有动力举报他。我们现在有公示，但是并不能防止合谋。
　　所以这个背后的道理很简单、通俗：自己用自己的钱，人会最小心；自己用别人的钱，人最不小心。所以要激励相容，把补贴从“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举一个有点极端的“成功”例子：有个小区有一栋楼是经济适用房，快20年了都没分出去，为什么？每次一公示都会被人举报。因为总有人得不到这个房子，利益相关、无法合谋，他就有动力去监督。

如果哪天中国变成日本那样的老龄化国家，没有劳动力，你要不要人？

　　南风窗：契约是一个“寻找最优解”的過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契约在生活中的作用？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社会契约尽快找到“最优解”？
　　聂辉华：契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契约的世界里，买卖是契约，工作是契约，婚姻是契约，法律法规是契约。同时，契约理论本身发展得比较快，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用很多研究成果来指导生活，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作为分析工具，普通人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它、应用它。一个相对不错的契约，首先应该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比如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其次要尽量在社会的很多方面实现激励相容，比如用“自己的钱”办事。
　　同时，也因为契约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不是谁单方面可以决定的，所以作为普通人，懂得契约理论，会更容易知道生活中有哪些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陷阱，在制定契约、签合同谈判、合作、结婚等等时候，多一个工具；如果是创业者、企业家，通过契约理论，可以主动以制度设计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
　　但也是通过“一切皆契约”，世界告诉我们，要直面一个现实—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