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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集（1900—1927），字义甫、维善，笔名杨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大革命时期广东地区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的先驱者，海南地区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创建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不懈的奋斗，1927年9月光荣牺牲，年仅27岁。他生前的战友聂荣臻曾赞誉说：“杨善集同志短暂的一生，一贯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他是一位好同志。”
从旧时代蜕变出来的革命者
1900年2月4日，杨善集出生于海南岛琼东县北埇乡（今琼海市福田镇）井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杨维颐，字轩廷，是晚清秀才。生母邢氏，在杨善集出世后的第二年病故。继母王氏是个勤劳贤惠的农家妇女。杨善集是个独子，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得父母喜爱，7岁时即被送进本地私塾培育，希望他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仕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大清王朝宣告灭亡。次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由此深入人心。这一年，12岁的杨善集考入本地新型学校——大水岭高等小学，他因学习刻苦，各科学业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深受师友称赞。
1915年，15岁的杨善集考入当时设在琼山府城的琼崖中学。在这所海南最高学府之一的中学里，他除了攻读规定的课程外，还涉猎各种进步书刊，探索人生道路。由于受辛亥革命及护法倒袁运动影响，杨善集逐渐有了爱国思想，曾邀集有志同学王文明、陈维扬等组织“青年观摩会”，要求会员每周撰写一篇爱国文章传阅，讨论有关“革命救国问题”。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激发了杨善集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到处奔走，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斗争。在“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中，他担任宣传股长。在学联会的领导下，1919年5月20日，海口、府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势震动全岛。后来，运动从城市发展到农村。由爱国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他都是运动领导人之一，他的思想已经从旧时代完全蜕变出来，并迅速转变为这个新时代的革命者。
同年秋，杨善集从琼崖中学毕业回到家乡，不久被聘到琼东县福田夏试小学任教员，1920年春至1921年冬，受聘在琼东县三合振文高级小学任教员。
1922年春，杨善集被琼东县进步县长王大鹏聘为琼东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杨善集在县长对他的信任下，积极整顿校风，领导学生参加新文化运动，还帮助县长推行教育新学制、破除迷信、建设公路、整顿社会治安等新政。因此，引起学校里的守旧派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的妒忌，他们勾结在一起，煽动少部分盲从学生罢课闹风潮，诬蔑杨善集勾结官府，霸占学校，误人子弟。幸而不久真相大白，盲从学生很快觉悟，这场风波得以平息。1922年5月，杨善集辞去小学校长职务，考进广东公路工程学校。
赴莫斯科学习中光荣入党
22岁的杨善集从海南来到广州，进入广东公路工程学校，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那时，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他为了探求革命真理，利用一切机会阅读 《新青年》 《劳动声》 《广东群报》等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3年6月，他参加了广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新学生社”。12月，被吸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学校期间，杨善集曾就品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组织过一次论战，联系改良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深入批判。杨善集在《觉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品学与政治》的文章，论述了关于读书与救国、品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批评了当时在一部分青年中流行的“学者不参与政治”的错误认识，呼吁有志青年要关心政治、勇于参加社会革命；要正确认识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为了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正在上海读书的琼籍学生陈骏业看了这篇文章后，在给杨善集的信件以及后来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表示自己对杨善集的观点“不肯苟同”，大肆鼓吹青年应逃避现实，不可投身社会革命，要反对政治等改良主义观点。
考虑到这种不问政治、回避现实斗争的观点在不少青年中具有一定影响，杨善集在徐成章、洪剑雄等支持下，决定在《觉觉》刊物上与以陈骏业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以帮助青年们辨别是非。针对陈骏业鼓吹的所谓有品学的人，“应储蓄个人的品学”，“站在现在政治局面之外”，“免得卷入漩涡”的观点，杨善集在公开发表的《再讨论品学与政治——答陈骏业君》、《再同陈骏业君讨论品学与政治》等文章中，深入分析了修养品学的目的，“并不是闭户潜修的研究，并不是隐居山谷的修养道学；并不是理乱不知、黜涉不闻的处士”，而是为了“用我们平日的修养，来纠正社会中一般不好的习惯和风俗，而使政治澄清，社会进化”。他指出，具有品学修养的人，“决不可因社会混杂，做遁入空门的隐士；决不可因政治纷乱，就做不谈政治的贤人”。相反，“我们稍有知识的人，应当跑入工人、农民、商人、官吏、兵士里头去，使他们联合起来，觉悟起来，一齐做民众的革命运动。决不可自划鸿沟，自立为‘优秀分子’的特殊阶级”。
针对陈骏业抽象地空谈所谓“优秀分子”应“出来反对政治、抵抗政治，专尽力于社会上事业，而为群众谋幸福”的论调，杨善集指出，陈骏业鼓吹把社会事业与政治截然分开，其目的是要把青年引入歧途，脱离现实斗争，走改良主义道路。而“社会上一切事业，都是连续在一根政治的串索之上。社会的进步与否，完全视政治如何为断”，“没有政治不整理清楚，而能安全地建设社会事业的”。
杨善集还批判了陈骏业攻击“有品学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就“是预备去做官吏”，“政治运动”就是“做官运动”的错误论调，指出积极“投身平民政治运动”才是青年所应走的革命道路。他深入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经济破产，工业经济被抑制，失业者有增无已，土匪、军队、官吏、绅董合伙掠夺农民”，“外国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互相勾结”的悲惨局面。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国民革命’一条大道”。因此，革命青年应该积极“投身平民政治运动”，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达到“民族独立，政治经济权独立，打倒军阀，打倒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民主政治”。 通过这场论战，对帮助青年们正确认识关于政治与品学的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关心政治、认识改良主义的危害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而杨善集本人在论战中也经受了一次锻炼与考验。他回顾自己在这时期的表现说：“我在广州本来是入工程学校，而所得的乃是革命的知识。”
1924年夏初，杨善集从广东公路工程学校毕业。由于杨善集各方面表现突出，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的重视，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因而决定送他到苏联留学。8月间，杨善集离开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经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杨善集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2月1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一致表决通过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革命
1925年2月间，为了专门培训中国的军事人材，苏联红军奉命设立了一个中国班。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杨善集与叶挺、张善铭、聂荣臻、颜昌颐、熊雄等一批学员从东方大学调到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中国班学员与苏联红军战士一样，平日除参加政治、军事理论及军事常识等方面的学习外，还经常到野外参加军事演习，进行实弹射击等，夜晚还要轮流站岗放哨。严格的军事生活，锻炼着杨善集的革命意志。
此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从事组织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广州、香港两地轰轰烈烈地进行着。8月上旬，为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杨善集同聂荣臻、王一飞、叶挺、熊雄等20多人，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奉命回国。
8月下旬，回国后的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广东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根据杨善集的情况，派他与张善铭到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张善铭担任团广东区委书记兼团广州地委书记，杨善集担任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杨善集抵达广州后，心情振奋，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10月，共青团广州地委改选，杨善集任团广州地委书记。12月中旬，杨善集被调任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肩负起领导广东青年运动的重任。
杨善集主持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后，着手建立和健全各级团组织，注意从新学生社和省港罢工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团，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广州、汕头、广宁、花县、惠州、海丰、梧州、顺德、南洋等地建立了团的地方委员会，在新会、雷州、琼崖等15处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团员总数由原来的467人发展到2248人。杨善集在加强团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团干部队伍的建设。
为指导青年的学习和斗争，1925年12月，他主持出版了 《广东青年》 《革命生活》 《革命学生》 等刊物，专门编写内部教育材料，供广大团员和青年学习。1926年初，在杨善集的主持下，共青团广东区委举办了3个月的团骨干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共青团的基本知识，训练领导艺术，培养一批团区委、地委、特委、支部书记等领导干部，并派员前往汕头、惠州等地举办各种青年训练班，培养基层骨干，进一步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1926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提出统一广东青年运动的要求。杨善集遵循党组织的指示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广东全省的青年学生运动在共青团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受全省革命形势的影响，迅速地蓬勃向前发展。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广东的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代表的右派，以新学生社为代表的左派，还有以“民权社”为代表的中间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竭力打击左派，阻挠和破坏学生运动的统一，企图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争夺到手中。为做好青年学生的统战工作，争取青年学生的团结和学生运动的统一，杨善集多次主持有关会议，研究做法，为此花了不少精力。
1926年1月底，共青团广东区委以革命青年联合会名义，邀请广州地区各青年团体开会，讨论如何实现青年运动的统一问题。2月2日，统一青年运动大会于广东大学召开，通过了《统一学生运动问题决议案》，4月间在广州又召开了广东省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出了左派学生代表占多数的全省学生联合会。但是，“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并不罢休，另行成立学联相对抗。为了减少“孙文主义学会”分裂学生运动的口实，杨善集等经过认真研究后，毅然决定新学生社（团广东区委外围组织）暂停组织发展活动，把主要力量集中到搞好各级学联的工作，促使学生运动的统一。同时还采取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等措施，以及时调解学生之间的矛盾，增强了解。经过杨善集等人的不懈努力，7月初，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成立了统一的广东省学生联合会。这样，在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广东学生运动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杨善集在领导青年运动过程中，除了致力于青年学生运动之外，还同时注意做好青年工人、农民方面的组织发动工作。1925年11月25日，在杨善集主持下，以团广东区委名义发表了《告青年工人书》，号召广大工人“勇敢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下，加入到同志们的行列中去，完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
领导琼崖地区的革命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3天，即4月15日，广东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也跟着抡起屠刀，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四·一五”事变前夕，杨善集随广东区委部分人员及时撤往香港。他时刻惦念着海南的局势，因此抵达香港后，就立即派人前往海南，将广东区委关于“撤离城市，坚持斗争”的指示告知琼崖地委。由于海南岛交通不便，又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消息，琼崖地委对大陆方面的情况未能及时掌握。直至4月21日，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才接到广东区委有关指示，便匆忙布置撤退，转入农村继续坚持斗争。但因时间紧迫，无法通知到各地。4月22日，海南地区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疯狂捕杀革命群众，我党的不少优秀干部惨遭杀害。 同年5月底，为了加强海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派杨善集以省委特派员身份，返回琼崖领导革命斗争。当时王文明已撤到乐东县第四区坚持斗争，杨善集抵海口后，化装为小商贩，兼程赶往乐东县第四区与王文明会合。6月初，赶到了乐东四区。
杨善集不顾旅途劳累，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认真听取了王文明等人的情况汇报，决定召开琼崖地委紧急会议。杨善集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有关指示，介绍了当前国内革命的形势，并对琼崖党今后斗争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会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就组织宣传、群众、武装等问题作出决议。会议确定当前琼崖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收集枪支，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会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为加强对琼崖革命斗争的领导，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选举了特委的领导成员，由杨善集任特委书记，王文明等为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由杨善集兼任军委主席，王文明任肃反委员会主席。
琼崖特委还决定将特委领导机关分为两处，以便于领导全琼革命斗争。一处由杨善集领导，机关仍设在乐会四区，直接领导东路地方的斗争；另一处由王文明主持，机关设在定安县七区，领导乐会、万宁、定安一带的斗争。此外，还派特委委员许侠夫、罗文淹等为中路特派员，领导客昌、定安、琼山一带的工作；冯平为西路特派员，领导澄迈、临高、儋县一带的工作。在杨善集主持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海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鼓舞了琼崖全体党员的斗争意志，确定了琼崖党组织在当前的中心任务，加速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步伐。
六七月间，杨善集指示陈永芹和农训所学员王天骏、王文源等人，在乐会、万宁边境一带组织成立武装小分队，每队10人左右，积极开展军事活动。7月的一个夜晚，杨善集与陈永芹带领武装人员乘坐木船，从水路偷袭博鳌港的警察所、盐务所和海关等机构，缴获了敌人10多支枪及一批物资。消息传开后，周围群众受到很大鼓舞，纷纷传扬共产党没有被消灭，仍在领导人民打敌人的消息。与此同时，海南岛内文昌、凉东等地亦相继发起武装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批革命武装。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琼崖特委军委决定将各县的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成立了讨逆军司令部，由冯平任讨逆军总司令，陈永芹为副总司令，军委主席杨善集兼任讨逆军党代表。每县为一路军，共约700多人。除讨逆军外，各县、区、乡亦分别组织农民武装，称为农军，作为讨逆军的后备力量，与讨逆军配合活动。
琼崖讨逆革命军的成立，标志着海南地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诞生。
遭敌军围攻不幸壮烈牺牲
1927年8月7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为此，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到上述四省去指导秋收暴动。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配合四省的秋收起义，9月初，在杨善集主持下，琼崖特委在乐会四区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广东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杨善集与到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认真总结了两个月来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发动全琼革命武装与人民群众，于9月间举行一次全琼性的武装总暴动。
会议还具体讨论了9月武装总暴动的方案，确定以进攻海南东路重镇加积镇为重点，由杨善集、陈永芹率领的乐会、万宁讨逆军，与由王文明率领的凉山、定安两县讨逆军协同作战，冯平则在西路统一组织指挥澄迈、临高、儋县三县的暴动，其余各县亦同时举行暴动，以互相呼应。为了加强对这次暴动的领导，会议决定进一步充实军委机关，要求各县亦相应成立暴动委员会，各自指挥本县的暴动。对于如何攻打加积镇，杨善集、王文明等亦相应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准备先扫除加积镇外围的敌人据点，而以椰子寨敌据点为突破口，然后集中力量，共同配合，乘胜追击，把加积镇攻占下来。为此，特委和军委联合发出了“琼崖总暴动动员令”。
椰子寨位于万泉河畔，距加积镇约10公里。它是我军从定安七区和乐会四区向加积镇出击的交通要道。国民党反动派为保卫加积的安全，派遣了李文魁、梁振球两个乡的保安团共约40人驻守。9月中旬，讨逆革命军总指挥部命令琼山讨逆革命军一个连迅即开往定安七区，与王文明率领的定安革命武装会合；乐会、万宁讨逆军各一个连则赶赴特委机关驻地乐会四区集中待命。总指挥部还派出部分兵力封锁附近道路，破坏交通以阻止敌军行动，保证暴动的顺利进行。
9月21日，王文明从定安七区送信给杨善集，约定9月23日拂晓向椰子寨发动进攻。杨善集即于当天下午集合部队，与陈永芹一道带领部队向椰子寨方向出发。22日黄昏进驻祖埇村地方。王文明率领部队亦进发到万泉河畔椰子寨对岸的丹村地方。
22日下半夜，雄鸡刚唱过一遍，杨善集、陈永芹便率部队出发，向椰子寨奔袭。但由于下雨不停，道路十分泥泞，加之天色墨黑，伸手不见五指，杨善集率领的一路无法于拂晓前赶到椰子寨。而王文明则按计划冒雨分乘几艘木船，顺利渡过了万泉河，在椰子寨附近埋伏下来，专等杨善集他们到来，共同行动。但是约定时间已到，仍不见杨善集赶到，为不影响计划，王文明乃当机立断，下令向椰子寨发动进攻。敌军正在睡梦中，遭我军突然袭击，异常狼狈，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王文明率领部队首先攻占了椰子寨据点。翌日早上，杨善集、陈永芹率领部队赶到，两支队伍在椰子寨坪东门外胜利会师。
椰子寨据点攻克后，杨善集、王文明、陈永芹等领导人当即分析局势，认为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必然会从加积等处派兵反扑。为避敌人锋芒，保存我军力量，王文明提出将部队撒离椰子寨，渡过万泉河进驻丹村，再作第二步考虑。但是杨善集有些轻敌，认为现在既然要发动全琼总暴动，而首战正是要攻打加积；如果驻加积敌人向我军扑来，正好与他们较量一番，因而不同意撤离椰子寨。几经商议，乃决定分兵行动：王文明率一部先撤往丹村，迷惑加积方向的敌人；杨善集，陈永芹率领一部则继续留在椰子寨，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另派王天骏率一部分队伍开往加积方向的加所坡警戒。
国民党反动当局琼崖警备司令黄镇球（1926年底率第三十三团驻防海南岛，任琼崖警备司令）得知悉椰子寨被攻占的消息后，即于23日上午11时，命令所部营长廖尊一和加积商团队长颜植南率部反扑。中午，敌军200多人分乘两辆汽车向椰子寨扑来。
面对气势汹汹赶来进犯的敌人，杨善集、陈永芹、王天骏立即赶赴加所坡，指挥部队反击。加所坡附近贫苦农民亦手持大力、长矛，赶来助战。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在杨善集指挥下，奋不顾身地抗击敌人。但由于敌人武器精良，而我军装备太差，子弹又奇缺，几次交锋后，我军渐渐处于劣势。王天骏身负重伤，杨善集命令两名战士把王天骏抬下火线，自己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持续下去，对我军处境越来越不利。杨善集于是下令战士们撤退，自己带领少数人留下掩护。战士和乡亲们相继撤离了，但是杨善集和留下来掩护的战士却被敌人死死缠住，摆脱不了。杨善集当时头戴一顶白色软木圆通帽，敌人认准他是指挥人员，集中火力向他射击，杨善集被敌人的密集子弹击中，英勇牺牲。
由于海南四面环海，交通阻隔，消息闭塞，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时，还推选杨善集、黄学增等11人为广东省委候补委员。之后广东省委获悉杨善集等人不幸牺牲，特于10月24日致函琼崖特委：“得你们报告，知善集、永芹两同志因英勇奋战而死于敌手，省委谨代表全党同志致以最悲痛之敬礼。”对杨善集、陈永芹的英勇牺牲表示沉痛的悼念。
为了纪念杨善集对于海南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1936年琼崖特委决定将澄迈县命名为“善集县”。新中国成立后，海南人民特于杨善集的家乡琼海县加琼镇建立了一个“杨善集烈士纪念亭”，又将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命名为“善集中学”，以表达党和人民对于杨善集的永远怀念。
从旧时代蜕变出来的革命者
1900年2月4日，杨善集出生于海南岛琼东县北埇乡（今琼海市福田镇）井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杨维颐，字轩廷，是晚清秀才。生母邢氏，在杨善集出世后的第二年病故。继母王氏是个勤劳贤惠的农家妇女。杨善集是个独子，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得父母喜爱，7岁时即被送进本地私塾培育，希望他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仕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大清王朝宣告灭亡。次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由此深入人心。这一年，12岁的杨善集考入本地新型学校——大水岭高等小学，他因学习刻苦，各科学业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深受师友称赞。
1915年，15岁的杨善集考入当时设在琼山府城的琼崖中学。在这所海南最高学府之一的中学里，他除了攻读规定的课程外，还涉猎各种进步书刊，探索人生道路。由于受辛亥革命及护法倒袁运动影响，杨善集逐渐有了爱国思想，曾邀集有志同学王文明、陈维扬等组织“青年观摩会”，要求会员每周撰写一篇爱国文章传阅，讨论有关“革命救国问题”。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激发了杨善集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到处奔走，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斗争。在“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中，他担任宣传股长。在学联会的领导下，1919年5月20日，海口、府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势震动全岛。后来，运动从城市发展到农村。由爱国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他都是运动领导人之一，他的思想已经从旧时代完全蜕变出来，并迅速转变为这个新时代的革命者。
同年秋，杨善集从琼崖中学毕业回到家乡，不久被聘到琼东县福田夏试小学任教员，1920年春至1921年冬，受聘在琼东县三合振文高级小学任教员。
1922年春，杨善集被琼东县进步县长王大鹏聘为琼东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杨善集在县长对他的信任下，积极整顿校风，领导学生参加新文化运动，还帮助县长推行教育新学制、破除迷信、建设公路、整顿社会治安等新政。因此，引起学校里的守旧派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的妒忌，他们勾结在一起，煽动少部分盲从学生罢课闹风潮，诬蔑杨善集勾结官府，霸占学校，误人子弟。幸而不久真相大白，盲从学生很快觉悟，这场风波得以平息。1922年5月，杨善集辞去小学校长职务，考进广东公路工程学校。
赴莫斯科学习中光荣入党
22岁的杨善集从海南来到广州，进入广东公路工程学校，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那时，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他为了探求革命真理，利用一切机会阅读 《新青年》 《劳动声》 《广东群报》等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3年6月，他参加了广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新学生社”。12月，被吸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学校期间，杨善集曾就品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组织过一次论战，联系改良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深入批判。杨善集在《觉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品学与政治》的文章，论述了关于读书与救国、品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批评了当时在一部分青年中流行的“学者不参与政治”的错误认识，呼吁有志青年要关心政治、勇于参加社会革命；要正确认识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为了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正在上海读书的琼籍学生陈骏业看了这篇文章后，在给杨善集的信件以及后来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表示自己对杨善集的观点“不肯苟同”，大肆鼓吹青年应逃避现实，不可投身社会革命，要反对政治等改良主义观点。
考虑到这种不问政治、回避现实斗争的观点在不少青年中具有一定影响，杨善集在徐成章、洪剑雄等支持下，决定在《觉觉》刊物上与以陈骏业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以帮助青年们辨别是非。针对陈骏业鼓吹的所谓有品学的人，“应储蓄个人的品学”，“站在现在政治局面之外”，“免得卷入漩涡”的观点，杨善集在公开发表的《再讨论品学与政治——答陈骏业君》、《再同陈骏业君讨论品学与政治》等文章中，深入分析了修养品学的目的，“并不是闭户潜修的研究，并不是隐居山谷的修养道学；并不是理乱不知、黜涉不闻的处士”，而是为了“用我们平日的修养，来纠正社会中一般不好的习惯和风俗，而使政治澄清，社会进化”。他指出，具有品学修养的人，“决不可因社会混杂，做遁入空门的隐士；决不可因政治纷乱，就做不谈政治的贤人”。相反，“我们稍有知识的人，应当跑入工人、农民、商人、官吏、兵士里头去，使他们联合起来，觉悟起来，一齐做民众的革命运动。决不可自划鸿沟，自立为‘优秀分子’的特殊阶级”。
针对陈骏业抽象地空谈所谓“优秀分子”应“出来反对政治、抵抗政治，专尽力于社会上事业，而为群众谋幸福”的论调，杨善集指出，陈骏业鼓吹把社会事业与政治截然分开，其目的是要把青年引入歧途，脱离现实斗争，走改良主义道路。而“社会上一切事业，都是连续在一根政治的串索之上。社会的进步与否，完全视政治如何为断”，“没有政治不整理清楚，而能安全地建设社会事业的”。
杨善集还批判了陈骏业攻击“有品学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就“是预备去做官吏”，“政治运动”就是“做官运动”的错误论调，指出积极“投身平民政治运动”才是青年所应走的革命道路。他深入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经济破产，工业经济被抑制，失业者有增无已，土匪、军队、官吏、绅董合伙掠夺农民”，“外国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互相勾结”的悲惨局面。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国民革命’一条大道”。因此，革命青年应该积极“投身平民政治运动”，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达到“民族独立，政治经济权独立，打倒军阀，打倒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民主政治”。 通过这场论战，对帮助青年们正确认识关于政治与品学的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关心政治、认识改良主义的危害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而杨善集本人在论战中也经受了一次锻炼与考验。他回顾自己在这时期的表现说：“我在广州本来是入工程学校，而所得的乃是革命的知识。”
1924年夏初，杨善集从广东公路工程学校毕业。由于杨善集各方面表现突出，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的重视，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因而决定送他到苏联留学。8月间，杨善集离开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经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杨善集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2月1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一致表决通过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革命
1925年2月间，为了专门培训中国的军事人材，苏联红军奉命设立了一个中国班。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杨善集与叶挺、张善铭、聂荣臻、颜昌颐、熊雄等一批学员从东方大学调到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中国班学员与苏联红军战士一样，平日除参加政治、军事理论及军事常识等方面的学习外，还经常到野外参加军事演习，进行实弹射击等，夜晚还要轮流站岗放哨。严格的军事生活，锻炼着杨善集的革命意志。
此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从事组织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广州、香港两地轰轰烈烈地进行着。8月上旬，为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杨善集同聂荣臻、王一飞、叶挺、熊雄等20多人，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奉命回国。
8月下旬，回国后的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广东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根据杨善集的情况，派他与张善铭到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张善铭担任团广东区委书记兼团广州地委书记，杨善集担任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杨善集抵达广州后，心情振奋，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10月，共青团广州地委改选，杨善集任团广州地委书记。12月中旬，杨善集被调任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肩负起领导广东青年运动的重任。
杨善集主持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后，着手建立和健全各级团组织，注意从新学生社和省港罢工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团，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广州、汕头、广宁、花县、惠州、海丰、梧州、顺德、南洋等地建立了团的地方委员会，在新会、雷州、琼崖等15处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团员总数由原来的467人发展到2248人。杨善集在加强团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团干部队伍的建设。
为指导青年的学习和斗争，1925年12月，他主持出版了 《广东青年》 《革命生活》 《革命学生》 等刊物，专门编写内部教育材料，供广大团员和青年学习。1926年初，在杨善集的主持下，共青团广东区委举办了3个月的团骨干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共青团的基本知识，训练领导艺术，培养一批团区委、地委、特委、支部书记等领导干部，并派员前往汕头、惠州等地举办各种青年训练班，培养基层骨干，进一步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1926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提出统一广东青年运动的要求。杨善集遵循党组织的指示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广东全省的青年学生运动在共青团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受全省革命形势的影响，迅速地蓬勃向前发展。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广东的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代表的右派，以新学生社为代表的左派，还有以“民权社”为代表的中间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竭力打击左派，阻挠和破坏学生运动的统一，企图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争夺到手中。为做好青年学生的统战工作，争取青年学生的团结和学生运动的统一，杨善集多次主持有关会议，研究做法，为此花了不少精力。
1926年1月底，共青团广东区委以革命青年联合会名义，邀请广州地区各青年团体开会，讨论如何实现青年运动的统一问题。2月2日，统一青年运动大会于广东大学召开，通过了《统一学生运动问题决议案》，4月间在广州又召开了广东省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出了左派学生代表占多数的全省学生联合会。但是，“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并不罢休，另行成立学联相对抗。为了减少“孙文主义学会”分裂学生运动的口实，杨善集等经过认真研究后，毅然决定新学生社（团广东区委外围组织）暂停组织发展活动，把主要力量集中到搞好各级学联的工作，促使学生运动的统一。同时还采取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等措施，以及时调解学生之间的矛盾，增强了解。经过杨善集等人的不懈努力，7月初，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成立了统一的广东省学生联合会。这样，在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广东学生运动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杨善集在领导青年运动过程中，除了致力于青年学生运动之外，还同时注意做好青年工人、农民方面的组织发动工作。1925年11月25日，在杨善集主持下，以团广东区委名义发表了《告青年工人书》，号召广大工人“勇敢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下，加入到同志们的行列中去，完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
领导琼崖地区的革命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3天，即4月15日，广东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也跟着抡起屠刀，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四·一五”事变前夕，杨善集随广东区委部分人员及时撤往香港。他时刻惦念着海南的局势，因此抵达香港后，就立即派人前往海南，将广东区委关于“撤离城市，坚持斗争”的指示告知琼崖地委。由于海南岛交通不便，又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消息，琼崖地委对大陆方面的情况未能及时掌握。直至4月21日，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才接到广东区委有关指示，便匆忙布置撤退，转入农村继续坚持斗争。但因时间紧迫，无法通知到各地。4月22日，海南地区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疯狂捕杀革命群众，我党的不少优秀干部惨遭杀害。 同年5月底，为了加强海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派杨善集以省委特派员身份，返回琼崖领导革命斗争。当时王文明已撤到乐东县第四区坚持斗争，杨善集抵海口后，化装为小商贩，兼程赶往乐东县第四区与王文明会合。6月初，赶到了乐东四区。
杨善集不顾旅途劳累，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认真听取了王文明等人的情况汇报，决定召开琼崖地委紧急会议。杨善集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有关指示，介绍了当前国内革命的形势，并对琼崖党今后斗争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会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就组织宣传、群众、武装等问题作出决议。会议确定当前琼崖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收集枪支，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会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为加强对琼崖革命斗争的领导，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选举了特委的领导成员，由杨善集任特委书记，王文明等为委员。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由杨善集兼任军委主席，王文明任肃反委员会主席。
琼崖特委还决定将特委领导机关分为两处，以便于领导全琼革命斗争。一处由杨善集领导，机关仍设在乐会四区，直接领导东路地方的斗争；另一处由王文明主持，机关设在定安县七区，领导乐会、万宁、定安一带的斗争。此外，还派特委委员许侠夫、罗文淹等为中路特派员，领导客昌、定安、琼山一带的工作；冯平为西路特派员，领导澄迈、临高、儋县一带的工作。在杨善集主持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海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鼓舞了琼崖全体党员的斗争意志，确定了琼崖党组织在当前的中心任务，加速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步伐。
六七月间，杨善集指示陈永芹和农训所学员王天骏、王文源等人，在乐会、万宁边境一带组织成立武装小分队，每队10人左右，积极开展军事活动。7月的一个夜晚，杨善集与陈永芹带领武装人员乘坐木船，从水路偷袭博鳌港的警察所、盐务所和海关等机构，缴获了敌人10多支枪及一批物资。消息传开后，周围群众受到很大鼓舞，纷纷传扬共产党没有被消灭，仍在领导人民打敌人的消息。与此同时，海南岛内文昌、凉东等地亦相继发起武装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批革命武装。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琼崖特委军委决定将各县的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成立了讨逆军司令部，由冯平任讨逆军总司令，陈永芹为副总司令，军委主席杨善集兼任讨逆军党代表。每县为一路军，共约700多人。除讨逆军外，各县、区、乡亦分别组织农民武装，称为农军，作为讨逆军的后备力量，与讨逆军配合活动。
琼崖讨逆革命军的成立，标志着海南地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诞生。
遭敌军围攻不幸壮烈牺牲
1927年8月7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为此，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到上述四省去指导秋收暴动。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配合四省的秋收起义，9月初，在杨善集主持下，琼崖特委在乐会四区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广东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杨善集与到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认真总结了两个月来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发动全琼革命武装与人民群众，于9月间举行一次全琼性的武装总暴动。
会议还具体讨论了9月武装总暴动的方案，确定以进攻海南东路重镇加积镇为重点，由杨善集、陈永芹率领的乐会、万宁讨逆军，与由王文明率领的凉山、定安两县讨逆军协同作战，冯平则在西路统一组织指挥澄迈、临高、儋县三县的暴动，其余各县亦同时举行暴动，以互相呼应。为了加强对这次暴动的领导，会议决定进一步充实军委机关，要求各县亦相应成立暴动委员会，各自指挥本县的暴动。对于如何攻打加积镇，杨善集、王文明等亦相应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准备先扫除加积镇外围的敌人据点，而以椰子寨敌据点为突破口，然后集中力量，共同配合，乘胜追击，把加积镇攻占下来。为此，特委和军委联合发出了“琼崖总暴动动员令”。
椰子寨位于万泉河畔，距加积镇约10公里。它是我军从定安七区和乐会四区向加积镇出击的交通要道。国民党反动派为保卫加积的安全，派遣了李文魁、梁振球两个乡的保安团共约40人驻守。9月中旬，讨逆革命军总指挥部命令琼山讨逆革命军一个连迅即开往定安七区，与王文明率领的定安革命武装会合；乐会、万宁讨逆军各一个连则赶赴特委机关驻地乐会四区集中待命。总指挥部还派出部分兵力封锁附近道路，破坏交通以阻止敌军行动，保证暴动的顺利进行。
9月21日，王文明从定安七区送信给杨善集，约定9月23日拂晓向椰子寨发动进攻。杨善集即于当天下午集合部队，与陈永芹一道带领部队向椰子寨方向出发。22日黄昏进驻祖埇村地方。王文明率领部队亦进发到万泉河畔椰子寨对岸的丹村地方。
22日下半夜，雄鸡刚唱过一遍，杨善集、陈永芹便率部队出发，向椰子寨奔袭。但由于下雨不停，道路十分泥泞，加之天色墨黑，伸手不见五指，杨善集率领的一路无法于拂晓前赶到椰子寨。而王文明则按计划冒雨分乘几艘木船，顺利渡过了万泉河，在椰子寨附近埋伏下来，专等杨善集他们到来，共同行动。但是约定时间已到，仍不见杨善集赶到，为不影响计划，王文明乃当机立断，下令向椰子寨发动进攻。敌军正在睡梦中，遭我军突然袭击，异常狼狈，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王文明率领部队首先攻占了椰子寨据点。翌日早上，杨善集、陈永芹率领部队赶到，两支队伍在椰子寨坪东门外胜利会师。
椰子寨据点攻克后，杨善集、王文明、陈永芹等领导人当即分析局势，认为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必然会从加积等处派兵反扑。为避敌人锋芒，保存我军力量，王文明提出将部队撒离椰子寨，渡过万泉河进驻丹村，再作第二步考虑。但是杨善集有些轻敌，认为现在既然要发动全琼总暴动，而首战正是要攻打加积；如果驻加积敌人向我军扑来，正好与他们较量一番，因而不同意撤离椰子寨。几经商议，乃决定分兵行动：王文明率一部先撤往丹村，迷惑加积方向的敌人；杨善集，陈永芹率领一部则继续留在椰子寨，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另派王天骏率一部分队伍开往加积方向的加所坡警戒。
国民党反动当局琼崖警备司令黄镇球（1926年底率第三十三团驻防海南岛，任琼崖警备司令）得知悉椰子寨被攻占的消息后，即于23日上午11时，命令所部营长廖尊一和加积商团队长颜植南率部反扑。中午，敌军200多人分乘两辆汽车向椰子寨扑来。
面对气势汹汹赶来进犯的敌人，杨善集、陈永芹、王天骏立即赶赴加所坡，指挥部队反击。加所坡附近贫苦农民亦手持大力、长矛，赶来助战。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在杨善集指挥下，奋不顾身地抗击敌人。但由于敌人武器精良，而我军装备太差，子弹又奇缺，几次交锋后，我军渐渐处于劣势。王天骏身负重伤，杨善集命令两名战士把王天骏抬下火线，自己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持续下去，对我军处境越来越不利。杨善集于是下令战士们撤退，自己带领少数人留下掩护。战士和乡亲们相继撤离了，但是杨善集和留下来掩护的战士却被敌人死死缠住，摆脱不了。杨善集当时头戴一顶白色软木圆通帽，敌人认准他是指挥人员，集中火力向他射击，杨善集被敌人的密集子弹击中，英勇牺牲。
由于海南四面环海，交通阻隔，消息闭塞，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时，还推选杨善集、黄学增等11人为广东省委候补委员。之后广东省委获悉杨善集等人不幸牺牲，特于10月24日致函琼崖特委：“得你们报告，知善集、永芹两同志因英勇奋战而死于敌手，省委谨代表全党同志致以最悲痛之敬礼。”对杨善集、陈永芹的英勇牺牲表示沉痛的悼念。
为了纪念杨善集对于海南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1936年琼崖特委决定将澄迈县命名为“善集县”。新中国成立后，海南人民特于杨善集的家乡琼海县加琼镇建立了一个“杨善集烈士纪念亭”，又将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命名为“善集中学”，以表达党和人民对于杨善集的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