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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圈里总是不乏“邪”人，无论是抵押房子豁出去投资《恋爱的犀牛》的孟京辉，还是白手起家创建戏逍堂、到今天在云汉经略投资咨询公司协助下进行融资，估值为3000万的关皓月，都堪称是商业化和娱乐化结合的经典。
身为戏逍堂(北京)文化娱乐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的关皓月，平时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堂主”，他对《中国新时代》谈起自己发家史时，总不忘重复公司的“先天不足”，他道出了很多小剧场从业者在商业化运作中遇到的瓶颈——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
“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上的周转不好。”关皓月说，“开公司的时候我没钱，在做《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的时候，手里只有5万块钱。”可以说，关皓月是这些高举商业化大旗的小剧场阵营里的佼佼者。
生日礼物
戏逍堂，是关皓月“一念之间”的产物。
这个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70年代生人，在被称为“堂主”前，“一路折腾”地做过很多工作一一灯光、舞美到项目经理，再到财务。最终，这个高中毕业生坐上了广告公司财务总经理的位置。
2004年底，30岁的关皓月头一次坐在小剧场里看话剧，尽管看得他一头雾水，但他还是集中精力数清了小剧场的200个座位，算盘一打，他发现100元的票一场就能换来2万元的收入。精明的他马上得出结论：这事靠谱!
2005年，关皓月成立了戏逍堂，并把它当成自己而立之年的生日献礼。一脚踏入话剧市场的他，开始并没考虑圈内人怎么想，不过圈内人的质疑还是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他是“卖假药的”，也有人说他“就是一唯利是图的商人，根本不懂艺术。”
关皓月没有理那么多，这个被认为极具煽动性的胖子，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以平民化的姿态来演绎市井间熟知的故事，比如70年代的爱情。而让戏逍堂突然蹿红起来的也正是这部戏——《到现在还没想好》。
拿到剧本后，囊中羞涩的关皓月想到了招商，“第一个投资商是北京的一家演出公司。”关皓月说，“其实我觉得当时只能说是合作，并不能定义成是股份(制)。”为了造势，他买下了繁华路段的广告牌，写着：“到现在还没想好……”等极具挑衅色彩的词。到现在，关皓月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事做了，钱投了，要是(钱)收不回来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幸，这个戏一炮而红，关皓月高兴地手舞足蹈。虽然这部话剧只让他“挣了3万块钱”，但在当时做话剧都赔钱的市场环境下，关皓月很满意。接下来他也没闲着，一口气连做了近十部话剧。
一部《有多少爱可以胡来》连续演出600场经久不衰。关皓月去看了演出，他对剧场内黑压压的人头感到高兴。“这场戏演了600场，能容纳200人的座位场场爆满，演出结束之前，几乎没有人离场。”关皓月认为这很难得，“说明大量的消费者对于话剧是认可的。”而这部戏也成了关皓月导演最挣钱的剧目之一。“投资29万，总票房超过900万。”不过他也承认，“这玩意跟赌大运似的。”
从此开始，关皓月开创了他低成本运作和时尚剧情实现盈利的道路。虽然商业化的运作让大家对此褒贬不一，但他却不以为然，“小剧场话剧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发展。”
“量产”话剧
最初只占20％股份的关皓月，如今已经成为戏逍堂的大股东。公司也由当初的4人，发展成今天的2Q人。
别小看了只有二十几人的团队，它可是号称小剧场界的黄埔军校。“北京做话剧的全是我这里出去的。”关皓月笑着说“像雷子乐，麻花的导演，原来都是戏逍堂的员工。我这是黄埔军校嘛，圈里人都知道。”
从八十年代诞生之初，小剧场话剧头上就一直戴着一顶“另类”的帽子，演出剧目也以实验戏剧和先锋戏剧为主。但是从2005年开始，随着戏逍堂等一系列新剧团的出现，小剧场话剧越来越“亲民”，所创造出来的剧大多将当下社会最关注的事件、人物、时髦话题搬上舞台，一时风头无比。
“我们这代话剧人很幸运，赶上了小剧场的黄金时期。”关皓月说，而他们的前辈在开始话剧事业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对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投资，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虽然小剧场的出现顺应了市场的需求，但其商业化的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目前，小话剧市场还属于新兴市场，没有形成产业化概念，大部分团体都是走穴式演出。”在京都的演艺人都举足观望的时候，不按常理出牌的关皓月提出要将话剧“工业化生产”，这种商业模式也成了文艺界内著名的商业案例。
关皓月解释说，“与传统的国家话剧院或民间的话剧社团相比，戏逍堂既不像长期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前者那样靠重复上演经典作品，以国家补贴维持生计，也不像后者那种不是受到产品内容的生产限制，就是缺乏企业规模化运营。戏逍堂是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着严格的成本管理和控制，按照项目投资管理化模式来生产并销售的一个话剧工厂。”
简单地说，戏逍堂的商业模式，更像是一个话剧媒体的平台，一个策划、制作并出品小剧场话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着一套现代化标准的、完整的生产流水线。从剧本的编写，搜集到最终话剧产品的上演，编剧、制作、导演、演员完全根据要求各司其职，制播分离。
“市场部在10月份之前，要找到来年的剧本、做好排期，之后交给创作部的人，创作部负责找演员，排练。”
这种戏剧“作坊”的出现，立刻遭到传统戏剧界的抨击，很多业内人士质疑：真正商业化的作品不可能没有扎实的艺术在里面，这种“量产”话剧的模式，会不会导致质量的下降?
关皓月不以为然，“戏逍堂就是在质疑声长大的。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说你不好，没什么事是别人只夸你不骂你的。”看似心宽体胖的他说，“质量的好坏要由观众自己来评论，在投资商那我只要告诉他赚钱了没有、能赚多少钱就行。”
在关皓月看来，艺术与商业的平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跟电影一样，戏剧的产业化是必然的。“资本市场的反应是最直接的，靠小剧场能盈利已经成为很多投资者的共识。不过如果一味追求市场，那对戏剧行业整体也是个太大的讽刺。”
当一个行业正起步发展的时候，往往内容和品牌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创意，也只有好的创意才能吸引市场。”关皓月说。
“怀旧范儿”
在关皓月眼中，现在的话剧市场上“烂剧太多”，“让人记不住”的戏也太多。
小剧场话剧因为一部搞笑剧而红起来之后，很多走幽默爆笑路线的作品在这几年被大批大批地制作出来，其中不乏粗制滥造的货色。
但是这种风格能坚持多久呢?谁都没底。
“我犯不着和他们做一样的东西。”关皓月笑着说，“我可能会很独特的做一个东西出来和大家岔开，也许赢了，也许会输，不过都无所谓。”他嘴里独特的“东西”指的是2009年重推的话剧《李晓红》。
2009年，关皓月只做了一部戏，就是《李晓红》。“说的是纯正70后老北京胡同里 的戏，特别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整部戏投资四十万，演出60场，但挣得不多，“盈利只有10万块钱，算是一般的。”相比较《多有少爱可以胡来》和《满城尽是黄金甲》的火爆，精心打造的《李晓红》的不温不火是戏逍堂始料未及的。
不过尽管如此，关皓月并没打算放弃。“明年，戏逍堂仍然会以怀旧范儿为主打。”对于可能会面临的市场同质化，他嘴角上扬，露出狡黠的笑容。“这不好做，那玩意得有情怀。”
“其实我做的80％都是大悲剧。”针对市场上流传颇广的戏逍堂喜剧的定位，关皓月显得很委屈，“很多人只看到了表演过程中的乐子，没去想深层次的东西。看‘胡来’时，60％的男孩子都在掉眼泪，把女孩看哭的剧很正常，能把男孩看哭很可怕。”
对戏逍堂来说，赚钱当然不是唯一的目的，“如何将娱乐和商业很好的结合才是戏逍堂遵循的法则。”
改变“打游击”状态
一直以来，场地问题是制约北京小话剧市场发展的一大瓶颈。“租金的日渐走高，加上近年来小话剧创作的繁荣，有戏却没地方演成为戏剧制作人越来越头疼的问题。”
关皓月希翼着拥有自己的剧场，其实这也是很多戏剧制作人共同的梦想。2008年孟京辉建了蜂巢剧场，前期投资五百万。无独有偶，2009年，戏逍堂也和枫蓝国际购物中心联手打造了“枫蓝国际小剧场，”已经开始投入全面运营。用关皓月的话来说，“这将改变戏逍堂几年来打游击的状态。”
其实这么做也是被逼上梁山。“随着小剧场话剧的火热，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开始进驻小剧场，要租一个合适的剧场已经越来越难了。”他说。“从创立以来戏逍堂就—直在租用的场地进行演出，不仅在租金方面是一笔很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演出的场次也不能得到保障，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当然，有了剧场并不意味着这个剧场就能吸引来观众，如何经营好剧场并把剧场打造出一定的知名度，是摆在关皓月面前更大的难题。
不过让他欣慰的是，枫蓝国际小剧场的地理位置尚好，附近写字楼众多，起初不到2007；的投入一年就收回来了。尝到甜头的关皓月把目光又转向了位于CBD的东方梅地亚，“那地是白领的聚集地。”他解释说，而白领们正好是话剧的主要消费群体，“我做过调研，那的人下班都不愿意走，过了堵车高峰期再回家，堵车的时间就来看话剧了。”关皓月极有自信，他有充足的把握让白领们进去看戏。
“其实投资小剧场就是商业地产。”关皓月解释。2010年，他准备一脚砸进南方市场，“希望在上海、深圳、长沙、四川能再开七、八个剧场。”剧场多了不一定是坏事，但剧场的建设一定要和创作能力相匹配，才能实现剧场的良性运作。而“创意”，则被关皓月看成是自己“最大的优势”。
截至到2009年6月，戏逍堂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济南、银川等地推出小话剧20部，演出场次超过2000场，票房收入达到2000万，无论从演出场次、剧目数量、会员人数等方面来说，戏逍堂俨然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民营小话剧生产企业。
身为戏逍堂(北京)文化娱乐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的关皓月，平时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堂主”，他对《中国新时代》谈起自己发家史时，总不忘重复公司的“先天不足”，他道出了很多小剧场从业者在商业化运作中遇到的瓶颈——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
“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上的周转不好。”关皓月说，“开公司的时候我没钱，在做《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的时候，手里只有5万块钱。”可以说，关皓月是这些高举商业化大旗的小剧场阵营里的佼佼者。
生日礼物
戏逍堂，是关皓月“一念之间”的产物。
这个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70年代生人，在被称为“堂主”前，“一路折腾”地做过很多工作一一灯光、舞美到项目经理，再到财务。最终，这个高中毕业生坐上了广告公司财务总经理的位置。
2004年底，30岁的关皓月头一次坐在小剧场里看话剧，尽管看得他一头雾水，但他还是集中精力数清了小剧场的200个座位，算盘一打，他发现100元的票一场就能换来2万元的收入。精明的他马上得出结论：这事靠谱!
2005年，关皓月成立了戏逍堂，并把它当成自己而立之年的生日献礼。一脚踏入话剧市场的他，开始并没考虑圈内人怎么想，不过圈内人的质疑还是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他是“卖假药的”，也有人说他“就是一唯利是图的商人，根本不懂艺术。”
关皓月没有理那么多，这个被认为极具煽动性的胖子，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以平民化的姿态来演绎市井间熟知的故事，比如70年代的爱情。而让戏逍堂突然蹿红起来的也正是这部戏——《到现在还没想好》。
拿到剧本后，囊中羞涩的关皓月想到了招商，“第一个投资商是北京的一家演出公司。”关皓月说，“其实我觉得当时只能说是合作，并不能定义成是股份(制)。”为了造势，他买下了繁华路段的广告牌，写着：“到现在还没想好……”等极具挑衅色彩的词。到现在，关皓月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事做了，钱投了，要是(钱)收不回来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幸，这个戏一炮而红，关皓月高兴地手舞足蹈。虽然这部话剧只让他“挣了3万块钱”，但在当时做话剧都赔钱的市场环境下，关皓月很满意。接下来他也没闲着，一口气连做了近十部话剧。
一部《有多少爱可以胡来》连续演出600场经久不衰。关皓月去看了演出，他对剧场内黑压压的人头感到高兴。“这场戏演了600场，能容纳200人的座位场场爆满，演出结束之前，几乎没有人离场。”关皓月认为这很难得，“说明大量的消费者对于话剧是认可的。”而这部戏也成了关皓月导演最挣钱的剧目之一。“投资29万，总票房超过900万。”不过他也承认，“这玩意跟赌大运似的。”
从此开始，关皓月开创了他低成本运作和时尚剧情实现盈利的道路。虽然商业化的运作让大家对此褒贬不一，但他却不以为然，“小剧场话剧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发展。”
“量产”话剧
最初只占20％股份的关皓月，如今已经成为戏逍堂的大股东。公司也由当初的4人，发展成今天的2Q人。
别小看了只有二十几人的团队，它可是号称小剧场界的黄埔军校。“北京做话剧的全是我这里出去的。”关皓月笑着说“像雷子乐，麻花的导演，原来都是戏逍堂的员工。我这是黄埔军校嘛，圈里人都知道。”
从八十年代诞生之初，小剧场话剧头上就一直戴着一顶“另类”的帽子，演出剧目也以实验戏剧和先锋戏剧为主。但是从2005年开始，随着戏逍堂等一系列新剧团的出现，小剧场话剧越来越“亲民”，所创造出来的剧大多将当下社会最关注的事件、人物、时髦话题搬上舞台，一时风头无比。
“我们这代话剧人很幸运，赶上了小剧场的黄金时期。”关皓月说，而他们的前辈在开始话剧事业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对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投资，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虽然小剧场的出现顺应了市场的需求，但其商业化的探索之路才刚刚开始。“目前，小话剧市场还属于新兴市场，没有形成产业化概念，大部分团体都是走穴式演出。”在京都的演艺人都举足观望的时候，不按常理出牌的关皓月提出要将话剧“工业化生产”，这种商业模式也成了文艺界内著名的商业案例。
关皓月解释说，“与传统的国家话剧院或民间的话剧社团相比，戏逍堂既不像长期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前者那样靠重复上演经典作品，以国家补贴维持生计，也不像后者那种不是受到产品内容的生产限制，就是缺乏企业规模化运营。戏逍堂是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着严格的成本管理和控制，按照项目投资管理化模式来生产并销售的一个话剧工厂。”
简单地说，戏逍堂的商业模式，更像是一个话剧媒体的平台，一个策划、制作并出品小剧场话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着一套现代化标准的、完整的生产流水线。从剧本的编写，搜集到最终话剧产品的上演，编剧、制作、导演、演员完全根据要求各司其职，制播分离。
“市场部在10月份之前，要找到来年的剧本、做好排期，之后交给创作部的人，创作部负责找演员，排练。”
这种戏剧“作坊”的出现，立刻遭到传统戏剧界的抨击，很多业内人士质疑：真正商业化的作品不可能没有扎实的艺术在里面，这种“量产”话剧的模式，会不会导致质量的下降?
关皓月不以为然，“戏逍堂就是在质疑声长大的。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说你不好，没什么事是别人只夸你不骂你的。”看似心宽体胖的他说，“质量的好坏要由观众自己来评论，在投资商那我只要告诉他赚钱了没有、能赚多少钱就行。”
在关皓月看来，艺术与商业的平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跟电影一样，戏剧的产业化是必然的。“资本市场的反应是最直接的，靠小剧场能盈利已经成为很多投资者的共识。不过如果一味追求市场，那对戏剧行业整体也是个太大的讽刺。”
当一个行业正起步发展的时候，往往内容和品牌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创意，也只有好的创意才能吸引市场。”关皓月说。
“怀旧范儿”
在关皓月眼中，现在的话剧市场上“烂剧太多”，“让人记不住”的戏也太多。
小剧场话剧因为一部搞笑剧而红起来之后，很多走幽默爆笑路线的作品在这几年被大批大批地制作出来，其中不乏粗制滥造的货色。
但是这种风格能坚持多久呢?谁都没底。
“我犯不着和他们做一样的东西。”关皓月笑着说，“我可能会很独特的做一个东西出来和大家岔开，也许赢了，也许会输，不过都无所谓。”他嘴里独特的“东西”指的是2009年重推的话剧《李晓红》。
2009年，关皓月只做了一部戏，就是《李晓红》。“说的是纯正70后老北京胡同里 的戏，特别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整部戏投资四十万，演出60场，但挣得不多，“盈利只有10万块钱，算是一般的。”相比较《多有少爱可以胡来》和《满城尽是黄金甲》的火爆，精心打造的《李晓红》的不温不火是戏逍堂始料未及的。
不过尽管如此，关皓月并没打算放弃。“明年，戏逍堂仍然会以怀旧范儿为主打。”对于可能会面临的市场同质化，他嘴角上扬，露出狡黠的笑容。“这不好做，那玩意得有情怀。”
“其实我做的80％都是大悲剧。”针对市场上流传颇广的戏逍堂喜剧的定位，关皓月显得很委屈，“很多人只看到了表演过程中的乐子，没去想深层次的东西。看‘胡来’时，60％的男孩子都在掉眼泪，把女孩看哭的剧很正常，能把男孩看哭很可怕。”
对戏逍堂来说，赚钱当然不是唯一的目的，“如何将娱乐和商业很好的结合才是戏逍堂遵循的法则。”
改变“打游击”状态
一直以来，场地问题是制约北京小话剧市场发展的一大瓶颈。“租金的日渐走高，加上近年来小话剧创作的繁荣，有戏却没地方演成为戏剧制作人越来越头疼的问题。”
关皓月希翼着拥有自己的剧场，其实这也是很多戏剧制作人共同的梦想。2008年孟京辉建了蜂巢剧场，前期投资五百万。无独有偶，2009年，戏逍堂也和枫蓝国际购物中心联手打造了“枫蓝国际小剧场，”已经开始投入全面运营。用关皓月的话来说，“这将改变戏逍堂几年来打游击的状态。”
其实这么做也是被逼上梁山。“随着小剧场话剧的火热，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开始进驻小剧场，要租一个合适的剧场已经越来越难了。”他说。“从创立以来戏逍堂就—直在租用的场地进行演出，不仅在租金方面是一笔很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演出的场次也不能得到保障，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当然，有了剧场并不意味着这个剧场就能吸引来观众，如何经营好剧场并把剧场打造出一定的知名度，是摆在关皓月面前更大的难题。
不过让他欣慰的是，枫蓝国际小剧场的地理位置尚好，附近写字楼众多，起初不到2007；的投入一年就收回来了。尝到甜头的关皓月把目光又转向了位于CBD的东方梅地亚，“那地是白领的聚集地。”他解释说，而白领们正好是话剧的主要消费群体，“我做过调研，那的人下班都不愿意走，过了堵车高峰期再回家，堵车的时间就来看话剧了。”关皓月极有自信，他有充足的把握让白领们进去看戏。
“其实投资小剧场就是商业地产。”关皓月解释。2010年，他准备一脚砸进南方市场，“希望在上海、深圳、长沙、四川能再开七、八个剧场。”剧场多了不一定是坏事，但剧场的建设一定要和创作能力相匹配，才能实现剧场的良性运作。而“创意”，则被关皓月看成是自己“最大的优势”。
截至到2009年6月，戏逍堂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济南、银川等地推出小话剧20部，演出场次超过2000场，票房收入达到2000万，无论从演出场次、剧目数量、会员人数等方面来说，戏逍堂俨然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民营小话剧生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