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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年，《随笔集》（Essais）的前两卷出版后，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开始计划一次长途旅行。
这位十六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思想家、人文主义者、《随笔集》的作者及欧洲“随笔”体裁的开创者，非常喜欢外出旅行。此次选择意大利为目的地，原因再简单不过：那里既有罗马帝国留下的辉煌遗产，还是天主教教廷的所在地。在蒙田生活的时代，不仅信徒、僧侣、神职人员，欧洲各国熟读罗马作家著作的贵族知识分子，无不对意大利和罗马心向往之。
一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蒙田从法国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家乡蒙田庄园出发，先北上抵达巴黎，在巴黎以北的博蒙折转向东，然后横穿法国北部、洛林、瑞士、德国南部、蒂罗尔公国（今属奥地利），在因斯布鲁克向南进入意大利，经维琴察、帕多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锡耶纳，最后抵达目的地罗马。
蒙田回到家乡是一五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次长途旅行，往返历时共十七个月零八天，在主要依靠骑马和徒步的十六世纪，堪称壮游。
让我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在这趟漫长而辛苦的旅途中，蒙田居然坚持写下了一本内容丰富的旅行日记。该日记的前半部分应该是他口授，由秘书记录；到达罗马后不久改为他亲自执笔。日记的全称为《米歇尔·德·蒙田一五八○至一五八一年经瑞士、德国赴意大利旅行日记》，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为《日记》。
这是蒙田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稿。想想看，四百多年前，一个法国贵族在欧洲骑马做长途旅行的丰富细节，对于有兴趣真切了解那个时代欧洲各国各地社会面貌、文化风俗、日常生活细节的读者而言，这本日记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除此以外，这部《日记》也为我们深入了解蒙田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撰写《日记》时只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份旅行记录，并未打算公之于众（手稿在他生前死后的一百八十多年，一直保存在一个旅行箱里，直到一个多世纪后被发现，并于一七七四年由莫尼耶·德·盖尔隆整理出版），因此《日记》的私人性质让我们得以更真切地进入一位十六世纪智者的内心，感受他独特的思维方式，见证他的思想（其中很多后来写进了《随笔集》第三卷）与日常旅行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先来看看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这次长途旅行蒙田并非独自一人，与他结伴同行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他最小的弟弟、计划到罗马学习剑术的贝尔特朗（蒙田是家中长子，后面还有六个弟妹）以及他的年轻内弟。此外，蒙田还聘请了一位年轻的秘书，替他管理旅行中的各种事务，另有几个随行仆人、几头驮运行李的骡子和骡夫。
他们抵达巴黎北部的博蒙时，蒙田一位朋友的儿子—年轻贵族夏尔·德斯蒂萨克—和另一位贵族也加入到旅行团来。他们带了一个贴身仆人、两个跟班、一个骡夫。因此粗略算下来，蒙田一行多达十余人。
现存的《日记》缺了开头的两页，从第三页起记载的第一个日期是一五八○年九月五日。这一天蒙田一行人从博蒙启程，当晚投宿在莫城（Meaux）。富有旅行经验、年长且具有威望的蒙田，自然成了这个旅行团队的核心，一行人每天的行止食宿，大都遵照他的意愿。他自己“懒于早起”，于是所有人每天都“有充裕时间从容吃完午饭再上路”，赶路到日暮时分，便就近找一个小村镇的客栈晚餐并住宿。
从《日记》的记述来看，蒙田一行人途经和投宿的大多是小村镇，村镇里必有一座教堂，有时还会有修道院。蒙田一般都会到教堂参观，如果遇上做弥撒，也会加入仪式。第二天不急着赶路的话，蒙田常去拜访当地有学问的人士，这是他在旅行中的一大乐趣。例如在埃贝尔奈，正好赶上当地圣母教堂做弥撒，蒙田和德斯蒂萨克都去参加了，随后蒙田专门留在教堂，与一位“精通神学及哲学”的神父相谈甚欢，吃罢晚餐，蒙田索性邀请该神父到自己寄宿的客栈继续畅谈。
当时沿途不少地方还保存着一个古雅的风俗：如果有身份高贵的旅客路过，地方上的贵族、行政官员或绅士人家，都会差人专门给客人下榻的客栈送来礼物，以表达地主之谊和对客人的敬意。由于蒙田的贵族身份和广泛交游，他一路上多次受到类似的款待。例如在小城赫米尔蒙，蒙田拜访了当地一座有名的女子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后者随即便差人给他送来了洋蓟、山鹑和一罐葡萄酒。到了“全德国最漂亮的城市奥格斯堡”（《日记》语），虽然蒙田一行“没有见到一位漂亮的妇女”，但在晚餐时，却有一位“体面的”市政官员带领七名卫兵，给蒙田一行人送来了“满满十四大坛葡萄酒”。在陪同客人晚餐时，该官员告诉蒙田，市政府共有三名像他这样的官员，专门负责接待途经奥格斯堡的“外国尊贵客人”，他还详细询问了蒙田等人的贵族身份，以便他们得到“相应的礼遇”。
不过蒙田生性散淡随意，更喜欢避开这些礼节客套，自由地参观游览。
因而他时常临时改变路线，或者自己单独骑马或徒步，专门绕到某一处他心仪的风景名胜去参观。这使得替他安排行程事务的秘书头疼不已。
在后来撰写的《随笔集》第三卷中，蒙田也提到了自己顺其自然的旅行态度：“右边风景不佳，就走左边；不宜骑马，就不赶路。我这样做的同时，实际上看到哪个地方都像自己的家那么愉快方便。”类似的话还有：“在旅行中，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停留，找个地方任意转悠，这就维持我的兴致不减。”（卷三第九章。本文所引的《随笔集》中译文，除个别由笔者自行翻译外，余皆采自马振骋的译本）这是一种对旅行真正的喜爱。
这次漫长的旅途中，并非途经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受到款待，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蒙田一行人都是自己找客栈投宿、吃晚餐。虽然他的贵族朋友会自行负担食宿费用，但蒙田的随行人员就有五六个，再加上身为贵族的蒙田习惯于享受安逸，每到一家客栈，他都要订下几间舒适像样的房间，并让大家尽量吃得好一些。此外，还有几匹马和骡子的草料费。每天他都要支付一笔可观的开销。
以他们在德国巴登的五天食宿为例。《日记》记载，离店结账时，几个贵族主人每人每天的食宿费用是一埃居，五天也就是五埃居，这还不算秘书及好几个仆人、脚夫的食宿费和马骡饲料费。每人每天一埃居，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据《日记》后面记载，当他们一行人到达意大利的帕多瓦后，蒙田的内弟与大家告别，留在当地一家“条件很好”的膳宿公寓住下，每月的租金是七埃居。 蒙田的这次旅行长达十七个月零八天，几乎全是自费，包括在罗马五个月的逗留，以及在多处温泉浴场总计一至两个月的疗养，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出，他这次旅行的开销有多么巨大。
尽管身为贵族和庄园主，蒙田家境殷实，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产和一座庄园，但蒙田在《随笔集》中说：“旅行使我感到拮据的是那笔花费，这大得超过我的能力；由于习惯于携带一些必需还要像样的行装，我就不得不缩短日期和减少次数；只能使用积蓄的余钱，那就要根据这笔款子什么时候凑齐才安排或推迟行程。”（卷三第九章）事实上，在后来返回法国途中，蒙田已经花光了身上带的旅费，不得不在里昂向一位刚结识的意大利绅士借了一笔钱，才得以回到家中。
一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蒙田一行抵达罗马。此后不久的圣诞节，他在圣彼得大教堂聆听了由教皇主持的子夜弥撒。五天之后，他的好友、时任法国驻罗马大使德·阿贝安便好心向蒙田建议，陪同他去教廷觐见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这大概是当时天主教世界的上流人士来到罗马后都会希望得到的一种荣誉。蒙田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觐见并接受教皇祝福的全过程，本文在此不做赘述。
另一件事更值得一提。蒙田离开法国之前，已经出版了《随笔集》的前两卷，这次来到罗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著作呈交梵蒂冈教廷审查，具体负责的部门是“圣职部”（le Saint-Office）。从《日记》的叙述来看，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普遍做法，即天主教世界的一切出版物，都需要呈交教廷审查。
一五八一年三月下旬，教廷圣职部将《随笔集》退还给蒙田，审查意见对这部著作做出了“处罚”决定，对其序言则做了“谴责”，具体理由包括：书中过多地提到了“运气”（fortune）一词，不符合基督教一切皆由上帝决定的教义；书中提到了一些异教徒的诗人；在第二卷“论信仰的自由”一节，替罗马皇帝“背教者”于利安（三六一至三六三年在位）辩护，并对其不吝赞美之词，等等。
蒙田在《日记》中私下抱怨负责审查的意大利神父萨科洛·帕拉索完全不懂法语，仅仅是依靠一个毫无学识可言的法国助手提交的一份报告就做出了审查决定。
好在蒙田的态度端正，对审查报告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这个态度让负责审查的萨科洛·帕拉索感到满意，最后同意由蒙田“遵循自己的良知”，对书中他认为具有“不良趣味”（mauvais goùt）的地方自行做出修改。
二十多天后（四月十五日），当蒙田向萨科洛·帕拉索及其同事告辞时，这位已经对蒙田颇有好感的神父索性告诉他，无须在意此前教廷“圣职部”对《随笔集》做出的责难，他代表教廷对蒙田撰写此书的良好动机以及他对教会的深厚感情表示敬意，赞赏他的诚实和良知。他还告诉蒙田可以重印这部著作，只是重印前应由他自己酌情删除那些“过于放肆”的内容。
就在大致相同的这段时间里，蒙田还向罗马元老院和平民会议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罗马当局授予他“罗马公民”（le titre de Citoyen Romain）的称号，为此蒙田在《日记》中说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在罗马的各种人脉关系，终于如愿以偿。而其中鼎力相助的，乃是他的好友菲利波·穆索提，此人担任教皇的管家，通过他的从中斡旋，最终让教皇的权威在这件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蒙田为自己能获得“罗马公民”的称号感到非常荣幸，回国后他在《随笔集》第三卷中对这件事做了详细描述，并全文抄录了这份证书。蒙田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最能叫我这颗痴愚的心感到欢乐的，是那张正式罗马公民资格证书，那是我最近在那里时颁发给我的，证书上金字紫玺非常豪华，授予时亲切大方。”“我不是任何哪个城市的市民，而今却成为空前绝后高贵的城市的市民，十分高兴。”（卷三，第九章）
再来看看《日记》作为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蒙田思想的重要价值。读过《随笔集》的人都知道蒙田的思想领域极为丰富，广泛涉及古希腊罗马历史、当代时局、宗教战争、政治斗争、公职生涯、退隐生活、婚姻家庭、金钱财产、个人信仰、哲学、友谊、教育、人性、人格、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等诸多方面。就《日记》的内容而言，与以上方面呼应最多、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蒙田关于疾病、衰老、死亡的思考。
从四十五岁起，蒙田就罹患了严重的肾结石和肾绞痛，这一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在他此后的生命里一直伴随着他。诸多的病因中，遗传是一个主要因素。从传记史料来看，他的父亲生前的最后七年，就一直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并且最终死于该病。由于肾绞痛反复发作，蒙田曾到法国各处的温泉浴场寻求治疗，希望通过饮用泉水和泡温泉浴，能够将体内不断形成的结石排出。在他赴意大利旅行的计划中，也许最直接、最实际的一个目的，就是一路上去寻找适合治病的各种温泉浴场。《日记》开篇不久，蒙田一行人刚走到兰斯东南方向的一个叫作马内斯的小村子，他的肾绞痛就发作了，他们决定尽快赶到普隆比埃（Plombières-les-bains）温泉浴场。九月十八至二十七日，他们在那里住了九天。蒙田每天早晨喝七到九杯泉水，下午则去泡温泉浴。大量喝水的作用在于清洗肾脏、膀胱，借大量尿液促进肾结石的排出；泡温泉的作用在于受热大量出汗，也能达到“清洗”身体的目的。
抵达的头两天，蒙田就从尿道排出了两粒小结石，随后还有一些细沙。到第六天，蒙田的肾绞痛剧烈发作，持续达四个小时，并再次排出结石。到了因斯布鲁克附近的一座小城，当晚蒙田的肾绞痛又急性发作，“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翌日起床时他从尿道里排出了一颗“中等大小”的结石。
粗略统计一下，《日记》中明确提到的肾结石发作，至少有十五至二十次之多，间隔时间有长有短，平均而言，他十七个月的旅行过程中，肾结石每个月就会发作一次，其中严重的大致有七八次，包括在威尼斯、罗马和亚平宁山区。
在罗马逗留的五个月里，蒙田曾两次出城远足，除了凭吊沿途的古迹，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治疗疾病的温泉。一五八一年五月初，他由东向西翻越亚平宁山脉，经佛罗伦萨来到离比萨不远的城市卢卡（Lucca），在一个叫作德拉·维拉的山区温泉浴场长住下来，尝试当地各处泉水的不同疗效。由此开始，《日记》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记录每天服用泉水和泡温泉浴的详细情况。蒙田会详细记下每一处泉水的温度、口感，每天服用泉水的数量和随之而来的排尿情况，以及每次泡温泉浴时出汗、头痛等身体反应。 在德拉·维拉，蒙田肾绞痛发作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做了如下记录：“二十一日，我继续去泡温泉浴，泡完之后两侧腰部剧烈疼痛，大量小便而且间隔紊乱，同时一直都在排出一些细沙。……就在上午写完这一段日记的时候，刚吃过午饭，我就感到剧烈的肾绞痛……由于剧痛一直在折磨我，我不得不请人来给我做灌肠治疗。”三天后（八月二十四日），蒙田痛苦地排出了自患病以来最大的一颗结石，“大小和长度就像一颗松仁”，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尿血。
在记录下这次令人触目惊心的痛苦经历后，蒙田很自然地谈到了死亡问题：“我身上可能有着太多的脆弱和怯懦，如果有人总是见我处在这样一种垂死的状态，如果死亡也随时可能降临的话，那么我在死前不会进行挣扎，以便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能够没有痛苦地接受死亡。”
此前在《随笔集》的前两卷中，蒙田也曾多次谈到死亡，甚至第一卷第九章的标题就是：“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蒙田坦言：“我本性并不忧郁，但爱好空想。从小对什么事都没像对死亡想得那么多。”他认为：“不要把死亡看成是一件意外事，要看成是一件常事，习惯它，脑子里常常想到它。时时刻刻让它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
然而，当逐渐衰老的蒙田几乎每天都与疾病为伴，真切感觉到死亡的威胁时，他反而认为不用专门去思考死亡这件事：“我们对死亡的担忧在困扰着我们的生活。……我从未见过自己周围有哪个农夫会去思考应该抱着何等态度、以什么样的镇定去度过那最后的时刻。大自然只会在他临死之际，才教他去想到死亡。”（卷三，第十二章）
这种顺其自然的达观，让蒙田对时刻伴随自己的疾病、痛苦泰然处之。由于当时没有治疗肾结石的有效办法，每次肾绞痛发作，他都“逆来顺受”，往往疼痛刚刚结束、结石刚刚排出，他便若无其事地立即出门办事、参观、访友。在《日记》中，每次他记述疾病发作的巨大痛苦，往往下一句话就立刻转换了话题，平静甚至是兴致勃勃地讲述起他随后的活动，以及各种所见所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般。
例如前面提到的一五八一年三月十七日，《日记》记述肾绞痛严重发作，“持续了五到六个小时”，还排出了一颗“如同大松仁一般的结石”，紧接下来蒙田就写道：“这个季节我们已经能在罗马看到玫瑰和洋蓟，但就我而言，丝毫没有觉得天气特别的热。”显然，他已经把疾病看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后来撰写的《随笔集》第三卷第九章里，蒙田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若害怕客死异乡，若想到远离家人死得不安逸，我就不大会走出法国。……但是我生来不一样，对我来说死在哪儿都是相同的。若要我来选择，我相信我会要死在马上而不是床上。”
蒙田踏上旅途时已经四十七岁，对于十六世纪的人来说，这个年纪已算步入老年。他自己在《日记》和《随笔集》中，就多次提到别人曾规劝他，以他的年纪和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再外出旅行。然而，他二十五岁时父亲的去世，以及自己的六个女儿中有五个先后夭折，让蒙田对生命的无常有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感受，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充分享受生命，去做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比如旅行。
在《随笔集》第三卷里（这是他完成了意大利之旅之后所作），他曾写道：“我别无目的，只求生活与欢乐，会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在哪儿过上一年平静愉悦的好日子。死气沉沉、了无生趣的宁静我并不缺乏。”（卷三，第五章）也是在《随笔集》第三卷，蒙田引用了维吉尔的一句诗：“如果命运允许我随心所欲生活……”随即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我选择骑在马背上过日子。”（卷三，第九章）
《随笔集》第三卷，是蒙田的思想和智慧最为成熟时期的作品，他是这样看待死亡和生命的关系的：“死亡仅仅是生命的尽头，而不是生命的目的；生命本身就应该是自己的目的。”（卷三，第十二章）
这种顺其自然的豁达的生命态度，勾勒出蒙田作为智者的真实形象：虽然疾病不断发作，痛苦随时相伴，但是他对旅途充满了好奇心，一路上忙于欣赏变幻多姿的景色、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从不放过任何享受生命乐趣的机会：品尝各地的美食美酒，品评各国女子姿色的差别，享受与远方朋友重逢的愉悦，甚至在山区温泉浴场疗养时，还兴冲冲地自己掏腰包举办舞会，满心希望见识当地的各色佳丽，只可惜来的大多数是当地健康红润的农妇。这位十六世纪的智者，在《随笔集》的最后为后世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懂得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绝对的、如同神性一般的完美。”（卷三，第十三章）
（Journal du voyage de Montaigne en Italie par la Suisse
这位十六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思想家、人文主义者、《随笔集》的作者及欧洲“随笔”体裁的开创者，非常喜欢外出旅行。此次选择意大利为目的地，原因再简单不过：那里既有罗马帝国留下的辉煌遗产，还是天主教教廷的所在地。在蒙田生活的时代，不仅信徒、僧侣、神职人员，欧洲各国熟读罗马作家著作的贵族知识分子，无不对意大利和罗马心向往之。
一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蒙田从法国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家乡蒙田庄园出发，先北上抵达巴黎，在巴黎以北的博蒙折转向东，然后横穿法国北部、洛林、瑞士、德国南部、蒂罗尔公国（今属奥地利），在因斯布鲁克向南进入意大利，经维琴察、帕多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锡耶纳，最后抵达目的地罗马。
蒙田回到家乡是一五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次长途旅行，往返历时共十七个月零八天，在主要依靠骑马和徒步的十六世纪，堪称壮游。
让我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在这趟漫长而辛苦的旅途中，蒙田居然坚持写下了一本内容丰富的旅行日记。该日记的前半部分应该是他口授，由秘书记录；到达罗马后不久改为他亲自执笔。日记的全称为《米歇尔·德·蒙田一五八○至一五八一年经瑞士、德国赴意大利旅行日记》，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为《日记》。
这是蒙田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稿。想想看，四百多年前，一个法国贵族在欧洲骑马做长途旅行的丰富细节，对于有兴趣真切了解那个时代欧洲各国各地社会面貌、文化风俗、日常生活细节的读者而言，这本日记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除此以外，这部《日记》也为我们深入了解蒙田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撰写《日记》时只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份旅行记录，并未打算公之于众（手稿在他生前死后的一百八十多年，一直保存在一个旅行箱里，直到一个多世纪后被发现，并于一七七四年由莫尼耶·德·盖尔隆整理出版），因此《日记》的私人性质让我们得以更真切地进入一位十六世纪智者的内心，感受他独特的思维方式，见证他的思想（其中很多后来写进了《随笔集》第三卷）与日常旅行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先来看看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这次长途旅行蒙田并非独自一人，与他结伴同行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他最小的弟弟、计划到罗马学习剑术的贝尔特朗（蒙田是家中长子，后面还有六个弟妹）以及他的年轻内弟。此外，蒙田还聘请了一位年轻的秘书，替他管理旅行中的各种事务，另有几个随行仆人、几头驮运行李的骡子和骡夫。
他们抵达巴黎北部的博蒙时，蒙田一位朋友的儿子—年轻贵族夏尔·德斯蒂萨克—和另一位贵族也加入到旅行团来。他们带了一个贴身仆人、两个跟班、一个骡夫。因此粗略算下来，蒙田一行多达十余人。
现存的《日记》缺了开头的两页，从第三页起记载的第一个日期是一五八○年九月五日。这一天蒙田一行人从博蒙启程，当晚投宿在莫城（Meaux）。富有旅行经验、年长且具有威望的蒙田，自然成了这个旅行团队的核心，一行人每天的行止食宿，大都遵照他的意愿。他自己“懒于早起”，于是所有人每天都“有充裕时间从容吃完午饭再上路”，赶路到日暮时分，便就近找一个小村镇的客栈晚餐并住宿。
从《日记》的记述来看，蒙田一行人途经和投宿的大多是小村镇，村镇里必有一座教堂，有时还会有修道院。蒙田一般都会到教堂参观，如果遇上做弥撒，也会加入仪式。第二天不急着赶路的话，蒙田常去拜访当地有学问的人士，这是他在旅行中的一大乐趣。例如在埃贝尔奈，正好赶上当地圣母教堂做弥撒，蒙田和德斯蒂萨克都去参加了，随后蒙田专门留在教堂，与一位“精通神学及哲学”的神父相谈甚欢，吃罢晚餐，蒙田索性邀请该神父到自己寄宿的客栈继续畅谈。
当时沿途不少地方还保存着一个古雅的风俗：如果有身份高贵的旅客路过，地方上的贵族、行政官员或绅士人家，都会差人专门给客人下榻的客栈送来礼物，以表达地主之谊和对客人的敬意。由于蒙田的贵族身份和广泛交游，他一路上多次受到类似的款待。例如在小城赫米尔蒙，蒙田拜访了当地一座有名的女子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后者随即便差人给他送来了洋蓟、山鹑和一罐葡萄酒。到了“全德国最漂亮的城市奥格斯堡”（《日记》语），虽然蒙田一行“没有见到一位漂亮的妇女”，但在晚餐时，却有一位“体面的”市政官员带领七名卫兵，给蒙田一行人送来了“满满十四大坛葡萄酒”。在陪同客人晚餐时，该官员告诉蒙田，市政府共有三名像他这样的官员，专门负责接待途经奥格斯堡的“外国尊贵客人”，他还详细询问了蒙田等人的贵族身份，以便他们得到“相应的礼遇”。
不过蒙田生性散淡随意，更喜欢避开这些礼节客套，自由地参观游览。
因而他时常临时改变路线，或者自己单独骑马或徒步，专门绕到某一处他心仪的风景名胜去参观。这使得替他安排行程事务的秘书头疼不已。
在后来撰写的《随笔集》第三卷中，蒙田也提到了自己顺其自然的旅行态度：“右边风景不佳，就走左边；不宜骑马，就不赶路。我这样做的同时，实际上看到哪个地方都像自己的家那么愉快方便。”类似的话还有：“在旅行中，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停留，找个地方任意转悠，这就维持我的兴致不减。”（卷三第九章。本文所引的《随笔集》中译文，除个别由笔者自行翻译外，余皆采自马振骋的译本）这是一种对旅行真正的喜爱。
这次漫长的旅途中，并非途经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受到款待，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蒙田一行人都是自己找客栈投宿、吃晚餐。虽然他的贵族朋友会自行负担食宿费用，但蒙田的随行人员就有五六个，再加上身为贵族的蒙田习惯于享受安逸，每到一家客栈，他都要订下几间舒适像样的房间，并让大家尽量吃得好一些。此外，还有几匹马和骡子的草料费。每天他都要支付一笔可观的开销。
以他们在德国巴登的五天食宿为例。《日记》记载，离店结账时，几个贵族主人每人每天的食宿费用是一埃居，五天也就是五埃居，这还不算秘书及好几个仆人、脚夫的食宿费和马骡饲料费。每人每天一埃居，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据《日记》后面记载，当他们一行人到达意大利的帕多瓦后，蒙田的内弟与大家告别，留在当地一家“条件很好”的膳宿公寓住下，每月的租金是七埃居。 蒙田的这次旅行长达十七个月零八天，几乎全是自费，包括在罗马五个月的逗留，以及在多处温泉浴场总计一至两个月的疗养，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出，他这次旅行的开销有多么巨大。
尽管身为贵族和庄园主，蒙田家境殷实，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产和一座庄园，但蒙田在《随笔集》中说：“旅行使我感到拮据的是那笔花费，这大得超过我的能力；由于习惯于携带一些必需还要像样的行装，我就不得不缩短日期和减少次数；只能使用积蓄的余钱，那就要根据这笔款子什么时候凑齐才安排或推迟行程。”（卷三第九章）事实上，在后来返回法国途中，蒙田已经花光了身上带的旅费，不得不在里昂向一位刚结识的意大利绅士借了一笔钱，才得以回到家中。
一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蒙田一行抵达罗马。此后不久的圣诞节，他在圣彼得大教堂聆听了由教皇主持的子夜弥撒。五天之后，他的好友、时任法国驻罗马大使德·阿贝安便好心向蒙田建议，陪同他去教廷觐见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这大概是当时天主教世界的上流人士来到罗马后都会希望得到的一种荣誉。蒙田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觐见并接受教皇祝福的全过程，本文在此不做赘述。
另一件事更值得一提。蒙田离开法国之前，已经出版了《随笔集》的前两卷，这次来到罗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著作呈交梵蒂冈教廷审查，具体负责的部门是“圣职部”（le Saint-Office）。从《日记》的叙述来看，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普遍做法，即天主教世界的一切出版物，都需要呈交教廷审查。
一五八一年三月下旬，教廷圣职部将《随笔集》退还给蒙田，审查意见对这部著作做出了“处罚”决定，对其序言则做了“谴责”，具体理由包括：书中过多地提到了“运气”（fortune）一词，不符合基督教一切皆由上帝决定的教义；书中提到了一些异教徒的诗人；在第二卷“论信仰的自由”一节，替罗马皇帝“背教者”于利安（三六一至三六三年在位）辩护，并对其不吝赞美之词，等等。
蒙田在《日记》中私下抱怨负责审查的意大利神父萨科洛·帕拉索完全不懂法语，仅仅是依靠一个毫无学识可言的法国助手提交的一份报告就做出了审查决定。
好在蒙田的态度端正，对审查报告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这个态度让负责审查的萨科洛·帕拉索感到满意，最后同意由蒙田“遵循自己的良知”，对书中他认为具有“不良趣味”（mauvais goùt）的地方自行做出修改。
二十多天后（四月十五日），当蒙田向萨科洛·帕拉索及其同事告辞时，这位已经对蒙田颇有好感的神父索性告诉他，无须在意此前教廷“圣职部”对《随笔集》做出的责难，他代表教廷对蒙田撰写此书的良好动机以及他对教会的深厚感情表示敬意，赞赏他的诚实和良知。他还告诉蒙田可以重印这部著作，只是重印前应由他自己酌情删除那些“过于放肆”的内容。
就在大致相同的这段时间里，蒙田还向罗马元老院和平民会议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罗马当局授予他“罗马公民”（le titre de Citoyen Romain）的称号，为此蒙田在《日记》中说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在罗马的各种人脉关系，终于如愿以偿。而其中鼎力相助的，乃是他的好友菲利波·穆索提，此人担任教皇的管家，通过他的从中斡旋，最终让教皇的权威在这件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蒙田为自己能获得“罗马公民”的称号感到非常荣幸，回国后他在《随笔集》第三卷中对这件事做了详细描述，并全文抄录了这份证书。蒙田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最能叫我这颗痴愚的心感到欢乐的，是那张正式罗马公民资格证书，那是我最近在那里时颁发给我的，证书上金字紫玺非常豪华，授予时亲切大方。”“我不是任何哪个城市的市民，而今却成为空前绝后高贵的城市的市民，十分高兴。”（卷三，第九章）
再来看看《日记》作为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蒙田思想的重要价值。读过《随笔集》的人都知道蒙田的思想领域极为丰富，广泛涉及古希腊罗马历史、当代时局、宗教战争、政治斗争、公职生涯、退隐生活、婚姻家庭、金钱财产、个人信仰、哲学、友谊、教育、人性、人格、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等诸多方面。就《日记》的内容而言，与以上方面呼应最多、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蒙田关于疾病、衰老、死亡的思考。
从四十五岁起，蒙田就罹患了严重的肾结石和肾绞痛，这一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在他此后的生命里一直伴随着他。诸多的病因中，遗传是一个主要因素。从传记史料来看，他的父亲生前的最后七年，就一直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并且最终死于该病。由于肾绞痛反复发作，蒙田曾到法国各处的温泉浴场寻求治疗，希望通过饮用泉水和泡温泉浴，能够将体内不断形成的结石排出。在他赴意大利旅行的计划中，也许最直接、最实际的一个目的，就是一路上去寻找适合治病的各种温泉浴场。《日记》开篇不久，蒙田一行人刚走到兰斯东南方向的一个叫作马内斯的小村子，他的肾绞痛就发作了，他们决定尽快赶到普隆比埃（Plombières-les-bains）温泉浴场。九月十八至二十七日，他们在那里住了九天。蒙田每天早晨喝七到九杯泉水，下午则去泡温泉浴。大量喝水的作用在于清洗肾脏、膀胱，借大量尿液促进肾结石的排出；泡温泉的作用在于受热大量出汗，也能达到“清洗”身体的目的。
抵达的头两天，蒙田就从尿道排出了两粒小结石，随后还有一些细沙。到第六天，蒙田的肾绞痛剧烈发作，持续达四个小时，并再次排出结石。到了因斯布鲁克附近的一座小城，当晚蒙田的肾绞痛又急性发作，“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翌日起床时他从尿道里排出了一颗“中等大小”的结石。
粗略统计一下，《日记》中明确提到的肾结石发作，至少有十五至二十次之多，间隔时间有长有短，平均而言，他十七个月的旅行过程中，肾结石每个月就会发作一次，其中严重的大致有七八次，包括在威尼斯、罗马和亚平宁山区。
在罗马逗留的五个月里，蒙田曾两次出城远足，除了凭吊沿途的古迹，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治疗疾病的温泉。一五八一年五月初，他由东向西翻越亚平宁山脉，经佛罗伦萨来到离比萨不远的城市卢卡（Lucca），在一个叫作德拉·维拉的山区温泉浴场长住下来，尝试当地各处泉水的不同疗效。由此开始，《日记》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记录每天服用泉水和泡温泉浴的详细情况。蒙田会详细记下每一处泉水的温度、口感，每天服用泉水的数量和随之而来的排尿情况，以及每次泡温泉浴时出汗、头痛等身体反应。 在德拉·维拉，蒙田肾绞痛发作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做了如下记录：“二十一日，我继续去泡温泉浴，泡完之后两侧腰部剧烈疼痛，大量小便而且间隔紊乱，同时一直都在排出一些细沙。……就在上午写完这一段日记的时候，刚吃过午饭，我就感到剧烈的肾绞痛……由于剧痛一直在折磨我，我不得不请人来给我做灌肠治疗。”三天后（八月二十四日），蒙田痛苦地排出了自患病以来最大的一颗结石，“大小和长度就像一颗松仁”，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尿血。
在记录下这次令人触目惊心的痛苦经历后，蒙田很自然地谈到了死亡问题：“我身上可能有着太多的脆弱和怯懦，如果有人总是见我处在这样一种垂死的状态，如果死亡也随时可能降临的话，那么我在死前不会进行挣扎，以便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能够没有痛苦地接受死亡。”
此前在《随笔集》的前两卷中，蒙田也曾多次谈到死亡，甚至第一卷第九章的标题就是：“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蒙田坦言：“我本性并不忧郁，但爱好空想。从小对什么事都没像对死亡想得那么多。”他认为：“不要把死亡看成是一件意外事，要看成是一件常事，习惯它，脑子里常常想到它。时时刻刻让它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
然而，当逐渐衰老的蒙田几乎每天都与疾病为伴，真切感觉到死亡的威胁时，他反而认为不用专门去思考死亡这件事：“我们对死亡的担忧在困扰着我们的生活。……我从未见过自己周围有哪个农夫会去思考应该抱着何等态度、以什么样的镇定去度过那最后的时刻。大自然只会在他临死之际，才教他去想到死亡。”（卷三，第十二章）
这种顺其自然的达观，让蒙田对时刻伴随自己的疾病、痛苦泰然处之。由于当时没有治疗肾结石的有效办法，每次肾绞痛发作，他都“逆来顺受”，往往疼痛刚刚结束、结石刚刚排出，他便若无其事地立即出门办事、参观、访友。在《日记》中，每次他记述疾病发作的巨大痛苦，往往下一句话就立刻转换了话题，平静甚至是兴致勃勃地讲述起他随后的活动，以及各种所见所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般。
例如前面提到的一五八一年三月十七日，《日记》记述肾绞痛严重发作，“持续了五到六个小时”，还排出了一颗“如同大松仁一般的结石”，紧接下来蒙田就写道：“这个季节我们已经能在罗马看到玫瑰和洋蓟，但就我而言，丝毫没有觉得天气特别的热。”显然，他已经把疾病看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后来撰写的《随笔集》第三卷第九章里，蒙田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若害怕客死异乡，若想到远离家人死得不安逸，我就不大会走出法国。……但是我生来不一样，对我来说死在哪儿都是相同的。若要我来选择，我相信我会要死在马上而不是床上。”
蒙田踏上旅途时已经四十七岁，对于十六世纪的人来说，这个年纪已算步入老年。他自己在《日记》和《随笔集》中，就多次提到别人曾规劝他，以他的年纪和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再外出旅行。然而，他二十五岁时父亲的去世，以及自己的六个女儿中有五个先后夭折，让蒙田对生命的无常有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感受，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充分享受生命，去做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比如旅行。
在《随笔集》第三卷里（这是他完成了意大利之旅之后所作），他曾写道：“我别无目的，只求生活与欢乐，会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在哪儿过上一年平静愉悦的好日子。死气沉沉、了无生趣的宁静我并不缺乏。”（卷三，第五章）也是在《随笔集》第三卷，蒙田引用了维吉尔的一句诗：“如果命运允许我随心所欲生活……”随即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我选择骑在马背上过日子。”（卷三，第九章）
《随笔集》第三卷，是蒙田的思想和智慧最为成熟时期的作品，他是这样看待死亡和生命的关系的：“死亡仅仅是生命的尽头，而不是生命的目的；生命本身就应该是自己的目的。”（卷三，第十二章）
这种顺其自然的豁达的生命态度，勾勒出蒙田作为智者的真实形象：虽然疾病不断发作，痛苦随时相伴，但是他对旅途充满了好奇心，一路上忙于欣赏变幻多姿的景色、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从不放过任何享受生命乐趣的机会：品尝各地的美食美酒，品评各国女子姿色的差别，享受与远方朋友重逢的愉悦，甚至在山区温泉浴场疗养时，还兴冲冲地自己掏腰包举办舞会，满心希望见识当地的各色佳丽，只可惜来的大多数是当地健康红润的农妇。这位十六世纪的智者，在《随笔集》的最后为后世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懂得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绝对的、如同神性一般的完美。”（卷三，第十三章）
（Journal du voyage de Montaigne en Italie par la Suis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