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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多久?在俞贵麟看来，那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生理年龄，而是他的心态，取决于他是否仍怀有生命的激情。让俞贵麟感到庆幸的是：他的青春时光献给了自己挚爱的共青团和青联事业。在这里，他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而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让我始终保留着青春的激情和对工作的创造力”。
“博士服务团”的前前后后
在团中央、全国青联工作，学到了什么?答案当然有很多。俞贵麟特别提到的是：培养了自己的大局观和做大事的意识。“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结合党和国家的整个宏观趋势来考虑。”俞贵麟曾先后参与策划组织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留学人员“归国服务团”、“博士服务团”等多个“重头”活动。
其中，“博士服务团”应该说是个最值得一提的项目。
那是在1997年，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全国第4个直辖市。那一年，重庆团市委副书记周旬等几位同志专程到北京找到俞贵麟，向他征询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团市委、青联应该做点什么，来为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添砖加瓦。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常规”的想法，比如请团中央统战部及全国青联帮忙，请一些文艺界的名人，在重庆搞一次庆祝活动。但俞贵麟考虑到：重庆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庆祝活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人才缺口。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人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平不会因为地市的升级而随之提高。经过反复考虑，俞贵麟提出：派一批博士生过去。这个想法立即得到重庆方面的欢迎和赞同。
经过商议，团中央决定组织一个高层次的“博士服务团”作为团组织献给重庆直辖市的一份厚礼。在全国青联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下，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39名博士。1997年7月16日，“博士服务团”(当时称为“博士生服务团”)赴重庆挂职。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效率也很高，在经过为期两天的培训后，39位博士就在各自不同的岗位走马上任了。
一年的挂职期满后，有18名成员选择了留任。如今11年过去了，当年留任重庆的“博士服务团”成员很多都走上了副厅级以上领导岗位，经过锻炼后离开的成员也大多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岗位担任重要的工作。
“博士服务团”在西部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反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邻称之为“一项创举”。之后，中组部找到团中央，参与进来，更是将这项活动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今天“博士服务团”已经成为中组部、团中央联合推出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品牌项目，向西部地区陆续选派了近千名博士。这些人才如同源源不断的“智慧血液”，为西部地区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开创两岸青年交流的先河
让俞贵麟尤其欣慰的是，他在团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也为大陆和台湾两岸青年的交流工作打开了局面。借1990年亚运会举办之际，俞贵麟经过多方努力，首次邀请台湾青年代表团访问大陆。同时，为尽快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在他的努力下，1995年3月26日全国青联首次派出“大陆杰出青年访问团”赴台访问，打破了两岸40多年来青年间的隔绝，实现了两岸青年的双向交流。在台期间，访问团与台湾青年商会总会、十大杰出青年选拔筹备委员会、十大杰出青年基金会等青年团体开展交流活动，还举办了以“两岸精英交流迎向21世纪”为主题的两岸十大杰出青年科技、经贸交流座谈会。
俞贵麟回忆起那次赴台湾访问，“刚刚下飞机还没有来得及到下榻的饭店去，就被拉到新闻发布会上去了。”对于代表团的到来，台湾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这里也要见面，那里也邀请我们去，在台湾访问的近10天时间几乎都在马不停蹄地跑。”
后来，两岸的交往日益密切，俞贵麟又策划组织了“两岸青年中秋大联欢”。“每年中秋节的时候组织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元宵节则是大陆青年代表团到台湾去。”接待台湾青年代表团的时候，也尽量安排他们到不同的城市去看看：“在北京，他们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在杭州，他们看到秀美的江南景色，而转到上海，他们又会体会到大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俞贵麟说，台湾的朋友来了以后都很兴奋，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个台湾青年还问我，俞主席，您是共产党员吗?我跟他说我是。对方感慨道，原来共产党员这么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想象中那样!”这也让俞贵麟体会到，每一次交流都会让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更深一些。两岸之间要多交流，多沟通。彼此不了解就会有生疏、有隔阂。在交往中，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他聊起这样一个片段，有一次两岸青年大联欢活动是在日月潭的码头上，伴随着流淌的河水和美丽的月色，两岸的青年朋友们一起唱着歌，感觉非常浪漫。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俞贵麟微微笑着，眼神变得深邃而遥远，仿佛又回到多年前的那个美好的夜晚。
青联工作让我一生受益
“青联是一方洁净的土地，在这里难以见到世俗的偏见、贪婪、歧视、铜臭、交易、争斗……这里有的只是理解，信任和纯真炽热的友情。
“青联是一片温馨的港湾，在海上奋力拼搏的青年人，在这里可以寻到慰藉和新的充实。
“青联是一条不涸的河流，前浪奔涌，后浪叠起。它旺盛不衰的生命来自流淌，来自新陈代谢，来自永不停滞地从过去流向未来…… ”
这几句话，摘自曾任全国青联常委、著名词作家陈晓光写的一首诗。对于这首诗，俞贵麟一直非常喜爱。
“我对青联这个组织情有独钟，不仅仅是因为我在里面工作的时间长，而是因为这个组织的模式和工作方式使她具有独特的魅力。应该说青联的工作和团的工作有所区别，她更加开阔，包容性更强，青联工作是一项非常美的事业。”
为什么青联能具有这么大的凝聚力?俞贵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青联现象”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他自己的心得是：首先是因为青联高举爱国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她可以联络联系广大的青年。“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民族、宗教都没有关系，对祖国的热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当然，青联的魅力还有其它的因素：“比如青联委员都是本行业内的优秀人才，都有着远大的志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是志同道合的。另外，青联组织里面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厉害关系。大家在这个组织里感到很轻松，很温暖。”
在青联工作多年，俞贵麟说，这段经历让自己一生受益。“不管是组织能力、活动能力还是文字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青联更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认准了的事情，就要不遗余力地做好。”
1979年刚调任团中央学校部时，俞贵麟还是个青涩的理科毕业生。“之前接触的都是数字、公式、定理。现在要面临大堆的文字工作，觉得很头疼。”
他至今仍然记得进团中央后第一次写文章的情景。“我写完交给领导，过了3天他还没有找我，我就知道没戏了，肯定是我写得不好，他另找别人写了。”这次经历让俞贵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压力很大。”好在团中央有很好的机构文化，每天晚上机关大楼里面都是灯火通明，年轻人都在伏案学习。于是俞贵麟也加入了这支“夜读”的队伍，他买来指导写作的书籍，把《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一遍一遍地看，分析人家是怎么写的。“这样3年下来，写文章已经难不倒我了。”俞贵麟微笑着回忆。
如今，虽然俞贵麟已经离开了他钟爱的共青团、青联事业，但与当初的同事和青联委员们的感情并没有随之陌生或中断，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俞贵麟说，这也是青联给予他的一份宝贵礼物。 如今的俞贵麟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保持着在旺盛的工作激情。他笑称自己是个不会偷懒的人，常常在工作上自己给自己“加码”，施加压力。他热爱大自然，勤于锻炼，多年来不管风霜雨雪，每天坚持步行上班。“我永远不会让自己暮气沉沉，得过且过。因为多年来我都从事着一个青春的职业，这样一路走来，我的心态到现在都很年轻。” 俞贵麟出席中华儿女报刊社举办的活动并颁奖
与《中华儿女》杂志的缘分
“《中华儿女》就像我一手带大的孩子一样。”谈起这本杂志的创办过程，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俞贵麟仍然记忆犹新。
团中央有人提出创办《中华儿女》杂志的想法是在1987年。“当时的考虑是，全国青联聚集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这些优秀的人才应该通过一个媒体不断地来宣传报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仁人志士，他们发奋成才、报效祖国的故事也需要媒体的宣传报道，来激励、鼓舞当代青年。因此，在当时创办这样一本杂志，是非常有必要的。”
经团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后，《中华儿女》于1988年正式创刊，最初被纳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但初期的发行量却并不理想。
“它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先天有些不足，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因而成长得不是很茁壮。”
但俞贵麟坚持这本杂志要好好办下去。“‘中华儿女’这个名字，政治包容量很大，和全国青联这个组织的性质也是相吻合的。”在俞贵麟的努力下，《中华儿女》杂志在1989年转为由团中央统战部直接管理。“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配合首届‘十杰’评选活动，《中华儿女》出了一本专刊。”随着“十杰”评选活动知名度的提高和群众的热情参与，《中华儿女》的发行量也一下子上了一个大台阶。“十杰”专刊连续办了3年，可以说是借着这股强劲的东风，《中华儿女》一下子就茁壮起来了。
团中央统战部对《中华儿女》的管理，是“将有力的支持和宽松的政策相结合”。俞贵麟曾和当时的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杨筱怀谈到：“政治上要严格把关，内容上要符合我们的办刊方针，与青联的工作相结合，在这个前提下，你做什么都可以。”俞贵麟还亲自为《中华儿女》出谋划策，指出了一条发展思路：“一个杂志要做大，仅仅靠文字是不行的，要和做活动结合起来，在做活动的同时宣传杂志，两者有形结合，这个杂志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杂志社的领导说：“必须要借助青联这个组织，借助委员们的力量，大家来办刊，不能几个人闷在屋子里面办杂志。因为这本杂志是为委员们服务的，所以也要借委员们的力量来办，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有了青联组织在精神上和政策上的强大后盾，再加上杂志社人员自身的努力，《中华儿女》终于开始蒸蒸日上，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媒体。这对于曾经的老领导、也为之付出过不少心血的俞贵麟来说，可以说是一件颇感欣慰的事。
“博士服务团”的前前后后
在团中央、全国青联工作，学到了什么?答案当然有很多。俞贵麟特别提到的是：培养了自己的大局观和做大事的意识。“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结合党和国家的整个宏观趋势来考虑。”俞贵麟曾先后参与策划组织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留学人员“归国服务团”、“博士服务团”等多个“重头”活动。
其中，“博士服务团”应该说是个最值得一提的项目。
那是在1997年，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全国第4个直辖市。那一年，重庆团市委副书记周旬等几位同志专程到北京找到俞贵麟，向他征询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团市委、青联应该做点什么，来为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添砖加瓦。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常规”的想法，比如请团中央统战部及全国青联帮忙，请一些文艺界的名人，在重庆搞一次庆祝活动。但俞贵麟考虑到：重庆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庆祝活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人才缺口。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人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平不会因为地市的升级而随之提高。经过反复考虑，俞贵麟提出：派一批博士生过去。这个想法立即得到重庆方面的欢迎和赞同。
经过商议，团中央决定组织一个高层次的“博士服务团”作为团组织献给重庆直辖市的一份厚礼。在全国青联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下，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39名博士。1997年7月16日，“博士服务团”(当时称为“博士生服务团”)赴重庆挂职。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效率也很高，在经过为期两天的培训后，39位博士就在各自不同的岗位走马上任了。
一年的挂职期满后，有18名成员选择了留任。如今11年过去了，当年留任重庆的“博士服务团”成员很多都走上了副厅级以上领导岗位，经过锻炼后离开的成员也大多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岗位担任重要的工作。
“博士服务团”在西部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反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邻称之为“一项创举”。之后，中组部找到团中央，参与进来，更是将这项活动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今天“博士服务团”已经成为中组部、团中央联合推出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品牌项目，向西部地区陆续选派了近千名博士。这些人才如同源源不断的“智慧血液”，为西部地区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开创两岸青年交流的先河
让俞贵麟尤其欣慰的是，他在团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也为大陆和台湾两岸青年的交流工作打开了局面。借1990年亚运会举办之际，俞贵麟经过多方努力，首次邀请台湾青年代表团访问大陆。同时，为尽快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在他的努力下，1995年3月26日全国青联首次派出“大陆杰出青年访问团”赴台访问，打破了两岸40多年来青年间的隔绝，实现了两岸青年的双向交流。在台期间，访问团与台湾青年商会总会、十大杰出青年选拔筹备委员会、十大杰出青年基金会等青年团体开展交流活动，还举办了以“两岸精英交流迎向21世纪”为主题的两岸十大杰出青年科技、经贸交流座谈会。
俞贵麟回忆起那次赴台湾访问，“刚刚下飞机还没有来得及到下榻的饭店去，就被拉到新闻发布会上去了。”对于代表团的到来，台湾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这里也要见面，那里也邀请我们去，在台湾访问的近10天时间几乎都在马不停蹄地跑。”
后来，两岸的交往日益密切，俞贵麟又策划组织了“两岸青年中秋大联欢”。“每年中秋节的时候组织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元宵节则是大陆青年代表团到台湾去。”接待台湾青年代表团的时候，也尽量安排他们到不同的城市去看看：“在北京，他们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在杭州，他们看到秀美的江南景色，而转到上海，他们又会体会到大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俞贵麟说，台湾的朋友来了以后都很兴奋，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个台湾青年还问我，俞主席，您是共产党员吗?我跟他说我是。对方感慨道，原来共产党员这么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想象中那样!”这也让俞贵麟体会到，每一次交流都会让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更深一些。两岸之间要多交流，多沟通。彼此不了解就会有生疏、有隔阂。在交往中，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他聊起这样一个片段，有一次两岸青年大联欢活动是在日月潭的码头上，伴随着流淌的河水和美丽的月色，两岸的青年朋友们一起唱着歌，感觉非常浪漫。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俞贵麟微微笑着，眼神变得深邃而遥远，仿佛又回到多年前的那个美好的夜晚。
青联工作让我一生受益
“青联是一方洁净的土地，在这里难以见到世俗的偏见、贪婪、歧视、铜臭、交易、争斗……这里有的只是理解，信任和纯真炽热的友情。
“青联是一片温馨的港湾，在海上奋力拼搏的青年人，在这里可以寻到慰藉和新的充实。
“青联是一条不涸的河流，前浪奔涌，后浪叠起。它旺盛不衰的生命来自流淌，来自新陈代谢，来自永不停滞地从过去流向未来…… ”
这几句话，摘自曾任全国青联常委、著名词作家陈晓光写的一首诗。对于这首诗，俞贵麟一直非常喜爱。
“我对青联这个组织情有独钟，不仅仅是因为我在里面工作的时间长，而是因为这个组织的模式和工作方式使她具有独特的魅力。应该说青联的工作和团的工作有所区别，她更加开阔，包容性更强，青联工作是一项非常美的事业。”
为什么青联能具有这么大的凝聚力?俞贵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青联现象”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他自己的心得是：首先是因为青联高举爱国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她可以联络联系广大的青年。“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民族、宗教都没有关系，对祖国的热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当然，青联的魅力还有其它的因素：“比如青联委员都是本行业内的优秀人才，都有着远大的志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是志同道合的。另外，青联组织里面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厉害关系。大家在这个组织里感到很轻松，很温暖。”
在青联工作多年，俞贵麟说，这段经历让自己一生受益。“不管是组织能力、活动能力还是文字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青联更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认准了的事情，就要不遗余力地做好。”
1979年刚调任团中央学校部时，俞贵麟还是个青涩的理科毕业生。“之前接触的都是数字、公式、定理。现在要面临大堆的文字工作，觉得很头疼。”
他至今仍然记得进团中央后第一次写文章的情景。“我写完交给领导，过了3天他还没有找我，我就知道没戏了，肯定是我写得不好，他另找别人写了。”这次经历让俞贵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压力很大。”好在团中央有很好的机构文化，每天晚上机关大楼里面都是灯火通明，年轻人都在伏案学习。于是俞贵麟也加入了这支“夜读”的队伍，他买来指导写作的书籍，把《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一遍一遍地看，分析人家是怎么写的。“这样3年下来，写文章已经难不倒我了。”俞贵麟微笑着回忆。
如今，虽然俞贵麟已经离开了他钟爱的共青团、青联事业，但与当初的同事和青联委员们的感情并没有随之陌生或中断，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俞贵麟说，这也是青联给予他的一份宝贵礼物。 如今的俞贵麟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保持着在旺盛的工作激情。他笑称自己是个不会偷懒的人，常常在工作上自己给自己“加码”，施加压力。他热爱大自然，勤于锻炼，多年来不管风霜雨雪，每天坚持步行上班。“我永远不会让自己暮气沉沉，得过且过。因为多年来我都从事着一个青春的职业，这样一路走来，我的心态到现在都很年轻。” 俞贵麟出席中华儿女报刊社举办的活动并颁奖
与《中华儿女》杂志的缘分
“《中华儿女》就像我一手带大的孩子一样。”谈起这本杂志的创办过程，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俞贵麟仍然记忆犹新。
团中央有人提出创办《中华儿女》杂志的想法是在1987年。“当时的考虑是，全国青联聚集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这些优秀的人才应该通过一个媒体不断地来宣传报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仁人志士，他们发奋成才、报效祖国的故事也需要媒体的宣传报道，来激励、鼓舞当代青年。因此，在当时创办这样一本杂志，是非常有必要的。”
经团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后，《中华儿女》于1988年正式创刊，最初被纳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但初期的发行量却并不理想。
“它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先天有些不足，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因而成长得不是很茁壮。”
但俞贵麟坚持这本杂志要好好办下去。“‘中华儿女’这个名字，政治包容量很大，和全国青联这个组织的性质也是相吻合的。”在俞贵麟的努力下，《中华儿女》杂志在1989年转为由团中央统战部直接管理。“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配合首届‘十杰’评选活动，《中华儿女》出了一本专刊。”随着“十杰”评选活动知名度的提高和群众的热情参与，《中华儿女》的发行量也一下子上了一个大台阶。“十杰”专刊连续办了3年，可以说是借着这股强劲的东风，《中华儿女》一下子就茁壮起来了。
团中央统战部对《中华儿女》的管理，是“将有力的支持和宽松的政策相结合”。俞贵麟曾和当时的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杨筱怀谈到：“政治上要严格把关，内容上要符合我们的办刊方针，与青联的工作相结合，在这个前提下，你做什么都可以。”俞贵麟还亲自为《中华儿女》出谋划策，指出了一条发展思路：“一个杂志要做大，仅仅靠文字是不行的，要和做活动结合起来，在做活动的同时宣传杂志，两者有形结合，这个杂志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杂志社的领导说：“必须要借助青联这个组织，借助委员们的力量，大家来办刊，不能几个人闷在屋子里面办杂志。因为这本杂志是为委员们服务的，所以也要借委员们的力量来办，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有了青联组织在精神上和政策上的强大后盾，再加上杂志社人员自身的努力，《中华儿女》终于开始蒸蒸日上，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媒体。这对于曾经的老领导、也为之付出过不少心血的俞贵麟来说，可以说是一件颇感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