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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王新德，有两种印象让人难忘。一是“本色”。言谈之中，无论是对自己成就卓著的医学领域，还是做中央领导人保健专家的经历，他始终平淡视之，极少为自己作注脚。二是“真”。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说到兴处，他眉飞色舞，笑声朗朗；当陷入往事，他蹙眉顿首，面露忧色……
坚持原则的中央保健专家
自上世纪60年代，王新德就一直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一般情况是每周一两次，他要走进那道神秘的高墙，为保障、挽救、延长这些政治伟人的健康和生命尽心尽力。相对自己的其他经历而言，这无疑是颇为传奇的而又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中南海的故事总让人敬畏而神往，记者渴望着王老能够讲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追问，他只是笑着连连摆手：“不能讲的，不能讲的……”
他说：“我只写学术论文，不愿讲‘秘史’，我要是讲了，我可以出一本书，我可以因此而赚一笔稿费，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则。”于是，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今天，他依然坚持原则，不想讲。
他说话的语气始终很淡，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纷纷扰扰的世事变迁，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一种陪衬，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履行的是挽救病人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从事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让他没想到的是，记者还是设法使他开了一个口子，也许今天他讲了，却是他心中的一个“痛”。
亲历毛泽东走向生命倒计时
据说，有时中央保健局拿来一份病历让保健专家看，但是都隐去了病人姓名。“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即使心里有时候也明白这是在为谁看病，不过，是绝对不允许说出来的。”王新德讲，我们这些保健专家是机动的，不能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等。”
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后来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就不紧张了。”当记者谈起主席对自己的病是否关心时，王新德教授说：“主席对生死看得很淡。‘文革’那阵子，保健医生与大家一样，戴上了毛泽东像章，拿起了《毛主席语录》。主席看见了，很生气地说：‘快摘下来，在我身边可不兴这个，什么万岁?人怎能活1万岁?’他当然也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时说，希望你们如实对我讲，我的病怎么样，你们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还在世，地球上就装不了这么多人了，绝对容不下，不挤破地球才怪。我们当然不能跟他讲实话，留有余地，医学上讲究保护性医疗，不能跟危重病人讲实话。”
1976年，对中国是一个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爆发，一个又一个噩耗传来，毛泽东在感情上、精神上又受到一次次严重打击。1月8日上午10点许，主席正在看文件，不觉听到总理病逝的消息。“他一言未发，合上眼只是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这时的主席，的确已无法向周恩来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由于身体状况，也无法出席追悼会。“在送审的总理追悼会报告上，主席在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用铅笔沉痛地画了一个圆圈。”此时的主席，无法圈点的是自己的悲情。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主席逝世时所在的房间，冷气顿时开得很足。我们当然懂得，这是为了保护主席的遗体。我们不走，我们守着主席的遗体。那个时候，真的很冷啊!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半夜，工作人员把主席的遗体移到中南海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我们跟着去的。我们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来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主席遗容，含着眼泪向主席遗体默哀、鞠躬、守灵，寄托自己的哀思。”说到这里，王新德神色凄然。
“红墙医师”的悲喜记忆
“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江青、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75年的一天，总理头痛，疼得厉害，王新德当时诊断为可能是带状疱疹。总理问：“你们神经科，研究过针灸没有?”他答：“没有，以后可以研究。”总理长叹：“哎，你们研究出来，我也看不到了。”王老说，当时听了总理的话，心里很是难过，这反映出总理对自己当时病情的不乐观，也寄望我们早日在医学上大有长进。王新德说时，刚才还笑意盎然的脸上，划过一丝悲凄，似有挥之不去的伤感。
1983年，已是86岁高龄的叶剑英身体一直不好，而且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11月下旬～12月中旬，叶剑英的心肺又出现病症，而且病情复杂，医疗任务很重。王新德等专家夜以继日地会诊、治疗，半个多月后，叶帅的病情稳定了。1984年1月10日，叶剑英肺炎复发，病情较重。“对叶帅的关切，除了医生的责任感外，再就是我对叶帅由衷的敬仰，因为他在我党历次重要历史关口，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而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当时表示一定要努力挽救、延长他的生命。”
然而进入7月中旬以后，叶剑英的病情再度恶化，除心肺疾病加重外，并发多种病症，病情极其复杂，且呈恶化趋势，以致不得不进行气管切开。据王老回忆：年迈的叶剑英几乎各个系统都出现了病症，治疗非常困难。“这种复杂的情况，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们当时称此次抢救为医疗保健史上的淮海战役。”当时的医务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对叶剑英实行昼夜监护抢救治疗。不论白天黑夜，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及时会诊与治疗。在最紧张的几天内，24小时不离开大厅，大家在极疲惫的情况下坚持着。实在太困倦了，就找个角落一靠，眯一会儿。
叶剑英的生命依然处在危急之中，眼看“八一”临近，根据他的病情，中央决定不举行例行的建军节庆祝活动。人民大会堂也接到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尽管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参加抢救的全体医 务人员，仍在极力为挽救叶剑英的生命而努力。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平稳地度过了建军节，叶剑英的病情再次趋于稳定。医务人员终于舒了一口气，一位护士说：今晚可以看看电视了。”
中央对抢救叶剑英的工作很满意，胡耀邦对医疗组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1984年12月27日，杨尚昆、习仲勋、胡启立和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参加抢救叶剑英的全体有功的医务人员。在这次抢救之后，叶剑英的生命又延续了两年多。
恩爱笃定的幸福时光
在采访中，恰逢他爱人汤慈美女士从外面回来，有关话题也因汤女士的加入而真正充盈生动起来。正是在她的讲述里，王老由“不讲”，开始引发出一点补充，一点感慨。也正是在讲述的过程中，记者得以了解感受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不曾为外人道的种种滋味，以及二老相濡以沫的深情。
首先是苦。因为保健专家们的特殊职责，他常常在午夜睡梦中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会儿，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他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无论再苦也要坚持，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和无定性给日常生活工作造成的艰苦可想而知。
同时，作为保健专家，思想上担负的压力也极大，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如汤慈美所言，由于接触人物的特殊性，即使在普通人身上不成问题的事儿，一旦到了他们身上，也就成了问题；做的事情即使百分之百正确，别人也可能无法理解。
“文革”中，国内政治形势混乱。作为中央保健专家，王老经常要出差。汤慈美从来不问(自然也不能问)他要到哪里去，何时能够回来。她只是默默地表达着妻子的关切之情：根据出差的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准备薄一点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准备御寒的厚衣服。有一次，又逢丈夫出差，两个月未有音讯，与王老同行的其他专家的家属也有些着急了，问汤慈美这么长时间不见他们的影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汤慈美安慰她们不会有问题的。果然，他们平安归来。多年以后得知，他们去了广州，为胡志明主席看病。
这样的“分离”，已成为他们夫妻生活的一种常态。不难想象，在这种充满变数的日子里，这种无言的支持与坚忍，包含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多少深情，多少信任?也许正是这别样的人生，培养了他们深刻而笃定的感情，在这种恩爱笃定的漫长时光里，他们一起慢慢地变老了，却神采依然，感人至深。
编辑／任 娟
坚持原则的中央保健专家
自上世纪60年代，王新德就一直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一般情况是每周一两次，他要走进那道神秘的高墙，为保障、挽救、延长这些政治伟人的健康和生命尽心尽力。相对自己的其他经历而言，这无疑是颇为传奇的而又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中南海的故事总让人敬畏而神往，记者渴望着王老能够讲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追问，他只是笑着连连摆手：“不能讲的，不能讲的……”
他说：“我只写学术论文，不愿讲‘秘史’，我要是讲了，我可以出一本书，我可以因此而赚一笔稿费，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则。”于是，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今天，他依然坚持原则，不想讲。
他说话的语气始终很淡，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纷纷扰扰的世事变迁，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一种陪衬，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履行的是挽救病人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从事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让他没想到的是，记者还是设法使他开了一个口子，也许今天他讲了，却是他心中的一个“痛”。
亲历毛泽东走向生命倒计时
据说，有时中央保健局拿来一份病历让保健专家看，但是都隐去了病人姓名。“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即使心里有时候也明白这是在为谁看病，不过，是绝对不允许说出来的。”王新德讲，我们这些保健专家是机动的，不能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等。”
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后来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就不紧张了。”当记者谈起主席对自己的病是否关心时，王新德教授说：“主席对生死看得很淡。‘文革’那阵子，保健医生与大家一样，戴上了毛泽东像章，拿起了《毛主席语录》。主席看见了，很生气地说：‘快摘下来，在我身边可不兴这个，什么万岁?人怎能活1万岁?’他当然也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时说，希望你们如实对我讲，我的病怎么样，你们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还在世，地球上就装不了这么多人了，绝对容不下，不挤破地球才怪。我们当然不能跟他讲实话，留有余地，医学上讲究保护性医疗，不能跟危重病人讲实话。”
1976年，对中国是一个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爆发，一个又一个噩耗传来，毛泽东在感情上、精神上又受到一次次严重打击。1月8日上午10点许，主席正在看文件，不觉听到总理病逝的消息。“他一言未发，合上眼只是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这时的主席，的确已无法向周恩来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由于身体状况，也无法出席追悼会。“在送审的总理追悼会报告上，主席在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用铅笔沉痛地画了一个圆圈。”此时的主席，无法圈点的是自己的悲情。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主席逝世时所在的房间，冷气顿时开得很足。我们当然懂得，这是为了保护主席的遗体。我们不走，我们守着主席的遗体。那个时候，真的很冷啊!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半夜，工作人员把主席的遗体移到中南海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我们跟着去的。我们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来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主席遗容，含着眼泪向主席遗体默哀、鞠躬、守灵，寄托自己的哀思。”说到这里，王新德神色凄然。
“红墙医师”的悲喜记忆
“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江青、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75年的一天，总理头痛，疼得厉害，王新德当时诊断为可能是带状疱疹。总理问：“你们神经科，研究过针灸没有?”他答：“没有，以后可以研究。”总理长叹：“哎，你们研究出来，我也看不到了。”王老说，当时听了总理的话，心里很是难过，这反映出总理对自己当时病情的不乐观，也寄望我们早日在医学上大有长进。王新德说时，刚才还笑意盎然的脸上，划过一丝悲凄，似有挥之不去的伤感。
1983年，已是86岁高龄的叶剑英身体一直不好，而且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11月下旬～12月中旬，叶剑英的心肺又出现病症，而且病情复杂，医疗任务很重。王新德等专家夜以继日地会诊、治疗，半个多月后，叶帅的病情稳定了。1984年1月10日，叶剑英肺炎复发，病情较重。“对叶帅的关切，除了医生的责任感外，再就是我对叶帅由衷的敬仰，因为他在我党历次重要历史关口，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而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当时表示一定要努力挽救、延长他的生命。”
然而进入7月中旬以后，叶剑英的病情再度恶化，除心肺疾病加重外，并发多种病症，病情极其复杂，且呈恶化趋势，以致不得不进行气管切开。据王老回忆：年迈的叶剑英几乎各个系统都出现了病症，治疗非常困难。“这种复杂的情况，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们当时称此次抢救为医疗保健史上的淮海战役。”当时的医务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对叶剑英实行昼夜监护抢救治疗。不论白天黑夜，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及时会诊与治疗。在最紧张的几天内，24小时不离开大厅，大家在极疲惫的情况下坚持着。实在太困倦了，就找个角落一靠，眯一会儿。
叶剑英的生命依然处在危急之中，眼看“八一”临近，根据他的病情，中央决定不举行例行的建军节庆祝活动。人民大会堂也接到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尽管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参加抢救的全体医 务人员，仍在极力为挽救叶剑英的生命而努力。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平稳地度过了建军节，叶剑英的病情再次趋于稳定。医务人员终于舒了一口气，一位护士说：今晚可以看看电视了。”
中央对抢救叶剑英的工作很满意，胡耀邦对医疗组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1984年12月27日，杨尚昆、习仲勋、胡启立和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参加抢救叶剑英的全体有功的医务人员。在这次抢救之后，叶剑英的生命又延续了两年多。
恩爱笃定的幸福时光
在采访中，恰逢他爱人汤慈美女士从外面回来，有关话题也因汤女士的加入而真正充盈生动起来。正是在她的讲述里，王老由“不讲”，开始引发出一点补充，一点感慨。也正是在讲述的过程中，记者得以了解感受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不曾为外人道的种种滋味，以及二老相濡以沫的深情。
首先是苦。因为保健专家们的特殊职责，他常常在午夜睡梦中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会儿，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他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无论再苦也要坚持，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和无定性给日常生活工作造成的艰苦可想而知。
同时，作为保健专家，思想上担负的压力也极大，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如汤慈美所言，由于接触人物的特殊性，即使在普通人身上不成问题的事儿，一旦到了他们身上，也就成了问题；做的事情即使百分之百正确，别人也可能无法理解。
“文革”中，国内政治形势混乱。作为中央保健专家，王老经常要出差。汤慈美从来不问(自然也不能问)他要到哪里去，何时能够回来。她只是默默地表达着妻子的关切之情：根据出差的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准备薄一点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准备御寒的厚衣服。有一次，又逢丈夫出差，两个月未有音讯，与王老同行的其他专家的家属也有些着急了，问汤慈美这么长时间不见他们的影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汤慈美安慰她们不会有问题的。果然，他们平安归来。多年以后得知，他们去了广州，为胡志明主席看病。
这样的“分离”，已成为他们夫妻生活的一种常态。不难想象，在这种充满变数的日子里，这种无言的支持与坚忍，包含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多少深情，多少信任?也许正是这别样的人生，培养了他们深刻而笃定的感情，在这种恩爱笃定的漫长时光里，他们一起慢慢地变老了，却神采依然，感人至深。
编辑／任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