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新时代。”简单明了的一句判断，背后是变幻的沧海桑田，是无尽的中国故事。
　　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从日常中获得感性认知：现在的中国，机会无处不在，创新创业活跃，个体激情蓬勃，社会活力充沛，科技力量总体爆发，一个多样共生、各方共赢、全面繁荣的社会生态已经形成。
　　宏观上看，由顶层设计所指明的大方向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中国梦”这一磅礴意象所概括的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牢固地凝聚了社会共识，使得中国人“撸起袖子加油干”，“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这是放眼全球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团结局面。
　　而在微观层面，当我们把视野聚焦在每一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身上，都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梦”的具体落实。它们分别从所处的领域出发，找到了建基于中国社会实情的应用场景，从而真正把创新创业转化为有效实践，增进社会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过去十几年来，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并且领先世界的新金融，是中国人弯道超车的典型行业之一。其中的代表性企业—宜信的实践，可以为我们理解普通中国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基本逻辑提供一个“解剖麻雀”的合适样本。
　　命运共同体
　　最近，德国学者维尔纳·吕格默尔在其新书中讨论了中国的社会政策。他得到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所有阶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中国是地球上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在现代西方的经典思维当中，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根据“资本主义精神”，每一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努力赚钱，就会自然达到一种利他效果，企业一心一意追求利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
　　然而，作为一种副产品的贫富分化问题，各国除了对社会竞争的失败者进行福利、公益的救济之外，并未找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果从思维模式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一个现象值得重视：中国人始终没有在“义利之辨”上完全倒向利益一方，也没有因为认可“自然利他”观念而放弃主动利他。
　　中国从社会制度的选择、政治制度的设计上，都强调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社会主义制度始终矢志不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天下情怀；维尔纳·吕格默尔所概括的社会发展成就，事实上是中国人对“共同富裕”坚定追求的结果。
　　生长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的企业家，相当一部分人一样会具有深入骨髓的公共责任意识。宜信公司的创始人唐宁，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家。
　　十几年前唐宁投身天使投资人队伍，面对没有能力支付学费的莘莘学子，唐宁希望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金融理论帮他们解决这一问题，让他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能收获自己的第一份信用记录。因此他自己出资来帮助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而事实证明，这些受到帮助的学生的还款率达到95%以上，信用度非常高。
　　这个试验触发了唐宁对于金融能否承担更多责任的价值思考，这就是唐宁的初心。
　　2006年，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天使投资人的唐宁创立了宜信公司，将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于传统风控标准意义上的金融弱势群体。在宜信，这些人有一个更中性的称呼—高成长性人群。
　　这一初心后来发展为宜信的两大业务板块之一—宜信普惠，到目前为止，宜信普惠累计借贷交易规模为2439亿元，累计服务约300多万名客户，覆盖255个城市和20个省的农村地区。
　　唐宁是一名有24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社会主义情怀，他赋予企业以“宜人宜己”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要先为他人带来希望、创造价值，企业再从中获取合理回报，以支持服务的可持续性。
　　但唐宁身上还有另一个标签—华尔街出身的金融家，事实上，唐宁后来为宜信公司招聘的许多高管都曾经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华尔街意味着专业的训练，也意味着无情的文化，但唐宁们回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公共责任意识，却处处散发着的“中国特色”的韵味。
　　由于历史原因，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民心中都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命运共同体”共识，它是被压抑的，被逼迫的，被召唤的，被凝集的，被激励的。今天，它再次走到了一个显性时代。
　　看得见的中国梦
　　新金融是一种高度依赖当代科技的金融实现方式。
　　把目光拉回20年前，在当时的科技环境下，传统金融机构即便想要服务今天的普惠金融对象，也不具备条件，即使是唐宁身在其中，一样无能为力。
　　今天包括宜信在内的新金融企业之所以能迅速成长，显然得益于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互联网科技的应用，帮助它们控制风险，提高金融的可触达性，并且极大降低了金融服务扩张的边际成本。因此，唐宁在承认宜信的理想主义冲动的同时，也并不愿意给自身涂抹上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而是一直强调宜信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是一种分工关系。
　　只不过，作为新领域的开拓者，像宜信这样的新金融企业对于科技的应用场景会更加留心，更加穷尽智慧。唐宁说，宜信11年多来的创新逻辑，是先去研究、了解未被传统金融覆盖的那一部分需求，然后再思考有哪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可以使用起来，去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是相反的，为创新而创新，为技术而技术。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宜信的实践，印证了这一全新判断的精准性，正是金融服务在阶层分布上的不平衡、在特定对象上的不充分，推动着中国金融科技应用的不断升级，服务能力的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这一范畴外延极大，涵盖了几乎所有中国人，这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满足必须是全体性的，而不能顾此失彼，或者一方受益，一方受损。“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至少要求先富的不下坠、后富的能上来。
　　宜信的两大业务板块正分别对应着这两个不同的要求。
　　财富管理上，母基金做为股权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获取较高回报机会的同时，又可以极大地降低投资风险，同时由于母基金受市场波动影响低，在波峰实现退出时，可以享受到时间和复利带来的红利。宜信秉承理性的投资理念，帮助高净值人士把资金投向母基金，母基金把汇集的资金投向多支顶级基金，而这些顶级基金又把资金作为长期投资分配给新经济领域有成长性的企业，支持其持续壮大。这样做一方面培养了高净值人士的投资理性与耐心，帮助他们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又真正让资金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领域，发挥功效，而不是随时抽离，造成震荡。
　　普惠金融上，宜信把人们在互联网空间的交易记录、行为痕迹甚至左邻右舍的评价、实地接触的观察都作为信用評估的依据，让品行端正、有创造性、有改善生活的愿望、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惟独缺乏传统有效的抵押物的人们，都能获得金融帮助。于是，不计其数拥有手艺的底层百姓、开小吃店的城镇夫妻、富于想象力的小年轻、有企业家精神的小微企业主，都获得了改变窘迫境况的宝贵机会，看得见生活向好的趋势。
　　在宜信看来，这些都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唐宁为此而振奋：我们的存在，给世界、给社会带来大不同。宏大的中国梦，是由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体梦想构成，当每一个个体的梦想实现都能扫除障碍，那么整体的中国梦也就会更加趋近。
　　宜信对这一信念是坚定而执着的，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它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虽然层出不穷，但都秉持谨慎的态度，创新必须是有效率的、可持续的、不逾矩的，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充满激情却昙花一现的行为带来的行业伤害。同时，宜信也在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等方面孜孜以求，力图更长时间、更有力量地陪伴“中国梦”的前行步伐。
　　当我们透过宜信的企业实践去观察中国社会的共建、共享逻辑时，应该看到的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家们在言行中体现的理想主义倾向，更应该发现他们的业务运作本身具有的社会互助事实。
　　作为一种新业态的新金融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假新金融之名行非法获利之实”的案例，但以宜信为代表的有责任感的新金融企业，真正以“个人对个人”的方式，把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素未谋面的出资者与资金使用者通过平台连结起来，让“所有人帮助所有人”。从这一点上说，领先世界的中国金融科技，在新时代里让金融充满温度，体现着中国的制度优越性，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原则，颠覆了传统上的国际关系零和思维，而在中国国内的发展实践中，“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早已得到确认和践行。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在这个新时代，但凡是正在努力奋斗的有心人，都能体会到这句话里的自信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