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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气质，就写什么样的诗歌”，激情与纯净，朴实与灵动，浪漫与深刻，理想主义与拒绝庸俗，一直是远洲对诗的理解与追求。
这不是个适合写诗的年代，真正的诗人更是稀缺，所幸远洲深居山中，因此内心还很纯净，为诗歌守住一片净土。
远洲将自己正式写诗的时间确定为1988年，这一年他30岁，写了一首130多行的长诗《山里人》。
其实这个在小县城长大的年轻人，已暗地里写了十五年的诗。后来，他将那些他自认为还不能完全称之谓“诗”的文本整理后全部打印出来，装订成了四大本厚厚的《诗草》，收藏在自己的书柜中。
“第一次投稿就能获奖，调动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自己是能写出诗的。”《山里人》写出来后，远洲投稿到《诗刊》，参加了一家酒厂赞助命名的“首届新诗大奖赛”。半年多过去了，石沉大海。原本就是想通过投稿来求证自己是否还是块“写诗料”的远洲，在等待、焦灼、犹豫、挣扎后，正当他要放弃之时，1989年年初的一个早上，单位的门卫递给他一个大信封。“我一看是《诗刊》发来的，还是个大信封，心里一沉，急急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遠洲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以为是退稿，可是一摸硬硬的，又觉得有另一种可能。”他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信封的一个角，露出了一点红色，“心里已经料到是获奖了”。回忆起那个瞬间，远洲依然是一脸的狂喜，似是回到当年一般。
这个优秀奖让躲在无人处的远洲“一蹦老高”，也如同是个印记，仿佛笼罩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
生活在此处
11月丹江边有了初冬的萧杀，远洲家小院里那棵不大翠竹的竹叶发黄了。院子墙上挂着失去了后半截的龙形的根雕，仔细看还是有原来的模样，“诗人总是要找出些诗意的所在”。丹凤县里的文人们是很熟悉这个院子的，而散落在商洛市各地的诗友们也是时常会来这个小院聚集。
远洲家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厚厚的书堆，书堆上摆放着“商洛诗歌学会”和“陕西省诗歌创作基地”两块牌匾。二楼的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诗人远洲的工作室、书房兼卧室。
“自2003年7月由西安调回丹凤工作以来，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商洛诗歌学会，创办了一本民间刊物《商洛诗歌》。”远洲的历史仿佛都收藏在他睡的那张床下，他能从自己睡的床下翻出四个大档案盒子。两个盒子装有他发表过诗歌的各类报纸杂志，另外两个盒子中，他如数家珍般地从中找出每张报纸、杂志中有关商洛诗歌学会与《商洛诗歌》的报道，连只有三五行的通讯报道都整齐地收藏着。
“《商洛诗歌》现在出版了9期，几乎每期的经费、征稿、选稿、编排栏目、整理及归类电子版都是老师一个人承担。”商洛诗歌学会的诗友周亚娟说，他们眼见着老师为了这本诗集来回地奔波于西安、商州和丹凤。
远洲很骄傲自己主办的每期《商洛诗歌》，能陈列在陕西省图书馆和一些地方图书馆里。“全国有不少民间收藏人收藏馆来函索要《商洛诗歌》。也有诗人把《商洛诗歌》挂在网上出售。”远洲说：“《绿风》曾以专栏形式推出’商洛诗歌学会会员作品辑’，一次发表了16位诗人的诗作。尤其是今年《关雎爱情诗》夏季刊，一次推出商洛诗人方阵22人作品，还拿出几个整版，推介《商洛诗歌》。”他颇为感慨：一本民间刊物，吸引来全国不少地方诗人的目光，就连台湾地区也有诗人给《商洛诗歌》投稿。“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远洲自认为自己和几个诗友创立的商洛诗歌学会和《商洛诗歌》，“是对商洛文脉起到了整体的促进作用。”
“过去我们都是自己单个儿写诗，想提高自己找不到门路。”周亚娟说，“现在不定时地聚集进行交流，互相沟通，创作的积极性是空前的，几乎每个人发稿量都在增加。”她刚刚有两首诗歌发表在《陕西交通报》上，声言要请老师和诗友们吃饭庆祝。
“过两周以后，我就要去西安定居了。”这句话远洲说了几遍。
“远洲老师要去西安定居了。乍一听他说要离开，我有点吃惊，同时我又告诉自己，早就应该料到的。看来，这次他是伤了心地痛，铁了心地要走。”周亚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近期情绪不好，主要是因为之前在《商山》的审稿、定稿原则和《丹凤文学》的编撰出版上与相关负责人和栏目编辑意见出现分歧，最终选择退出。退出主编一职对于他来说不算个事，但他也许对一些人、一些事重新有了认识，他真的想清静清静了。”
诗是解开锁链的工具
今年56岁的远洲，说话和待人急切而热情，有着一头乌黑粗硬的头发。话到激动处，表情异常丰富。“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他解释说。他的这种激情成就了他的创作。
远洲记忆力惊人，他能清楚地记得当年触动自己写诗的那个“点”。1974年诗人远洲还是一位叫张建民的高中生，在一篇《听英雄讲故事》的作文中，他这样写道：头顶炎红的蓝天，脚踏安然的大地，听着作战的故事，我心早已入迷……
这首诗被语文老师登在学校黑板报的最显眼处，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甚至有女生称他是“未来的诗人”。好奇、踌躇、向往、怀疑、还有种种说不清的情绪开始困扰着这个15岁的县城青年。多年后，回忆起往事，远洲说：诗歌至此就驻在了自己心里。此后他也曾经历过难言的困扰。当第一篇诗歌在《诗刊》的征稿中获奖后，正当他确定自己要走写诗的道路时，突然一段时间，发往各类报刊杂志的20多首诗作没有了下文。“苦闷之时，我又想起了15岁的自己。”更多了一种需要厘清自己的自省与平衡。他觉得：“认清自己，是件极为痛苦和艰难的事。”
56岁，他终于自认为：我是有写诗天赋的。
在1974年的某天，少年张建民在丹凤中学的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赛福鼎·买买提的诗集《鹰》，诗歌中的蓝天、飞鹰、千里草原，无际的意境之美，给这个从小生活在秦岭深处的少年，带来了剧烈冲击，“我开始真正喜欢上了这种文本。”
少年的心性是跳跃式的，他也不例外，后来一段时期他又开始爱上《安娜·卡列妮娜》《牛虻》等小说。“这些小说中革命式的爱情是那么的浪漫，我是充满了憧憬和想象的。”远洲讲起这些少年的回忆时，依然激动万分。后来他又开始对素描感兴趣，在他看来自己那时候是在全方位地感受着文学和艺术的氛围，“理想主义的色彩，就是在这个时候树立起来的。”最早迷恋的诗歌反而被推到了一边。
这不是个适合写诗的年代，真正的诗人更是稀缺，所幸远洲深居山中，因此内心还很纯净，为诗歌守住一片净土。
远洲将自己正式写诗的时间确定为1988年，这一年他30岁，写了一首130多行的长诗《山里人》。
其实这个在小县城长大的年轻人，已暗地里写了十五年的诗。后来，他将那些他自认为还不能完全称之谓“诗”的文本整理后全部打印出来，装订成了四大本厚厚的《诗草》，收藏在自己的书柜中。
“第一次投稿就能获奖，调动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自己是能写出诗的。”《山里人》写出来后，远洲投稿到《诗刊》，参加了一家酒厂赞助命名的“首届新诗大奖赛”。半年多过去了，石沉大海。原本就是想通过投稿来求证自己是否还是块“写诗料”的远洲，在等待、焦灼、犹豫、挣扎后，正当他要放弃之时，1989年年初的一个早上，单位的门卫递给他一个大信封。“我一看是《诗刊》发来的，还是个大信封，心里一沉，急急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遠洲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以为是退稿，可是一摸硬硬的，又觉得有另一种可能。”他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信封的一个角，露出了一点红色，“心里已经料到是获奖了”。回忆起那个瞬间，远洲依然是一脸的狂喜，似是回到当年一般。
这个优秀奖让躲在无人处的远洲“一蹦老高”，也如同是个印记，仿佛笼罩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
生活在此处
11月丹江边有了初冬的萧杀，远洲家小院里那棵不大翠竹的竹叶发黄了。院子墙上挂着失去了后半截的龙形的根雕，仔细看还是有原来的模样，“诗人总是要找出些诗意的所在”。丹凤县里的文人们是很熟悉这个院子的，而散落在商洛市各地的诗友们也是时常会来这个小院聚集。
远洲家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厚厚的书堆，书堆上摆放着“商洛诗歌学会”和“陕西省诗歌创作基地”两块牌匾。二楼的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诗人远洲的工作室、书房兼卧室。
“自2003年7月由西安调回丹凤工作以来，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商洛诗歌学会，创办了一本民间刊物《商洛诗歌》。”远洲的历史仿佛都收藏在他睡的那张床下，他能从自己睡的床下翻出四个大档案盒子。两个盒子装有他发表过诗歌的各类报纸杂志，另外两个盒子中，他如数家珍般地从中找出每张报纸、杂志中有关商洛诗歌学会与《商洛诗歌》的报道，连只有三五行的通讯报道都整齐地收藏着。
“《商洛诗歌》现在出版了9期，几乎每期的经费、征稿、选稿、编排栏目、整理及归类电子版都是老师一个人承担。”商洛诗歌学会的诗友周亚娟说，他们眼见着老师为了这本诗集来回地奔波于西安、商州和丹凤。
远洲很骄傲自己主办的每期《商洛诗歌》，能陈列在陕西省图书馆和一些地方图书馆里。“全国有不少民间收藏人收藏馆来函索要《商洛诗歌》。也有诗人把《商洛诗歌》挂在网上出售。”远洲说：“《绿风》曾以专栏形式推出’商洛诗歌学会会员作品辑’，一次发表了16位诗人的诗作。尤其是今年《关雎爱情诗》夏季刊，一次推出商洛诗人方阵22人作品，还拿出几个整版，推介《商洛诗歌》。”他颇为感慨：一本民间刊物，吸引来全国不少地方诗人的目光，就连台湾地区也有诗人给《商洛诗歌》投稿。“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远洲自认为自己和几个诗友创立的商洛诗歌学会和《商洛诗歌》，“是对商洛文脉起到了整体的促进作用。”
“过去我们都是自己单个儿写诗，想提高自己找不到门路。”周亚娟说，“现在不定时地聚集进行交流，互相沟通，创作的积极性是空前的，几乎每个人发稿量都在增加。”她刚刚有两首诗歌发表在《陕西交通报》上，声言要请老师和诗友们吃饭庆祝。
“过两周以后，我就要去西安定居了。”这句话远洲说了几遍。
“远洲老师要去西安定居了。乍一听他说要离开，我有点吃惊，同时我又告诉自己，早就应该料到的。看来，这次他是伤了心地痛，铁了心地要走。”周亚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近期情绪不好，主要是因为之前在《商山》的审稿、定稿原则和《丹凤文学》的编撰出版上与相关负责人和栏目编辑意见出现分歧，最终选择退出。退出主编一职对于他来说不算个事，但他也许对一些人、一些事重新有了认识，他真的想清静清静了。”
诗是解开锁链的工具
今年56岁的远洲，说话和待人急切而热情，有着一头乌黑粗硬的头发。话到激动处，表情异常丰富。“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他解释说。他的这种激情成就了他的创作。
远洲记忆力惊人，他能清楚地记得当年触动自己写诗的那个“点”。1974年诗人远洲还是一位叫张建民的高中生，在一篇《听英雄讲故事》的作文中，他这样写道：头顶炎红的蓝天，脚踏安然的大地，听着作战的故事，我心早已入迷……
这首诗被语文老师登在学校黑板报的最显眼处，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甚至有女生称他是“未来的诗人”。好奇、踌躇、向往、怀疑、还有种种说不清的情绪开始困扰着这个15岁的县城青年。多年后，回忆起往事，远洲说：诗歌至此就驻在了自己心里。此后他也曾经历过难言的困扰。当第一篇诗歌在《诗刊》的征稿中获奖后，正当他确定自己要走写诗的道路时，突然一段时间，发往各类报刊杂志的20多首诗作没有了下文。“苦闷之时，我又想起了15岁的自己。”更多了一种需要厘清自己的自省与平衡。他觉得：“认清自己，是件极为痛苦和艰难的事。”
56岁，他终于自认为：我是有写诗天赋的。
在1974年的某天，少年张建民在丹凤中学的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赛福鼎·买买提的诗集《鹰》，诗歌中的蓝天、飞鹰、千里草原，无际的意境之美，给这个从小生活在秦岭深处的少年，带来了剧烈冲击，“我开始真正喜欢上了这种文本。”
少年的心性是跳跃式的，他也不例外，后来一段时期他又开始爱上《安娜·卡列妮娜》《牛虻》等小说。“这些小说中革命式的爱情是那么的浪漫，我是充满了憧憬和想象的。”远洲讲起这些少年的回忆时，依然激动万分。后来他又开始对素描感兴趣，在他看来自己那时候是在全方位地感受着文学和艺术的氛围，“理想主义的色彩，就是在这个时候树立起来的。”最早迷恋的诗歌反而被推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