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飞抵上海。在陕西南路一带的街道闲逛，头上多叶如碧玉的法国梧桐。时值深秋，摇落之期本应不远。但偃蹇的树倚老卖老地排列着，并没有衰败的意思。遥想旧金山，梧桐叶不少，此刻该落叶纷飞。
　　有一点遗憾——在上海听梧桐夜雨的梦，这一次圆不了。
　　次年一月，我回到旧金山。寒夜，拥被读张爱玲散文，有一篇写到上海“洋梧桐”的落叶。她不是诗人，却以一首近散文化的新诗感动着我：大的黄叶子朝下掉/慢慢地，它经过风/经过淡青的天/经过天的刀光/黄灰楼房的尘梦/下来到半路上/看得出它是要去吻它的影子/地上它的影子/迎上来迎上来/又像是往斜里飘/叶子尽是慢着/装出中年的漠然/但是，一到地/金焦的手掌/小心覆着个小黑影/如同捉蟋蟀/“唔，在这儿了！”……
　　人的生命之树，和大上海的梧桐树近似。人生的后段，有一种功课叫“吻影子”。这“影子”是自身投下的，即“前半生”。“后半生”对它的追寻，貌似缓慢、矜持，其实迫不及待，一旦把“影子”捉到，就像儿时逮到蟋蟀，兴奋无比。影子多情地迎合着，最后，在铺满秋阳的水门汀上，落叶和它的爱——影子，静静地睡在一起。
　　别以为这过程简单，适用于一切怀旧症患者。一位我十分喜爱的小说家，说了一个故事：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听力诊所里，一位患痴呆症的老太太每个月来见医生一次。陪她来的男人，对她极为体贴，抱着她上下车。她坐在候诊室，他会给她盖上自带的毯子，给她喂药，小心地揩去嘴角的水迹。护士看到，十分感动，问老太太：“陪您的人是誰？”她每一次都这样回答：“是戴夫。”尽管口齿不清，忘三丢四，但说“戴夫”的名字和身份，异乎寻常地清晰。说完，会摸摸“戴夫”的手，喃喃道：“我最亲爱的弟弟！”她身边忙前忙后的男人听了，失落地摇头，没有回答。一次，他把她推进洗手间，替她换尿片，出来时，面对护士好奇的眼光，说：“我是她的丈夫，叫丹尼斯，我照顾了她十多年，日日夜夜，从来不敢松懈。她的弟弟戴夫因车祸去世十七八年了！”医生这样向丹尼斯解释：人在大脑皮层最具活力的年龄刻印下来的人和事，组成记忆最坚固的底座。人老去，记忆层层叠加。患痴呆症的老人，记忆的丢失是从“面上”开始的，一般而言，越是新的可能忘却得越快、越干净。反倒是底层，经得住脑细胞的残缺、消亡。倒退大半个世纪，老太太最好的童年伙伴是弟弟戴夫，所以老来张冠李戴。
　　小说家说这个故事的地点，也是上海。她说完，一众听者无言。我怔怔地看着户外的梧桐树，想起一位智者给“记忆”下的定义：“想象力的橱柜，理智的宝库，良心的登记处，思想的议事厅。”丝丝缕缕的悲凉袭上心头，继而，是解脱的轻松。
　　原来，记忆有两种特性：一、无一例外地成为“黄土高原”，以泥土流失为宿命；二、年轻时记忆清晰而完全，不是因为它格外美丽，值得铭记，而是出于生理学范畴的惯性，与其他器官的衰老无异，但和理性的“选择性记忆”相去颇远。明乎此，容易残缺、消失的“后半生记忆”，是我们务必花力气挽留的。理由在于，较之青涩、粗浅和狂妄的前半段，它成熟一些，蕴藏的反思多一些。须把它固定下来，将它带有警戒意义的部分传给下一代，不然，我们的人生就成了朗费罗的诗句：“记忆之叶，悲哀地，在黑暗中沙沙作响。”
　　（图/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