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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倒前的3个月时间，他几乎天天在为127家“消茅”户奔波，至少走了1500多公里。
乡里人都知道，周国知有“三件宝”：背篓、手电、解放鞋。椿木营山高谷深，地广人稀，人称“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手电和解放鞋，对于周国知这样经常走村串户的乡干部是必备的行头；而背篓，是他解民困、分民忧最好的帮手。
椿木营地处鄂西偏远山区，山高路险，严寒多灾，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十分艰苦。长期以來，这里的土、苗、侗、汉群众，总是被“贫困”二字压得抬不起头来。
在寒冷山区，地膜覆盖育苗能让玉米增产，周国知大力向村民介绍推广。很多人不相信，他就在自家地里先种示范，接着动员自己的亲戚种。全村48家困难户，他带着村干部用背篓背着地膜一家一家送，一家一家教。当年，采用地膜技术的群众家家丰收，户户增产，整个后坝的玉米亩产一下子从100多公斤提高到500公斤，全村人总算吃上了饱饭。
为让当地农民尽快增收脱贫，周国知发动大家种药、种烟。他背篓里装上党参籽，挨家挨户送到群众家，帮着种到地里。他指导勾腰坝村林药场实行农户承包经营，还亲自联系为他们买来黄连、落叶松等药材苗木。如今，这个林药场依然红红火火，承包经营的几十家农户年收入至少2万元，还为村集体创收数万元。
当乡干部的20年间，周国知转过不少岗位，但他身上的背篓，却始终如一。当乡长，为发展经济背苗木，背种子；当计生办主任，为节育妇女们背红糖挂面、铺盖药品；当民政助理，给受灾村民或贫困农民背粮背物，给福利院的老人背柴米油盐……
周国知病倒住院后，乡里让魏光荣暂时接替他的工作。财务交接，清点完毕，涉及的83万多元资金以及各种救济物资，分毫不差，就是多出来3床棉被，那是上任民政助理忘记入账所致。
周国知20年来先后任过乡长、计生办主任、民政办助理等职务，都是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岗位。虽然工作繁杂艰苦，但在乡级政府中被认为“有职有权”，手里还管着大量国家投给群众的资金。
对这份“职权”，周国知看得很重，这么多年，他自家和自己的亲属没从中得到过一分好处。
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周国知身上显现得近乎“不近人情”。
为“消茅”工程，乡里给周国知配了一部二手相机，他为茅棚户拍了上千张照片建档留资。回到家里，已经9岁还从没照过一张相的儿子周辉，缠着爸爸给自己照一张。妻子汪碧秀和他结婚17年没照过合影，全家更没有一张全家福。汪碧秀嘴上不说，心里也同样巴望着。但周国知还是不肯：这是公家的相机，公家的胶卷，我们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一张也不能照。
周国知上有年迈的父亲，家有多病的妻子，下有两个上学的子女，一家人的日子入不敷出，紧紧巴巴。他家的4间木瓦房，从1986年开始盖到现在还未完工，整个堂屋的一面没有门板，用一张红蓝相间的塑料纤维布聊遮风雨。家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床上的被子也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旧物。在女儿周莉看来，“爸爸不像当干部的，虽说拿工资，家庭条件还不如农民，除了旧军装，就没穿过什么别的衣服”。
曾当过30多年村支书的黎青山老人感慨说，周国知每年都负责救济灾民和贫困户建房，“但凡他有一点私心，只要每次从每户人家抽半块板子，他家的塑料布早就换下来了”。
可周国知却从没这么想，更没这么做。至死，他的家还缺着一面墙。
2003年6月9日，周国知将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全部完成，面交乡党委书记李明山，结结实实说了一句话：“全的，一户也没落下。”
这时候的周国知，又黑又瘦，1米7的个头只剩下不到90斤的分量。
两天后，他被乡里送进县医院。检查的结果：肝癌晚期！
家人和同事瞒着他，说得了肝炎。周国知对陪着他的大哥周灵知说：“哥，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吧，住院太花钱。”周灵知抬出乡党委镇住弟弟，要他安心治疗。周国知心急火燎地说：“我还有好多事呢！”
走不了，他只好一一交办给哥哥：“乡福利院烧火的煤已经不多了，你一定要上山一趟，找黄书记取1000元钱，给福利院买上煤啊。”
“哥，勾腰坝2组的军属汤生彭那，你得抽空上山替我捎句话。我已经在沙道沟镇为他联系到建房的便宜瓦（沙道沟镇距椿木营乡有几十公里路程），现在我不能帮他去拉了，让他带上我写的这张条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来。
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病床上的日子度日如年。一天深夜，周国知让大哥坐到他床边，问道：“哥，你实话告诉我，我到底是啥病？”再也瞒不下去的周灵知哽咽了，说：“国知，你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面对如此噩耗，周国知的第一反应却是埋怨大哥：“你们早知道这病治不好，为啥还要送我住院，为啥还要叫乡里为我花冤枉钱？1天100多块，能给群众办多少事呢！”
9月3日，在周国知的坚持下他出院回到家中，出院时他拒绝开任何治疗药品，只带了10支止痛的杜冷丁。
他觉得最对不住的还是妻子儿女。从这次回家到他永远离去，一共24天，这可能是多少年来他们夫妻聚在家里时间最长的一次。
接任他的民政助理魏光荣，多年同事，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周国知交代他办的事最多。“库房里的救济棉被，该晒了”“孤老冯卓然生活无着落，要接到福利院来”“消茅户盖房子的事，要抓紧”“帮我买点煤回来，我一旦去了，有乡亲们来守夜，烧两盆火，别让大家冻着”……
但，只有最后一件，周国知反复思量才开了口说：“你看我家里的情况，我担心我老婆的风湿病会瘫得站不起来，两个孩子都还小。真到了那一天，请组织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给她们、给我父亲适当照顾。”
还没听完，魏光荣已是双眼泪流，这“照顾”二字，是20年来第一次从周国知嘴里说出来啊！
2003年9月27日深夜，周国知永远告别了椿木营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年仅42岁。在这个偏远的山乡，从不曾有哪个人的死，惊动了那么多非亲非故的百姓。10里、20里，40里远的山路上，扶着、搀着、还有让人背着赶来的群众络绎不绝。
周国知走了，生前身后，没留下什么财产，也几乎没留下任何记述自己的东西。没有日记，没有发言，没有形形色色的材料，更没有豪言壮语。她妻子，翻遍全家，甚至找不出一张丈夫的照片。
但在全乡百姓心中，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名字，记着他带来的温暖和帮助，记着他掏心掏肺的关爱之情。
乡里人都知道，周国知有“三件宝”：背篓、手电、解放鞋。椿木营山高谷深，地广人稀，人称“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手电和解放鞋，对于周国知这样经常走村串户的乡干部是必备的行头；而背篓，是他解民困、分民忧最好的帮手。
椿木营地处鄂西偏远山区，山高路险，严寒多灾，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十分艰苦。长期以來，这里的土、苗、侗、汉群众，总是被“贫困”二字压得抬不起头来。
在寒冷山区，地膜覆盖育苗能让玉米增产，周国知大力向村民介绍推广。很多人不相信，他就在自家地里先种示范，接着动员自己的亲戚种。全村48家困难户，他带着村干部用背篓背着地膜一家一家送，一家一家教。当年，采用地膜技术的群众家家丰收，户户增产，整个后坝的玉米亩产一下子从100多公斤提高到500公斤，全村人总算吃上了饱饭。
为让当地农民尽快增收脱贫，周国知发动大家种药、种烟。他背篓里装上党参籽，挨家挨户送到群众家，帮着种到地里。他指导勾腰坝村林药场实行农户承包经营，还亲自联系为他们买来黄连、落叶松等药材苗木。如今，这个林药场依然红红火火，承包经营的几十家农户年收入至少2万元，还为村集体创收数万元。
当乡干部的20年间，周国知转过不少岗位，但他身上的背篓，却始终如一。当乡长，为发展经济背苗木，背种子；当计生办主任，为节育妇女们背红糖挂面、铺盖药品；当民政助理，给受灾村民或贫困农民背粮背物，给福利院的老人背柴米油盐……
周国知病倒住院后，乡里让魏光荣暂时接替他的工作。财务交接，清点完毕，涉及的83万多元资金以及各种救济物资，分毫不差，就是多出来3床棉被，那是上任民政助理忘记入账所致。
周国知20年来先后任过乡长、计生办主任、民政办助理等职务，都是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岗位。虽然工作繁杂艰苦，但在乡级政府中被认为“有职有权”，手里还管着大量国家投给群众的资金。
对这份“职权”，周国知看得很重，这么多年，他自家和自己的亲属没从中得到过一分好处。
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周国知身上显现得近乎“不近人情”。
为“消茅”工程，乡里给周国知配了一部二手相机，他为茅棚户拍了上千张照片建档留资。回到家里，已经9岁还从没照过一张相的儿子周辉，缠着爸爸给自己照一张。妻子汪碧秀和他结婚17年没照过合影，全家更没有一张全家福。汪碧秀嘴上不说，心里也同样巴望着。但周国知还是不肯：这是公家的相机，公家的胶卷，我们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一张也不能照。
周国知上有年迈的父亲，家有多病的妻子，下有两个上学的子女，一家人的日子入不敷出，紧紧巴巴。他家的4间木瓦房，从1986年开始盖到现在还未完工，整个堂屋的一面没有门板，用一张红蓝相间的塑料纤维布聊遮风雨。家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床上的被子也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旧物。在女儿周莉看来，“爸爸不像当干部的，虽说拿工资，家庭条件还不如农民，除了旧军装，就没穿过什么别的衣服”。
曾当过30多年村支书的黎青山老人感慨说，周国知每年都负责救济灾民和贫困户建房，“但凡他有一点私心，只要每次从每户人家抽半块板子，他家的塑料布早就换下来了”。
可周国知却从没这么想，更没这么做。至死，他的家还缺着一面墙。
2003年6月9日，周国知将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全部完成，面交乡党委书记李明山，结结实实说了一句话：“全的，一户也没落下。”
这时候的周国知，又黑又瘦，1米7的个头只剩下不到90斤的分量。
两天后，他被乡里送进县医院。检查的结果：肝癌晚期！
家人和同事瞒着他，说得了肝炎。周国知对陪着他的大哥周灵知说：“哥，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吧，住院太花钱。”周灵知抬出乡党委镇住弟弟，要他安心治疗。周国知心急火燎地说：“我还有好多事呢！”
走不了，他只好一一交办给哥哥：“乡福利院烧火的煤已经不多了，你一定要上山一趟，找黄书记取1000元钱，给福利院买上煤啊。”
“哥，勾腰坝2组的军属汤生彭那，你得抽空上山替我捎句话。我已经在沙道沟镇为他联系到建房的便宜瓦（沙道沟镇距椿木营乡有几十公里路程），现在我不能帮他去拉了，让他带上我写的这张条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来。
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病床上的日子度日如年。一天深夜，周国知让大哥坐到他床边，问道：“哥，你实话告诉我，我到底是啥病？”再也瞒不下去的周灵知哽咽了，说：“国知，你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面对如此噩耗，周国知的第一反应却是埋怨大哥：“你们早知道这病治不好，为啥还要送我住院，为啥还要叫乡里为我花冤枉钱？1天100多块，能给群众办多少事呢！”
9月3日，在周国知的坚持下他出院回到家中，出院时他拒绝开任何治疗药品，只带了10支止痛的杜冷丁。
他觉得最对不住的还是妻子儿女。从这次回家到他永远离去，一共24天，这可能是多少年来他们夫妻聚在家里时间最长的一次。
接任他的民政助理魏光荣，多年同事，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周国知交代他办的事最多。“库房里的救济棉被，该晒了”“孤老冯卓然生活无着落，要接到福利院来”“消茅户盖房子的事，要抓紧”“帮我买点煤回来，我一旦去了，有乡亲们来守夜，烧两盆火，别让大家冻着”……
但，只有最后一件，周国知反复思量才开了口说：“你看我家里的情况，我担心我老婆的风湿病会瘫得站不起来，两个孩子都还小。真到了那一天，请组织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给她们、给我父亲适当照顾。”
还没听完，魏光荣已是双眼泪流，这“照顾”二字，是20年来第一次从周国知嘴里说出来啊！
2003年9月27日深夜，周国知永远告别了椿木营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年仅42岁。在这个偏远的山乡，从不曾有哪个人的死，惊动了那么多非亲非故的百姓。10里、20里，40里远的山路上，扶着、搀着、还有让人背着赶来的群众络绎不绝。
周国知走了，生前身后，没留下什么财产，也几乎没留下任何记述自己的东西。没有日记，没有发言，没有形形色色的材料，更没有豪言壮语。她妻子，翻遍全家，甚至找不出一张丈夫的照片。
但在全乡百姓心中，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名字，记着他带来的温暖和帮助，记着他掏心掏肺的关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