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乃依是法国杰出古典主义悲剧创作大师，也是法国杰出古典主义悲剧理论家，他的悲剧作品和悲剧理论的产生，标志着悲剧艺术的历史发展进入新的里程。高乃依的悲剧实践和理论在为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增添光辉的同时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在世界戏剧和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其中《熙德》被人们誉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顶峰，它紧紧围绕着“情”与“理”展开，深刻凸显了高乃依遵守古典主义创作要求的规约。《熙德》中的“爱情”建立在“荣誉”感之上，并诉求于家族“尊严”。从此方面来看，分析《熙德》这部丰富隐喻的诗剧，探究其理性背后的悲剧之美，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女主角施梅娜与男主角罗德里格真心相爱，但各自的父亲却互为眼中钉，罗德里格的父亲要求儿子杀了施梅娜的父亲来替自己报仇。左右为难的罗德里格杀死施梅娜的父亲之后，将施梅娜推向理智与爱情的同一选择题。施梅娜最终请求国王帮助她严惩罗德里格，她与罗德里格做出相同理性的选择。最终，国王想出让罗德里格远赴战场戴罪立功，待其凯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熙德》情节集中起伏，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宣扬的是理性对感情的胜利，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集中体现了高乃依的悲剧思想。
　　任何一种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特定时代的社会变动有着必然的联系，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是17世纪主流哲学思想，“我思故我在”的原则将人极端理性化。古典主义最先起源于法国并在此发展到高潮，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产物。独裁君主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往返周旋，从中建立起壮大的中央集权，同时借助资产阶层压制封建贵族并利用资产阶层的经济实力助力社会生产，而资产阶层的成长壮大也离不开王权的撑持和庇护。高乃依的悲剧就诞生于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时期，他大多提倡个人意愿服从国家意愿，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有利于巩固专制主权和国家统一，因此在文学上艺术上，也自然构成了古典主义的理性要求。其悲剧主题可以看作是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给予理想的向往和美好的追求，以饱含理性精神的悲剧情节和悲剧人物给予时代背景需求的回声筒。
　　一、“情”妥协于“理”的不幸之美
　　《熙德》的悲剧冲突点建立在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上，以国家民族的英雄事业为主题，“情”与“理”的冲突实则上升为国家荣誉与个人情感的冲突。开篇施梅娜预言道：“我担心这巨大的幸福中会出現严重的不幸。”所谓的不幸以幸福为起点，开篇两人相遇，隐藏着卡斯蒂利亚公主对罗德里格爱的牺牲，男女主角看似触手可及的幸福，却被一股无法言说的力量无情改写，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文艺对于理性的崇尚恰恰是对结束混乱与无序状态的社会心态的回应，《熙德》中男女主角不断面临着情与理的考验，面对感性与理性的选择，施曼娜和罗德里克人物的完整性建立在其内心和行动上为国家利益还是个人爱情牺牲的矛盾挣扎中，最终悲剧英雄的理智克制了个人情感。“情”代表爱情，“理”代表道德，人应当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在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当道的法国，把理性看做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熙德》中人物无论处于何种地位、何种身份，皆为独立的单独思考的个体。如公主的女仆为公主感伤，说道：“刚才我责备你，现在我同情你。”施梅娜的女仆指责她：“他害你失去了父亲，你对他居然还说爱！”这种看似与人物身份不搭的话语，恰恰在细节处体现了高乃依对小人物理性思维的塑造，是其具有理性思维的动态表现。
　　不同的人物面临同一问题的不同选择，反映出个体的不同思维面，得益于理性思维在此处的普遍性，我们看到人性的多面、立体之美。古典主义者把理性看作人之本性，是亘古不变的。道德作为理性的代表，不会因事实改变，倘若罗德里格未能为父报仇，必定背离良知有违孝道;爱情作为感性的代表，是存在与人内心深处本能的欲望，施梅娜、罗德里格、公主三人均爱而不得，令人动容。爱情在高乃依的悲剧里摆在了次要的地位，理性战胜了感性，造就了悲剧人物平凡的伟大与为国牺牲的高尚。剧中人物将理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符合十七世纪法国道德标准的行为规范，但却违背了自由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性格本身发展变化的塑造，给充沛的情感带上镣铐，正如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指出：“写阿伽门农应把他写成骄傲自私，写伊尼阿斯要写出他敬畏神祇，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离。”在体现永恒的文艺理性之美的同时，让观者为活在十七世纪的人们叹息。
　　二、高雅严肃形成静穆均衡之美
　　在题材上，高乃依选择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在典雅高尚的题材基础上加以利用发挥，他认为悲剧和喜剧的不同之处在于题材的选择，悲剧体现的是崇高与庄严，喜剧则是寻常与滑稽。例如高乃依的另一话剧《贺拉斯》选取古罗马和阿尔巴之前的战争为题材，《西拿》中选取古罗马皇帝对待逆臣西拿的故事等，符合专制政治时代的审美需求。在对白上，高乃依通过采用十二音节诗体，朗朗上口，大量排比句的使用在增强表演戏剧性的同时，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情感纠葛外化，唯美典雅地表达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高乃依在严谨的躯壳下藏着一颗情感充沛的心，使得戏剧在过于强调理性的人物中多了份“共有的人性”。例如父亲要求罗德里格为自己报仇时的对话及罗德里格在面临情与理的抉择时内心的独白，像是在朗诵一首悲壮的诗，增加戏剧张力。在情节上，悲剧情节建立在两对矛盾冲突上，即理性与感性、国家荣誉与个人情感的冲突，并借此矛盾使悲剧达到高潮，悲剧的冲突成为人物的冲突。高乃依笔下的悲剧人物总为英雄人物，他们总是牺牲小我来成就大我，因此高乃依为他们设立了圆满的结局。如《熙德》最后罗德里格和施梅娜在皇帝的劝说下成婚，《西拿》最后皇帝宽恕了逆臣西拿，施行仁政，因此高乃依的悲剧冲突具有统一、均衡之美。
　　三、突破三一律，彰显创作个性之美
　　“三一律”要求剧本的时间、情节、场景必须完整统一，即所有的剧本必须局限于同一故事情节之中，情节必须发生在唯一的场景之内，剧本的内容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完成。三一律有助于集中主题，使情节更为紧凑，但同时不利于塑造丰富的人物性格，使剧中人物形象扁平化，束缚了剧作家的个性与自由。因此高乃依采取“扬弃”的做法，在继承三一律思想的同时又有所突破。《熙德》戏剧情节发生地点多样，故事时间远超一天一夜，故事情节主副线交织，将其创作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熙德》作为一部五幕诗剧，其故事情节以“情与理之间的矛盾”为中心展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三一律当中的“情节统一论”。高乃依认为情节中的“开端中间结尾”不能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每一部分应当还有从属于它的次要情节，以此服务于主干部分。高乃依在安排主干情节时，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安排一些次要情节，能够起到强化和突出主干部分的作用，如《熙德》中以施梅娜与罗德里格的爱情与责任为主，家族荣誉与个人爱情、国家利益等多条情节相互交织，每一个“单独情节”的背后都在为主干部分冲突埋下伏笔，在主要矛盾中包含着爱人的冲突、英雄的冲突、与摩尔人打仗的冲突、以及公主无望的爱慕。在这些矛盾中又充斥着性格的妥协，副线部分在一波三折中构成重要情节，有利于唤起观众自身的激情与想象力。
　　高乃依将《熙德》故事时间延长至三天。第一天展示了罗德里格父亲与施梅娜父亲之间的矛盾，第二天讲述了主人公在“情”“理”之前的艰难抉择，第三天则是在国王调节下两个人矛盾的化解。高乃依认为过分的时间限制成为剧情创作的阻力，“时间统一”可根据剧情安排做必要改动，他打破了“一个一天之内完成的故事”的规定，使人物内心的矛盾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逐渐展示出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剧情要求调整规则，拒绝成为规则的奴隶，体现其“创作至上”的理念。
　　高乃依认为“场景统一论”并不能适应所有作品，它对戏剧情节产生限制，不利于充分展示社会风貌，交代故事背景，塑造人物性格，对于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戏剧，应当有不同的场景处理办法。《熙德》突破传统舞台的空间界线，全剧一共有十个场景，宫廷为故事的主要情节发生地，决斗场、两军厮杀等场面起了辅助作用，因此，复杂的场景能更加突显出故事情节，根据具体情节进行适度的个人创作，使戏剧之中融入了丰富广阔的生活画面。
　　四、荣誉与责任的悲壮之美
　　理智战胜感情，个人情感服从国家利益和王权安排是《熙德》的主题，“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熙德》将情与理毁灭，剧中人物为情所困，为情撕心裂肺。这种痛苦源于内心，是真实存在的本性之情，而这种纯粹的本性之情，随着施梅娜为报父仇放弃爱情，罗德里格要名誉放弃生命，公主要头衔放弃爱人荡然无存，在毁灭人物感性的同时，亦是对人之本性的毁灭。结尾处，国王现身，成为全剧最机智的角色，国王始终以“上帝视角”审视万物，他不仅拯救了罗德里格的生命亦成全了俩人的爱情，并维护了国家的利益。《熙德》是高乃依人生观、哲学观、政治观的直接体现。最后，罗德里格与施梅娜的和解依旧是在理性思维作用下的结果，罗德里格作为民族英雄代表国家利益，施梅娜站在对国家利益负责的高度与罗德里格达成和解，两位主人公自始至终都不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迷失自我。
　　从《熙德》中，我们可以看出高乃依以理性与感情的沖突为主题，塑造了具有崇高思想和优良品德的时代英雄主义形象的同时，灵活运用古典主义戏剧创作原则，提升了古典主义悲剧美感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