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人类进入父权社会以后，伴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众多文明的辉煌兴起，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却骤然下降。要精确地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的有无，应从正式的法律文献和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去考证，以发掘其独特之处。
　　一、妇女再婚现象在先秦时代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崩坏净尽，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则出现了各派学说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表现在婚姻制度上，一方面，宗法制下的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在西周以后已经成为社会观念普遍尊崇的婚姻原则；在某些问题上，仍留有一定的早期社会男女平等的痕迹。在这个时期，主张限制丧偶妇女再嫁的只是一般的学说，没有什么普遍性的约束力。同时，这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二、限制再婚理论在秦汉时代进一步系统化，再婚行为依然普遍存在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当时遇有凶荒战乱之年，“六礼”可以不备，只要见过舅姑，拜堂成亲，就算履行了仪式。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东晋十六国以及随后的南北朝对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动乱时代。多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各统治王朝由于时间短暂，忙于应付内乱和战争，无暇创制，因此对汉晋制度改变不大。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
　　四、盛世之下的隋唐时期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
　　但是，唐代丧偶妇女的再婚，并不是毫无限制。违反居夫丧不得改嫁的古训所受处罚的规定还是比较重的。
　　宋代中国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影响了其后近一千年的思潮，那就是儒学的变体-理学。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纲常、摧残人性需要。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
　　随着封建制的渐趋腐朽，统治者已丧失了盛世时的博大胸怀和宽容气度，为了维护自己王朝的地位，不断加大对平民、对社会的控制力度，法律和道德规范也越来越干预人们的私生活。科举制的逐渐推行为贫苦的平民阶层子弟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机会，促进了社会的纵向流动、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但这同时也促使礼教思想开始在贫民阶层的读书人中间扎根，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
　　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广大中原和南方的人民忍受着空前的不平等待遇；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习俗也在这一时期流传到了全国，使元代的社会风俗和法律规定都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
　　五、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受到残酷压制
　　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渐趋腐朽和没落。反映在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上，两宋以来摧残人性的礼教的势力在继续扩张。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明清时代的妇女再婚在实际中受到很大阻碍，并为社会舆论所歧视，这是不争的事实。
　　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国民法典》，在亲属编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婦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
　　直到解放初期推行新《婚姻法》之后，由于大规模的宣传和经济基础的改变，民间对于此问题的认识才渐趋转变。妇女再婚权这样一个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中整体地位的权利，在今天获得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普遍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