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人之作，旨在抒情。所谓情，出于心，发于道，源于时代，不论实用，亦无可与所谓“成功典籍”共论优劣。
　　有人说，良诗多作于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之中，诗人尚且如此失败，学其作品何用？诚然，“赋到沧桑句便工”，文人之心，往往要饱经摧残才有情可抒、有感可发。然教育之本质在学，学之目的为生，古人之诗词于生存技能并无甚助益，然而所谓的“生”，并不仅仅是生存，更是生活。
　　马列主义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文人之诗，岂非正是人民意识的反映？不错，古人写诗，大多意在抒情，即使所谓的言志诗，也难以免俗地透出个人情感。然若无时代，情从何来？人说“时势造英雄”，我却要讲，时代造文人。中国人讲叶落归根，文化更需归属感，当归当归，归往何处？每个文者、每一文化派别，都当有其所归属的时代，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更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情怀，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蕴含着那个时代的风骨、那个时代的“道”。
　　历朝正史，个中水分多少自不必多言。自古史官多迫于压力，编书撰史几经修饰粉饰太平，史无从考，其“道”亦缺失。而相比于食君之禄的史官，文人在仕途不顺的同时无疑也要自由得多，是以我们依然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其所属时代的面目。那些被史书粉饰的真相，往往出没于文者的苦闷之中，连带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所崇尚的品质，以诗词歌赋留于后人，使我们得以窥探一二。
　　皆说学习当以史为鉴，然而当我们剥开一切的掩饰与伪装，文学之“史”相较于史学之“史”往往要丰富且真切得多。若说《汉书》《三国志》之类为官家之史，或多或少地藏头露尾，那么文学作品所做的，则不过是归其根本，重现时代之首尾。归根，正史，明道，此诗词之第一用处也。
　　又有人问，书店里有关成功人士的典籍比比皆是，语文课本为何不选？我以为，此类书籍所讲，更多为生存之技，而我们要学的却绝不可止步于此，我们要学的，更多的应是生活之道。生存，生活，一字之差，千万别矣！我并没有贬低前者的意思，欲生活势必要先求生存，但真正的“生活”却是两个字，拆开来看两者并无甚区别，那些成功书籍中所述，带给我们的是物质上的“生”与“活”，而欲“生活”则要致力于精神的升华。前面所说时代之道是道，是为大道，而生活之道即个人之情操，亦是道，是為小道，无所谓高下，欲涉大道，必先成小道。
　　古诗蕴文者之情，抒其志，表其德，我们固无古人的经历，也无从亲身感知其时代环境，便唯有通过其作品窥视一二。人不可过于功利，那么尚未正式步入社会的我们所受的教育自然应更注重填充精神世界。生存之技乃立足之本，却也止步于此，悟得生活之道方可更上一层楼。修身养性方成大器，精神富足方称生活。蕴情，修德，载道，此诗词之第二用处也。
　　生之技，生之道，一为生存，一为生活，纵无从论优劣，然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基础上的升华。古文人之作，旨尽在于此矣。
　　教师点评
　　此文文质兼美，旁征博引，从所给材料出发，紧扣题目，文字功底扎实，是一篇难得的考场力作。以诗词的两大功用为角度论证史书与文学的区别进而论证生存之技与生活之道的区别，娓娓道来，闲庭信步。从客观冷静的视角，指出诗词的两大用处：“归根，正史，明道”“蕴情，修德，载道”。两层关系看似并列实乃递进。关于写作要注意以文化的彰显为导向，对流淌于血液中的民族文化之情的理解和表达乃是一篇文章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魏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