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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和尚学锋等人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问世以来，国内从事中西接受理论比较研究的学者一直翘首期待一部与之相对应的本土接受文论史的产生。邓新华教授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以下简称《接受诗学史》）出版，标志着本土接受诗学体系建构取得了崭新的进展。邓新华自始至终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前的判断力坚信，在文学接受论域，中西理论都有许多共同的思考结晶和相通的话语命题。在我看来，邓新华教授的这种学术努力，并没有陷入有人担忧的“以西套中”或“以西代中”的陷阱，恰恰相反，它为解决当下文论界颇感焦虑的“失语症”打开了一个有效的理论突破口。
一、脉络分明、定位严谨的接受诗学史架构
众所周知，一部学术通史的研究和写作，最难的往往是对各个历史分期所内蕴的主要理论观点、理论蕴涵的把握、提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该历史时期总体理论特征的结构性定位。这既需要作者具有熟稔大量的学术观点、理论命题的这种把握细节的功夫，也更需要作者具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能力。就《接受诗学史》而言，作者将先秦定位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期，两汉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异化”期，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自觉”期，唐宋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深化”期，而明清则是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拓展”期。通观全书的深度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定位大都建立在对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接受诗学话语、命题和主要理论家的接受思想的细致梳理之上。这样的定位不仅脉络分明、逻辑严谨，而且十分突出地表达了作者对本土接受诗学史的诸多新见卓识。
且以本书第一篇“先秦：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期”为例，现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般都将先秦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萌芽期，但作者并没有受这种流行的观点的影响和限制，而是根据对先秦时期颇为盛行的“献诗”“采诗”“引诗”“观诗”等诗歌接受活动的考察和分析，大胆提出自己对先秦接受诗学总体特征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即“总体上处于萌芽状态的先秦文学理论批评，其内部的各个理论板块之间并非处于绝对平衡状态。譬如此期出现的颇为兴盛的诗歌接受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接受诗学理论比起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创作理论来，就发展得更为充分，并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它的早熟和早慧”。接下来，作者在具体分析了先秦的“诗言志”“赋比兴”等诗歌接受理论，以及“观诗”“用诗”“说诗”等文学接受方式之后，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我国先秦时期提出了一些几可与20世纪西方出现的接受美学相沟通的概念、命题和一些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接受理论内涵的文学接受范式；另一方面，先秦接受诗学的这种“早熟”性或者“智慧早开”的特点仍然是不健全的，这是因为此期人们主要不是从审美的角度而是从宗教、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角度来接受和理解《诗三百》的。很显然，作者对先秦接受诗学的这种理论定位不仅显示出他的学术创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对先秦接受诗学的“早熟早慧”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十分中肯地指出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充分说明作者的学术思考是清醒而严谨的。
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一部接受诗学史，如果仅仅完成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结构性定位，躯干固然可以立起来，但似乎还缺少了主脑。通读全书我们欣喜地发现，作者的第六篇“余论：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方式”实乃全书的灵魂和升华。此部分作者分析精到，资料详实，论证深入，用力甚足。在我看来，作者所谓“余论”并不是“多余之论”，而是总括全文的“要论”，因为作者在这里对最能彰显民族思维品格和理论特色的“玩味”“品评”和“释义”等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证，这不仅使全书既有历时性的考察和纵向勾勒，也有共时性的深度开掘与横向提炼，因而保证了全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关键的是，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将不同于西方现代接受美学那种纯理性分析，极富直观性、生动性和精微性的民族诗学接受方式呈现出来，正是本书重要的理论建树之所在，也是本书凸显本土接受诗学之独特价值并使此前的历时性定位得以牢固支撑的根本所在。
二、接受视域下的古代文论全景检视与爬梳
一部《接受诗学史》，如果说各个历史分期的定位构成了它的骨架，那么还必须以丰富、具体的接受思想和理论观点为血肉。事实上，我们看到，作者从文学接受的视域对中国古代文论思想资料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凡与读者接受有关的文学活动、现象、观点和命题等都被作为接受诗学的有机构成而尽纳其中，这就使得这部接受诗学史不仅躯干伟岸，而且血肉丰满。具体而言，《接受诗学史》的细部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各个时期的文学接受活动、现象和富有本土特色的文学接受方式，包括先秦时期的献诗、引诗、赋诗、论诗、观诗、用诗，汉儒说《诗》、评《骚》和论赋的政教接受取向，唐以后的“论诗诗”“象喻”的文学接受方式等等。二是中国历代著名批评家的文学接受思想，包括葛洪、刘勰、钟嵘、朱熹、金圣叹、李渔、王夫之、常州词派等人的接受理论。三是主要集中于宋明清诗话中的极富接受内涵的命题和话语，包括罗大经的“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说、王夫之的“读者以情自得”论，以及此期的“以意逆志”“《诗》无达志”诸说。正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学接受思想和命题的纵向爬梳和横向整合，才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料中，确实潜藏着一部源远流长的接受诗学史。它材料丰厚、脉络清晰、思想深邃、理论独特，它特有的理论蕴涵和理论价值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始终是从接受的视域去观照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材料，尽力从中发现与文学接受相关的理论旨趣和思想，结果真的得出了许多一般文论史和批评史视域下不可能有的新的发现和见解。譬如钟嵘的“滋味”被全新地定义为一个标志着读者接受进入诗歌本体构成的审美范畴；殷璠的“兴象”也被视为把读者的文学接受纳入到诗歌艺术本体构成之中的“可以兴之象”；皎然的“诗境”从艺术本体的高度强调了诗歌意境是艺术创造与艺术接受的统一；司空图的“味外之味、象外之象”说不仅把读者文学接受的功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把读者的文学接受直接看成是意境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至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分析宋人的“妙悟”与“活参”诸说，更是新见跌出，令人叹服。三、贯穿全书的中西接受理论比较与对话中西视域融合下的传统文论研究是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推陈出新、与现代理论衔接的必由之路。坚持中西文论比较与对话的研究原则与方法，往往能使传统理论在现代阐释中焕发新的生机，彰显新的意义和价值。《接受诗学史》所采用的中西接受理论的比较与对话主要呈现为三种方式：一是将中西思想置于共同的理论取向和相通的思考平台之上，强调二者的同质性。在大的论述上，譬如第一篇“先秦：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期”，作者通过对先秦“献诗、引诗、赋诗、论诗”活动的分析来说明它与西方接受美学对读者之维的强调与重视是高度一致的；在具体论述上，譬如第十五章“宋人‘妙悟’与‘活参’的诗歌接受理论”，作者将刘辰翁的“观诗各随所得，别自有用”说与美国当代批评家布鲁姆的“阅读总是误读”论相比，指出二者在倡导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上所存在的相通性。二是借西方现代接受理论来彰显中国本土接受思想和命题的独特性与深刻性。譬如第八章“刘勰‘知音’的文学接受理论”，作者专门用一节来比较“知音”论与西方接受理论的差异，指出就读者与作者关系而言，“知音”论并没有像西方接受理论那样完全无视作者，而是给作者以充分的关注和尊重；就读者与作品的关系而言，“知音”论也没有像西方接受理论特别是读者反应批评一派那样无视作品客观的文本内涵对读者的制约和影响，而是对作品投以同样的关心与尊重。三是从西方接受美学和现代阐释学中寻找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对应点和相似点，从而在比较对照中厘清本土理论命题和话语的现代智慧。譬如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中西文学释义理论之比较”，作者将“以意逆志”与美国批评家赫施的客观释义学、“诗无达诂”与伽达默尔的主观释义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比照，从而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已经正确地认识到接受和解释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很好地解决了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因此，我们既要把“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样一些有着深刻理论蕴涵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接受诗学话语推向域外，以丰富世界整体性的接受理论，也要把它们继续运用于我们当今的文学接受和解释活动中，从而使我们民族的接受诗学永葆强烈的现实生命力。
当然，这部《接受诗学史》也留给我们一些遗憾，如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接受诗学理论与同时期的创作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极富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思想的哲学成因和文化渊源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总之，从长远来看，邓著只是给我们开了一个迈向本土文学接受理论研究的好头，路漫漫其修远兮，后来者还需上下而求索之。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洪滔）
一、脉络分明、定位严谨的接受诗学史架构
众所周知，一部学术通史的研究和写作，最难的往往是对各个历史分期所内蕴的主要理论观点、理论蕴涵的把握、提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该历史时期总体理论特征的结构性定位。这既需要作者具有熟稔大量的学术观点、理论命题的这种把握细节的功夫，也更需要作者具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能力。就《接受诗学史》而言，作者将先秦定位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期，两汉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异化”期，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自觉”期，唐宋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深化”期，而明清则是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拓展”期。通观全书的深度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定位大都建立在对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接受诗学话语、命题和主要理论家的接受思想的细致梳理之上。这样的定位不仅脉络分明、逻辑严谨，而且十分突出地表达了作者对本土接受诗学史的诸多新见卓识。
且以本书第一篇“先秦：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期”为例，现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般都将先秦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萌芽期，但作者并没有受这种流行的观点的影响和限制，而是根据对先秦时期颇为盛行的“献诗”“采诗”“引诗”“观诗”等诗歌接受活动的考察和分析，大胆提出自己对先秦接受诗学总体特征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即“总体上处于萌芽状态的先秦文学理论批评，其内部的各个理论板块之间并非处于绝对平衡状态。譬如此期出现的颇为兴盛的诗歌接受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接受诗学理论比起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创作理论来，就发展得更为充分，并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它的早熟和早慧”。接下来，作者在具体分析了先秦的“诗言志”“赋比兴”等诗歌接受理论，以及“观诗”“用诗”“说诗”等文学接受方式之后，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我国先秦时期提出了一些几可与20世纪西方出现的接受美学相沟通的概念、命题和一些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接受理论内涵的文学接受范式；另一方面，先秦接受诗学的这种“早熟”性或者“智慧早开”的特点仍然是不健全的，这是因为此期人们主要不是从审美的角度而是从宗教、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角度来接受和理解《诗三百》的。很显然，作者对先秦接受诗学的这种理论定位不仅显示出他的学术创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对先秦接受诗学的“早熟早慧”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十分中肯地指出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充分说明作者的学术思考是清醒而严谨的。
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一部接受诗学史，如果仅仅完成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结构性定位，躯干固然可以立起来，但似乎还缺少了主脑。通读全书我们欣喜地发现，作者的第六篇“余论：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方式”实乃全书的灵魂和升华。此部分作者分析精到，资料详实，论证深入，用力甚足。在我看来，作者所谓“余论”并不是“多余之论”，而是总括全文的“要论”，因为作者在这里对最能彰显民族思维品格和理论特色的“玩味”“品评”和“释义”等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证，这不仅使全书既有历时性的考察和纵向勾勒，也有共时性的深度开掘与横向提炼，因而保证了全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关键的是，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将不同于西方现代接受美学那种纯理性分析，极富直观性、生动性和精微性的民族诗学接受方式呈现出来，正是本书重要的理论建树之所在，也是本书凸显本土接受诗学之独特价值并使此前的历时性定位得以牢固支撑的根本所在。
二、接受视域下的古代文论全景检视与爬梳
一部《接受诗学史》，如果说各个历史分期的定位构成了它的骨架，那么还必须以丰富、具体的接受思想和理论观点为血肉。事实上，我们看到，作者从文学接受的视域对中国古代文论思想资料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凡与读者接受有关的文学活动、现象、观点和命题等都被作为接受诗学的有机构成而尽纳其中，这就使得这部接受诗学史不仅躯干伟岸，而且血肉丰满。具体而言，《接受诗学史》的细部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各个时期的文学接受活动、现象和富有本土特色的文学接受方式，包括先秦时期的献诗、引诗、赋诗、论诗、观诗、用诗，汉儒说《诗》、评《骚》和论赋的政教接受取向，唐以后的“论诗诗”“象喻”的文学接受方式等等。二是中国历代著名批评家的文学接受思想，包括葛洪、刘勰、钟嵘、朱熹、金圣叹、李渔、王夫之、常州词派等人的接受理论。三是主要集中于宋明清诗话中的极富接受内涵的命题和话语，包括罗大经的“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说、王夫之的“读者以情自得”论，以及此期的“以意逆志”“《诗》无达志”诸说。正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学接受思想和命题的纵向爬梳和横向整合，才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料中，确实潜藏着一部源远流长的接受诗学史。它材料丰厚、脉络清晰、思想深邃、理论独特，它特有的理论蕴涵和理论价值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始终是从接受的视域去观照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材料，尽力从中发现与文学接受相关的理论旨趣和思想，结果真的得出了许多一般文论史和批评史视域下不可能有的新的发现和见解。譬如钟嵘的“滋味”被全新地定义为一个标志着读者接受进入诗歌本体构成的审美范畴；殷璠的“兴象”也被视为把读者的文学接受纳入到诗歌艺术本体构成之中的“可以兴之象”；皎然的“诗境”从艺术本体的高度强调了诗歌意境是艺术创造与艺术接受的统一；司空图的“味外之味、象外之象”说不仅把读者文学接受的功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把读者的文学接受直接看成是意境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至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分析宋人的“妙悟”与“活参”诸说，更是新见跌出，令人叹服。三、贯穿全书的中西接受理论比较与对话中西视域融合下的传统文论研究是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推陈出新、与现代理论衔接的必由之路。坚持中西文论比较与对话的研究原则与方法，往往能使传统理论在现代阐释中焕发新的生机，彰显新的意义和价值。《接受诗学史》所采用的中西接受理论的比较与对话主要呈现为三种方式：一是将中西思想置于共同的理论取向和相通的思考平台之上，强调二者的同质性。在大的论述上，譬如第一篇“先秦：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期”，作者通过对先秦“献诗、引诗、赋诗、论诗”活动的分析来说明它与西方接受美学对读者之维的强调与重视是高度一致的；在具体论述上，譬如第十五章“宋人‘妙悟’与‘活参’的诗歌接受理论”，作者将刘辰翁的“观诗各随所得，别自有用”说与美国当代批评家布鲁姆的“阅读总是误读”论相比，指出二者在倡导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上所存在的相通性。二是借西方现代接受理论来彰显中国本土接受思想和命题的独特性与深刻性。譬如第八章“刘勰‘知音’的文学接受理论”，作者专门用一节来比较“知音”论与西方接受理论的差异，指出就读者与作者关系而言，“知音”论并没有像西方接受理论那样完全无视作者，而是给作者以充分的关注和尊重；就读者与作品的关系而言，“知音”论也没有像西方接受理论特别是读者反应批评一派那样无视作品客观的文本内涵对读者的制约和影响，而是对作品投以同样的关心与尊重。三是从西方接受美学和现代阐释学中寻找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对应点和相似点，从而在比较对照中厘清本土理论命题和话语的现代智慧。譬如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中西文学释义理论之比较”，作者将“以意逆志”与美国批评家赫施的客观释义学、“诗无达诂”与伽达默尔的主观释义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比照，从而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已经正确地认识到接受和解释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很好地解决了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因此，我们既要把“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样一些有着深刻理论蕴涵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接受诗学话语推向域外，以丰富世界整体性的接受理论，也要把它们继续运用于我们当今的文学接受和解释活动中，从而使我们民族的接受诗学永葆强烈的现实生命力。
当然，这部《接受诗学史》也留给我们一些遗憾，如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接受诗学理论与同时期的创作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极富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思想的哲学成因和文化渊源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总之，从长远来看，邓著只是给我们开了一个迈向本土文学接受理论研究的好头，路漫漫其修远兮，后来者还需上下而求索之。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