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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请来了两部德国戏。五月一日、二日，汉堡塔利亚剧院二。一三年排演的《耶德曼》（Jedermann）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演出了两晚。一千五百人的剧场几乎全部坐满，不少观众从北京、上海甚至广州跑来看戏。每场演出之后都是掌声雷动。在笔者主持的演后谈中，中国观众对这部作品表达了极大的热忱。
《耶德曼》是和萨尔斯堡艺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部特殊剧作。其剧作者霍夫曼斯塔尔（Hugo yon Hofmannsthal）和导演马克斯·莱茵哈德（Max Reinhardt）一起，在一九二○年夏天，在奥地利古城萨尔斯堡大教堂广场上，将这部原本源于十五世纪英国的宗教劝喻剧改造一新，呈现在一战之后疲惫、迷惘的奥地利人的面前。这部剧的首演日期——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是萨尔斯堡艺术节的诞生纪念日。从一九二六年之后，除了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几年之外，这部戏年年在萨尔斯堡艺术节上演，成了一种传统。
霍夫曼斯塔尔这部传世之作写于一九一一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年之前。当时的欧洲堪称是繁荣兴旺的太平盛世。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了那个表面上一片祥和的战前社会：“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
这一连串的“愈来愈”，生动地展现了霍夫曼斯塔尔写作（（耶德曼》时的时代精神。科学、技术、经济的发达使欧洲人对进步和上升充满了信心。“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限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然而，就在这个太平盛世中，危机悄然酝酿着。启蒙主义提倡的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成为逐利的工具。人与国的自信心都在急剧膨胀，变成了扩张的野心。很快，危机陡然来临，以萨拉热窝的枪声为号，世界陷入了一片灾难之中。
在危险悄悄积聚的时候，霍夫曼斯塔尔写了《耶德曼》这样一部奇特的作品，堪称是一响“警世钟”。这个剧本以十五世纪的宗教劝喻剧Everyman为蓝本，也参考了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一五四九年的《垂死富人之喜剧》和佩得罗·卡尔德隆（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的（（巴尔塔萨的晚宴》。这不是为乡村笃信天主教的无知者写的劝善剧，而是一部为城市观众写的寻找意义、警示世人的反思之作。在问世之初，这部作品就被讥嘲为“不合时宜”和“倒行逆施”，回到中世纪。然而，在那个只对进步、上升着迷的世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非常必要的。剧中描写的人对享乐主义的沉迷、人的自鸣得意，恰是世界性危机的根源。
导演马克斯·莱茵哈德在一战时就想举办萨尔斯堡戏剧节，上演《耶德曼》。终于，在一九二○年，在战后的饥饿、通货膨胀、一片惨景之中，在奥地利所经历的巨变（民主化）之中，《耶德曼》上演了。在萨尔斯堡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搭起了木板舞台。木板都是从萨尔斯堡的战俘营拿来的。演员也没有薪水。在莱茵哈德和霍夫曼斯塔尔看来，创办艺术节，上演《耶德曼》，是一项“和平事业”。从此，大教堂广场上，每年都要上演《耶德曼》。
中国观众在天津大剧院看到的《耶德曼》版本非常特殊，出自一位年轻的导演：巴斯蒂安·克拉夫特（Bastian Kraft）。克拉夫特一九八○年生于黑森州的格平根乡下。他曾在吉森市应用戏剧学院学习。他回忆说：“在那里，大学学习有很特殊的理念：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课程，像搭积木一样组合学习内容。很多在那里学习的人后来采用了集体创作形式，比如里米尼纪录。”关于吉森，克拉夫特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对剧场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辩论式（diskursiv）的切入方式。这对于批判性的分析是非常卓有成效的。但是对于表演来说，则是个阻碍。”最后，在老师格贝尔思（Heiner Goebbels）的鼓励下，克拉夫特最终选择了使用职业演员、使用文本的主流导演剧场的道路。“在那里学习两年之后，我知道自己要学的还是话剧导演。可是学校没有专业演员。吉森也没有演员学校。最后，我在吉森城市剧院做了硕士毕业导演作品，用那里剧团的演员。”
毕业后，他先去了维也纳城堡剧院（Wiener Burgtheater），为马丁·库合（Martin Kusej）等著名导演当助理。在做导演助理的第三个戏剧季，他来到著名的汉堡塔利亚剧院，导演了根据卡夫卡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这部作品是作为一个独自来做的。演员就是《耶德曼》的主演、塔利亚剧院的台柱子菲利普·霍奇迈尔（Philipp Hochmair）。这个演出取得了成功，克拉夫特也因此得到了一系列机会。二。一二年，他导演了克赖斯特的经典剧作《破罐记》，这是他在塔利亚的第一部大剧场导演作品。
克拉夫特喜欢在舞台上使用影像。他用所有的形式做实验：用一个演员叙述整个剧本、用四五个演员演绎一个角色等。作为年轻导演，他在尝试找到自己的形式语言。作为导演，他对被广泛讨论的心理现实主义是这样看的：“我断定，人不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容易被确定。我感觉人是一个矛盾体。如果一个演员说：‘我在上一场这么做了，所以这一场我就该确凿无疑地接着这么做。’这种武断是一种谬误，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这种对人的看法我觉得非常奇怪。”显然，克拉夫特对一致性感到怀疑。在《破罐记》中，每个角色都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相”，凭借自己对事件的想象，每个人都试图准确描述他看到的真相。 这次排演《耶德曼》，是塔利亚院长约亚西姆·鲁克斯（Joachim Lux）的又一个“命题作文”。院长提议用菲利普·霍奇迈尔这名优秀演员再次排一个独角戏。虽是源于院长的建议，但用一个演员来扮演《耶德曼》剧中的所有角色，这仍旧是从排演主题出发的选择，而并不是要为演员提供炫耀技巧的平台。在年轻导演克拉夫特看来，《耶德曼》是一个在充满危机的世界中追问人生意义的戏。他的视角是有道理的：霍夫曼斯塔尔当年为莱茵哈德写这个剧本，就已是一次对十五世纪宗教劝喻剧的戏剧构作改编，让古老的剧本摆脱了中世纪道德剧简单的劝善意图，直面那个物质文化发达但危机四伏的“盛世”。在这个剧本出来三年之后，一战爆发了。《耶德曼》成为了一场预言。而在今天，我们这个看似繁盛的和平盛世跟一百年前太相似了。因技术发达而愈发自大的人在物欲面前迷失了自我。人一层层剥开自己，却发现自己是一颗空心的洋葱。在人生之中，人在多个角色之间游走。只有在临死之前，人反省自问，才发现一切都只是虚空。而霍夫曼斯塔尔在原剧中诉诸的信仰，在今天也不复是人可以回归的港湾。因此在今天排这个一百年前的旧戏，有了很充分的理由；用一个演员扮演所有角色，也有了很充分的理由。
克拉夫特感觉，这个文本和他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他说：“我喜欢神秘剧的节日性和丰富性，喜欢它和剧场、宗教仪式的紧密关系。我是在一个小地方长大的，我的家庭也有天主教传统。在《耶德曼》中，布尔乔亚文学剧场的传统和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公众的节日文化。我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基本追问是怎样和这种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剧场的这个仪式维度让我着迷。教会和剧场的联系其实是很紧密的：它们都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人们都面对一场表演，同时也面对自己。”
克拉夫特为《耶德曼》的排演确立的主题，是人对自己、对身份认同的追问。在资本统治世界的光怪陆离的当下，社会主义的解体、个人主义的盛行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我身上。这是一种内省的目光。克拉夫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不断扮演角色。我把自己视为种种角色的组合。我的语言是从外面来的。我不认为人有属于自我的存在。”通过《耶德曼》的排演，克拉夫特在追问：“在我们今天这个泛理性的世俗世界中，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想要被拯救的这种想法对我来说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这么死去，没有意义地死去？每个人自己对生命的规划替代了宗教。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人在寻找自我认同，试图建立自我——‘我这个耶德曼，我到底是谁？’”
对于克拉夫特而言，剧场是个用一切艺术手段营造真实的地方。观众必须要参与进来，才能打破幻象。“人时刻在假扮，以前也是一样。”所以，克拉夫特觉得LadyGaga那样浓妆艳抹，反而是更加真实的态度，因为假扮这种行为本身被诚实地突出、承认了。而在资产阶级的戏剧剧场中，布尔乔亚道德宣称一种统一性，不敢撕破舞台幻象的那一层窗户纸，这反而是一种怯懦的自我欺骗。
在克拉夫特的排演中，菲利普·霍奇迈尔一人扮演了霍夫曼斯塔尔剧中所有的人物：管家、母亲、佣工、欠债人、情人、金钱，当然还有富翁耶德曼。霍奇迈尔手中拿着骷髅架，骷髅架的太阳穴里藏着一架摄像机。无论人如何行动，都逃不脱摄像机的注视。舞美体现了鲜明的波普风格。电子钟取代了钟表的指针，提醒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演出的第二天上午，笔者与这部戏的主演菲利普-霍奇迈尔漫步在天津街头。五大道满是拆迁的工地。在一座老式洋房的一楼门口，我们看到了一位老人家。她将大门漆成白色，上用黑墨书写五个大字：“还我营业房！”我们上前一问究竟。原来这是一位三世在此经营理发店的美发世家传人，在邻里颇有名气，现在却因这里要改建成旅游区而被迫搬迁。营业房内部已经拆成七零八落，和满是游客的繁荣街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街头，五一节的欢乐游人在各式各样的相机面前摆着夸张的pose。我们无语，也只有无力地对老人家说一声“祝您好运”。菲利普沉吟半晌，说道：“现在我发现《耶德曼》这个戏拿到中国演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耶德曼》是和萨尔斯堡艺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部特殊剧作。其剧作者霍夫曼斯塔尔（Hugo yon Hofmannsthal）和导演马克斯·莱茵哈德（Max Reinhardt）一起，在一九二○年夏天，在奥地利古城萨尔斯堡大教堂广场上，将这部原本源于十五世纪英国的宗教劝喻剧改造一新，呈现在一战之后疲惫、迷惘的奥地利人的面前。这部剧的首演日期——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是萨尔斯堡艺术节的诞生纪念日。从一九二六年之后，除了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几年之外，这部戏年年在萨尔斯堡艺术节上演，成了一种传统。
霍夫曼斯塔尔这部传世之作写于一九一一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年之前。当时的欧洲堪称是繁荣兴旺的太平盛世。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了那个表面上一片祥和的战前社会：“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
这一连串的“愈来愈”，生动地展现了霍夫曼斯塔尔写作（（耶德曼》时的时代精神。科学、技术、经济的发达使欧洲人对进步和上升充满了信心。“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限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然而，就在这个太平盛世中，危机悄然酝酿着。启蒙主义提倡的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成为逐利的工具。人与国的自信心都在急剧膨胀，变成了扩张的野心。很快，危机陡然来临，以萨拉热窝的枪声为号，世界陷入了一片灾难之中。
在危险悄悄积聚的时候，霍夫曼斯塔尔写了《耶德曼》这样一部奇特的作品，堪称是一响“警世钟”。这个剧本以十五世纪的宗教劝喻剧Everyman为蓝本，也参考了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一五四九年的《垂死富人之喜剧》和佩得罗·卡尔德隆（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的（（巴尔塔萨的晚宴》。这不是为乡村笃信天主教的无知者写的劝善剧，而是一部为城市观众写的寻找意义、警示世人的反思之作。在问世之初，这部作品就被讥嘲为“不合时宜”和“倒行逆施”，回到中世纪。然而，在那个只对进步、上升着迷的世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非常必要的。剧中描写的人对享乐主义的沉迷、人的自鸣得意，恰是世界性危机的根源。
导演马克斯·莱茵哈德在一战时就想举办萨尔斯堡戏剧节，上演《耶德曼》。终于，在一九二○年，在战后的饥饿、通货膨胀、一片惨景之中，在奥地利所经历的巨变（民主化）之中，《耶德曼》上演了。在萨尔斯堡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搭起了木板舞台。木板都是从萨尔斯堡的战俘营拿来的。演员也没有薪水。在莱茵哈德和霍夫曼斯塔尔看来，创办艺术节，上演《耶德曼》，是一项“和平事业”。从此，大教堂广场上，每年都要上演《耶德曼》。
中国观众在天津大剧院看到的《耶德曼》版本非常特殊，出自一位年轻的导演：巴斯蒂安·克拉夫特（Bastian Kraft）。克拉夫特一九八○年生于黑森州的格平根乡下。他曾在吉森市应用戏剧学院学习。他回忆说：“在那里，大学学习有很特殊的理念：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课程，像搭积木一样组合学习内容。很多在那里学习的人后来采用了集体创作形式，比如里米尼纪录。”关于吉森，克拉夫特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对剧场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辩论式（diskursiv）的切入方式。这对于批判性的分析是非常卓有成效的。但是对于表演来说，则是个阻碍。”最后，在老师格贝尔思（Heiner Goebbels）的鼓励下，克拉夫特最终选择了使用职业演员、使用文本的主流导演剧场的道路。“在那里学习两年之后，我知道自己要学的还是话剧导演。可是学校没有专业演员。吉森也没有演员学校。最后，我在吉森城市剧院做了硕士毕业导演作品，用那里剧团的演员。”
毕业后，他先去了维也纳城堡剧院（Wiener Burgtheater），为马丁·库合（Martin Kusej）等著名导演当助理。在做导演助理的第三个戏剧季，他来到著名的汉堡塔利亚剧院，导演了根据卡夫卡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这部作品是作为一个独自来做的。演员就是《耶德曼》的主演、塔利亚剧院的台柱子菲利普·霍奇迈尔（Philipp Hochmair）。这个演出取得了成功，克拉夫特也因此得到了一系列机会。二。一二年，他导演了克赖斯特的经典剧作《破罐记》，这是他在塔利亚的第一部大剧场导演作品。
克拉夫特喜欢在舞台上使用影像。他用所有的形式做实验：用一个演员叙述整个剧本、用四五个演员演绎一个角色等。作为年轻导演，他在尝试找到自己的形式语言。作为导演，他对被广泛讨论的心理现实主义是这样看的：“我断定，人不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容易被确定。我感觉人是一个矛盾体。如果一个演员说：‘我在上一场这么做了，所以这一场我就该确凿无疑地接着这么做。’这种武断是一种谬误，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这种对人的看法我觉得非常奇怪。”显然，克拉夫特对一致性感到怀疑。在《破罐记》中，每个角色都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相”，凭借自己对事件的想象，每个人都试图准确描述他看到的真相。 这次排演《耶德曼》，是塔利亚院长约亚西姆·鲁克斯（Joachim Lux）的又一个“命题作文”。院长提议用菲利普·霍奇迈尔这名优秀演员再次排一个独角戏。虽是源于院长的建议，但用一个演员来扮演《耶德曼》剧中的所有角色，这仍旧是从排演主题出发的选择，而并不是要为演员提供炫耀技巧的平台。在年轻导演克拉夫特看来，《耶德曼》是一个在充满危机的世界中追问人生意义的戏。他的视角是有道理的：霍夫曼斯塔尔当年为莱茵哈德写这个剧本，就已是一次对十五世纪宗教劝喻剧的戏剧构作改编，让古老的剧本摆脱了中世纪道德剧简单的劝善意图，直面那个物质文化发达但危机四伏的“盛世”。在这个剧本出来三年之后，一战爆发了。《耶德曼》成为了一场预言。而在今天，我们这个看似繁盛的和平盛世跟一百年前太相似了。因技术发达而愈发自大的人在物欲面前迷失了自我。人一层层剥开自己，却发现自己是一颗空心的洋葱。在人生之中，人在多个角色之间游走。只有在临死之前，人反省自问，才发现一切都只是虚空。而霍夫曼斯塔尔在原剧中诉诸的信仰，在今天也不复是人可以回归的港湾。因此在今天排这个一百年前的旧戏，有了很充分的理由；用一个演员扮演所有角色，也有了很充分的理由。
克拉夫特感觉，这个文本和他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他说：“我喜欢神秘剧的节日性和丰富性，喜欢它和剧场、宗教仪式的紧密关系。我是在一个小地方长大的，我的家庭也有天主教传统。在《耶德曼》中，布尔乔亚文学剧场的传统和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公众的节日文化。我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基本追问是怎样和这种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剧场的这个仪式维度让我着迷。教会和剧场的联系其实是很紧密的：它们都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人们都面对一场表演，同时也面对自己。”
克拉夫特为《耶德曼》的排演确立的主题，是人对自己、对身份认同的追问。在资本统治世界的光怪陆离的当下，社会主义的解体、个人主义的盛行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我身上。这是一种内省的目光。克拉夫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不断扮演角色。我把自己视为种种角色的组合。我的语言是从外面来的。我不认为人有属于自我的存在。”通过《耶德曼》的排演，克拉夫特在追问：“在我们今天这个泛理性的世俗世界中，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想要被拯救的这种想法对我来说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这么死去，没有意义地死去？每个人自己对生命的规划替代了宗教。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人在寻找自我认同，试图建立自我——‘我这个耶德曼，我到底是谁？’”
对于克拉夫特而言，剧场是个用一切艺术手段营造真实的地方。观众必须要参与进来，才能打破幻象。“人时刻在假扮，以前也是一样。”所以，克拉夫特觉得LadyGaga那样浓妆艳抹，反而是更加真实的态度，因为假扮这种行为本身被诚实地突出、承认了。而在资产阶级的戏剧剧场中，布尔乔亚道德宣称一种统一性，不敢撕破舞台幻象的那一层窗户纸，这反而是一种怯懦的自我欺骗。
在克拉夫特的排演中，菲利普·霍奇迈尔一人扮演了霍夫曼斯塔尔剧中所有的人物：管家、母亲、佣工、欠债人、情人、金钱，当然还有富翁耶德曼。霍奇迈尔手中拿着骷髅架，骷髅架的太阳穴里藏着一架摄像机。无论人如何行动，都逃不脱摄像机的注视。舞美体现了鲜明的波普风格。电子钟取代了钟表的指针，提醒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演出的第二天上午，笔者与这部戏的主演菲利普-霍奇迈尔漫步在天津街头。五大道满是拆迁的工地。在一座老式洋房的一楼门口，我们看到了一位老人家。她将大门漆成白色，上用黑墨书写五个大字：“还我营业房！”我们上前一问究竟。原来这是一位三世在此经营理发店的美发世家传人，在邻里颇有名气，现在却因这里要改建成旅游区而被迫搬迁。营业房内部已经拆成七零八落，和满是游客的繁荣街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街头，五一节的欢乐游人在各式各样的相机面前摆着夸张的pose。我们无语，也只有无力地对老人家说一声“祝您好运”。菲利普沉吟半晌，说道：“现在我发现《耶德曼》这个戏拿到中国演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