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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加分乱象丛生，使其逐渐偏离政策制定之初所追求的促进教育公平正义的理念。高考加分政策逐渐异化为权势阶层子女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敲门砖”，异化为“加分教育”和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异化为制造和加大东部、西部地区教育差距的“帮凶”，高考加分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规范高考加分政策，提升政策的权威性；建立高考加分项目听证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积极推进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积极推行素质教育，是对现行高考加分政策进行完善，使加分政策回归公平正义初衷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考加分政策 异化 公平正义 途径
高考加分政策是指中央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及高等学校，在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中根据考生的种族、身份、德智体表现、竞赛获奖、社会贡献等情形给予其高考分数优惠与照顾的行为规范。[1] 作为一种公共性政策，其微妙的变化都会触动千万考生及家长敏感的神经。近年来，高考加分乱象丛生，加分政策已从最初的打破或弱化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弊端，促进教育公平和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定位异化为权势阶层子女的“加分俱乐部”和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逐渐沦为“加分教育”的“罪魁祸首”，也因其危及教育公平而备受社会各界的争议。本文拟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合理性、异化的表现、高考加分政策回归教育公平的路径进行探讨。
一、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合理性
高考加分政策是针对高考“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的弊端提出的，尽管近年来高考加分资格或身份弄虚作假、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是无可非议的。它在制定之初是为了实现“分配正义”，体现令人信服的利益原则。[2] 所谓“分配正义”是指国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对处于弱势地位、环境的群体或个体进行差额补偿，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所谓“利益原则”是指综合考虑相关利益群体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利用相关的政策、措施，实现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均衡化。高考加分政策既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考生享受高等教育资源搭建了平台，也为特殊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推进搭桥铺路，为国家多元人才的培养披荆斩棘。总之，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在和实施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1.理论基础
罗尔斯在正义理论中把正义分为“形式的正义”“实质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三种。形式的正义就是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地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予以解释。[3] 实质的正义是指法律或制度本身符合社会正义原则，本身具有正义的特性。程序的正义是指制度或法律的执行过程遵循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正义理论非常关注社会制度的正义问题，把正义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首要尺度”，这种社会制度实质上是通过各种制度或措施改善最弱势或最不利群体的地位，实现社会最不利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论为我国通过高考加分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2.现实依据
首先，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执行符合我国国情。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其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权利等受到限制。为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现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促进社会、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全面繁荣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实行加分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其次，高考加分政策是维护教育、社会甚至国家的公平正义的需要。高考加分政策除了弥补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搭建接受良好教育的平台，还给特殊人才以鼓励，为偏才、怪才的发展提供机会，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推进，国家特殊人才的培养开辟道路。通过优惠和限制等手段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缩小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实质在于不让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4]
总之，通过高考加分政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地方、学校、学生等各方利益群体的均衡和协调发展，为学生成长成才，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推进，为地方人才的引进和经济发展，为国家实现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国家的安定团结开辟道路。
二、高考加分政策的异化
高考加分政策的异化是指政策的执行过程或执行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预定的目标，背离了教育公平正义的宗旨，并给政策对象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5]当前，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考加分政策出现了多方面的异化现象。
1.政策目标的异化
从政策目标取向来看，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补偿，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目前已逐渐异化为权势阶层子女寻求加分的特权，成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引进人才的手段。譬如，浙江省“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这种加分项目实质是考生家长之间钱权的竞争。为了给孩子争取加分的机会，不仅需要坚固的人际关系，而且还需要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就决定了此类加分项目只能成为权势子女升学的“敲门砖”，而普通考生只能望其项背。而各省市从本地经济发展和人才引进角度出发制定的高考加分“土政策”，项目繁多，加分幅度不一，例如河北省曾规定授予“教育世家”称号的教师直系子女报考师范院校的考生可加20分、飞行员早期培训基地初检合格考生可加10分 [6]，黑龙江规定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人员子女可享受加分等，这些“土政策”的制定，为某些部门提供了权利寻租的机会，使高考加分沦为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高考加分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挑战。
2.政策执行过程的异化
高考加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沦为“加分教育”和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高考素有“教育指挥棒”之称，对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高考加分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价值导向对教育的发展具有“草上之风必偃”之作用。高考作为一年一度的大考，是一种公平性相对较高的选拔性考试。但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使得考场并非获取分数的唯一场所，通过加分也能获得，这就为高考考场外的力量——父母钱权的较量，提供了加大的操作空间。在利益驱使下的权力寻租，教育腐败等应运而生，这无疑对高考的公平性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有的学校为了升学率、排名、收益等，设置加强班，专门开办特长生培训班，通过应试教育、强化训练等方式，大兴“加分教育”。在“加分教育”导向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一时会成为同龄中的佼佼者，获取高考加分资格，但并没有真正培养出具有创新性或特长的人才。而高昂的辅导、培训费，使得部分加分项目成为权势阶层子女的特权。更有甚者，通过钱权交易，伪造加分证书、身份等，例如频频爆出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或优秀学生证书造假。在利益驱使下滋生的教育腐败，使一些权势阶层子女通过“合法”的方式掠夺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严重损害了教育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3.政策执行结果的异化
由于高考加分政策目标的偏离、加分政策执行过程不严等，高考加分政策演变成扩大东部、西部地区差距的“帮凶”。受历史、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得西部地区教育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高考加分政策中的某些项目，例如全国科技创新大赛，高昂的费用，使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考生望尘莫及，加上某些学校招生本地化，向落后地区招生的名额非常有限，这就意味着较大部分落后地区的考生无法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与部分名校、名师无缘。高考加分政策以及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给本就落后于起跑线的考生以沉重一击。
“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应该有助于缩小而不是加剧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不平等。”[7] 基于社会公平视野，西部落后地区理应成为照顾、帮扶的对象，但是实际上在高考加分政策中受惠的大多是本就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考生，这无疑加大了东部、西部地区教育之间的差距，造成社会更加的不公平，这就与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促进教育公平相悖，没有真正做到“雪中送炭”。
三、高考加分政策回归正义性、公平性的路径
尽管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保证考试统一性的基础上兼顾到了学生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因此，高考加分政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让高考加分政策回归正义性与公平性，我们必须对现行高考加分政策进行完善。
1.规范高考加分政策，提升政策的权威性
规范高考加分政策实质上是政府教育决策的规范。教育部应规范各地的高考加分政策，尽可能地制定全国统一的加分标准，解决目前高考加分乱象丛生的问题。目前，由于教育权力的下放，各省市教育部门拥有一定的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权力，这导致高考加分政策“互相矛盾，上下不一”，针对高考加分项目、加分分值不一的现象，教育部应尽可能地制定统一的标准，各项加分政策最后由教育部审批决定。以公平性、公正性作为加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加分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不遗漏任何一个可加分的对象，杜绝给任何一个不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加分，杜绝钱权交易，避免对本就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或个人加分，避免“马太效应”在教育中的产生和蔓延。
2.建立高考加分项目听证制度
在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拥有部分加分政策制定的权力，制定了一些高考加分“土政策”，以服务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高考加分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关系着广大考生、家长、学校的切身利益，在加分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建立高考加分项目听证制度，广泛听取民众的心声，加强决策的民主性，制定合理加分政策，为解决目前高考加分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开辟道路。
3.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
部分高考加分政策由于缺乏刚性的指标，政策执行的弹性较大，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就导致相关权势阶层权利寻租现象的产生，为权势阶层子女大开“造假”加分的方便之门。面对加分政策的种种弊端，有人呼吁全面取消高考加分政策，从源头上杜绝教育腐败，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设立举报电话、成立监督小组等，督促各地执行政策过程的公开、公正，违反规定者给以曝光，并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将有利于遏制高考加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异化，有效地避免金钱和权力对高考加分政策和高考的染指，防止“多银（元）加分”“多权加分”的产生。
4.积极推进高等学校自主招生
推进高等学校自主招生，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它不仅实现了招生模式的多元化，而且在当前来不及对各项高考加分项目进行评估和清理的情况下，有利于分散高考加分政策的风险，有利于扭转政府各部门在高考加分政策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找到了制约高考加分腐败的法宝，高等学校自主招生也需要相应的监督和制约，以防止新的教育腐败的产生。
5.积极推行素质教育
当前，高考加分政策出现的异化、腐败现象与社会、学校、家长对高考的高期望不无关系。人们都把考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作为最佳的选择，努力追求升学率或是一本率、名校率，因此，为了达到人们心目中的期望，部分学生为了获取加分而“被特长”。事实上，获得高考加分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改善现有政策不足，促进教育、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只有当我们不再为了加分而去争相评优获奖、获取加分资格，相信靠自身的努力加实力就能获取回报时，我们才会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有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素质教育，让高考加分政策回归为弱势群体以补偿、为特殊人才培养以平台的初衷和本意，才能让家长不再为了孩子获取加分的条件而绞尽脑汁，让学生不再为了追求加分而“被特长”，让学校、教师不再为了升学率而大兴“加分教育”。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北碚，400715）
参考文献：
[1]罗立祝.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反思[J].考试研究，2008（3）.
[2]封旺洲，吴国贤，罗志银.高考加分政策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0）.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5]程家福，李瑛，董美英，等.资本侵蚀下高考加分政策的异化与回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20）.
[6]河北省招生委员会.2012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联考合格线划定[J].考试与招生，2012（2）.
[7]王怀章，朱晓燕.平等视角下的高考制度改革[J].湖北社会科学，2005（7）.
【关键词】高考加分政策 异化 公平正义 途径
高考加分政策是指中央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及高等学校，在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中根据考生的种族、身份、德智体表现、竞赛获奖、社会贡献等情形给予其高考分数优惠与照顾的行为规范。[1] 作为一种公共性政策，其微妙的变化都会触动千万考生及家长敏感的神经。近年来，高考加分乱象丛生，加分政策已从最初的打破或弱化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弊端，促进教育公平和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定位异化为权势阶层子女的“加分俱乐部”和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逐渐沦为“加分教育”的“罪魁祸首”，也因其危及教育公平而备受社会各界的争议。本文拟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合理性、异化的表现、高考加分政策回归教育公平的路径进行探讨。
一、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合理性
高考加分政策是针对高考“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的弊端提出的，尽管近年来高考加分资格或身份弄虚作假、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是无可非议的。它在制定之初是为了实现“分配正义”，体现令人信服的利益原则。[2] 所谓“分配正义”是指国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对处于弱势地位、环境的群体或个体进行差额补偿，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所谓“利益原则”是指综合考虑相关利益群体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利用相关的政策、措施，实现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均衡化。高考加分政策既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考生享受高等教育资源搭建了平台，也为特殊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推进搭桥铺路，为国家多元人才的培养披荆斩棘。总之，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在和实施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1.理论基础
罗尔斯在正义理论中把正义分为“形式的正义”“实质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三种。形式的正义就是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类似情况得到类似处理，有关的同异都由既定规范来鉴别，制度确定的正确规范被一贯地坚持，并由当局恰当地予以解释。[3] 实质的正义是指法律或制度本身符合社会正义原则，本身具有正义的特性。程序的正义是指制度或法律的执行过程遵循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正义理论非常关注社会制度的正义问题，把正义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首要尺度”，这种社会制度实质上是通过各种制度或措施改善最弱势或最不利群体的地位，实现社会最不利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论为我国通过高考加分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2.现实依据
首先，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执行符合我国国情。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其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权利等受到限制。为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现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促进社会、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全面繁荣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实行加分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其次，高考加分政策是维护教育、社会甚至国家的公平正义的需要。高考加分政策除了弥补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搭建接受良好教育的平台，还给特殊人才以鼓励，为偏才、怪才的发展提供机会，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推进，国家特殊人才的培养开辟道路。通过优惠和限制等手段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缩小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实质在于不让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4]
总之，通过高考加分政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地方、学校、学生等各方利益群体的均衡和协调发展，为学生成长成才，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推进，为地方人才的引进和经济发展，为国家实现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国家的安定团结开辟道路。
二、高考加分政策的异化
高考加分政策的异化是指政策的执行过程或执行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预定的目标，背离了教育公平正义的宗旨，并给政策对象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5]当前，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考加分政策出现了多方面的异化现象。
1.政策目标的异化
从政策目标取向来看，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补偿，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目前已逐渐异化为权势阶层子女寻求加分的特权，成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引进人才的手段。譬如，浙江省“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这种加分项目实质是考生家长之间钱权的竞争。为了给孩子争取加分的机会，不仅需要坚固的人际关系，而且还需要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就决定了此类加分项目只能成为权势子女升学的“敲门砖”，而普通考生只能望其项背。而各省市从本地经济发展和人才引进角度出发制定的高考加分“土政策”，项目繁多，加分幅度不一，例如河北省曾规定授予“教育世家”称号的教师直系子女报考师范院校的考生可加20分、飞行员早期培训基地初检合格考生可加10分 [6]，黑龙江规定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人员子女可享受加分等，这些“土政策”的制定，为某些部门提供了权利寻租的机会，使高考加分沦为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高考加分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挑战。
2.政策执行过程的异化
高考加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沦为“加分教育”和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高考素有“教育指挥棒”之称，对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高考加分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价值导向对教育的发展具有“草上之风必偃”之作用。高考作为一年一度的大考，是一种公平性相对较高的选拔性考试。但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使得考场并非获取分数的唯一场所，通过加分也能获得，这就为高考考场外的力量——父母钱权的较量，提供了加大的操作空间。在利益驱使下的权力寻租，教育腐败等应运而生，这无疑对高考的公平性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有的学校为了升学率、排名、收益等，设置加强班，专门开办特长生培训班，通过应试教育、强化训练等方式，大兴“加分教育”。在“加分教育”导向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一时会成为同龄中的佼佼者，获取高考加分资格，但并没有真正培养出具有创新性或特长的人才。而高昂的辅导、培训费，使得部分加分项目成为权势阶层子女的特权。更有甚者，通过钱权交易，伪造加分证书、身份等，例如频频爆出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或优秀学生证书造假。在利益驱使下滋生的教育腐败，使一些权势阶层子女通过“合法”的方式掠夺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严重损害了教育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3.政策执行结果的异化
由于高考加分政策目标的偏离、加分政策执行过程不严等，高考加分政策演变成扩大东部、西部地区差距的“帮凶”。受历史、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得西部地区教育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高考加分政策中的某些项目，例如全国科技创新大赛，高昂的费用，使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考生望尘莫及，加上某些学校招生本地化，向落后地区招生的名额非常有限，这就意味着较大部分落后地区的考生无法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与部分名校、名师无缘。高考加分政策以及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给本就落后于起跑线的考生以沉重一击。
“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应该有助于缩小而不是加剧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不平等。”[7] 基于社会公平视野，西部落后地区理应成为照顾、帮扶的对象，但是实际上在高考加分政策中受惠的大多是本就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考生，这无疑加大了东部、西部地区教育之间的差距，造成社会更加的不公平，这就与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促进教育公平相悖，没有真正做到“雪中送炭”。
三、高考加分政策回归正义性、公平性的路径
尽管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保证考试统一性的基础上兼顾到了学生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因此，高考加分政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让高考加分政策回归正义性与公平性，我们必须对现行高考加分政策进行完善。
1.规范高考加分政策，提升政策的权威性
规范高考加分政策实质上是政府教育决策的规范。教育部应规范各地的高考加分政策，尽可能地制定全国统一的加分标准，解决目前高考加分乱象丛生的问题。目前，由于教育权力的下放，各省市教育部门拥有一定的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权力，这导致高考加分政策“互相矛盾，上下不一”，针对高考加分项目、加分分值不一的现象，教育部应尽可能地制定统一的标准，各项加分政策最后由教育部审批决定。以公平性、公正性作为加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加分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不遗漏任何一个可加分的对象，杜绝给任何一个不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加分，杜绝钱权交易，避免对本就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或个人加分，避免“马太效应”在教育中的产生和蔓延。
2.建立高考加分项目听证制度
在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拥有部分加分政策制定的权力，制定了一些高考加分“土政策”，以服务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高考加分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关系着广大考生、家长、学校的切身利益，在加分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建立高考加分项目听证制度，广泛听取民众的心声，加强决策的民主性，制定合理加分政策，为解决目前高考加分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开辟道路。
3.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
部分高考加分政策由于缺乏刚性的指标，政策执行的弹性较大，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就导致相关权势阶层权利寻租现象的产生，为权势阶层子女大开“造假”加分的方便之门。面对加分政策的种种弊端，有人呼吁全面取消高考加分政策，从源头上杜绝教育腐败，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设立举报电话、成立监督小组等，督促各地执行政策过程的公开、公正，违反规定者给以曝光，并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将有利于遏制高考加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异化，有效地避免金钱和权力对高考加分政策和高考的染指，防止“多银（元）加分”“多权加分”的产生。
4.积极推进高等学校自主招生
推进高等学校自主招生，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它不仅实现了招生模式的多元化，而且在当前来不及对各项高考加分项目进行评估和清理的情况下，有利于分散高考加分政策的风险，有利于扭转政府各部门在高考加分政策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找到了制约高考加分腐败的法宝，高等学校自主招生也需要相应的监督和制约，以防止新的教育腐败的产生。
5.积极推行素质教育
当前，高考加分政策出现的异化、腐败现象与社会、学校、家长对高考的高期望不无关系。人们都把考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作为最佳的选择，努力追求升学率或是一本率、名校率，因此，为了达到人们心目中的期望，部分学生为了获取加分而“被特长”。事实上，获得高考加分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改善现有政策不足，促进教育、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只有当我们不再为了加分而去争相评优获奖、获取加分资格，相信靠自身的努力加实力就能获取回报时，我们才会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有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素质教育，让高考加分政策回归为弱势群体以补偿、为特殊人才培养以平台的初衷和本意，才能让家长不再为了孩子获取加分的条件而绞尽脑汁，让学生不再为了追求加分而“被特长”，让学校、教师不再为了升学率而大兴“加分教育”。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北碚，400715）
参考文献：
[1]罗立祝.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反思[J].考试研究，2008（3）.
[2]封旺洲，吴国贤，罗志银.高考加分政策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0）.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5]程家福，李瑛，董美英，等.资本侵蚀下高考加分政策的异化与回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20）.
[6]河北省招生委员会.2012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联考合格线划定[J].考试与招生，2012（2）.
[7]王怀章，朱晓燕.平等视角下的高考制度改革[J].湖北社会科学，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