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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出游是在几年前的夏天，我们一起去了青岛，跟料想的一样，整个过程里，我的妈妈始终都在抱怨，手里一直拿着一小罐酒精棉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抗拒与妈妈一起出游，甚至在出门前，我也始终在担心，接下来的那么多天朝夕相处，面面相觑，我们之间并没有像其他母女般的亲密感，我也很久没有与她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所以心里的忐忑和局促让我自己都惊讶。现在想来，这次出游就好像是还了一次多年来的债，让我在剩下的很多时间里可以心里得到些平静。说起来，我终于是陪着妈妈出去玩了一次，陪她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飞机。
与妈妈一起出游，是一定要报名旅行团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当过很多年的背包客，住过很多次的青年旅馆，自己攒了机票的钱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欧洲，辗转挤在各种朋友的屋子里用最少的钱玩乐。
她都知道这些，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未在她眼前发生过，所以她就只当作不知道。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艰难险阻，太多的欺骗，太多的暴力，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惟有旅行团是安全的，因为那是一个团体，妈妈习惯性地想与团体在一起。但是同时团体也让妈妈厌恶，她看不惯旅行团里的这个人那个人，从内心里来说，她讨厌与太多不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寒暄、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从进宾馆开始就把她的那一罐酒精棉花捏在手上。为了更舒适，我们已经报了很昂贵的团，住的也是非常好的宾馆，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的逻辑，那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那些浆洗过的毛巾和浴衣她全部都不用，一定要自己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洗漱用品拿出来，她觉得外面的东西很肮脏，她甚至不想用宾馆里的马桶，谁知道之前这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谁知道是谁用过这里的马桶和浴缸，她带着牙刷，杯子，数不清的纸巾，消毒药水，拖鞋，毛巾，睡衣，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刀枪不入。与她在一起住宾馆，我是绝对不能不穿睡衣就睡觉的，她觉得哪里都是脏的，包括床单，明明白到刺眼，她还是觉得是种威胁。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中度过的。她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只不过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行成了一种既定的秩序，长久以来都照着这样的秩序在运行，我便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她是绝对不会去银行的ATM机上取钱的，她觉得机器不安全，哪怕是取很小额的钱，她也要跑到银行去，站在柜台前面才行；买东西的时候，她也是绝对不会刷卡的，她还一直跟我唠叨叫我也不要刷卡，她说，你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刷走了你多少钱；再或者，家里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她却根本不愿意去请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害怕家里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也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这个人，这只会让她更累。于是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她，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把房子的钥匙都配给了小时工，无非是希望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才来打扫卫生，这样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一种打扰。我对外面的世界过分信任，简直是妈妈的极反面。
而妈妈的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她的生活环境，就被无限放大，她的所有警觉雷达都被打开，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每当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若需要买票，妈妈一定反复琢磨，她担心的并非这个景点值得不值得去，而是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钱，所有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仿佛都存于她的心中，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安全手册，时刻提醒着那些我所根本看不到的危险。晚上的海鲜大排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妈妈从来不会去那些看起来有点脏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终于脱离了团体，我带着她在商业区的马路上游荡，结果居然去吃了一家杭州菜，嗯，她只吃她吃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文革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我希望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
与妈妈一起出游，是一定要报名旅行团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当过很多年的背包客，住过很多次的青年旅馆，自己攒了机票的钱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欧洲，辗转挤在各种朋友的屋子里用最少的钱玩乐。
她都知道这些，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未在她眼前发生过，所以她就只当作不知道。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艰难险阻，太多的欺骗，太多的暴力，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惟有旅行团是安全的，因为那是一个团体，妈妈习惯性地想与团体在一起。但是同时团体也让妈妈厌恶，她看不惯旅行团里的这个人那个人，从内心里来说，她讨厌与太多不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寒暄、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从进宾馆开始就把她的那一罐酒精棉花捏在手上。为了更舒适，我们已经报了很昂贵的团，住的也是非常好的宾馆，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的逻辑，那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那些浆洗过的毛巾和浴衣她全部都不用，一定要自己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洗漱用品拿出来，她觉得外面的东西很肮脏，她甚至不想用宾馆里的马桶，谁知道之前这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谁知道是谁用过这里的马桶和浴缸，她带着牙刷，杯子，数不清的纸巾，消毒药水，拖鞋，毛巾，睡衣，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刀枪不入。与她在一起住宾馆，我是绝对不能不穿睡衣就睡觉的，她觉得哪里都是脏的，包括床单，明明白到刺眼，她还是觉得是种威胁。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中度过的。她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只不过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行成了一种既定的秩序，长久以来都照着这样的秩序在运行，我便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她是绝对不会去银行的ATM机上取钱的，她觉得机器不安全，哪怕是取很小额的钱，她也要跑到银行去，站在柜台前面才行；买东西的时候，她也是绝对不会刷卡的，她还一直跟我唠叨叫我也不要刷卡，她说，你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刷走了你多少钱；再或者，家里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她却根本不愿意去请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害怕家里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也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这个人，这只会让她更累。于是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她，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把房子的钥匙都配给了小时工，无非是希望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才来打扫卫生，这样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一种打扰。我对外面的世界过分信任，简直是妈妈的极反面。
而妈妈的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她的生活环境，就被无限放大，她的所有警觉雷达都被打开，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每当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若需要买票，妈妈一定反复琢磨，她担心的并非这个景点值得不值得去，而是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钱，所有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仿佛都存于她的心中，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安全手册，时刻提醒着那些我所根本看不到的危险。晚上的海鲜大排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妈妈从来不会去那些看起来有点脏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终于脱离了团体，我带着她在商业区的马路上游荡，结果居然去吃了一家杭州菜，嗯，她只吃她吃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文革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我希望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