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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27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前中国的经济国情已经、远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初。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审视新问题。
当前，中国在社会类型、市场机制、产业、资源、资本市场等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方面，明显地呈现出六大悖论现象，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制约着综合国力的提升。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的悖论
与整体性的单一社会类型不同，受改革开放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社会凸显出多种系统、多种技术时代并存的混合型社会特征。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与此相适应的是三种不同技术主导的经济的共存：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这种并存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现象，这也是今天中国需要面对的最基础的“新国情”。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还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悖论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
社会多元化分层。不仅同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而且不同经济系统中的人们的待遇、生活、心态也极其悬殊。社会分层增加国家政策制定的难度，也使得各阶层对国家发展战略、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出现差异。
城市和农村“割裂式”并存。中国城市较快发展的同时，乡村并没有实现“相适应地发展”。改革初期，农村工业蓬勃兴起，吸收了1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其后，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约1亿农村劳动者。但由于中国的乡村巨大，劳动力太密集，除了东部地区，内地农业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相对国内工业经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艰难。这一现实决定了“三农”问题将继续严重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基本上仍处于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阶段，需要解决的仍是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社会结构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混合型社会特征增加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社会治理机制是否有效、政策取向是否获得大多数认同、资源配置是否符合国情和经济规律，都将直接影响社会转型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产生引发社会冲突的风险。
国际惯例与中国特例的悖论
引进国外先进智力成果是国家现代化少走弯路的重要途径。审视27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两种盲目提倡与国际接轨、不顾中国特殊性的引进法亟需反思。
一种是盲目地引进国际惯例，忽视国际惯例的适应性，忽视“中国特例”。一些地方、部门或学者在推出或提倡某些改革举措时，往往言必称“国际惯例”。但分析这些所谓的国际惯例，许多实际上站不住脚。比如，近年来房地产泡沫论者支撑其泡沫观点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房价收入比是否超出4～6倍的国际惯例”，事实上，这一标准只是1989年香港大学Bertnand Re－ hand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部分观点，其完整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在1．8：1～5．5：1之间……在发展中国家，该数一般在4：1-6：1之间，当然也有例外”；另一种是奉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经典”、“前沿”，硬套于中国实际，忽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待世界先进智力成果的态度只能是：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盲目崇拜，只能借鉴。尊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寻求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奇迹”孕育了“中国经验”，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二，既不要让自己的发展跟先进的国际惯例脱节，也不要让国际惯例束缚了发展的手脚。接受不接受某种“惯例”，与各国发展阶段、体制特征、文化传统都有联系。国际惯例是否完全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理性甄别和扬弃，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而生吞活剥国外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国特例”，该接轨就接轨，该打破就打破，勇于破除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水土不服的国际惯例。
市场经济与官场经济的悖论
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自1978年发端，1992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20多年来，市场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其核心内涵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昭示：官场经济色彩仍很浓厚，市场经济发育得不够成熟。
官场经济是指政府部门主导资源配置权的经济。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一些地方政府仍是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主体、投资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掌握的资源配置权仍太多，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的官员来配置，资源配置权被异化成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
在官场经济背景下，涎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民营企业通过正当路径发展的可能性小，“靠近政府官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政治经济学”情结日盛。他们选择主动回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之下，积极向地方政府“寻租”，以便使自己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有利位置。不少私营企业主甚至成了行贿的主力军，“老板跟着官员一起倒”成为近几年反腐浪潮中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
产业发展的悖论
在产业发展规律上，“盲目扩张”的现象仍在加速演绎。比如，中国电解铝行业从 1999年开始迅猛发展，当年产量261万吨；到2001年上升到341万吨，中同首度从铝净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2002年产量上升到444．7万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铝国。此后，虽然国家发出电解铝行业出现重复建设的警示，但随着民营资本大举进入，这一产业仍是投资旺盛。中国几大电信运营企业的光缆线路总长度截至2004年底已达360万公里，总投资近1300亿元，而目前中国的光纤利用率仅约10％，仅此一项，大约有上千亿元的资产被闲置。
受盲目建设、低水平扩张影响，目前部分行业已到全面亏损边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电解铝行业的实际亏损面高达近 80％。
在产业国际比较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抓住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时机，加快建设世界性工业产品加工基地，迈向“世界工厂”，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瞄准知识经济，加快发展知识型产业。中国面对知识经济新趋势出现“战略慢拍”，自主创新的思想至今未得到实质性贯彻，走了一条跟随、模仿、引进，“用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技术鸿沟呈不断扩大趋势。
2004年8月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8万家大中型企业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企业投有一个专职研发人员。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所处的环节，从而决定了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地位，世界财富创造和评价的核心已转移到技术和信息。中国仍属于进口知识的国家，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只给外国打工，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企业成本中的“知识成本”很高。而发达国家卖给中国的主要是技术、金融、法律服务、软件等知识性产品。一台在中国生产的DVD机，批发价是40美元左右，但是中国必须要付20多美元的批准许可证费用给发达国家。
全球资源“获取力”的悖论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效应日趋显现，战略性资源约束日益突出，虽然资源获取的全球视野已经打开，但对全球资源的“获取能力”较弱。
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要随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的风险。中国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对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影响大但“影响力”薄弱。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遭受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三明治”：一头是境外对中国外贸企业所需能源、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战，一头是境外对国际市场和营销渠道的掌控。 中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原材料采购中没有从大市场、大购买中获益的现象，近几年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部分大宗原材料采购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至35％，其中铜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6％，大豆进口量占31．2％。而同期，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石油、铜价格波动幅度分别为73％和39％，大豆、玉米和棉花价格波动幅度分别为112％、76％和70％，主要品种价格均创出近10年甚至20年来的新高。
股市发展的悖论
中国股市发展凸显“结果悖论”和“原因悖论”，这也是观察中国股市的重要视点。
“结果悖论”表现为，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该是经济晴雨表的国内股票市场却呈反向运行，出现连续四年熊市的现象o，自2005年以来，中国股。市仍以“速跌”为主调，最近，上证综指还曾跌破1000点，引起一片惊慌。
“原因悖论”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资金流视角看，在中国经济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发展靠投资，而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经济快速增长在过去往往表现为银行贷款量大。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资功能在经济增长中几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既不可能影响，也不可能反映经济发展。
从股市主体视角看，一方面，持续多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催生了不少优秀的企业，但中国股市并没有把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全部涵盖进来，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也很难上市；另一方面，许多上市企业并不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上市的，背离主业和“以股谋私”的现象很普遍，使得中国股市仍然是资金推动型，而不是利润推动型，中国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润来决定。
统计显示，从1992年开始，中国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200多家发生过丑闻，比例接近20％。2004年以来国内上市公司的丑闻已经超过了40起，而就在2005年的第一个月中，上市公司丑闻更是频繁爆发，仅仅20个交易日中就有10名公司高管涉案。
“原因悖论”恰恰表明，“反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股市问题，而且成为观照中国经济生态本色的一面镜子：缺乏诚信的“圈钱文化”泛滥，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缺失，必要的监管乏力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和发展中国股市不能头痛医头，而应从打造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健康基础着眼，一点一滴地做起。
当前，中国在社会类型、市场机制、产业、资源、资本市场等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方面，明显地呈现出六大悖论现象，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制约着综合国力的提升。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的悖论
与整体性的单一社会类型不同，受改革开放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社会凸显出多种系统、多种技术时代并存的混合型社会特征。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与此相适应的是三种不同技术主导的经济的共存：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这种并存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现象，这也是今天中国需要面对的最基础的“新国情”。
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还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悖论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
社会多元化分层。不仅同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而且不同经济系统中的人们的待遇、生活、心态也极其悬殊。社会分层增加国家政策制定的难度，也使得各阶层对国家发展战略、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出现差异。
城市和农村“割裂式”并存。中国城市较快发展的同时，乡村并没有实现“相适应地发展”。改革初期，农村工业蓬勃兴起，吸收了1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其后，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约1亿农村劳动者。但由于中国的乡村巨大，劳动力太密集，除了东部地区，内地农业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相对国内工业经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艰难。这一现实决定了“三农”问题将继续严重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基本上仍处于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阶段，需要解决的仍是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社会结构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混合型社会特征增加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社会治理机制是否有效、政策取向是否获得大多数认同、资源配置是否符合国情和经济规律，都将直接影响社会转型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产生引发社会冲突的风险。
国际惯例与中国特例的悖论
引进国外先进智力成果是国家现代化少走弯路的重要途径。审视27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两种盲目提倡与国际接轨、不顾中国特殊性的引进法亟需反思。
一种是盲目地引进国际惯例，忽视国际惯例的适应性，忽视“中国特例”。一些地方、部门或学者在推出或提倡某些改革举措时，往往言必称“国际惯例”。但分析这些所谓的国际惯例，许多实际上站不住脚。比如，近年来房地产泡沫论者支撑其泡沫观点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房价收入比是否超出4～6倍的国际惯例”，事实上，这一标准只是1989年香港大学Bertnand Re－ hand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部分观点，其完整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在1．8：1～5．5：1之间……在发展中国家，该数一般在4：1-6：1之间，当然也有例外”；另一种是奉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经典”、“前沿”，硬套于中国实际，忽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待世界先进智力成果的态度只能是：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盲目崇拜，只能借鉴。尊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寻求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奇迹”孕育了“中国经验”，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二，既不要让自己的发展跟先进的国际惯例脱节，也不要让国际惯例束缚了发展的手脚。接受不接受某种“惯例”，与各国发展阶段、体制特征、文化传统都有联系。国际惯例是否完全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理性甄别和扬弃，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而生吞活剥国外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国特例”，该接轨就接轨，该打破就打破，勇于破除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水土不服的国际惯例。
市场经济与官场经济的悖论
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自1978年发端，1992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20多年来，市场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其核心内涵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昭示：官场经济色彩仍很浓厚，市场经济发育得不够成熟。
官场经济是指政府部门主导资源配置权的经济。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一些地方政府仍是事实上的资源配置主体、投资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掌握的资源配置权仍太多，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的官员来配置，资源配置权被异化成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
在官场经济背景下，涎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民营企业通过正当路径发展的可能性小，“靠近政府官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政治经济学”情结日盛。他们选择主动回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之下，积极向地方政府“寻租”，以便使自己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有利位置。不少私营企业主甚至成了行贿的主力军，“老板跟着官员一起倒”成为近几年反腐浪潮中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
产业发展的悖论
在产业发展规律上，“盲目扩张”的现象仍在加速演绎。比如，中国电解铝行业从 1999年开始迅猛发展，当年产量261万吨；到2001年上升到341万吨，中同首度从铝净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2002年产量上升到444．7万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铝国。此后，虽然国家发出电解铝行业出现重复建设的警示，但随着民营资本大举进入，这一产业仍是投资旺盛。中国几大电信运营企业的光缆线路总长度截至2004年底已达360万公里，总投资近1300亿元，而目前中国的光纤利用率仅约10％，仅此一项，大约有上千亿元的资产被闲置。
受盲目建设、低水平扩张影响，目前部分行业已到全面亏损边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电解铝行业的实际亏损面高达近 80％。
在产业国际比较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抓住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时机，加快建设世界性工业产品加工基地，迈向“世界工厂”，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瞄准知识经济，加快发展知识型产业。中国面对知识经济新趋势出现“战略慢拍”，自主创新的思想至今未得到实质性贯彻，走了一条跟随、模仿、引进，“用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技术鸿沟呈不断扩大趋势。
2004年8月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8万家大中型企业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企业投有一个专职研发人员。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所处的环节，从而决定了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地位，世界财富创造和评价的核心已转移到技术和信息。中国仍属于进口知识的国家，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只给外国打工，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企业成本中的“知识成本”很高。而发达国家卖给中国的主要是技术、金融、法律服务、软件等知识性产品。一台在中国生产的DVD机，批发价是40美元左右，但是中国必须要付20多美元的批准许可证费用给发达国家。
全球资源“获取力”的悖论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效应日趋显现，战略性资源约束日益突出，虽然资源获取的全球视野已经打开，但对全球资源的“获取能力”较弱。
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要随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的风险。中国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对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影响大但“影响力”薄弱。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遭受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三明治”：一头是境外对中国外贸企业所需能源、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战，一头是境外对国际市场和营销渠道的掌控。 中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原材料采购中没有从大市场、大购买中获益的现象，近几年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部分大宗原材料采购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至35％，其中铜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20．6％，大豆进口量占31．2％。而同期，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石油、铜价格波动幅度分别为73％和39％，大豆、玉米和棉花价格波动幅度分别为112％、76％和70％，主要品种价格均创出近10年甚至20年来的新高。
股市发展的悖论
中国股市发展凸显“结果悖论”和“原因悖论”，这也是观察中国股市的重要视点。
“结果悖论”表现为，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该是经济晴雨表的国内股票市场却呈反向运行，出现连续四年熊市的现象o，自2005年以来，中国股。市仍以“速跌”为主调，最近，上证综指还曾跌破1000点，引起一片惊慌。
“原因悖论”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资金流视角看，在中国经济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发展靠投资，而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经济快速增长在过去往往表现为银行贷款量大。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资功能在经济增长中几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既不可能影响，也不可能反映经济发展。
从股市主体视角看，一方面，持续多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催生了不少优秀的企业，但中国股市并没有把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全部涵盖进来，许多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也很难上市；另一方面，许多上市企业并不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上市的，背离主业和“以股谋私”的现象很普遍，使得中国股市仍然是资金推动型，而不是利润推动型，中国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润来决定。
统计显示，从1992年开始，中国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200多家发生过丑闻，比例接近20％。2004年以来国内上市公司的丑闻已经超过了40起，而就在2005年的第一个月中，上市公司丑闻更是频繁爆发，仅仅20个交易日中就有10名公司高管涉案。
“原因悖论”恰恰表明，“反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股市问题，而且成为观照中国经济生态本色的一面镜子：缺乏诚信的“圈钱文化”泛滥，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缺失，必要的监管乏力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和发展中国股市不能头痛医头，而应从打造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健康基础着眼，一点一滴地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