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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详尽论述了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的科学基点、逻辑线索和具体内容,这是马克思在哲学革命之后首次科学地提出社会发展三形态——依靠共同体阶段、采取物的形式进行统治阶段和真正共同体阶段。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社会形态; 实践;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A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0)01-0065-04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of the Three Forms in the Eye of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Rereading “The German Ideology”
WU Nan
(Xuzhou Medical College, Xuzhou 22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ree forms of scientific basis points, logic clues and specific conten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s been put forward the three forms ——to rely on the Community Stage, take the form of objects to rule stage and the stage of the real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social form; practice; Marx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历来有三形态和五形态之分,五形态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五种所有制社会”,三形态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都有明确论述。由于“五种所有制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处于显性位置,造成传统研究对其中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重视不够。其实马克思在哲学革命之后并没有放弃依据人的生存状况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只不过划分的标准已从“抽象的人”转变到“现实的人”。
一、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是划分社会形态的科学基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点的新唯物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为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实践概念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就曾经用实践理性来解释纯粹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康德把实践理性规定为伦理生活的“应该”。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外在的干预是没有用的,而要进入人类真实的历史过程,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和发展方向。黑格尔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悟出了劳动的哲学意义,在市民社会中,要实现个人劳动的价值,只有通过社会交换体系即市场才能满足。这样就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社会的总体性,通过劳动就变成可以理解的“为我之物”了。但黑格尔把劳动的本质规定为劳动中的自我意识即理性,并提高到社会存在基础的位置。所以黑格尔的社会历史不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过程,而是理性发展的结果。费尔巴哈明确反对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说明感性存在,并且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他在完成这种颠倒的同时,把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也抛弃了。他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来考察人,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人,而是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费尔巴哈也不是完全不讲实践,但他的实践仅仅限于消费的实践,或者是低贱的商贩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建立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他没有像旧哲学那样,要么把实践概念人本化,完全归入到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的框架中,要么把实践概念实体化,在旧哲学的理论层面上运转。而是把实践放在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实践一方面体现人对自然、社会的感性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体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实践的制约。马克思说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来的,他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23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动统一的生产活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未发生劳动异化的阶段、劳动异化阶段和扬弃劳动异化阶段。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划分的标准是抽象的类本质是否异化。“异化”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核心概念,属于旧哲学的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入到物质生产中寻找划分社会形态的客观依据。
从研究哲学形而上学回落到研究社会历史实践,马克思开始是以面向社会现实的斯密经济学为支撑。“分工”是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思相应地把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从异化转变为分工。“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25马克思通过“分工”把人类社会分为五种所有制社会,分别是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非实体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这是它高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地方,但在研究方法上,他却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就使得它只能看到社会发展的客体向度,深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沼而不能自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深化了市民社会批判,并彰显出社会发展的主体向度。
二、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的逻辑线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根据“分工”把人类社会分为五种所有制社会。但并不表明马克思就从此放弃了他一贯的关心人的立场,马克思只是放弃了那种从抽象的人、思辨的人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各阶段的唯心主义路径,转向科学地划分社会形态。“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这句名言开创了从物质生产关系来考察人和社会的科学路径。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按“分工”划分的五种所有制社会,但我们需要确证以人的存在状态划分社会形态的线索。
马克思在论述五种所有制社会的时候,同时隐含了以人的生存状态划分社会形态的逻辑线索。马克思在论述第三种所有制即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时说:“这种所有制象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代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1]27马克思明确指认这三种所有制社会实质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而且指出无论是古代所有制的奴隶还是封建所有制的小农奴,与共同体都是相对立的关系。这表明他研究的视角已经从“分工”转移到“人的存在”。
在第四种所有制社会即市民社会,马克思仍然主要沿用“分工”的思路,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在欧洲逐步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但其中也明确点出了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他说:“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工场手工业里,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1]64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旧的血缘或职缘共同体逐渐解体,原来固定的宗法关系,逐渐被新的金钱关系所代替。
在自然经济中,人的主要关系是依赖于共同体的宗法关系,是人直接依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个人自身。“所谓存在于个人自身,指的是它不在个人之外独立存在,而是和个人不可分离。”“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对这种联系的个人来说,不是变化的、可有可无的偶然联系,而是固定不变的必然联系。”[2]14可是在市民社会中,由于交换的产生,人们依靠的共同体逐渐地解体。人与社会也分离了,个人成为个人利益实现的主体,社会成为公共利益实现的主体。人与人直接的依赖关系,变成了以金钱为中介的间接的关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并没有放弃以人的存在状况来划分人类社会,而是把这种主体视角的划分坚实地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在社会形态划分这一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客体视角和从人的生存状态出发的主体视角第一次科学地融为一体。
三、社会发展三形态的具体内容
马克思在哲学革命之后首次科学地提出社会发展三形态——依靠共同体阶段、采取物的形式进行统治阶段和真正共同体阶段。
(一)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依靠共同体阶段
如果说马克思在论述五种所有制的同时,只是附带地透露出以人的生存关系划分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第四部分已经不是隐性地说明,而是明确地论述。马克思在论述这部分时,已经不是单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而是把主体的实践功能度,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并考察与共同体的关系,这是与各种人本主义不同的异质点。
人受自然界支配。马克思说:“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1]73这里马克思首先客观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而没有主观地设定一个“类本质”。在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只有受自然界支配。此时,农业是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直接来自自然界的土地是人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面对土地时,孤立的个人是无法占有并进行农业生产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指生物自身的生长,人的劳动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人依靠共同体。马克思在描述客观自然界之后,开始关注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在面对如此强大的自然界,并不是束手无策,要想从自然界获得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形成共同体,并紧紧的依靠共同体,各负其责,同舟共济。马克思说:“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结合在一起”。[1]73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是依赖于自己的努力和创造,而是依赖于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在部落所有制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就是血缘共同体中自然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分工以共同体中的贵族、平民、奴隶的区别为基础。贵族是共同体的统治者、领导者,这种身份直接导致他们就是公有土地的占有者,平民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是私有土地的占有者,奴隶是共同体中的最底层,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可见,人的本质属性是由他所在共同体的内在关系直接规定的。
统治依靠共同体。随着人口的增长,如何从社会整体上加以管理和统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1]73也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统治依赖于这个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直接关系。由于存在不同的共同体,所以交往主要指的是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于人与人之间是直接的依赖关系,共同体之间也不可能是物的交换关系,也只能是直接的依赖关系。而且这种依赖关系只能取决于共同体之间的力量对比,达成协议或者直接通过军事较量分出胜负。这样通过一个艰难和血腥的过程,就会产生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统治者通过这个共同体领导其他不同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建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不同王朝的更迭只不过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共同体之间的替换,整体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
(二)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采取物的形式统治阶段
马克思的根本目的是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而仅仅从“分工”的角度论述社会发展,只能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无法生发出对当下市民社会的深刻批判。马克思重点论述“采取物的形式统治阶段”,目的在于通过物役性的阐述,深刻地批判市民社会。
共同体的消解和物役性的加深。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交换的内容和形式的改变。从以往的人与自然的交换为主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为主,人们可以通过金钱进行交换得到自己生活必需品,这就动摇了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共同体开始消解。人与人的直接的依赖关系变成了以物为中介的间接的关系,人受自然支配变成了受物的统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1]73所谓交换,就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的相互让渡的活动与关系,交换能够顺利进行意味着交换双方无法生产对方能够生产的、但自己又需要的使用价值,或者生产的成本高于对方提供的价格。也就是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双方具有不同的物质生产能力,二是双方具有不同的物质需要。以前那个人与人之间没有物质生产能力差别的共同体就开始解体了。交换并不仅仅意味着物品的交换,更重要的是所有权的交换。共同体分化为不同所有者、不同利益主体是交换存在的前提,同时交换的产生和发展也加剧了这种分化。一旦交换开始兴起,社会分工就自然出现了。分工使原先具有多样能力、能从事各种具体劳动的“全面的人”变成了只具有某方面能力、从事各种具体劳动的“片面的人”,从而就使因为全面而彼此相似、相同的人,变为各不相似、相互区别的专业人。同时,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生产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产品的多样性,人的需要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样就加深了劳动能力的单一化与需要的多样化的矛盾。“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劳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1]73交换关系原本是生产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产物,现在却变成了生产的目的和奴役人、压迫人的手段。“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1]38伴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物役性的程度也逐渐加深。“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39
国家蜕变为虚幻的共同体。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们自给自足,人们的社会联系主要局限在共同体内部,所以主要由共同体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国家来调节,但这里的国家主要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的利益,所以调节社会整体运行的任务并不单单由国家负责,共同体始终是社会整体的不可或缺的代表。随着交换的兴起,社会整体的范围和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于建立在“物的联系”交换的基础上,人们联系的范围不再局限在与自己有着血缘、地缘、职缘关系的共同体内部,而是把一些以前不认识、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样社会整体的范围就大大超过了共同体。从社会整体的性质来看,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国家都依附于共同体,那么共同体既要实现个人利益,也要实现公共利益。而物的交换关系使具体劳动与社会劳动分离,个人与社会分离,个人成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主体,社会整体只能承担公共利益。这样社会整体就无法由维护双重利益的共同体来代表,国家只能脱离共同体单独承担。所以,“共同体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和破坏。一方面是个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主体,一方面是国家代替共同体,成为社会整体的代表。”[2]111
原来依附共同体的社会整体成为公共利益的主体,这个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共同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表现为虚幻的共同体”。[1]41由于分工造成的各个阶级在虚幻共同体的形式下进行各种真正的斗争,“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资产阶级要想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1]37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矛盾的、对立的一面,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还有联系的、依赖的一面。所以这里的关键是要通过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表象,发现其背后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进而发现剩余劳动,才能揭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物役性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通过物对人的奴役,来批判市民社会,并且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人与物的对立,而是首先肯定人与社会的分离是历史的必然。他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38其次,客观评价这种分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未来更高层次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必然要依靠人与社会分离阶段所创造出来的丰富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这种集中逐渐的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1]37最后,马克思指出这种交往方式“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但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一定会被别的交往方式所代替。“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67凭借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认识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物”的学问。这个“物”不是实实在在的物体,而是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物的关系层面上,是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马克思要打破这种怪圈需要另辟蹊径,从被物的关系遮蔽的人的关系、从人的实践着手。交换的起源和发展,无不是体现着人的需要和发展,人是目的,交换是手段。只是由于交换的发展——从交换价值到货币最后到资本,到了人与社会分离的这个阶段,反过来物统治人,好像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实这一切只是表象,客观规律也只是表象的客观规律,实质是社会关系首先是人的关系,由人的实践建构的。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将这种历史性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视为社会的天然形式,这是用虚假的经济物相遮蔽社会本质关系。这正是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3]267
(三)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真正共同体阶段
马克思在第二阶段着重批判了“虚幻的共同体”、人的活动受“劳动的积累”等物的统治以及人与社会的对立,在批判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同时,也揭示了“真正共同体”的具体内容。
物统治的活动转变为自主活动。“自主活动”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真正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两者在字面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很难区分。只有把两者回落到各自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各自的含义。从表面上看,“自由自觉的活动”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的静止的类本质,但它总体上仍然没有脱离人本主义异化和回归的逻辑,所以它仍然是一种哲学抽象。而这里的“自主活动”深深扎根于现实,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它们是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1]80自主活动是人的现实地改造外部世界具体的、历史的活动,它是一个不断在历史中确立和实现的过程。在市民社会中,自主活动表现为人类自身在大工业物质生产中凸显的一种现实可能性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逐渐摆脱物的束缚而占据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共产主义不再是通过否定之否定在主观逻辑之中实现,而是通过客观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现实中的必然。
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角度来论述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论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特征时,则通过人与社会统一的角度进行,不过这次两者不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统一,而是以联合起来的个人为基础的统一。“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79这样个人的活动就是社会的活动,不在受社会规定的范围的限制,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被我们控制的物质力量,“任何人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37在人的全面发展阶段,人们的社会联系以自由联合为基础,人的社会性和个性出现了新的特征。在这个阶段,个人在自由时间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创造,以全面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为目的建立人与人之间自由交往和联系。而且个人的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所以这时期的人与社会的同一不是以共同体为基础,而是以个性、以个人为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详尽论述了社会发展三形态的科学基点、逻辑线索和具体内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得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第一次真正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刘天喜.同一·分化·自由[M].北京:华夏文化出版社,2000.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社会形态; 实践;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A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0)01-0065-04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of the Three Forms in the Eye of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Rereading “The German Ideology”
WU Nan
(Xuzhou Medical College, Xuzhou 22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ree forms of scientific basis points, logic clues and specific conten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s been put forward the three forms ——to rely on the Community Stage, take the form of objects to rule stage and the stage of the real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social form; practice; Marx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历来有三形态和五形态之分,五形态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五种所有制社会”,三形态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都有明确论述。由于“五种所有制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处于显性位置,造成传统研究对其中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重视不够。其实马克思在哲学革命之后并没有放弃依据人的生存状况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只不过划分的标准已从“抽象的人”转变到“现实的人”。
一、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是划分社会形态的科学基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点的新唯物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为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实践概念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就曾经用实践理性来解释纯粹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康德把实践理性规定为伦理生活的“应该”。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外在的干预是没有用的,而要进入人类真实的历史过程,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和发展方向。黑格尔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悟出了劳动的哲学意义,在市民社会中,要实现个人劳动的价值,只有通过社会交换体系即市场才能满足。这样就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社会的总体性,通过劳动就变成可以理解的“为我之物”了。但黑格尔把劳动的本质规定为劳动中的自我意识即理性,并提高到社会存在基础的位置。所以黑格尔的社会历史不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过程,而是理性发展的结果。费尔巴哈明确反对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说明感性存在,并且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他在完成这种颠倒的同时,把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也抛弃了。他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来考察人,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人,而是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费尔巴哈也不是完全不讲实践,但他的实践仅仅限于消费的实践,或者是低贱的商贩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建立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他没有像旧哲学那样,要么把实践概念人本化,完全归入到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的框架中,要么把实践概念实体化,在旧哲学的理论层面上运转。而是把实践放在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实践一方面体现人对自然、社会的感性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体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实践的制约。马克思说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来的,他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23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动统一的生产活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未发生劳动异化的阶段、劳动异化阶段和扬弃劳动异化阶段。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划分的标准是抽象的类本质是否异化。“异化”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核心概念,属于旧哲学的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入到物质生产中寻找划分社会形态的客观依据。
从研究哲学形而上学回落到研究社会历史实践,马克思开始是以面向社会现实的斯密经济学为支撑。“分工”是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思相应地把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从异化转变为分工。“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25马克思通过“分工”把人类社会分为五种所有制社会,分别是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非实体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这是它高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地方,但在研究方法上,他却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就使得它只能看到社会发展的客体向度,深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沼而不能自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深化了市民社会批判,并彰显出社会发展的主体向度。
二、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的逻辑线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根据“分工”把人类社会分为五种所有制社会。但并不表明马克思就从此放弃了他一贯的关心人的立场,马克思只是放弃了那种从抽象的人、思辨的人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各阶段的唯心主义路径,转向科学地划分社会形态。“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这句名言开创了从物质生产关系来考察人和社会的科学路径。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按“分工”划分的五种所有制社会,但我们需要确证以人的存在状态划分社会形态的线索。
马克思在论述五种所有制社会的时候,同时隐含了以人的生存状态划分社会形态的逻辑线索。马克思在论述第三种所有制即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时说:“这种所有制象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代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1]27马克思明确指认这三种所有制社会实质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而且指出无论是古代所有制的奴隶还是封建所有制的小农奴,与共同体都是相对立的关系。这表明他研究的视角已经从“分工”转移到“人的存在”。
在第四种所有制社会即市民社会,马克思仍然主要沿用“分工”的思路,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在欧洲逐步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但其中也明确点出了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他说:“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工场手工业里,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1]64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旧的血缘或职缘共同体逐渐解体,原来固定的宗法关系,逐渐被新的金钱关系所代替。
在自然经济中,人的主要关系是依赖于共同体的宗法关系,是人直接依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个人自身。“所谓存在于个人自身,指的是它不在个人之外独立存在,而是和个人不可分离。”“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对这种联系的个人来说,不是变化的、可有可无的偶然联系,而是固定不变的必然联系。”[2]14可是在市民社会中,由于交换的产生,人们依靠的共同体逐渐地解体。人与社会也分离了,个人成为个人利益实现的主体,社会成为公共利益实现的主体。人与人直接的依赖关系,变成了以金钱为中介的间接的关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并没有放弃以人的存在状况来划分人类社会,而是把这种主体视角的划分坚实地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在社会形态划分这一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客体视角和从人的生存状态出发的主体视角第一次科学地融为一体。
三、社会发展三形态的具体内容
马克思在哲学革命之后首次科学地提出社会发展三形态——依靠共同体阶段、采取物的形式进行统治阶段和真正共同体阶段。
(一)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依靠共同体阶段
如果说马克思在论述五种所有制的同时,只是附带地透露出以人的生存关系划分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第四部分已经不是隐性地说明,而是明确地论述。马克思在论述这部分时,已经不是单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而是把主体的实践功能度,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并考察与共同体的关系,这是与各种人本主义不同的异质点。
人受自然界支配。马克思说:“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1]73这里马克思首先客观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而没有主观地设定一个“类本质”。在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只有受自然界支配。此时,农业是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直接来自自然界的土地是人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面对土地时,孤立的个人是无法占有并进行农业生产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指生物自身的生长,人的劳动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人依靠共同体。马克思在描述客观自然界之后,开始关注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在面对如此强大的自然界,并不是束手无策,要想从自然界获得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形成共同体,并紧紧的依靠共同体,各负其责,同舟共济。马克思说:“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结合在一起”。[1]73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是依赖于自己的努力和创造,而是依赖于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在部落所有制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就是血缘共同体中自然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分工以共同体中的贵族、平民、奴隶的区别为基础。贵族是共同体的统治者、领导者,这种身份直接导致他们就是公有土地的占有者,平民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是私有土地的占有者,奴隶是共同体中的最底层,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可见,人的本质属性是由他所在共同体的内在关系直接规定的。
统治依靠共同体。随着人口的增长,如何从社会整体上加以管理和统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1]73也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统治依赖于这个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直接关系。由于存在不同的共同体,所以交往主要指的是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于人与人之间是直接的依赖关系,共同体之间也不可能是物的交换关系,也只能是直接的依赖关系。而且这种依赖关系只能取决于共同体之间的力量对比,达成协议或者直接通过军事较量分出胜负。这样通过一个艰难和血腥的过程,就会产生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统治者通过这个共同体领导其他不同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建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不同王朝的更迭只不过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共同体之间的替换,整体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
(二)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采取物的形式统治阶段
马克思的根本目的是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而仅仅从“分工”的角度论述社会发展,只能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无法生发出对当下市民社会的深刻批判。马克思重点论述“采取物的形式统治阶段”,目的在于通过物役性的阐述,深刻地批判市民社会。
共同体的消解和物役性的加深。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交换的内容和形式的改变。从以往的人与自然的交换为主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为主,人们可以通过金钱进行交换得到自己生活必需品,这就动摇了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共同体开始消解。人与人的直接的依赖关系变成了以物为中介的间接的关系,人受自然支配变成了受物的统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1]73所谓交换,就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的相互让渡的活动与关系,交换能够顺利进行意味着交换双方无法生产对方能够生产的、但自己又需要的使用价值,或者生产的成本高于对方提供的价格。也就是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双方具有不同的物质生产能力,二是双方具有不同的物质需要。以前那个人与人之间没有物质生产能力差别的共同体就开始解体了。交换并不仅仅意味着物品的交换,更重要的是所有权的交换。共同体分化为不同所有者、不同利益主体是交换存在的前提,同时交换的产生和发展也加剧了这种分化。一旦交换开始兴起,社会分工就自然出现了。分工使原先具有多样能力、能从事各种具体劳动的“全面的人”变成了只具有某方面能力、从事各种具体劳动的“片面的人”,从而就使因为全面而彼此相似、相同的人,变为各不相似、相互区别的专业人。同时,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生产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产品的多样性,人的需要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样就加深了劳动能力的单一化与需要的多样化的矛盾。“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劳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1]73交换关系原本是生产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产物,现在却变成了生产的目的和奴役人、压迫人的手段。“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1]38伴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物役性的程度也逐渐加深。“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39
国家蜕变为虚幻的共同体。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们自给自足,人们的社会联系主要局限在共同体内部,所以主要由共同体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国家来调节,但这里的国家主要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的利益,所以调节社会整体运行的任务并不单单由国家负责,共同体始终是社会整体的不可或缺的代表。随着交换的兴起,社会整体的范围和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于建立在“物的联系”交换的基础上,人们联系的范围不再局限在与自己有着血缘、地缘、职缘关系的共同体内部,而是把一些以前不认识、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样社会整体的范围就大大超过了共同体。从社会整体的性质来看,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国家都依附于共同体,那么共同体既要实现个人利益,也要实现公共利益。而物的交换关系使具体劳动与社会劳动分离,个人与社会分离,个人成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主体,社会整体只能承担公共利益。这样社会整体就无法由维护双重利益的共同体来代表,国家只能脱离共同体单独承担。所以,“共同体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和破坏。一方面是个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主体,一方面是国家代替共同体,成为社会整体的代表。”[2]111
原来依附共同体的社会整体成为公共利益的主体,这个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共同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表现为虚幻的共同体”。[1]41由于分工造成的各个阶级在虚幻共同体的形式下进行各种真正的斗争,“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资产阶级要想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1]37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矛盾的、对立的一面,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还有联系的、依赖的一面。所以这里的关键是要通过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表象,发现其背后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进而发现剩余劳动,才能揭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物役性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通过物对人的奴役,来批判市民社会,并且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人与物的对立,而是首先肯定人与社会的分离是历史的必然。他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38其次,客观评价这种分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未来更高层次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必然要依靠人与社会分离阶段所创造出来的丰富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这种集中逐渐的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1]37最后,马克思指出这种交往方式“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但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一定会被别的交往方式所代替。“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67凭借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认识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物”的学问。这个“物”不是实实在在的物体,而是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物的关系层面上,是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马克思要打破这种怪圈需要另辟蹊径,从被物的关系遮蔽的人的关系、从人的实践着手。交换的起源和发展,无不是体现着人的需要和发展,人是目的,交换是手段。只是由于交换的发展——从交换价值到货币最后到资本,到了人与社会分离的这个阶段,反过来物统治人,好像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实这一切只是表象,客观规律也只是表象的客观规律,实质是社会关系首先是人的关系,由人的实践建构的。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将这种历史性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视为社会的天然形式,这是用虚假的经济物相遮蔽社会本质关系。这正是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3]267
(三)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真正共同体阶段
马克思在第二阶段着重批判了“虚幻的共同体”、人的活动受“劳动的积累”等物的统治以及人与社会的对立,在批判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同时,也揭示了“真正共同体”的具体内容。
物统治的活动转变为自主活动。“自主活动”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真正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两者在字面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很难区分。只有把两者回落到各自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各自的含义。从表面上看,“自由自觉的活动”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的静止的类本质,但它总体上仍然没有脱离人本主义异化和回归的逻辑,所以它仍然是一种哲学抽象。而这里的“自主活动”深深扎根于现实,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它们是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1]80自主活动是人的现实地改造外部世界具体的、历史的活动,它是一个不断在历史中确立和实现的过程。在市民社会中,自主活动表现为人类自身在大工业物质生产中凸显的一种现实可能性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逐渐摆脱物的束缚而占据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共产主义不再是通过否定之否定在主观逻辑之中实现,而是通过客观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现实中的必然。
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角度来论述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论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特征时,则通过人与社会统一的角度进行,不过这次两者不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统一,而是以联合起来的个人为基础的统一。“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79这样个人的活动就是社会的活动,不在受社会规定的范围的限制,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被我们控制的物质力量,“任何人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37在人的全面发展阶段,人们的社会联系以自由联合为基础,人的社会性和个性出现了新的特征。在这个阶段,个人在自由时间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创造,以全面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为目的建立人与人之间自由交往和联系。而且个人的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所以这时期的人与社会的同一不是以共同体为基础,而是以个性、以个人为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详尽论述了社会发展三形态的科学基点、逻辑线索和具体内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得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第一次真正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刘天喜.同一·分化·自由[M].北京:华夏文化出版社,2000.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