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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成为飘扬在中国上空的旗帜。但在这块鲜艳旗帜的下面,却是一个又一个坚硬的禁忌堆积起来的堡垒。30年中,张楚、刘日、吕日周、陈光、张锦明、宋亚平、王晓桦、罗崇敏、仇和、郭宝成,这些地方主政者,在探路中,或主动或被动地突破禁忌,爆破堡垒。影像在升腾,躯体却有弹痕。
这些掀起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地方改革者们如今安在?
被废黜的改革者
似乎是个宿命,扯起改革的大旗越早,所处的地区越落后,改革者越具悲剧性。这可包括曾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原平县县委书记、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
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张楚,这位上世纪80年代主政地方改革的第一位悲剧性人物。
1982年,面对穷得讨饭成风的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决意背水一战:在全国破天荒地把商业部门、粮站、供销社、食品店等国营单位由政府统一改为推向市场,个人承包,职工分流。
最终旧体制没能打破。在各方压力下,孤立无援的张楚被迫离开卓资回到北京,至今隐姓埋名。而之后的卓资县,机构和人员迅速反弹膨胀,恢复如初。
同样不幸的是在河北无极县掀起改革大浪的刘日。
这个已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刘日,1985年担任无极县县委书记的时候年仅37岁,是河北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1990年,著名作家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使刘日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明星官员。
当荣耀降临刘日身上,他也就成了很多人的对立面。1993年刘日离开无极,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同年在地市合并中,具有年龄优势的刘日成为8个正副专员中唯独一个未进入石家庄市新班子的人。之后,刘日被调剂到省农业开发办公室任副主任。期间,中央一度建议河北重用刘日,但刘日未改变其旁观者的寂寞身份。2003年起,刘日进入教育战线。现在,51岁的刘日每天忙碌在自己简陋的河北行政学院办公室里。
现任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的吕日周的想法来源于他的孤独体验。
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3年之后,他使穷困的原平县财政收入“膨胀”至周边12个县的总和。
但随之,有人开始挑拨地委主要领导和吕日周的关系,有关方面先后派出100多人调查吕日周问题。
1989年,吕日周担任朔州第一任市长,却在当选市长的8个月后被突然免职调回省城,在省体改办工作,一呆就是10年。2008年退任省政协副主席后,吕日周又成立挂靠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山西改革创新研究会,以会长身份到各地调研、作报告,重点研究改革创新案例。
“看淡了”的改革者
现山东菏泽市市委书记陈光、四川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社会科學院院长宋亚平,均是因当初的基层改革而得到保护性提拔,但历经“险恶”的他们有种疲惫和淡然。
虽然办公桌上放着“越艰苦的人生越精彩,越困难的事业越壮丽”的座右铭,陈光还是在自己的散文中感慨:“10年辛苦,10年沧桑,菏泽的经济发展了,我的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1997年,陈光戴着“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官”的头衔来到山东最穷的地方。1997年菏泽1/3的国有企业被“送了出去”,陈光因此又得了“陈送光”的绰号。此后,在菏泽的近10年里,这个曾经和吕日周、仇和齐名的改革者,一度沉寂了下来。
在改革明星中,张锦明主持的改革最具有挑战性。
2002年,机会再次来到张锦明面前,这年她就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于是张锦明的民主试验,从遂宁的乡镇长直选推进到党代表、党委书记的直选上。在雅安的6年,利用女性的柔性和机遇的捕捉力,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政府、政协、人大、党委,几乎所有可以尝试的改革点,张锦明均已涉及。
与仇和、吕日周等具有鲜明强人主导色彩的改革所激起的大幅反弹不同,张锦明认为自己遇到的阻力或争议是一种潜在的,但又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多次博弈后,张锦明不得不在一些方面退却。体现党内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分离的党代会监督委员会在雨城区运行3年后悄悄取消。
现在,张锦明认为自己“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她感到快乐并热衷的是参加“爱心世界”小组活动。空闲时小组就聚在一起,张锦明穿着休闲服和年轻人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少年就读书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口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宋亚平在思考和演讲时,调动资源最多的仍是自己在咸安政改的心得。
近5年中,宋亚平推出了14项改革,端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但咸安的风雨让宋亚平已经精疲力尽,“我现在主要是诠释和宣传党的政策,一般不大去想自己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宋亚平说。
坚守的改革者
与宋亚平们不同,在风雨的洗礼下,仍有一部分坚守的改革者,他们依然那么个性鲜明,执著前行,不管职位变化与否。
现今,王晓桦还是县委书记,只不过已于2009年2月由河北邯郸市成安县平调到河北邯郸市大名县。
2009年,在河北扩权县中,多数县委书记级别提为副厅级,王晓桦仍是正处。
王晓桦“以政促经”获得了成功,成安成为邯郸东部县的第一名。
“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在基层党委政府里是带有普适性的经验”,凡遇媒体采访,王晓桦总是尽力解释自己不是特立独行。
搞“通透式”办公,王晓桦承认不可能没人骂。但王晓桦不在乎:“你想选择左右逢源,没有的事。”
平级调任后,风格依旧的改革者还有罗崇敏。
38岁才当副科长,50岁便已是正厅级干部的罗崇敏,2007年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继续让属下跟不上速度。
2008年罗崇敏让省教育厅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全厅处级、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
“从我身上,你能看到一个中国地方官员推行自下而上、触及体制的改革,能走多远。”罗崇敏把自己当作客体来审视。
罗崇敏还有一个别人很难撵上的速度:30岁才念初中,40多岁拿到博士文凭,但现在已有18本专著。
与王晓桦、罗崇敏不一样,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坚守。
陕西省神木县不是东部县市,却先于东部实施了两个“免费”。一个是12年免费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费、杂费、课本费、住宿费、电教费全免,每人每天还有3.5元的生活补贴。另一个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即住院起付线和封顶线办法,乡级定点医院起付线为200元/人次,县级定点医院400元/人次,县外定点医院3000元/人次。起付线以下部分由患者自付,超过起付线范围内金额,县内定点医院按照管理办法给予全免,县外定点医院除各种检查外,按70%给予报销。每人每年报销封顶为30万元。
“两个免费”的操刀手就是郭宝成。“谁敢说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郭宝成将自己绑在了一架战车上。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环境,郭宝成不得不反复用“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12年免费教育,这道免费的午餐好过‘满汉全席’”这些话语丰满了自己的旨趣和决心。
仇和也在坚守改革。而其以省委常委之身,在省会城市试验改革,则更具有中国地方改革的风向标意义。
52岁的仇和比其他改革者都幸运。1996年担任江苏沭阳县县委书记后,宿迁市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市委书记等职务是拾阶而上。其他的9个改革人物,没有能升到省委常委的。但仇和也不幸,社会对他的评价自始至终是两极化:青天或者酷吏。
仇和上任昆明市委书记不久,“全民经商”“侵犯个人隐私问题”“不符合《劳动法》”“强逼拆迁”“卖医院”“卖学校”“富民县一号文件”“瞌睡门事件”“城中村改造”“女宣传部长不敢穿高跟鞋”“昆明的改革是在搞‘人治’”等争议像在宿迁一样,又开始铺天盖地的缠身。
在不动摇“快、狠、无私”仇和式行政风格的同时,仇和开始听取吕日周等朋友的建议,积极与媒体沟通澄清。
2009年11月17日,仇和登上“云岭大讲坛”。针对舆论认为昆明是在搞“大跃进”,仇和解释,如果没有把握,谁也不会拿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搞试验。而对于“卖医院、卖学校”的说法,仇和回应自己从来没有卖过学校和医院。
看到改革者们总是独自一人面对各种压力和质疑,吕日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现存的体制性缺陷: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
吕日周想用自己的力量,为那些仍在权力位置上的改革者正名助威,“因为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吕日周说。 摘自《时代邮刊》
这些掀起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地方改革者们如今安在?
被废黜的改革者
似乎是个宿命,扯起改革的大旗越早,所处的地区越落后,改革者越具悲剧性。这可包括曾是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原平县县委书记、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
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张楚,这位上世纪80年代主政地方改革的第一位悲剧性人物。
1982年,面对穷得讨饭成风的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决意背水一战:在全国破天荒地把商业部门、粮站、供销社、食品店等国营单位由政府统一改为推向市场,个人承包,职工分流。
最终旧体制没能打破。在各方压力下,孤立无援的张楚被迫离开卓资回到北京,至今隐姓埋名。而之后的卓资县,机构和人员迅速反弹膨胀,恢复如初。
同样不幸的是在河北无极县掀起改革大浪的刘日。
这个已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刘日,1985年担任无极县县委书记的时候年仅37岁,是河北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1990年,著名作家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使刘日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明星官员。
当荣耀降临刘日身上,他也就成了很多人的对立面。1993年刘日离开无极,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同年在地市合并中,具有年龄优势的刘日成为8个正副专员中唯独一个未进入石家庄市新班子的人。之后,刘日被调剂到省农业开发办公室任副主任。期间,中央一度建议河北重用刘日,但刘日未改变其旁观者的寂寞身份。2003年起,刘日进入教育战线。现在,51岁的刘日每天忙碌在自己简陋的河北行政学院办公室里。
现任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的吕日周的想法来源于他的孤独体验。
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3年之后,他使穷困的原平县财政收入“膨胀”至周边12个县的总和。
但随之,有人开始挑拨地委主要领导和吕日周的关系,有关方面先后派出100多人调查吕日周问题。
1989年,吕日周担任朔州第一任市长,却在当选市长的8个月后被突然免职调回省城,在省体改办工作,一呆就是10年。2008年退任省政协副主席后,吕日周又成立挂靠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山西改革创新研究会,以会长身份到各地调研、作报告,重点研究改革创新案例。
“看淡了”的改革者
现山东菏泽市市委书记陈光、四川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社会科學院院长宋亚平,均是因当初的基层改革而得到保护性提拔,但历经“险恶”的他们有种疲惫和淡然。
虽然办公桌上放着“越艰苦的人生越精彩,越困难的事业越壮丽”的座右铭,陈光还是在自己的散文中感慨:“10年辛苦,10年沧桑,菏泽的经济发展了,我的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1997年,陈光戴着“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官”的头衔来到山东最穷的地方。1997年菏泽1/3的国有企业被“送了出去”,陈光因此又得了“陈送光”的绰号。此后,在菏泽的近10年里,这个曾经和吕日周、仇和齐名的改革者,一度沉寂了下来。
在改革明星中,张锦明主持的改革最具有挑战性。
2002年,机会再次来到张锦明面前,这年她就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于是张锦明的民主试验,从遂宁的乡镇长直选推进到党代表、党委书记的直选上。在雅安的6年,利用女性的柔性和机遇的捕捉力,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政府、政协、人大、党委,几乎所有可以尝试的改革点,张锦明均已涉及。
与仇和、吕日周等具有鲜明强人主导色彩的改革所激起的大幅反弹不同,张锦明认为自己遇到的阻力或争议是一种潜在的,但又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多次博弈后,张锦明不得不在一些方面退却。体现党内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分离的党代会监督委员会在雨城区运行3年后悄悄取消。
现在,张锦明认为自己“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她感到快乐并热衷的是参加“爱心世界”小组活动。空闲时小组就聚在一起,张锦明穿着休闲服和年轻人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少年就读书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口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宋亚平在思考和演讲时,调动资源最多的仍是自己在咸安政改的心得。
近5年中,宋亚平推出了14项改革,端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但咸安的风雨让宋亚平已经精疲力尽,“我现在主要是诠释和宣传党的政策,一般不大去想自己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宋亚平说。
坚守的改革者
与宋亚平们不同,在风雨的洗礼下,仍有一部分坚守的改革者,他们依然那么个性鲜明,执著前行,不管职位变化与否。
现今,王晓桦还是县委书记,只不过已于2009年2月由河北邯郸市成安县平调到河北邯郸市大名县。
2009年,在河北扩权县中,多数县委书记级别提为副厅级,王晓桦仍是正处。
王晓桦“以政促经”获得了成功,成安成为邯郸东部县的第一名。
“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在基层党委政府里是带有普适性的经验”,凡遇媒体采访,王晓桦总是尽力解释自己不是特立独行。
搞“通透式”办公,王晓桦承认不可能没人骂。但王晓桦不在乎:“你想选择左右逢源,没有的事。”
平级调任后,风格依旧的改革者还有罗崇敏。
38岁才当副科长,50岁便已是正厅级干部的罗崇敏,2007年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继续让属下跟不上速度。
2008年罗崇敏让省教育厅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全厅处级、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
“从我身上,你能看到一个中国地方官员推行自下而上、触及体制的改革,能走多远。”罗崇敏把自己当作客体来审视。
罗崇敏还有一个别人很难撵上的速度:30岁才念初中,40多岁拿到博士文凭,但现在已有18本专著。
与王晓桦、罗崇敏不一样,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坚守。
陕西省神木县不是东部县市,却先于东部实施了两个“免费”。一个是12年免费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费、杂费、课本费、住宿费、电教费全免,每人每天还有3.5元的生活补贴。另一个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即住院起付线和封顶线办法,乡级定点医院起付线为200元/人次,县级定点医院400元/人次,县外定点医院3000元/人次。起付线以下部分由患者自付,超过起付线范围内金额,县内定点医院按照管理办法给予全免,县外定点医院除各种检查外,按70%给予报销。每人每年报销封顶为30万元。
“两个免费”的操刀手就是郭宝成。“谁敢说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郭宝成将自己绑在了一架战车上。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环境,郭宝成不得不反复用“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12年免费教育,这道免费的午餐好过‘满汉全席’”这些话语丰满了自己的旨趣和决心。
仇和也在坚守改革。而其以省委常委之身,在省会城市试验改革,则更具有中国地方改革的风向标意义。
52岁的仇和比其他改革者都幸运。1996年担任江苏沭阳县县委书记后,宿迁市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市委书记等职务是拾阶而上。其他的9个改革人物,没有能升到省委常委的。但仇和也不幸,社会对他的评价自始至终是两极化:青天或者酷吏。
仇和上任昆明市委书记不久,“全民经商”“侵犯个人隐私问题”“不符合《劳动法》”“强逼拆迁”“卖医院”“卖学校”“富民县一号文件”“瞌睡门事件”“城中村改造”“女宣传部长不敢穿高跟鞋”“昆明的改革是在搞‘人治’”等争议像在宿迁一样,又开始铺天盖地的缠身。
在不动摇“快、狠、无私”仇和式行政风格的同时,仇和开始听取吕日周等朋友的建议,积极与媒体沟通澄清。
2009年11月17日,仇和登上“云岭大讲坛”。针对舆论认为昆明是在搞“大跃进”,仇和解释,如果没有把握,谁也不会拿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搞试验。而对于“卖医院、卖学校”的说法,仇和回应自己从来没有卖过学校和医院。
看到改革者们总是独自一人面对各种压力和质疑,吕日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现存的体制性缺陷: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
吕日周想用自己的力量,为那些仍在权力位置上的改革者正名助威,“因为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吕日周说。 摘自《时代邮刊》